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那天像李惟诚这样对吴晓春表示祝贺的人比较多，有些年轻一点的甚至说出“发达之后不要忘记老弟”这样的话，听得吴晓春相当受用，酒比平常多喝了不少。喝到最后，吴晓春都有些飘飘然了，不禁自我得意起来。吴晓春忽然发现，做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时机，好事情只有配合恰当的时机才能做成。好比买卖股票，选择买哪只股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什么时机买，又在什么时候卖，否则，再好的股票，买进和卖出的时机不对，也能让投资人血本无归。眼下自己能被派到武汉组建华中公司这件事情更是这样，设想一下，同样这份报告，如果不是吴晓春耐心等待到一个恰当的时机直接给黄鑫龙，而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在报告写成之后交给李惟诚，那么，在李惟诚那里轻则被耽误时间，重则干脆把计划压下。吴晓春知道，发展委这帮人做计划不行，但是否定别人的计划或者是在别人的计划里面挑毛病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话再说回来，即便是李惟诚没有压他，也没有拖延时间，但只要计划经过他的手，那么这个计划如果得到通过，功劳也首先变成他的了，如此，派到武汉去的可能就不是他吴晓春，而是李惟诚。
《上市公司》二(34)
当然，吴晓春只是在心里得意，嘴上并没有说，毕竟和李惟诚是同龄人，虽然出道晚一点，但只要用心，城府并不比李惟诚差，所以，那天李惟诚为吴晓春设的饯行宴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宴会之后，吴晓春就离开深圳去了武汉。
孙凯说的没错，上市公司确实有许多优越性，别的不说，单说知名度，就是其他公司无法相比的。吴晓春到武汉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一家公司花了六千万当了当年的标王，获得每天晚上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节目之前几秒钟的露脸机会，可知名度还是远远赶不上新天地集团。新天地公司没有在央视上做露脸广告，却天天在股市上露脸，不是每天只露几秒钟，而是从早露到晚，晚上收市之后，关心股票的人还照样可以在电脑上看到“新天地”的字样。关键是，标王公司在电视出现与观众没有直接关系，而新天地的股价却直接关系到炒股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人们是真正的关注“新天地”，新天地公司的知名度当然比标王公司大。吴晓春一到武汉，就立刻感受到这种知名度所带来的好处。刚开始，吴晓春以为是武汉人天性热情，时间长了之后，才逐步体味到人们对他的热情除了武汉人的天性之外，还与自己作为上市公司二级企业的董事长身份有关。比如银行，在吴晓春的印象中，企业要贷款都是求银行的，没想到到武汉之后，银行信贷部主动与吴晓春接洽，希望吴晓春的华中公司在他们那里开户，办理结算，并考虑给他贷款。
吴晓春感受到武汉人的热情，但并没有滥用这种热情，而是巧妙地把这种热情用在公司的发展上。他首先是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买了块地，然后又从银行贷到款，并且在贷款到帐后，即刻将集团公司投入的三千万还了。提前还款的主要原因是集团对华中公司的投入不是无偿的，按照主席的说法，集团在武汉组建华中公司是只给政策不给钱，集团公司对武汉公司的投入其实是借款，是要支付利息的，并且利率比银行还高，在吴晓春能够从当地银行贷到款的情况下，他当然觉得提前偿还集团公司的借款更合算。另外，吴晓春觉得只要他把集团公司的投入还了，他就真的成了武汉公司的老板了。最后，当然也是最关键的，是吴晓春发现搞房地产开发似乎也用不着那么多钱。国家的地价款只须缴首期，然后是把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马屁拍好，余款就可以无限期地拖欠下去。税款情况也大同小异，反正是国家的钱，而国家的钱又掌握在个人手中，这些掌握国家金钱的人平常小气得要死，你跟他出去吃饭他从来都是要你买单，仿佛让你买单是看得起你，是天经地义，但是对于国家的钱他们常常慷慨大方，所以，吴晓春只要花很少一点代价就能把这些个人打发好，国家的大钱先欠着并无大碍。至于工程建设嘛，更不需要他担心，大把的建筑施工单位抢着垫资干。吴晓春豁然发觉有上市公司做靠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可以是地道的皮包公司，从规划设计到土建装修，从施工监理到楼盘销售，都有人代劳。既然如此，吴晓春当然先把集团公司的投入还了，使自己成为武汉华中公司真正的老板。
《上市公司》二(35)
当然，吴晓春也没有把武汉人的热情全部用在公司上，他多少也挪用了一部分用，正是这部分，使他在武汉重新获得了爱情。
由于工作的需要，吴晓春经常要拍别人的马屁和被别人拍马屁，被他拍马屁的是那些掌握国家金钱和政策的人，拍他马屁的是那些想从他这里接到订单或工程的人，如此，他就经常出入于娱乐场所。吴晓春最喜欢去的地方叫恺撒世界，因为恺撒世界是一个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娱乐城，用武汉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一条龙，吃喝玩乐全包了。大约是经常出入的缘故，恺撒的女老总对吴晓春格外热情，正是这种热情，后来演变成了爱情。
女老总叫余曼丽，三十多岁，实际年龄三十挂底，看上去却只有三十出头。据说十三岁就进了部队文工团，武汉军区撤消之后，转业到汉口群众艺术馆。由于正好赶上群众性交谊舞热潮，跟在后面学跳舞的人多，渐渐在武汉三镇有了名气。后来群众艺术馆事业单位企业化，很多吃惯了事业饭的人骂娘，但余曼丽却因祸得福，成了群艺馆下属歌舞厅的经理，再后来歌舞厅扩大成娱乐城，余曼丽就从经理升格为总经理，正儿八经的副科级，相当于部队的营级干部，跟副馆长平级，反而春风得意了。
由于是科班出身，舞跳得好，并且从小在部队生活养成了做事雷厉风行习惯和相对廉洁的作风，使她在新的岗位上如鱼得水，越干越有劲。比如娱乐城请歌手，按照武汉的规矩，歌手从娱乐城所得到的报酬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反过来“孝敬”娱乐城经理或总经理的，但余曼丽不搞这一套，她觉得自己的工资加上娱乐城职务津贴和夜班补助已经够多的了，不需要再拿这份“外快”，因此，在同等条件下，恺撒世界的歌手水平就比其他娱乐城高，歌手在她这里唱歌的时候也格外卖力。如此，自从余曼丽当上恺撒世界的总经理之后，娱乐城的生意明显比以前好。按说这是好事，在填饱少数领导的胃口之后，还可以全面提高馆里面职工的福利，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随着娱乐城的生意日益红火，以及余曼丽为馆里面创造的收入日益增多，馆里面的闲话也多起来。闲话之一说她之所以受顾客欢迎，主要是因为她离婚了，没有老公，一个漂亮的女人没有老公，而且是一个娱乐场所的老总，并且这个女老总经常陪一些男性客人跳舞，这种情况要想让事业单位这些吃了饭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的人不说闲话是相当困难的。
其实吃闲饭的人说的也没有错，余曼丽确实是离婚了，确实是没有老公，而且确实是经常陪男性客人跳舞。这些都是事实，只不过这些事实到了同事的嘴里面打了一个滚之后，出来的时候味道就变了，变得让人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了。
《上市公司》二(36)
关于余曼丽离婚的事，她很少对别人说。毕竟，离婚对女人是一场灾难，哪怕是这个女人自己主动提出离婚的，那种经历也不是一段令她愉快的回忆。
余曼丽的离婚与她的家庭出身有关。
前面说过，余曼丽天资不错，这主要是遗传的，准确地说是遗传她父亲的，要是像她姐姐余曼华那样遗传母亲的，肯定逊色许多。
余曼丽的父亲也算是一个老革命，解放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部队上的文工团员，武汉解放时，父亲作为军代表留在武汉市，是当时武汉铁路局的三人班子之一。五十年代初，看了一部苏联电影，一下子被苏联集体农庄火热的生活和农业机械化热烈场面所吸引，坚决要求去国营农场，正好赶上国家在监利县建设国营农场，遂了心愿。最后，居然还真的与一个女拖拉机手结为伉俪。这个女拖拉机手就是余曼丽的母亲，也是从武汉来到农场的，但她与父亲不一样，父亲只是武汉的过客，而母亲却是地道的武汉人。
据说余曼丽能够十三岁就进入部队文工团，除了天生丽质之外，还得益与父亲当年在部队文工团的一些老关系。
余曼丽的前夫是区文化局的干部，却住在群众艺术馆，与余曼丽也算得上是同事。由于都是来自监利县，以同乡相处，来往较多，逢年过节回监利，自然是俩人同行，如果不能同行，比如这个假日余曼丽没有回监利农场，那么也会托同乡带点东西。一来二往，不是恋爱关系也被同事说成是恋爱关系了。
余曼丽和前夫在谈恋爱的阶段一直蛮好的，但是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就不行了。知道内情的人说，他们的离婚其实是从结婚那一天开始的。
婚礼在监利县举行。既然双方的父母都在监利，那么婚礼当然要在监利县举行。余曼丽的父母在监利农场，前夫的家在监利县城。虽然余曼丽和前夫在武汉住同一个院子，而且在他们即将结婚的那段时间，其实前夫是上半夜住在她这里，下半夜才回到自己的宿舍，但是在举行正式婚礼的时候还要走一个过场，就是按规矩搞一个过门的仪式，具体地说就是前夫必须从监利农场把余曼丽“接”到监利县城。就是这一个“接”字，拉开了他们离婚的序幕。
按照监利县的规矩，“接”的任务只能由前夫家的弟弟和哥哥带着一帮人开着车放着鞭炮来完成，新郎官必须在新房这边等着。新郎官在等的时候，男方这边的亲朋好友都已经来了，在这里等着看新娘喝喜酒闹新房。前夫家兄弟姐妹七八个，在监利县城也算是大户，有头有脸的，所以那天来的人不少。接新娘是上午的事，但是这些客人一直等到中午还没有见到新娘，而新娘不来就不能开餐，于是一种不祥之兆已经涌在大家的心头。当初不象现在，不但没有手机，就是电话也是个稀罕物。于是公公派人骑上摩托去打探。从县城到农场来回大约有四十里路，那时候路不如现在好走，等打探的人回来，已经是午饭之后了。打探的人说：新娘的娘家人一定要新郎自己去接，否则坚决不来。
《上市公司》二(37)
“这是什么规矩？！”公公问。
“她们说是武汉人的规矩。”打探的人说。
“屁话！”公公说，“老子也不是没去过武汉，哪个说武汉人是这规矩了？这里是监利，就是武汉有这个规矩，也要监利的规矩办嘛。”
公公很生气，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再看看表，已经下午一点了，于是当机立断，一方面委曲求全，让儿子马上去农场，无论如何先把儿媳妇接回来再说，另一方面宣布开饭，反正规矩已经破了，要破破到底，总不能让客人饿肚子。
后来的发展证明，公公的决定是英明正确的，如果死守老规矩，一定要等见到新娘才开饭，说不定那天就要饿死人，因为新娘进门的时候，都已经是下午五点了，从一大早等到晚上五点，年轻人或许还能顶得住，老弱病残的饿死一两个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前夫破了规矩委曲求全赶到余曼丽家里时，姐姐余曼华还是不依不饶，最后差不多新郎官快下跪了，迎亲的一行才上路。如此，当新人进门的时候，大家的脸色自然都不好看。姐姐余曼华不傻，马上就看出了苗头，随后就找茬，说婆家人破坏了规矩，为什么新娘还没有进门就先开席？这个日子到底还想不想过？公公在气头上，差点上去扇她两巴掌，但是好男不跟女斗，公公再生气也不能当众跟余曼华接嘴。这时候，只能由新郎的嫂子出面了。嫂子说：要说破坏规矩，那也是你们先破坏的，如果我们等新娘进门才开席，那不是把人饿死了。
“那也不行！”余曼华说，“这是规矩。”
“哪里的规矩？”嫂子问。
“武汉的规矩！”余曼华说。说的声音很大，惟恐整条街上的人不知道她是武汉人，更仿佛武汉人就是人上人，嫁给他们监利人算是“下嫁”了。
“了不起呀，”嫂子用地道的武汉话说，“你出身在武汉的哪条街上？上的是武汉的哪个小学？哪个中学？你知道武汉一共有多少小学多少所中学吗？你也配说自己是武汉人？”
嫂子这样一说，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因为嫂子自己就是正宗的武汉人，武汉生，武汉长，现在全家还都在武汉，她自己也在武汉，这次是专门从武汉赶到监利来参加小叔子婚礼的。这些情况其他人都知道，余曼丽也知道，就是姐姐余曼华不知道，余曼华在嫂子面前摆武汉人的谱，不是让人讥笑吗？不但别人笑了，连余曼丽都忍不住笑了。
大家这样一笑，余曼华就呆不住了，拉上妹妹就要回去。余曼丽当然不会跟她回去，一家出一个二百五就够了，要是出两个二百五，那不成了二百五公司了？
《上市公司》二(38)
“你不走？！”余曼华说，“行，你不走你就不是余家的人，以后被人家欺负死了也不要回来找我们！”
说实话，当时余曼丽是真的想跟余曼华走，但是她又实在不能走。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呀！她跟丈夫已经结婚了，结婚证都已经领了，事实上也“婚”过了，今天的婚礼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摆一摆威风、耍一耍“武汉人”的派头也就够了，何必真要闹得不可收场呢？
余曼丽到底是工作多年的人，虽然当时从感情上认为姐姐这是为她好，但是她还是识大体的，所以最后仍然坚持没有跟着余曼华回去。
妹妹没有跟着她回去，这让余曼华觉得更加无地自容，于是振臂一挥，“我们走！”结果，娘家来的人全部走了。不但人走了，连娘家的陪嫁也带走了，包括一台电视机和一对高脚痰盂。那时候作兴用高脚痰盂，那时候的高脚痰盂也不是真的用来吐痰的，而是用来小便的，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抽水马桶，与性事有关。姐姐余曼华这时候把一对高脚痰盂拿走，不知道是打算不让妹妹从事性活动还是打算拿回去让她自己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如此，两家人算是结了仇。前夫对余曼丽还可以，毕竟，一切丈夫对漂亮的老婆都是还可以的，那些得不到丈夫恩爱的女人，基本上都不是很漂亮的，像余曼丽这样漂亮的女人，任何男人都不会对她太差。但是，前夫给余曼丽定了一个规矩：不准再跟娘家人来往，特别是不能再跟那个二百五的姐姐来往。
事有凑巧，此后不久，武汉有单位来监利农场招工，对象当然是武汉上山下乡来的知识青年，但农场有本位主义思想，说不管是武汉上山下乡来的知青，还是农场本地的知青，当一视同仁，享受同等待遇，否则，所有的知青一个也别想调走。不知道是农场方面说的有道理，还是武汉的招工办斗不过监利的地头蛇，反正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每上调两个武汉上山下乡知青，就搭配一个农场本地知青，如此，余曼华就被“搭配”到了武汉，成了真正的武汉人。这一下。余曼华扬眉吐气了，不仅在自己家里扬眉吐气，而且还跑到妹妹家来扬眉吐气，仿佛是特意来证明自己确实是武汉人似的。如果余曼华来妹妹家仅仅是玩玩，前夫可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了，毕竟，哪有真的不让亲姐妹来往的道理呢。但是，这个余曼华显然不光是玩玩，而是不断地教唆妹妹怎样制服丈夫。当时余曼丽就觉得奇怪，姐姐自己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有这么多制服丈夫的锦囊妙计呢？最后，不但姐姐一直没有嫁出去，而且妹妹的丈夫也成了前夫。
离婚之后，余曼丽也交往过一些男朋友，但每次交往她姐姐都要积极参与，理由是帮妹妹把关。后来这样的经历多了，余曼丽也就发现了其中的规律：如果余曼丽交往的男朋友条件不好，姐姐就坚决反对，而且常常是反对有效，因为反对的理由充分；如果是条件蛮好，则姐姐马上找对方谈话，内容是说她自己，说她自己多好多好，好到还是一个未婚的姑娘，而妹妹肯定不如她，因为妹妹是离婚的等等。当然，姐姐还是有分寸的，只说自己是未婚的姑娘，并没有强调自己是处女，不知道是谦虚还是确实已经不是处女了。
《上市公司》二(39)
最先余曼丽交往的男朋友向她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余曼丽还不相信，想着不管怎么说余曼华是我的姐姐，姐姐是总是为我好的。后来这样的反应多了，并且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小妹妹的身上了，余曼丽才不得不承认这个痛苦的事实。这之后，就正好认识了吴晓春，所以后来余曼丽常常想，一切都像是苍天安排好的。
认识吴晓春之前，余曼丽曾经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二次终身绝对不能托付给娱乐城的客人。
余曼丽承认，娱乐城的客人不是有钱就是有权，其实有钱就等于有权，有权也就等于有钱，钱和权是亲戚，而且是近亲，所以大多数有点姿色的女人在选择二次婚姻的时候，比她们第一次婚姻的时候考虑得要成熟，成熟的标志是她们的择偶标准主要不是看男人的外貌，甚至不是看男人的激情，而是看条件。所谓“条件”，当然不是指身高长相这样的硬条件，甚至也不是激情和学历这样的软条件，而仅仅是指看经济条件，比如看对方是不是有权或者是有钱。余曼丽现在也是二婚，也比当初考虑问题成熟，成熟到不会一感动或者一冲动就嫁给某个人，成熟到不会再坚信“姐姐总是为我好的”。但是，余曼丽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坚决不会在娱乐城的客人中选择。余曼丽自己就相对有权，也相对有钱，所以她不缺这两样东西，因此也就不稀罕这些东西。更为重要的，是余曼丽对娱乐城的这些客人太了解了。
通过这些年在娱乐城当总经理的实践，余曼丽发现娱乐城是最容易暴露人性丑恶面的场所。这一点余曼丽知道，但是客人不知道。客人还以为娱乐城是个最可以放松的场所，所以他们来娱乐城潇洒常常被说成是来“放松放松”，不但口袋放松，荷尔蒙控制系统放松，而且思想上也放松。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娱乐城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被小姐们到处传播。不但可以横向传播，而且可以纵向传播。所谓横向传播，就是小姐与小姐之间互相传播，所谓纵向传播，就是小姐向“妈咪”传播，“妈咪”再向娱乐城经理或总经理传播。纵向传播的多了，余曼丽对这些客人就了解了，于是，余曼丽就得出了结论：大多数客人不但色，而且贪。
有一段时间，余曼丽还奇怪抓反腐败的人为什么不到娱乐城来搞调查，如果他们来娱乐城调查，把小姐们集中起来，分别谈话，一定能查出许多问题来。比如上次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总对小姐说，他从来都不贪污，但可以做担保，给一些私人企业做担保，这些私人企业通过他们这个国营企业的担保而从银行贷款之后，其中的一部分就拿来“孝敬”他个人，然后那个私人企业就从此消失了，如此，他的钱来得就很安全，帐面上查不出任何问题，即使将来出了问题，比如到期之后那个私人企业没有向银行还钱，按照程序，正式的起诉也是逾期半年之后的事情，而且诉讼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等这个过程结束了，追究到他这个担保单位身上的时候，还可以赖，还可以拖，七拖八赖连头带尾就是好几年了，等到实在拖不过去了，法院一定要强制执行担保单位的连带责任的时候，他这个国营企业自己也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由于他们是国营单位，由于涉及到破产下岗等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让他们来承担这个连带责任还难说，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一定要他们企业承担连带责任，那也是国家的钱，与他个人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他个人的责任，由于查无对证，他最多只能属于领导责任，而“领导责任”常常就是“没有责任”，起码不能与贪污受贿相提并论，最还的结果是就地免职，自己出去开公司，反正这时候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了。
《上市公司》二(40)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余曼丽有时候甚至想，如果有朝一日调她去检查机关，保证一查一个准。可惜，这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人调她去检查机关。怎么会调一个娱乐城的总经理去检查机关呢？如果调一个娱乐城总经理去当检查官，那么，这种调动行为本身就要被检查。
尽管不可能自己去当检查官，但是正义感还没有丧失，所以，余曼丽对来娱乐城消费的这些客人并没有好印象，觉得他们虽然不是有权就是有钱，但同时他们也不是“贪”就是“色”，余曼丽是绝对不会找一个“贪”或“色”的男人做老公的。因此，她是不会在客人中选择对象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在余曼丽认识吴晓春之后，就发生了这种例外。
吴晓春由于被别人拍马屁和拍别人马屁的次数比较多，所以成了恺撒世界的常客，跟娱乐城的人也就慢慢熟悉。刚开始是跟小姐熟悉，后来是跟“妈咪”熟悉，最后就跟总经理余曼丽熟悉了。这种熟悉最先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的，就是见面的时候点个头，笑一下，算是打了一个招呼而已，最多就是碰上吴晓春拍别人马屁的时候，并且正好赶上那天吴晓春跟余曼丽打了招呼，那么在买单的时候，余曼丽主动给吴晓春打一个折而已。这里所以要强调“主动”，是因为吴晓春从来都不会要求娱乐城为他打折。别人拍他马屁的时候，他当然不会要求娱乐城打折，他拍别人马屁的时候，更不会要求打折，如果要求打折，不是很没有面子嘛。当然，对于余曼丽主动打折的举动，吴晓春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娱乐城老总主动给客人打折，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给客人省钱，而是给客人面子，吴晓春不在乎这点小钱，但却在乎自己的面子。
说吴晓春为了自己的面子还不公平，他考虑更多的是公司的面子，或者说是在乎他们上市公司的面子。吴晓春在上市公司总部担任投资部经理的时候就知道这种“面子”。吴晓春那时候经常出差，每次出差都必须住三星级以上的宾馆，这是公司的规定。公司做出这样的规定，首先是因为当时从股市上圈钱太容易了，容易到不花白不花的程度，其次也是顾及上市公司的面子。按照黄鑫龙当时的解释，顾及上市公司的面子就是顾及股民的面子，既然我们是为股民打工的，那么就必须顾及股民的面子，我们自己可以不要面子，但是上市公司不能不要面子，广大的股民不能不要面子。吴晓春当时就懂了，大把地花股民的钱就是给股民面子。可见，面子比钱重要，特别是广大股民，他们可能更在乎面子，而不在乎投资收益。
余曼丽与吴晓春熟悉了之后，就经常听见一些关于吴晓春的传说。这些传说余曼丽以前也就听说了，只是当时没有注意罢了。
《上市公司》二(41)
从这些传说余曼丽知道，吴晓春是深圳一家大的上市公司在武汉的老板，并且这个老板还是一个硕士，另外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传说。传说中精彩的，当然还是关于小姐试探吴晓春是不是“太监”故事。
故事说由于吴晓春看上去比较有学问，也比较干净，又是大老板，所以小姐们都希望能坐他的台，并且坐过了之后还要相互交流，以便让其他姐妹们来分享一下其中的喜悦，交流多了她们才发现：这个表面上男子汉味很重的吴老板很可能是“太监”，因为他从来都不带小姐出钟。就是在娱乐城里面活动的时候，也规规矩矩的。这种传说多了，就必然引起一部分小姐的好奇，甚至于小姐们为此还分成了两派，一派坚持认为吴晓春确实是“太监”，理由是：根据她们的实践经验，没有猫子不沾腥的，男人见到女人不动心就是“太监”。另一派则持相反的观点，她们认为，这个吴老板一看就是有学问的人，与那些土老板当然不一样，土老板们可能认为既然花了钱，不玩白不玩，所以一定要玩，而像吴老板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可能并不认为与小姐做这些事情是他玩小姐，而有可能认为他自己被小姐“玩”了，他一个大老板，干吗要把自己给娱乐城小姐“玩”呢？所以他才不带小姐出钟也不在娱乐城做出格的事。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最后吵到“妈咪”这里。“妈咪”显然比这些小姐们有主见。
“这有什么好争的？”“妈咪”说，“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对呀！小姐们茅塞顿开，佩服“妈咪”，说还是妈眯有水平，一下就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好主意。
然而，主意是想出来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到底怎么试呢？谁来试呢？小姐们议论了半天，最后一致推荐卡美拉来担当这一重要的测试任务。
卡美拉当然不是真名，其实娱乐城的小姐没有几个用真名的。这个自称自己叫卡美拉的小姐据说是维族人，刚来娱乐城的时候不叫卡美拉，而是叫喀秋莎，说自己是俄罗斯姑娘，是进口货，所以提供同样的服务，得到的小费比一般的国产小姐高许多，后来在接待省外贸系统的一批客人的时候，露馅了，因为这个“俄罗斯姑娘”竟然连一句最简单的俄语也听不懂，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称自己是维族人，名字也从喀秋莎改成卡美拉。
卡美拉小姐的主要特点是胸部大，与胸部配套的是胆子也大。小姐们之所以一致推荐她，估计主要看上的也就是这“两大”。
这一天是吴晓春拍规划局长的马屁，为了使商住楼的容积率进一步提升，使同样的地皮能建更大的面积，吴晓春不得不拍局长的马屁。为了拍好马屁，吴晓春特意要了一间包房。卡美拉被“妈咪”安排进了这个包房，目的就是为了试探吴晓春到底是不是“太监”。
《上市公司》二(42)
试探从讲故事开始，是讲那种色彩非常重的故事。讲了几个故事之后，卡美拉又主动拉着吴晓春跳舞，跳那种节奏很慢灯光很暗的费司舞。本来吴晓春是不想跳的，但是他又不想让局长觉得他假正经，如果局长觉得他假正经，那么局长就装得比他还要正经，如果那样，他就达不到请局长的目的了，甚至可能还要起相反的效果。所以，吴晓春就跟着卡美拉跳了。
卡美拉在跟吴晓春跳舞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跳，而且还要小声地说话，说她其实早就认识吴老板了，说她知道吴老板是有学问的人，说她其实最喜欢有学问的男人，说她是一个有原则的小姐，只跳舞，不卖身，说她其实从来都没有跟任何男人做过这种事情，说她已经二十四岁了，说她其实真想做一次，说要做她就跟吴老板这样有学问的大哥做，说她要跟吴老板做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说她从书上知道，其实男人和女人做这种事情的时候男人和女人都快活，说既然都快活那么女人就不该向男人要钱，说如果吴老板要是跟她做她一定会觉得很幸福，说吴老板你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傻的女孩吧？
卡美拉的这些话是贴着吴晓春的耳根说的，所以她能感觉到吴晓春此时耳根发热并且心跳加速。于是，为了言行一致，卡美拉在一边说的时候，一边把自己胸脯不断地在吴晓春的身上来回地蹭，不是那种使劲挤蹭，而是轻轻地点到为止地蹭，表面上看起来是卡美拉情不自禁，甚至以此来证明她确实是一个正派的女人，其实这种轻轻地点到为止的蹭比压在身上的蹭更具有杀伤力，因为这样能保证好钢用在刀刃上，让男人很难不起化学反应。事实上，吴晓春早就有反应了，只不过一直控制住自己罢了。等到舞曲结束时候，趁着最后一步的一个转身，卡美拉“不经意”地将自己的手背碰在吴晓春的敏感部位，马上就得到了第一手科学结论：吴老板不是“太监”！
吴晓春当然不是“太监”。前几天一个做土石方工程的老板把吴晓春带去洗桑拿，洗完了之后要做全身按摩，当那个按摩小姐坐在他的屁股上为他推背的时候，吴晓春明显地感觉到从小姐身上最隐蔽部位散发出来的热量，并且这种热量很快就从吴晓春的屁股传遍他的全身，包括通过中枢神经传递到吴晓春的大脑，于是吴晓春大脑一热，马上就有了强烈的反应。那一刻，在大脑热度的指挥下，吴晓春已经翻过身来，并且迅速地将小姐翻到他的身下，准备反过来向小姐输送热量，突然，他想到这些小姐跟谁都做，说不定此时体内还保留着前面那个客人留下来的那种东西呢。这么一想，蔫了。
由此可见，吴晓春并不是“太监”。事实上，吴晓春不仅不是太监，而且还曾经风流，并且为此付出过惨重代价。两年前，吴晓春不得不与前妻离婚就是该代价的直接体现。
《上市公司》二(43)
深圳是个讲究学历的城市，无论是进户口还是找工作，首先要看的就是学历。曾经有一段时间，深圳流行假学历，但随着网上验证技术的推广，假学历逐渐失去了市场，于是，就开始流行半真半假的学历。所谓半真半假的学历，简单地讲，就是学历是经得起网上验证的，但取得学历的方式不严肃。比如读在职研究生，一般的人只要想读书并舍得出钱就可以读。只要按时足额地交钱，考试的时候随便自己查书还是请教别人，最后总能通过。如此，取得的学历并比完全造假强，能顺利通过网上验证。但有一项比较难，就是硕士论文。因为硕士论文不是一般人查资料或“请教”一下就能完成的，于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就有了专门替人写毕业论文的行当。吴晓春当时还没有进上市公司，经济收入还不稳定，并且还没有离婚，还想把老婆孩子接到深圳来，所以非常需要钱，加上他是正儿八经的硕士，写论文有实践经验，于是也加入了替人写论文的行列。
有一次委托人是位女士。女士为证明自己是真材实料，反复强调她只不过是请吴晓春提点建议，论文仍由她自己写，但是钱照付。
吴晓春一听就知道麻烦，吴晓春帮别人写论文不是第一次了，知道套路，根据题目找几本相关的书籍来抄抄就是一篇“论文”，而且是一篇好论文，因为吴晓春替别人抄的“论文”常常被评为“优秀论文”，但是，他最怕委托人太有主意，一旦委托人自己太有主意了，反而搞得吴晓春没有主意了。说实话，吴晓春当时就想推掉不做了，但是又怕驳了朋友的面子，如果驳了朋友的面子，那么下次再接业务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毕竟，吴晓春私下从事的这项个人创收工程是见不得阳光的，不能打广告，只能靠朋友介绍，既然靠朋友介绍，就不能挑三拣四，不能好做的业务就做，不好做的业务就不做，如果那样，下次别人就不把业务介绍到他这里来，所以，尽管吴晓春明明知道这个论文要耽误更多的时间，还是接了。
接了之后，女士果然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主要是她非常有水平，具体表现在吴晓春完成“论文”之后，女士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吴晓春真想说：这不是真的做学问，只要能唬一张文凭就行了。但是吴晓春不能说，吴晓春要是这样说，就极大地刺伤了女士的自尊心。女士现在是吴晓春的客户，吴晓春是没有权利刺伤客户自尊心的，吴晓春宁可刺伤自己的自尊心，也不能刺伤客户的自尊心，这也是职业道德。于是吴晓春就照着女士的意思对论文进行了修改。修改了之后，再给女士看，女士看了之后，又提出了许多意见。这一次的意见倒是对的，因为吴晓春自己也知道，改过的论文还不如上次没有修改的。于是，吴晓春再次“修改”。这样七改八改，改到最后吴晓春自己也不知道哪里该改哪里不该改了。
《上市公司》二(44)
女士见吴晓春如此谦虚如此认真，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就要对吴晓春严谨治学的精神给予鼓励，鼓励方式是请吴晓春吃饭。由于改的次数比较多，因此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次数就比较多，最后，为了修改方便，女士干脆把吴晓春约到自己家里来，家里上电脑方便，甚至可以直接在电脑上修改，谁知道孤男寡女时间一长，他们就从电脑上改到了床上。这时候，女士提出要结婚，否则没完。
吴晓春当然不能跟女士结婚，因为他已经有老婆了。不但有老婆，而且有儿子，所以吴晓春不可能跟女士结婚。但女士显然不是等闲之辈，知道哪里是吴晓春的软肋，并且专门往那里打。女士竟然千里迢迢从深圳闹到兰州，闹到了吴晓春原来的工作单位，闹到了吴晓春妻子那里，闹到吴晓春岳父那里。离婚是唯一的结果，而且离得很惨，儿子房子加全部存款都归前妻。吴晓春直接就是被扫地出门。并且还在原单位臭了。同事们说，吴晓春在深圳混了这么多年，如果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也值，可这个闹上门的女人既不年轻也不漂亮，更没教养，各方面还不如吴晓春原来的老婆，这不是让同事笑话吗？于是，吴晓春就十分憎恨那个女士，就觉得这个女士太毒，就觉得她太阴险，就觉得她太虚伪，就觉得曾经跟她上过床是一种耻辱，总之，就再也不跟女士来往了。所以，吴晓春现在是单身，标准的单身，身边不但没有老婆，而且也没有女朋友。如果按照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男人只要三个月没有碰过女人就倒退成为童男子的话，那么吴晓春在跟余曼丽相识的时候就是童男子。
火车站旁边四千平方米地计划建商住楼。由于吴晓春方方面面马屁拍得到位，楼盘容积率争取到了七比一，也就是说，建筑面积允许达到二万八千平方米，等到竣工时再稍微动点脑筋，三万平方米没问题。
将深圳的商住楼概念引入武汉市，也算是吴晓春对江城人民的一大贡献。这种商住楼一般底下是几层裙楼，上面是十几或几十层的塔楼。裙楼可用作银行、证券营业部或商场，塔楼可以作住宅，也可以作写字楼，但最适合于作连住带办公的场所，“商住”二字可能正源于此。当年国家在深圳办特区，深圳成为全中国的窗口，因此，全国各地纷纷在深圳建立办事处，所以深圳的商住楼很有市场。现在内地经济发展也很快，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各地在武汉市的“汉办”也不少，再加上武汉人要面子，这些年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搞的总公司甚至于集团公司不在少数，这些总公司或集团公司付不起佳丽广场这样写字楼的租金，又不能太掉价，找个商住楼办公最合适。想一想如今一个地区师专也可改称某某大学，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公司称为集团公司也不算过分。可见，吴晓春的商住楼定位是符合潮流的。
《上市公司》二(45)
余曼丽能够做这个总经理，除了自己是科班出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做事情有分寸。其实做事情有分寸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要多的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在娱乐城做老总，不跟客人跳舞肯定是不行的，不跟客人跳舞就是不给客人的面子，如今客人是上帝，不给上帝的面子不是等于不要做生意了吗？但是也不能随便跟客人跳舞，一个娱乐城老总，如果随便跟客人跳舞，那么还要那么多小姐干什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分寸的问题。余曼丽在掌握这个分寸的时候，主要是控制自己只跳快节奏的舞。娱乐城的舞曲节奏与舞池灯光是成正比的，舞曲节奏越快，舞池灯光就越亮，舞曲节奏越慢，舞池灯光就越暗，所以余曼丽接受客人的邀请跳舞的时候只跳快节奏的。跳快节奏舞时，舞伴之间距离明显，而且灯光较亮，不影响她作为总经理的形象。如果恰好在慢曲时遇到客人邀请，她也能礼貌地“转嫁”给公关经理。久而久之，客人们都知道她的规矩，所以客人都喜欢请她跳舞，但只请她跳华尔兹之类。
这天又是吴晓春拍有关部门的马屁，被拍的人兴致很高，其中有人鼓动吴晓春去请余曼丽跳舞，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起哄。吴晓春抹不开面子，就去请。当时正好是一首《真的好想你》，典型的慢四舞曲，于是几个人等着看吴晓春遭拒绝的笑话，没想到余曼丽大大方方起身随吴晓春翩翩起舞。弄得几位打算看热闹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是扫兴还是高兴，倒是本准备起身替老总保驾的公关经理顿时感到了什么。
余曼丽的同事大都十分羡慕甚至于有几分嫉妒她这份工作。连馆长都说她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从面子上说，虽然娱乐城总经理只相当于副馆长，但群艺馆已名存实亡，娱乐城后来居上，局长来了不问馆长在哪里，首先要见见娱乐城总经理。再说，馆长只知道向局长诉苦要钱，而娱乐城老总可一条龙招待，你说谁的面子大？从里子上说，余曼丽虽然拿副馆长级工资，但娱乐城那边另有一份职务津贴，外加天天有夜班补助，明收入就好几千，更不用说天知道的其他好处了。于是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就有人暗中使绊子。尤其是余曼丽得罪了馆长之后，余曼丽的麻烦来了。
馆长的外甥在娱乐城搞采购。这年头凡是往外面花钱的地方多少就有回扣，所以谁都知道搞采购是个肥缺，正因为是个肥缺，所以只能是馆长的人来做。馆长在推荐他的外甥来的时候，对余曼丽说：我只是推荐一下，用不用还是由你说了算。于是余曼丽就说了，说她正好需要一个采购，正着急没有合适的人选呢，所以非常感谢馆长对她工作的支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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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是馆长的外甥，所以余曼丽对采购这一块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甚至是两只眼睛全部都闭了。比如采购西瓜，余曼丽自己在家里也要吃西瓜，所以她当然知道市面上西瓜五毛钱一斤，见到馆长外甥拿来的白条上面写着八毛钱一斤，也就照样签了字给报销了。不仅如此，如果其他人有意见，余曼丽还帮着遮着，比如说他这个西瓜品种不一样，做娱乐城赚的是环境钱，赚的是气氛钱，赚的是服务钱，不能在采购方面省钱等等。但是，最后连余曼丽也遮不住了，因为馆长外甥做的也太过分了一点，有一次二楼餐饮部经理向余曼丽反应：进来的海鲜是死的。
“这不是价格的问题了，”餐饮部经理说，“这样的东西根本就不能出品，如果再这样，我没办法做了。”
余曼丽知道遮不住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不但餐饮部经理没有办法做了，她这个总经理也没有办法做了，于是，带着餐饮部经理一起去向馆长汇报。
“我说过，”馆长说，“我不干预你的日常管理，用人也是这样，你看了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向您汇报的。”余曼丽说。
“不用向我汇报，”馆长说，“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您能不能另外帮我们推荐一个采购的来？”余曼丽问。问得非常诚恳，非常无可奈何。
馆长愣了一下，看看余曼丽，再看看餐饮部经理，说：“不用了，我推荐不好。做采购这一行实在不容易推荐到合适的人。生手容易出差错，比如像小军这样被供货商哄了，买来了不合格的海鲜，给娱乐城造成损失，熟手更麻烦，会在里面做手脚，娱乐城损失更大。”
余曼丽听出来了，如果再这样请示下去，说不定馆长就能说出“还是让小军先做着吧”这样的话来，于是当机立断，把话封死。
“也是，”余曼丽说，“要不然双管齐下，这边我找小军谈谈，让他注意一点，先做着，那边我们打广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采购员，如果没有招聘到比王小军更合适的，就让他先顶着。您看怎么样？”
馆长脸上明显舒展了一些，说：“好，好，就按你自己的意见办，我说过，你自己做主，不用向我汇报了，要是一个采购员的事情你都向我汇报，那你还是什么总经理呀？”
“好，”余曼丽说，“那就先让王小军做着，我就不跟你汇报了。”
“对，不用汇报了。”馆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