气象科学固有的不精确性意味着，我们无从肯定地预测当前走的这条路会导致气温升高2摄氏度还是10摄氏度。我们也无从确切地知道，即使气温陡然上升，是否会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麻烦，抑或导致“文明末日”的来临。
正是因为这种令人发憷的灾难后果（不论其有多么遥远），才使得全球变暖问题成为公共政策中最亟待解决的议题。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气候变暖将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那么这个问题就成了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也就相当于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减少碳排放将带来的益处，是否比为此投入的成本更大？如果等着在未来再减少碳排放，情形是否会更好？抑或，如果我们恣意污染地球，并在全球变暖的进程中学会生存，是否也行呢？
经济学家马丁?威茨曼分析现有的最完善的气候模型后得出结论，未来面临十分糟糕情形的概率为5%，届时温度将升高10摄氏度之多。
当然，由于预测的是不确定性因素，所以结果就更为不确定。那么，在全球将面临重大灾难的概率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应投入多大的成本来应对它呢？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Stern）曾就全球变暖问题为英国政府撰写了一份百科全书式的报告，他给出的建议是：我们每年应将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拿出1.5%来应对这个问题。从现今看，也就是要为此投入1.2万亿美元。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知道，人们一般都不愿为了应对未来问题而花费大量的钱财，尤其当这种未来问题发生的概率如此之低时。我们也可以静观其变，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在将来的某天我们或许有更好的方案，其成本要比我们现在低很多。
就经济学家而言，其所受训练使之足够冷血，因而能悠闲地坐下来，镇定地讨论有关全球性灾难的利弊权衡问题，然而相比之下其他绝大多数人对此就没有那么镇定了。对于未知的情形，大多数人都会作出过度的反应，表现为不同的情绪，例如恐惧、责备、麻木不仁，等等。此外，未知情形扰人心烦的一点还在于，会让我们联想到最糟糕的情形。（想想上次那个寂静的夜晚，你听到卧室外面令人恐怖的脚步声。）全球变暖可能导致的最恐怖的情形，绝对与《圣经》中的描述无异：海平面上升，高温炼狱，灾难频发，地球混沌无序。
因此，阻止全球变暖的运动热情已俨然上升到宗教高度，也就容易理解了。这种运动的核心思想是，人类继承了一尘不染的伊甸园，却因为污染了它而罪孽深重，所以为了使人类免于万劫不复的灾难，我们就必须为此受苦受难。詹姆斯?洛夫洛克或许可被视为这种信仰的教皇，他写出来的忏悔文字，就像礼拜仪式中人们吟诵的祷文一样，让人感觉亲切，共鸣感自然也会油然而生：“我们挥霍资源，过度污染地球……要做到可持续发展，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当下要做的就是可持续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