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鑫龙这样一说，经理当然没话可说，只好发扬民主，召集大家开会，把问题交给大家讨论。
本来黄鑫龙是临时工，这样的会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是，本次会议的议题是黄鑫龙提出的，而且还要靠他具体实施，所以经理做主，破例让黄鑫龙参加，并让他当着大家的面把想法说清楚。
经理这样做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经理不贪功，没有把黄鑫龙的好建议化为己有，另一种解释是经理是怕但责任的人，怕这个建议说出来之后遭到大家的反对，或将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比如货品放在营业部里丢了一部分，经理身上的责任会轻一些。果然，会上确实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不是嫌办公室拥挤，而是说这样做不符合仓库保管制度，并问万一货品在营业部丢了，谁负责？
经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拿眼睛盯着黄鑫龙，那意思是：你提的建议，你回答。
说实话，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如果黄鑫龙回答说“我负责”，那么万一人家问：“你拿什么负责？你怎么负得了这个责？”他该怎么说呢？毕竟，黄鑫龙只是一个临时工呀。
好在黄鑫龙事先已经想到别人会提这个问题，所以，当时黄鑫龙并没有直接回答万一丢了货品谁负责的问题，而是说营业部里只储备一天的货，即便发生那种万一的情况，损失也可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黄鑫龙这样回答之后，那个反对的人就接着问：“你怎么知道哪一天正好要多少货呢？”
黄鑫龙拿出一个记事本，翻开，指着上面的数字说：“我不敢保证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但大致每天多少还是知道的。这里有上两个月的发货记录，平均一算大致知道哪种货每天大概多少。八九不离十吧。”
这时候，经理明确地点点头，表示支持黄鑫龙的想法。
《上市公司》二(8)
然而，正当黄鑫龙以为这件事情就要通过的时候，有一个好心的大姐提出一个问题。她说：“一点值班费不给恐怕说不过去吧。就是学雷锋，每年3?15学习一天还差不多，天天学怎么行？”
大姐这样一说，大家笑起来，包括刚才提反对意见的那个人都笑起来，会场气愤顿时轻松许多。可是，黄鑫龙没有笑，也并没有感到轻松，他从大姐客气的提问中隐隐约约闻出一种味道，是那种不信任的味道。说到底，他是临时工，大家对他多少还是有点不放心，担心他天天学雷锋背后的动机。
黄鑫龙说，让他一个人晚上看管这么多货物确实不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可以跟商城的保安协调一下，没有经理的签子，晚上下班之后任何人不得从本营业部提货，这样，即使发生偷盗或打劫的情况，货品也不会出商城，确保货品的安全。
黄鑫龙这样一说，刚才提值班费和学雷锋的那个大姐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赶快强调她不是这个意思，而真是觉得不给一点值班费不公平。
黄鑫龙说谢谢，说他确实不需要值班费，说他现在在外面租房子住，如果天天值班，还省了房租，也算是为他节省开支了，所以，他真的不要值班费。
大概是那位大姐被黄鑫龙的真诚感动了，或者为了表示她确实不是对黄鑫龙不放心，所以，黄鑫龙这样解释之后，大姐第一个表示同意。
这时候，经理用眼光扫视大家，问还有没有不同意见。见没有什么意见，就开始布置大家腾出一间办公室，用做营业部小仓库和黄鑫龙的值班室。从此，黄鑫龙就做起了仓管兼运输兼值班的工作。后来据黄鑫龙自己对肖仲明说，累是累一点，但越累心里越踏实，越累，越说明他在营业部的工作没有人可以替代，说明他越安全。
“再说，”黄鑫龙说，“我跟他们不一样，营业部要是垮了，他们由政府安排，我怎么办？我上哪里再找一个做外贸的单位干？”
肖仲明去营业部看过，很羡慕，觉得黄鑫龙一个人住那么大一个营业部比肖仲明他们那么多人住一个大工棚强多了。后来，肖仲明主动把自己用的三轮车借给黄鑫龙，让他在营业部和仓库之间搬运货品用。肖仲明说他这个三轮车也就是每天早上卖菜的时候用一下，其他时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每天借给黄鑫龙用，用完之后不用他送回去，肖仲明每天晚饭后自己来取，顺便还能在营业部的卫生间里痛痛快快冲个澡，然后高高兴兴干干净净地骑着三轮车回到工地去。
许多年之后，当黄鑫龙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而肖仲明也成为集团公司下属的物业管理公司总经理之后，两个人在一起谈论过去，谈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孝仲明说，这要看什么时候，现在，是看见公司的股票天天往上涨最幸福，而当年，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冲个澡就是幸福，甚至比现在看着股票涨还要幸福。
《上市公司》二(9)
春节，黄鑫龙回老家，为老父亲带了一整条三五牌香烟。但正因为是一整条，老父亲舍不得拆，说拆了可惜，还是留着给你叔吧，叔帮过你，做人不要忘恩负义。
黄鑫龙回到深圳后，对肖仲明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流了眼泪，说他很后悔没有多带几条烟。
肖仲明说，你带十条他也舍不得拆。
黄鑫龙说，这就是父亲呀！
父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教给了黄鑫龙许多关于做人的基本道理。比如父亲说做人不要忘恩负义，要与人为善，能帮人时且帮人，做人要勤快，不要偷懒，不要怕吃亏，吃亏就是福等等。黄鑫龙当上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之后，也上过西方关于企业管理的课程，从这些课程上，他学到一条最基本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定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黄鑫龙惊呼，这不就是父亲吃亏是福的另一种表述嘛！既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反过来，天下也就没有白吃的亏，是父亲的理论，吃亏是福啊！
正是父亲的教诲，让黄鑫龙树立了甘愿吃亏的精神。所以，他才能主动不要值班费，主动承担仓库里面一切重体力劳动，主动既当仓管又当搬运还兼义务值班，这一切看来都是主动吃亏的事情，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亏，正是他吃了这些亏，所以他才在供销进出口营业部站稳了脚，所以他才最终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他一个临时工，在一个适当的机会来临的时候，才顺利地当上了营业部的经理，主持营业部全面工作。这是黄鑫龙后来能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最关键的一步。
在营业部内储存少量货品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营业部的服务，提高了营业部的营业额，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营业部的状况。当时营业部的基本状况是人心浮动。不仅职工人心浮动，就是经理甚至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供销社领导都人心浮动。他们总认为供销社早晚要撤消，与其等到将来被遣散，不如趁早自己寻出路。所以，当时整个营业部包括经理在内，几乎没有一个人有长期打算，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把心思放在业务发展上，而是得过且过，能过就过，糊弄着能发出工资维持营业部不倒闭就行了，私下里，几乎人人都把心思放在如何寻找一个更好单位去混一个更好位置行。事实上，在黄鑫龙来营业部之前，营业部乃至整个供销社系统内一些工作能力强的、活动能力大的、有背景的，早已经自谋出路调到更有发展前景工作稳定的好单位去了，而且这些人到了别的单位之后，果然经济收入提高，前途光明，心情愉快，又起到了师范作用，使那些留在原单位上班的人心态更加不稳定，更希望早日离开这个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狗屁单位。半年之后，机会再次来临。这一次，深圳市政府机构做出重大调整，特区内一分为四，由原来的一个罗湖区变成四个管理区，每个管理区都按一级政府的标准配备班子和各职能管理部门，一时间，深圳的干部形成青黄不接的局面，市人事局和各管理区及蛇口工业区人事部门打破常规，一改干部调动要先发商调函，再发调档函，最后才发调令的烦琐做法，直接带上调令到内地省市，见到合适的，当场阅档案，如果没原则问题，就地签发调令，办理干部人事关系和户口迁移手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来就在深圳特区内的供销社系统干部，根本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了，握着单位介绍信就可以直接到自己中意的单位报到。可以这么说，当时整个供销营业部甚至整个供销社系统几乎所有的干部全部都为自己寻得了理想位置，包括营业部经理和供销社主任副主任，留下来的，不是没有干部身份的普通职工就是家属工或临时工。如此，新的问题出现了，营业部怎么办？剩下的职工怎么办？
《上市公司》二(10)
这时候，一个人物浮现了，这个人就是黄鑫龙。
首先，由于黄鑫龙甘愿多做工作多吃亏的精神赢得了营业部内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信任；其次，在大家人心浮动纷纷为自己找出路的时候，只有黄鑫龙一个人全心全意地为营业部踏实工作，或者说，只有他一个人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工作上，放在营业部的业务发展上，因为他十分清楚，营业部是他的全部希望，营业部垮了，他就流落街头，所以，只有他最希望营业部好；第三，有干部身份的或虽然没有干部身份但稍微有点能力的人都另谋出路去了，留下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家属工临时工，相对来说，还就是黄鑫龙这个曾经在供销系统干过售货员的退伍军人相对出众了。于是，历史非常偶然但也包含着某种必然地把黄鑫龙推上了营业部实际负责人的位置。
事实上，早在营业部经理正式调走之前，他就把一部分管理性工作交给黄鑫龙了。比如考勤，以前有一个当会计的女同志代管考勤，后来该会计调到更好的单位去了，经理就让黄鑫龙负责考勤。或许经理这样安排仅仅是从方便工作考虑的，因为黄鑫龙住在营业部里面，自己绝对不会迟到或早退，由他负责考勤最方便最少出差错，但考勤的人也负责核对病假事假条，直接与每个人的工资和奖金挂钩，所以考勤员的职位虽然不大，但权力不小，黄鑫龙实际上已经参与管理了。后来，当经理要正式调走的时候，上面要他推荐一个临时负责人，经理想都没想就推荐了黄鑫龙，因为除了黄鑫龙，经理实在找不出还有其他更合适的人。用经理当时的话说，现在一棵树的枣子就黄鑫龙一个是红的，再没有其他人能比了。就这样，在经理正式调离之后，黄鑫龙成了这个供销进出口营业部的临时负责人。至于从临时负责人转成正式负责人，则更与他老父亲的教诲有直接的关系。
在黄鑫龙担任临时负责人的时候，仓库里一名家属工生孩子，本来作为家属工，在营业部效益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产假是可以停发工资的，但黄鑫龙想着父亲教诲的要与人为善，能帮人是且帮人，所以就照样给这名家属工发放了工资，而且，当有人对此提意见的时候，他还做工作，说如今城市人只生一个孩子，一辈子就请一次产假，不容易，她的那份工作我替她做了就是。这话传到女工的耳朵里，自然感动得要死，没想到该女工的一个亲戚是主管部门领导，听了女工的念叨之后，对黄鑫龙的印象相当不错，又从其他途径打听了一下，更是一片赞誉，在不可能从外面再调一名干部来营业部的情况下，有意任命黄鑫龙为营业部正式经理。不过，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黄鑫龙原工作单位必须做一些配合工作，至少要放挡案，而且还要有一个鉴定。
《上市公司》二(11)
黄鑫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本来就是一个小售货员，自动辞职后，不销毁档案就天大人情了，哪里还能为他出具调动手续和写鉴定？
不过，那个被他关照过的女工态度积极，有心要帮一帮黄鑫龙，所以极力劝他回去看看，实在不行再另想办法。
黄鑫龙不好意思辜负人家的一片好心，于是就回去了。就当是回去看看父母。
当然，也带了三五香烟，并且还特意把其中的一条拆散了，免得老父亲又舍不得拆。
父亲抽着烟，听黄鑫龙把这次回来的意思讲了。
“找你叔。”父亲说。
这时候，人民公社已经撤消，回复乡政府，原公社领导一个被查出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提拔上来的，属于“三种人”，下台，另一个不是“三种人”，而且有背景，所以趁人民公社恢复乡的机会挪个好位置，调到县里当交通局长去了，这样，本家叔叔就意外地当上了副乡长，不再是“光头干部”了。父亲带着黄鑫龙去见本家叔叔。不用说，带了两条三五香烟。如果仅仅是这次带两条三五香烟，那么已经是副乡长的本家叔叔还真不一定看得上，问题是，在父亲的教诲下，前几次黄鑫龙从深圳回来的时候，每次都孝敬过本家叔叔一整条三五烟，而当时本家叔叔的干部前面还没有带长，还是“光头干部”，黄鑫龙也没有任何事情求他，所以，本家叔叔相当高兴，不但自己抽了，而且还把三五香烟拿到公社大院到处散，或者说是到处炫耀，炫耀自己的本家侄子黄鑫龙在深圳出息了，不仅能买得起三五香烟，而且还知道拿三五香烟孝敬他。抽烟的人当然抽得好说得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你那个本家哥哥忠厚，他儿子也孬不了。所以，这次黄鑫龙父子来了把情况一说，本家叔叔想都没想，一口答应。
“这是好事情呀！”本家叔叔说，“你也不占乡里指标，不就是说两句好话做个顺水人情嘛。我看问题不大，周书记的侄子去当兵，临走的时候抓紧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是我给办的。”
既然副乡长说问题不大，那就真问题不大，供销社和乡政府的关系是鞋拔子和鞋刷子的关系，出个证明写个鉴定发个档案并不需要花费多少成本，真正属于举手之劳，谁都愿意做顺水人情而不愿意得罪人。
当然，如果认真审核起来，黄鑫龙的挡案和身份肯定多少都有些问题，但当时全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区，更是摸不到石头也敢过河，特殊情况下，没有档案的在深圳重新建立档案的情况也有，何况黄鑫龙这样有档案有证明有组织鉴定的，自然也就特事特办调到深圳来了。如此，黄鑫龙就被正式任命为营业部经理，完成了成长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
《上市公司》二(12)
黄鑫龙正式上任之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成立公司，二是推行新的经营管理模式。
成立公司没有费多少周折。随着改革的深入，这时候成立公司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和容易了，再说，当时主管部门虽然没有明说，但肯定早就把原供销社系统这个不合时宜的摊子当成了包袱，现在“包袱”自己要成立公司，相对独立，当然支持，所以，黄鑫龙很顺利地在“供销进出口营业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公司。在注册公司的时候，工商部门要求加花名，也就是要在进出口公司前面至少要加上两个字，黄鑫龙不想继续沿用“供销”这两个字，不好听，而且意思不通，但一时间又想象不出更合适的名字。
“就叫‘鑫龙’。”肖仲明在一旁建议。
黄鑫龙听了没做声，但他显然意识到这样不好。虽然他现在是营业部经理，成立公司后，他就是公司法人代表，他说了算，但是，公司的性质仍然是国营单位，不是他黄鑫龙私人的企业，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公司的名字不妥当。
黄鑫龙对肖仲明笑笑，表示理解，但并不表示按他的意见做。肖仲明现在虽然还没有进入营业部，但已经说好了，一旦成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公司，黄鑫龙就会安排他进公司上班，所以，现在肖仲明还只是黄鑫龙的朋友，而不是黄鑫龙的部下，黄鑫龙对肖仲明还比较客气，即便不同意他的提议，也仍然笑笑。可肖仲明不知道，他以为黄鑫龙笑笑就是表示欣赏和赞同的意思，于是又继续说了这名字的一大堆好处。说“鑫”是三个金字加在一起，比“金”还富贵，“龙”表示权力和地位，真龙天子，龙的传人，等等，就差没有说黄鑫龙正因为叫了这个名字才当上经理了。
黄鑫龙继续笑，但仍然没有接受肖仲明这个建议的意思。不过，经肖仲明这么一唠叨，黄鑫龙自己也觉得“鑫龙”这个名字确实不错，如果自己不叫“黄鑫龙”，还真可以考虑新成立的公司用这个名字，但现在自己已经叫这个名字了，公司就绝对不能再叫这么名字。那么，黄鑫龙想，是不是可以取其义呢？变一个说法呢？比如说“鑫”是，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同音字代替？再比如说“龙”，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另外一个意思接近的字代替呢？这么想着，黄鑫龙就想到了“新天地”这个名字。道理嘛，非常简单，“新”和“鑫”同音，听起来一样，看上去也不俗气，而“龙”表示权力和地位，表示真龙天子，表示威力无比，而“天地”可以包容一切，比单独一个“天”字大，比“龙”更大，所以，用“天地”替代“鑫龙”不仅完全可以表达相同的意思，而且几乎一点看不出个人色彩，也比较好听，与“新东方”、“新鸿基”相媲美。于是，黄鑫龙决定用“新天地”做公司的花名。报请主管部门之后，也没有提出任何意义，如此，“深圳新天地进出口公司”就正式成立了。成立之后，黄鑫龙没有食言，把肖仲明安排进来，接替他自己当年的工作，管仓库。从此，肖仲明也不用睡工棚了，而是一个人享受一个比营业部更大的大仓库。
《上市公司》二(13)
公司成立后，黄鑫龙接着就推行了一种新的经营管理模式。
要说这个新的经营管理模式，也是被硬逼出来的。
前面说过，当时经营部有点能力的人早就另谋出路了，要不然也轮不到黄鑫龙当经理，那么，公司靠什么生存？做业务，尤其是做进出口业务，光靠工作态度和工作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的业务知识，比如外语知识和报关知识，还必须有一定的业务渠道，尤其是海外的业务渠道，而且黄鑫龙通过长时期与进出口接触已经了解到，海外的业务渠道是认人的，不认单位，以前的业务员走了，业务关系也就跟着走了，而新的业务关系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当时黄鑫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招聘人才。可真正掌握进出口业务渠道的人才谁愿意到他这里来呢？黄鑫龙说破了嘴皮，除了招聘到一个学英语的两个学外贸的和一个学会计的人之外，并没有招聘到一个真正有业务渠道的人。当然，这些学外语的学外贸的和学会计的人也是公司需要的，可毕竟只是辅助人员，并不能直接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而黄鑫龙当时最需要的，恰恰就是那种能立刻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的人。怎么办？当时黄鑫龙急得团团转。他不希望自己一成立公司就发不出工资，更害怕公司刚一成立就倒闭。说实话，黄鑫龙甚至有些后悔了，后悔自己不知深浅就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后悔自己成立了公司。如果不成立公司，营业部不独立，实在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还有一个哭爹喊娘的地方，现在成立公司了，独立了，就得完全依靠自己了，连哭爹喊娘的权力都没有。只有在这个时候，黄鑫龙才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权力和责任的对等，才感受到一种自己从来没有体味过的巨大压力。
黄鑫龙是要脸的人，自己饿肚子还好说，让整个公司的人一起陪着自己饿肚子，不如自己找个地缝钻下去算了。说实话，最困难的时候，黄鑫龙连死的念头都有。能动用的社会关系都动用了，可他一个乡下人，哪里有多少能帮他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关系呢？肖仲明倒愿意为他两肋插刀，可解决公司的生存与发展不是打架，光靠两肋插刀没用。最后，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经肖仲明提醒，黄鑫龙再次求助远房舅舅赖散之。
“你舅舅不是做进出口生意的吗？干吗不去找他？说不定他能帮帮你呢？”肖仲明说。
黄鑫龙听了先是一愣，然后是苦笑。他有苦说不出。那年黄鑫龙找肖仲明借手表的时候，对肖仲明说过他有一个舅舅在深圳做进出口生意，并说自己是向舅舅借钱才剃头洗澡换衣服的，但不知道是多少有些虚荣心的原因还是觉得没必要讲那么清楚的原因，当时黄鑫龙并没有说所谓的舅舅是远房舅舅，所谓的进出口生意是走私勾当，现在肖仲明提醒他去找做进出口生意的舅舅，黄鑫龙确实有些有苦说不出。
《上市公司》二(14)
不过，肖仲明的话多少还有些启发作用，虽然只是远房舅舅，虽然所从事的是非法进出口业务，但远房舅舅也是舅舅，非法的进出口生意也是进出口生意，人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胆子比平常大，脸皮也比平常厚。最后，黄鑫龙还是决定试试，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度去求三癞子了。
黄鑫龙安慰自己，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公司。一想到是为整个公司，就感觉没那么丢脸了。
虽然平常来往不多，虽然自打黄鑫龙把欠三癞子的钱还了之后就几乎没有再来过，但毕竟是亲戚，毕竟是一个地方来深圳的人，这中间还有许多其他亲戚和同乡在两边串着，所以，赖散之对黄鑫龙的情况还基本了解的。三癞子知道黄鑫龙如今成了一家国营进出口公司的经理，很自豪，也很得意，经常把黄鑫龙当成香烟，叼在嘴边上，以此说明他自己很讲义气，也很有眼力，早看出这个远房外甥有出息，所以当年才把他从老家带到深圳来，所以来了之后才一直关照他等等，因此，今天黄鑫龙一来看望他，赖散之简直有些受宠若惊，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专门接待，异常热情。
两个人先是说了一些家常话，说黄鑫龙老父亲命苦，没有熬到今天，否则，见到黄鑫龙今天的成就，一定非常开心等等，说得黄鑫龙眼睛湿湿的，差点就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当然，最后黄鑫龙还是想起来了，把自己当前的处境对远房舅舅说了，并虚心讨教解决公司当前问题的办法。
赖散之一听，马上说：“你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吗？”
黄鑫龙不解。看着这个远房舅舅。
“你不是有进出口许可证嘛，”赖散之继续说，“还有一定的外汇指标吗？”
黄鑫龙点点头，承认是。
“这是什么？”赖散之问。
黄鑫龙回答不出来，继续看着赖散之。
“这就是钱。”赖散之说。
黄鑫龙脑袋稍微往边上侧了一点，似乎明白了一些，但显然没有明白透。
“你把这些东西给我，我保证把你们的人全养了。”赖散之进一步说。
黄鑫龙当然不能把这些东西全给三癞子，再说这些东西也不是他说给就能给的，不过，他似乎更加明白一些，明白这些东西是值钱的，或者说，这些东西是能带来钱的。
“给您当然不行，”黄鑫龙说，“合作可以。”
“怎么合作？”赖散之问。
“我不懂，”黄鑫龙说，“听舅舅的。”
“我用你的这间公司做生意，赚了钱两个人分，怎么样？”赖散之开条件了。
《上市公司》二(15)
黄鑫龙听了心里一惊，像是乡村土中医突然读到了黄帝内经，但是，他并没有立刻答应，怕三癞子拿了他的许可证做违法生意，如果那样，那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于是眼珠子一转，说事关重大，容我回去考虑考虑。
还没有回到公司，在路上，黄鑫龙就考虑出眉目来了。
既然三癞子看好我手中的进出口许可证和外汇额度，说明这东西一定有用，至于怎么用，黄鑫龙想，我不了解，但可以问呀，可以请教内行呀，可以边干边学习呀。
回到公司，黄鑫龙马上就想好了三套策略。第一，立刻召集几个新招聘的大学生开会，听取他们对公司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从中学习一些有益的东西；第二，先与三癞子小合作一笔，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坚决掌握在自己手里，资金往来也走公司帐号，赚钱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看他们怎么操作，偷着学点东西；第三，继续招聘，条件是利润分成，三七开，公司七，业务员三，如果业务员自己能调剂外汇，五五开，如果业务员不但能调剂到外汇指标，而且还自己解决资金问题，则倒三七开，业务员个人七，公司三。
如此三招一出，情况马上改变，不仅黄鑫龙基本上从外行变成了内行，而且公司业务突飞猛进，好多有业务渠道的业务员不请自到，纷纷跳槽到他这里来，甚至有直接从他们楼上跳到楼下来的。
黄鑫龙也越做越精，边干边学，制度也越来越完善。还学会了不用资金也能做出口业务的办法，比如让对方开信用证，然后拿信用证到这边的银行抵押贷款，行话叫“贴现”，这样，公司只要动用很少一点资金，就能开展很大一笔业务。还利用当时特区出口退税与内地出口退税的差异，吸引内地做进出口业务的单位在他们这里做业务，赚代理费，等等，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最后，以前从这里出去的业务员也找上门来，要求调回来。
由于采用了新的经营方式，自然也就带来了新的管理模式。黄鑫龙说自己根本不懂管理，这话当然是谦虚，但也是事实。事实上，黄鑫龙确实不懂管理理论，但懂得管理实践。这个实践就是，怎么做有利于业务的开展，他就采纳什么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有时候他自己问业务人员，你们想怎么管理？业务员说为了便于核算和开展业务方便，每个人对外都称“经理”，黄鑫龙说行，只要能赚钱，你们称自己皇帝都行。于是，公司就有了“业务一部”、“业务二部”一直到业务十几部和几十部。每个部都独立核算，每个部的负责人都是“经理”。自然，黄鑫龙自己就成了“总经理”。要不然，跟下面怎么区别？再后来，业务部实在太多了，黄鑫龙又听取业务员自己的意见，分成大类，如“机电产品进出口业务一部”、“农产品进出口业务某部”等等，每个大类的负责人叫“总经理”，黄鑫龙自己只好称“总裁”了，其业务发展和公司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上市公司》二(16)
多年之后，当黄鑫龙当选为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时，被媒体报道成改革先锋。当记者为此采访黄鑫龙时，黄鑫龙侃侃而谈。说新天地公司的发长壮大主要靠政策，一靠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二靠国家给深圳的中政策，第三才靠他自己给业务员的小政策，而他个人的作用相当小。讲得既顺口，也实事求是，还把自己“谦虚”地表扬了一番。记者一走，黄鑫龙马上对身边的人说：“屁！现在说老子是改革先锋了，当初差点抓老子坐监！”
黄鑫龙这样说当然是气话，但也不是无中生有。当初他那样做的时候，确实受到质疑。有人说他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搞资本主义，还有人说他公私不分，甚至有一阵子还被当作经济领域犯罪审查，黄鑫龙本人也差点被抓进去。好在查来查去，他本人没有任何贪污受贿行为，加上后来大趋势变了，邓小平公开表示不要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上纠缠，黄鑫龙才涉险过关。
到1988年，深圳正式试行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时候，黄鑫龙的“深圳新天地进出口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深圳贸易额最大的进出口公司。
1988年，国家正式推行股份制，以深圳做试点。但是，试验差点失败。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为了公司上市，请客送礼给顾问费咨询费在所不惜，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但当时的情况相反，当时是政府积极动员企业参与股份制改造，但企业并不积极。当然，当时也有条件限制，必须是国营企业，那时候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只有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是“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的领导当时都是标准的国家干部，而且还是领导干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在政府各级领导职位当中找到自己相应的“级别”，事实上，他们中的有些人也确实在企业领导或地方党政领导之间来回的调动，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并不热心去改变现状，吃饱了撑得去改变现有国营企业的性质。因此，文件下发之后，整个深圳没有一家正宗的国营企业按程序要求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如此，这项争论了几年最终可以正式开展的重大改革举措就几乎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一旦在深圳推行不下去，就不能在全国推广，那么，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经济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国家肯定有办法让试点工作进行下去。为了保证进行下去，政府有关部门专门从香港和北京请来专家，给国营企业的老总们上课，洗脑筋。第一批是请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和深圳物资总公司这样正宗的国营企业老总们去听，结果，人是去了，课也听了，但没效果。第二批只好扩大，扩大到新天地进出口这样挂着国营招牌但实际上国家并没有往里面投资的名义上的国营企业老总去听课，于是，也就把黄鑫龙也扩大进来了。
《上市公司》二(17)
说实话，黄鑫龙一开始并没有当回事，也根本就没有听懂，但是，这些年做企业，黄鑫龙知道自己基础差，所以比较爱学习，特别注意学习有关改革和企业发展方面的一些新名词新知识和新政策，因此，那天他就特别注意听，听不懂的地方还专门做了记号，准备有机会的时候向别人讨教。这样，听着听着，黄鑫龙就听明白了。明白一旦实行股份制改造，他这个企业就更加独立了，他自己作为企业老板的地位也就更加巩固了。在此之前，他虽然也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企业的一把手，但企业的性质是国家的，他必须时时事事看主管部门领导的脸色行事，否则，惹得上面不高兴，主管部门只要一个任命，就可以另外派一个一把手来。给领导的亲戚安排个工作或拉个赞助已经不算什么事情了，就是调用企业资金甚至是外汇这样的事情，往往也就是一个电话，连解释的时间都不给，就把电话撂了，黄鑫龙明明心里一肚子气，还必须照办。所以，他这个老板其实当得并不踏实，没有安全感，甚至有些窝囊，有时候，黄鑫龙甚至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老板，本能地最求利润最大化，最求企业规模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发现这种发展对他个人并没有好处，甚至越发展他越感到自己不安全，因此，他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改变现状。但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他并不知道。现在，通过本次政府组织的学习，他知道，完成改造之后，按照《暂行规定》，企业的最高权力归股东大会，企业没有“上级”了，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随便任免他了，或者说，他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他自己的个人权利也可以通过内部职工持股的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兑现和保障。
黄鑫龙决定干。
当他把申请提交到体制改革办公室的时候，工作人员欣喜若狂，主动推荐专家帮他们准备文件和进行资产核定。可是，正当工作进展顺利之际，主管部门领导又节外生枝，给他们出难题，要求黄鑫龙不但把特区之内原供销系统的全体职工包括进去，而且还要把原粮食系统的职工也包括进去。对于前者，黄鑫龙还好接受，可把粮食系统的职工包括进来就实在没有道理了。
黄鑫龙不接受，主管部门领导施加压力，不接受他就不签字。
这时候，最着急的还不是黄鑫龙，而是特区体制改革办公室。如果双方坚持不下，那么，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试点单位又要泡汤了。为了不让试点泡汤，体改办两面做工作。他们在主管部门那边是怎么做工作的黄鑫龙并不清楚，在黄鑫龙怎么做工作的他清楚。工作的基本方法是补偿。补偿方式是：原粮食系统的一切资产全部划给新天地公司，包括好几个粮站和粮食仓库。做工作的人对黄鑫龙说：不要小瞧这几个破粮站和破仓库，它们不是挂在天上的，而是立在地上的，尽占着好地方呢。果然，这些粮站和仓库所占的地方为后来黄鑫龙进军房地产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地皮，他甚至都想不起来做房地产。不过，黄鑫龙本人却不这么说，他说这就叫善有善报。
《上市公司》二(18)
黄鑫龙说，当初他接受粮食系统烂摊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几个粮站和仓库能有那么大的用途，而只是出于同情。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黄鑫龙出差到上海，差点饿肚子。原来，当时深圳这边已经取消粮油计划供应了，而上海没有，所以，黄鑫龙出差去的时候就只带了人民币而没有带粮票。事实上，当时深圳人也没有粮票。都取消粮油计划供应了，哪里还有粮票？头两天是对方吃请，问题还没有暴露，最后一天，黄鑫龙想自由活动一下，就主动与对方告辞了，并要求对方不要陪了，他想办点私事，结果，当天晚上就没有饭吃。因为他身上只有钱，没有粮票，而上海的饭店当时还全部是国营饭店，上海人也喜欢认死理，没有粮票，再多的钱也不卖饭给他。他跑到商店，想凑合着买两个面包填肚子，结果商店也坚持原则，没有粮票连面包也不卖给他。最后，他没有办法，也实在不好意思为这点小事情回头给客户单位打电话求救，只好买了一只三黄鸡对付过去。这件事情给黄鑫龙影响非常深，他甚至能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想到既然粮票都取消了，粮食的计划供应取消了，那么，原来粮食系统的职工靠什么生存呢？他们不是比我们供销系统的职工更艰难吗？黄鑫龙因此动了同情心，最后同意接受原粮食系统的整个烂摊子。
全盘接受粮食系统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给公司带来一个好名字。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必须重新起名字，比如“新天地进出口公司”就应该重新注册为“新天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但因为额外接受一个粮食系统进来，光用“进出口”名字就不全面了，因为随粮食系统一起并进来的那些粮站和仓库显然与进出口没有关系。另外，体改办的同志一再强调，不能搞歧视，如果新的股份有限公司当中只包含进出口而不包含粮食，那不意味着厚此薄彼嘛。所以，必须要重新起一个名字。最先考虑的方案是合二为一，干脆叫“新天地进出口粮食股份有限公司”，但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听都觉得不合情理。又想到把位置调整一下，叫“新天地粮食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意思虽然通了，但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从名字看，别人还以为该公司专门做粮食进出口业务的呢，这不是明摆着要限制公司将来的发展空间嘛。不行，更加不行。最后，还是体改办的同志建议，叫实业公司，因为“实业”包罗万象，符合股份公司将来走集团化多元化的广阔发展道路。黄鑫龙也觉得不错，他从小就从电影和小说中听说过“实业救国”，但当初不懂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自然同意体改办同志的意见，而且，他认为这个名字比原来单纯的进出口更好。在黄鑫龙的观念中，做企业当然大比小好，多比少好，既然体改办的同志主动提到了集团化和多元化，那么还不如现在就把“集团”两个字也包括进来，况且，这样做也比较符合实际，不是已经包括供销和粮食两个系统了嘛，叫“集团”也是实事求是。如此，最后的名称定为“新天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在深圳挂牌上市，黄鑫龙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后来，由于天时地利钱多，募集来的资金不用利息也不用还本，多得花不完，公司实现超常规发展，集团下面立刻派生出五花八门的公司甚至总公司，这些公司或总公司的一把手也都叫董事长，跟黄鑫龙没有区别，他的助理李惟诚建议，集团设立董事局，黄鑫龙叫董事局主席。并且说香港的一些大公司也都是这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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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惟诚是当年公司搞股份制改造的时候由特区体改办推荐来的指导专家，新天地实业成功上市之后，其他专家回北京了，或被别的公司请去继续当指导了，而李惟诚却被黄鑫龙盛情挽留下来了，留下来给他当助理，其实是专门处理与股份制有关的事情。
黄鑫龙这样做是有远见的。既然公司上市了，那么就必须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否则，别说实际运做了，就是回答股民或记者的问题也吃不准。后来的实践进一步证明，黄鑫龙留下李惟诚是英明正确的，套用一句领袖的话，公司成功上市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还有很多路要走，没有一个懂行的怎么行。比如增发，比如在大陆A股上市之后再在香港发行B股，还比如后来的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等，哪一项都不是黄鑫龙或肖仲明这样的人能干得了的。因此，黄鑫龙非常信任李惟诚，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尊重李惟诚的意见。这次自然也不能例外，既然李惟诚建议设立集团董事局，黄鑫龙由集团董事长改称董事局主席，黄鑫龙也就欣然接受，成了“主席”，这才有了后来吴晓春称黄鑫龙“主席”的事件发生。
李惟诚虽然建议黄鑫龙成为主席了，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这么叫过。主要是习惯。李惟诚作为股份制改造的专家刚来公司的时候，称黄鑫龙为“黄总”，公司成功上市之后，他自己留下来当黄鑫龙的助理，发觉大家都叫黄鑫龙老板，只有他一个人叫“黄总”，似有不够尊敬之嫌，于是入乡随俗，也跟着大家一起叫黄鑫龙老板。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要突然改口叫主席还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就继续叫老板。好在老板和主席是一个意思，至少在新天地集团内部，不会有人发生误解，因为新天地集团只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不是别人，就是黄鑫龙。可吴晓春没有这个习惯，他是新近加盟新天地集团的，所以他可以上来就叫黄鑫龙“主席”。
吴晓春虽然没有习惯，可他也不是聋子，当然知道全公司的人都叫黄鑫龙老板，按常理，他也应该入乡随俗，随大家一起叫老板，但是，他没有随大溜，而是逮着机会标新立异地叫黄鑫龙“主席”。
吴晓春这样做是有考虑的。
吴晓春跟李惟诚是同龄人，而且经历相似。他们都是文革接近尾期的时候中学毕业，搭末班车上山下乡，不久赶上粉碎“四人帮”，招生制度改革，1977年参加首次高考离开广阔天地。可是，他们俩现在在公司的地位却相差悬殊。此时的李惟诚除了是黄鑫龙的助理外，还是集团董事，集团发展委主任，而吴晓春虽然学历更高，大学毕业后，在1980年代考上了中科院系统的研究生，获得了理学硕士学位，但由于下海晚，进入新天地集团的时间更晚，所以，目前只是在李惟诚手下担任一个小经理。之所以说“小”，是因为发展委在集团公司的地位高，李惟诚的手下几乎人人都是经理，就好比党政大机关一般工作人员也是正科级一样，集团发展委下面的人也都是“经理级”，而且也都有名头，比如调研部经理、开发部经理、项目部经理、资本运营部经理等等，具体到吴晓春这里，正式的头衔是投资部经理。但是，他们这些所谓的经理下面并没有兵，其实就是他一个人，说“经理”显然名不副实，加上“小”才贴切。因此，吴晓春就不甘心，就比较着急，就不得不只争朝夕。
《上市公司》二(20)
一开始，吴晓春的目标是李惟诚。觉得自己与李惟诚是同一时代人，年龄一样，经历也差不多，比较容易相互理解与沟通，只要关系处理得不错，应该可以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携。比如提拔为发展委副主任或主任助理。为此，吴晓春也做过不少努力，包括把自己在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工作期间保存的野生藏红花送给李惟诚的夫人等等。可是，没有效果。不知道是此时集团公司的高学历人才实在太多的缘故，还是李惟诚对这个蠢蠢欲动的同龄人抱有一丝戒心，总之，吴晓春越是表现，李惟诚越是对他熟视无睹，吴晓春越是想当副主任，越是感觉离这个位置越来越远。最后，吴晓春终于相信，正因为是同龄人，正因为有着类似的经历，正因为自己的学历比李惟诚高，所以才更不会得到他的提携，不打击压制就算不错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