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余曼丽就真的不向馆长汇报了，连把他外甥王小军换了也没有向他汇报。但是，余曼丽心里知道，无论采取什么样高明的手段把王小军换了，换了就是换了，只要是换了，她就把馆长得罪了，那么她就必然有麻烦。
《上市公司》二(47)
这次余曼丽的女儿过生日，余曼丽从前夫那边将女儿接过来，晚上又不放心恺撒世界的生意，只好把女儿带着上班。当然，也顺便让女儿来娱乐城玩玩。“妈咪”觉得应该表示表示，但是表示少了拿不出手，表示多了又心疼，于是灵机一动，私下招呼小姐们表示，小姐们更不是省油的灯，嗲声嗲气鼓动各自的服务对象表示，结果临收场时女儿收到一万多元礼金。余曼丽没办法，激情之下干脆给全场的客人打八折并免费送果拼一盘。这件事经值班会计汇报到了馆长那里，立刻就变成一桩假公济私甚至是变相贪污案了。这还了得？！
这一天余曼丽找吴晓春。余曼丽有吴晓春的名片，找吴晓春非常方便。吴晓春没想到余曼丽会主动约他，有点意外，也有点想入非非。其实余曼丽只是心里烦，觉得吴晓春素质蛮高，又是局外人，想和他聊聊。
吴晓春听了余曼丽的讲述之后，认为余曼丽没有什么错。打八折送拼盘是总经理权限之内的事，别人找不出什么硬茬，不用怕。
“再说，”吴晓春接着说，“大不了就是不干了，我正打算开个歌舞厅，你到我这边来做，我这边是上市公司，保证没有你们国营单位那么些弯弯绕绕，下次你女儿过生日，客人送十万我都不管，送得越多，说明你工作越好，客人服你，我再给你加一万。”
听的余曼丽当场多云转晴，顿时亮堂了，不但脸上亮堂，连心里也亮堂了。
其实，吴晓春说这番话既不是纯粹安慰余曼丽，也不光是让她心里亮堂，更不是信口开河。吴晓春确实想到过要开歌舞厅。
吴晓春算了一笔帐，他手里那个商住楼项目是怎么做怎么赚钱。房子卖了不用说，肯定赚钱；房子卖不掉，抵押给银行可以套现；房子万一卖不掉也抵押不成，做成帐，报表上还是赢利！这就是上市公司的妙处。要不然为什么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打破头争着上市？在中国，上市公司只对报表负责。报表实在没法再包装了，就来一个资产重组。君不见中国的许多上市公司都遵循“一年绩优，二年业平，三年ＳＴ，四年重组”的发展规律吗？
吴晓春虽然是学理的，但80年代研究生的功底使他学习“时髦经济学”不费劲。下海之前，按照理论先行的规则，他就认真阅读过大量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籍，加盟新天地集团之后，更是注意学习现代资本运做理论和实践，前些年为了替别人写硕士论文，自觉和被迫看过的甚至是抄过的经济理论著作不少。吴晓春甚至发现，凡是这种靠他写论文才能获得硕士学位的专业基本上都是经济管理类的，几乎没有碰到过理工科的，也幸亏没有，如果有，吴晓春还不一定能写得了，比如医学方面的硕士论文，吴晓春能写得了吗？敢写吗？因此，吴晓春就有点看不起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硕士没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如他，他随便帮人家抄点东西就能获得优秀论文，可见经济学硕士不过如此。吴晓春甚至公开说过，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学硕士所学的东西全部过时了，没有用，新一代经济学硕士所看过的著作他基本上全部看过了，甚至还抄过了，所以他在经济学上的认识不比任何一个经济学硕士差。
《上市公司》二(48)
人一旦有了这种想法，自然容易头脑发热。其实没有这个想法也会发热，人只要一当上老板，基本上就要头脑发热。君不见前几年一些公司获得配股资格而圈一大笔巨款后，简直不知怎样花才好，于是一哄而起搞起了多元化；几年后，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无可奈何地说：要是当初把钱买国库券多好！但当初确实也没有人这么做，要说配股是为了买国库券，证监会也不会批，批了也没法向股东交代，谁当初要真在股东大会上讲这项提案，还不把台下人笑死？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吴晓春现在也是老板了，虽然只是上市公司二级公司的老板，却也有资格头脑发热。不过，吴晓春想搞歌舞厅也不完全是头脑发热。当时吴晓春的华中公司的帐上确实有现金不知做什么，那时候香港的百富勤还没倒闭，人们还没有听说梁伯滔那句“现金是王”的千古绝唱。况且报纸杂志上天天宣扬一个观点：钱放在银行吃利息是最蠢的人。吴晓春不是最蠢的人。吴晓春会算帐。吴晓春又算了一笔帐：照现在这样拍马屁或被拍马屁，加上集团公司那边迎来送住，每年吃喝玩乐的费用差不多一百万，如果自己搞个娱乐城，就算不赚钱，起码这一百万省了；再想一想请行长局长所长或集团公司来人在自己的娱乐城潇洒，那种形象和感觉，是钱能买来的吗？
吴晓春到底在集团公司泡了一段时间，加上公司老板黄主席是潮洲人，于是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当中就有许多潮洲人，如集团进出口公司的老总赖散之，外号三癞子，就是老板黄鑫龙的那个远房舅舅，潮洲人，还有集团物业管理公司老总肖仲明，普宁人，也属于潮洲人，所以，耳闻目睹，使吴晓春深谙潮汕商人“不熟不做”的信条。因此，吴晓春虽然想到了要做娱乐城，但他并未急于动作，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到底等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今天与余曼丽的一番交谈使他豁然开朗。等什么？等人才呀！
回到公司之后，吴晓春立即就起草了一份报告。吴晓春是做投资部经理出身的，写这样的报告轻车熟路，从经济分析和对集团公司进军华中的战略意义两个方面论述了在武汉投资建设一个综合娱乐城的可行性，在可行性分析中，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人才篇”，强调了以认为本的思想，并着重介绍了余曼丽的情况。
华中公司给集团公司的报告原本就是走形式。既然集团公司实质上并未向华中公司投钱，那么对于华中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就不会干预。因此，集团公司很快批复了华中公司的报告。
收到批复，吴晓春立刻动手，制定了具体方案。第一，报集团公司批准，任命余曼丽为华中公司副总经理，具体负责娱乐城项目；第二，着眼于大发展，不搞则已，要搞就搞大型综合娱乐城；第三，根据武汉三镇的具体情况，结合华中公司现有项目在武汉的位置，选定娱乐城位置定在汉口。
《上市公司》二(49)
余曼丽领着吴晓春沿着最具武汉特色的沿江大道一家一家地认真考察。东方红、大都会、帝苑、拉斯维加等较大的娱乐城自然是多次考察的重点对象。他们又考察解放大道上的未来世界，新华路上的正银和五星城。总之，他们不厌其烦地差不多把汉口的所有娱乐场所都认真看了几遍，最后还是没有确定。
“我看大都会不错。”余曼丽说。
吴晓春看看余曼丽，然后说：“说说看。”
“这还用说嘛，”余曼丽说，“位置好，挨着武汉关，是武汉三镇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外地来人也无一例外地要去看看。做娱乐城关键是要人气，凡是人气旺的地方就是好地方。而且大都会场面大，最适合做综合娱乐城。”
余曼丽在这样说的时候，还注意观察吴晓春的表情。余曼丽发觉人的一切内心活动都要面部表情表现出来，关键是要会看。余曼丽认为她自己就比较会看。会看也就是会察言观色，如果不会察言观色，她一个群艺馆的一般干部，是不会轻易当上娱乐城总经理的。为人处事，“为人”再前，如果不会“为人”，再会“处事”也难得到重用。会“为人”的前提是会看人，如果连看人都不会，怎么会“为人”呢？而看人的第一步就是察言观色。当然，这些只是余曼丽的理解，但对她来说确实屡试不爽。
通过观察余曼丽发现，吴晓春是在认真听她讲的，并且是在一边听一边思考。
“说完了？”吴晓春问。
“说完了。”余曼丽说，“不对吗？”
“对，”吴晓春说，“你讲的很对。但是你想过没有，正因为大都会挨着武汉关，所以每年的夏季在娱乐城生意最好的时候，那里都要封关防汛，而一封关防汛，娱乐城就必须关门。一关门就是个把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客人可能跑到其他地方去消费了，而消费是有惯性的，在一个地方消费惯了，人也熟悉了，一般是不会轻易换地方的。到那时候，我们要费多大的劲才能把客人再请回来？即使请回来了，明年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总不敢对抗防汛这样的大事吧？另外，大都会是个老场子，如果我们接过来，肯定要重新装修，否则没有新意是不会吸引顾客的，但是一旦投入装修，就必须签定长期合同。据我了解，大都会的产权关系复杂，地皮属于航运公司的，而物业是一个私人老板出钱建的，这个私人老板最近又出了一点问题，自身难保，我们敢跟他签定长期合同吗？”
吴晓春说完，余曼丽傻了。她没想到吴晓春对情况这么了解，考虑问题这么仔细。关于第一个情况，她是知道的，但是她显然没有把问题想的那么深。关于第二个情况，她根本就不知道，因此她就比较惭愧，毕竟，与吴晓春比较起来，她算是武汉本地人，毕竟，吴晓春打算上这个项目起因还与她有关，毕竟，跟吴晓春比起来自己算是内行，现在自己掌握的情况竟然不如吴晓春全面，不惭愧吗？
《上市公司》二(50)
余曼丽是个要强的女人，正因为要强，所以她这时候才感到惭愧，并且将这种惭愧反映到了脸上。当惭愧反映到脸上的时候，就表现为难堪。好在吴晓春没有让她的难堪保持太长的时间。
“要不然这样，”吴晓春说，“我们的思路再开阔一点，看看除了现有的娱乐城外，有没有其他地方适合改造成娱乐城的。”
“改造成娱乐城？”余曼丽问。余曼丽这样一问，脸上的难看果然就消除不少。她不知道吴晓春这个时候这样说的目的是不是有意消除她的难堪，如果是，那么吴晓春这个人也太心细了，做人也太滴水不漏了。
“是啊，”吴晓春说，“反正准备投钱装修，不如找一个新场子，说不定找一个新场子更能吸引顾客。人不都是图新鲜嘛。你说呢？”
说完，吴晓春又觉得这话有问题，特别是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这样说的时候，更加有问题，但是既已出口，想往回收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寄希望与余曼丽不在意。
余曼丽果然没有在意，余曼丽现在接受正面的东西还来不及呢，哪有多余的心事往歪门邪道上想。余曼丽这时候并没有说话，而是点头，或者是因为点头而来不及说话，也有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点头就够了，不用说话。其实点头也是一种说话，是一种不发出声响的说话，属于形体语言。余曼丽这时候就用自己的形体语言表达了她的意思：是。
余曼丽虽然使用了形体语言，但是吴晓春必须用有声的语言，或许吴晓春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够使用自己的形体语言来与余曼丽交流，但是眼下还不是时候，眼下他只能用有声的语言表达他的意思。
吴晓春说：“你对武汉的情况比我熟悉，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你先去找，等找好了之后，我们俩再一起研究。”
余曼丽并不是真的满武汉市地去找，如果那样，也太显示她没有水平了。事实上，余曼丽所谓的“找”主要是在家里面打电话。打电话给她以前的同事，打电话给她的同学，打电话给她以前认识的各种各样三教九流的朋友。余曼丽在电话里面告诉对方她已经从群艺馆内退了，现在受聘于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她是这家上市公司在武汉的华中公司副总经理，他们公司想在武汉的汉口区开一家综合娱乐城，问对方有没有合适的建筑可以合作。但是，她只打了两天电话，就不能再打了，因为她家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连接电话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往外面打。
余曼丽没有想到武汉市有这么多的企业想对外合作，特别是当对方知道合作方是来自于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的时候，积极性又得到进一步的高涨。余曼丽没有想到她一时间竟然成了香饽饽，好像她自己就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了。别人不说，就是她姐姐余曼华，都一口气向她推荐了三个意向合作单位。更让她始料不及的，是局长都亲自打来电话。局长认定她就是深圳的大老板了，或者她已经嫁给了深圳的大老板了，按照武汉的规矩，如果嫁给了大老板，并且是刚刚嫁，那么她至少就是百分之六十的大老板，投资一个娱乐城这样的小主还是可以做的。于是，局长说：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人才，如果你不这么急着内退我就准备提拔你当馆长了。接到这样的电话，余曼丽除了哭笑不得之外，就只能说谢谢，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局长进一步说：我看你也不用跟其他单位合作了，干脆让你老公把我们那个娱乐城买过去算了。
《上市公司》二(51)
听着这样的电话，余曼丽并没有头脑发热，她知道自己并不是老板，不但她自己不是老板，并且她的老板也不是真正的老板，甚至她老板的老板都不是真正的老板，因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真正的老板是股民，股民才是真正的老板，所以余曼丽清醒着呢。
余曼丽并没有考虑人情的因素，特别是没有考虑她姐姐余曼华那边的人情因素，甚至也没有考虑局长的建议，而是真正从未来娱乐城经营和目前合作的方式的可能性角度认真地选择最合适的场所。经仔细比较，余曼丽初步选定位于汉口区青年路的玩具厂综合大楼。选择好了之后，她就向吴晓春汇报。
“去看看。”吴晓春说。
吴晓春对玩具厂综合大楼十分满意。首先是位置，比较隐蔽，但是离市中心非常近，根据吴晓春自己的消费经验，这样的位置最好，如果太暴露与闹市中心，也不是好事，至少不便于“腐败”，因为如果在闹市中心，即使想腐败的人不会被熟人看见，起码他们的车能被人看见，而对于想腐败的人来说，他们进娱乐场所的时候既不希望自己被熟人看见，也不希望自己的车被熟人看见，所以像玩具厂这样稍微偏僻一点但是又不是很远的地方最好。其次是产权关系明确并且简单，只要认准了玩具厂就行了，不会发生多头管理的事情，只要不发生多头管理，吴晓春就不怕，因为吴晓春知道，所谓多头管理其实就是“多方插手”，喂饱一个人总比喂饱一群人容易。最后是大小合适，总共六层楼，与大都会大小差不多，做综合娱乐城大小正好，太大了浪费，太小了不够用，关键是新楼，玩具厂盖好了之后一天都没有用过，仿佛他们盖这栋综合楼就是专门准备对外合作的。吴晓春知道，新楼好，装修起来容易，而且不会发生与旧装修旧设备扯皮的事情。只是他不理解，玩具厂为什么要将新建的综合楼急于出手。既然刚建好就要出手，那干吗要建呢？他问余曼丽，余曼丽也说不清。
“你打听一下，”吴晓春说，“看看这中间有没有什么猫腻。”
第二天，余曼丽将打听到的情况告诉吴晓春：没什么猫腻，就是厂里效益不好，欠银行的钱付不起利息，工人三月没发工资。吴晓春觉得很奇怪，面前的这个厂无论是规模、厂房、设备、技术力量、职工素质还是背景，都远远强于深圳的那些老板厂，吴晓春在进新天地集团之前，曾在关外的老板厂当多所谓的总经理，亲眼看着只有十万八万的所谓“港商”、“台商”伴随着特区的发展而成长，不用几年就真变成大老板了，而眼下这个厂怎么恰恰相反了。
余曼丽经过一晚上调整，已经恢复灵气，她好像是专门等着吴治平提这个问题。
《上市公司》二(52)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余曼丽说：“你昨天问为什么新建的大楼就要卖，因为建大楼个人能捞好处，卖大楼个人还要捞好处，吃亏的是工厂，赚钱的是个人；再说，厂搞好了对厂长个人有什么好处？不是有那么个企业的厂长，把一个几十万元的小厂搞成一个几百亿的特大企业，就因为‘私自提成’了百分之一，枪毙！厂搞垮了对厂长个人有什么坏处？大方点，把捞到的钱用一些与上级领导‘融洽关系’，说不准还能提拔，就是免职也合算。”
吴晓春并不完全同意余曼丽的这些观点，比如余曼丽将贪污调侃成“私自提成”他就不能接受，但他不得不承认余曼丽的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余曼丽见自己说得吴晓春发愣，刚开始蛮得意，后来又觉得自己跑题了，不太好，想收回来，于是对吴晓春说：“你看玩具厂那边……”
“厂里是什么意见？”吴晓春问。
“都行。”余曼丽说。
“什么叫‘都行’？”吴晓春问。
“租也行，合作经营行，买也行，”余曼丽说，“只买综合大楼行，将整个玩具厂整体一锅端过来也行。”
吴晓春想了一下，觉得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当然是一锅端合算，综合楼后面的整个工厂面积不小，而且这里地段好，完全可以开发成一个高尚小区，吴晓春知道，要想在武汉的房地产界有一席之地，光靠一两个商住楼是不行的，肯定要成片开发，上规模，上档次，上配套实施，如果那样，眼前的这个玩具总厂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眼下时机不成熟，下岗职工安置和银行贷款的偿还都是无底洞，还是等国家有明确的优惠政策再说。双方合作经营看起来最省钱，其实风险更大，将来扯皮的事少不了，没法正规管理，将来万一双方出现了不愉快，怎么说人家都是地头蛇，吃亏的肯定是华中公司。所以，最佳的方案只能是先租赁，等以后时机成熟再考虑“一锅端”的整体收购方案。
吴晓春分析完了之后，余曼丽补充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从综合楼大门到青年路之间这十几米宽的绿化带既防碍视线又影响停车，最好能由厂方出面将其改成一个小广场，既能停车，又醒目。吴晓春很是赞同，他马上就想起了深圳的世界之窗和香蜜湖游乐场，世界之窗的门口就是一个广场，所以一天到晚车水马龙，生意极好，而香蜜湖的正门往里面拐进去几百米，从深南大道上根本看不到游乐场的正门，不要说外地人了，就是深圳的本地人也很少知道里面的风景，所以说，娱乐场所的门面非常重要，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女人的脸面。
谈判很顺利，出人意料之外的顺利，顺利到双方好像并不是合作的关系，倒是像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吴晓春来武汉之前，曾经有人告戒他，说武汉人很难打交道，现在给吴晓春的印象是武汉人一点都不难打交道。本来明明是吴晓春想做娱乐城，要找一个合适的场子，没想到厂里面居然把他当作了救星，那样子与吴晓春的合作就像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突然攀上了一个阔亲戚一般，合作的条件几乎是由吴晓春他们这边说了算。
《上市公司》二(53)
最后的合同书是余曼丽代表华中公司签的字。吴晓春觉得余曼丽是当地人，将来万一遇到什么麻烦她也能摆平，另外，还能在甲方面前树立余曼丽的威信，在娱乐城内部树立她的权威，便于她今后工作。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谁能代表公司签字谁就是“老板”，吴晓春现在就是要余曼丽来当这个“老板”，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余曼丽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她的作用。当然，合同的内容都是经过吴晓春反复推敲的。内容包括：(1)每月租金十万元人民币，另外甲方在娱乐城每月享有壹万元免费签单权，附上有权免费签单的人员名单一二三四；(2)签定合同７天内付定金贰拾万，免费三月装修期，从第四个月开始每月5号之前付当月租金；(3)甲方负责在三个月内完成门前绿化带该广场审批手续，乙方承担费用完成改造工程；(4)甲方无偿提供水电指标和设备，乙方自理水电费及其他各种经营税费；(5)甲乙双方都谋求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收购合同标的背后整个厂区的权力。
合同是比较公正的，吴晓春并没有因为自己掌握主动权加上不利于对方的不合理条款。吴晓春认为，不公正的合同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在对方地盘上更是这样。例如，余曼丽已经说服对方接受由甲方负责将门前绿化带改造成广场的条款，吴晓春主动建议将此款加上“费用由乙方承担”。余曼丽不理解，吴晓春解释说，如果让对方出钱，准会无限期拖下去。
租赁签定之后，立即投入装修。吴晓春继续放权，娱乐城的装修工作也交由余曼丽全权负责，而吴晓春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商住楼上，毕竟，相对于一个租用别人物业的娱乐城来说，商住楼才是华中公司真正的大项目。
在这边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吴晓春在集团总部那边也“红”了起来。
集团公司有一个内部刊物《集团快讯》，报道的全部是集团内部的一些事情。以前吴晓春在集团总部的时候，清闲，还经常为《集团快讯》写写稿，来武汉当封疆大臣后，忙了，考虑的问题多了，有压力了，也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写了，设置基本上没时间看了。他不知道，正是由于这个《集团快讯》，使他成了是整个集团的大“红”人。
原来，由于武汉位于交通枢纽的中心，集团总部来内地出差的人往往都要经过这里，而吴晓春对集团总部来的人都热情招待，集团领导还好说，觉得是应该的，可对于一般员工来说，就觉得欠了吴晓春的人情，就想着找机会报答。比如等吴晓春回深圳的时候回请他一顿。可吴晓春回深圳的机会少，就是偶尔回去了，应付老板和公司高层都来不及，哪里有机会给一般的员工，所以，对集团总部的一些普通工作人员来说，如何报答吴晓春竟成了问题。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先带的头，在《集团快讯》写了一篇关于华中公司和吴晓春本人的通讯，既完成了投稿任务，也顺便补了吴晓春一个人情，一举两得。引得其他人纷纷效仿。于是，一时间关于华中公司及吴晓春本人的报道便接二连三地不断地出现在《集团快讯》上。这样的报道多了，吴晓春自然也就“红”了，于是，黄鑫龙在集团公司年终总结大会上就专门表扬了华中公司，说吴晓春没要集团公司一分钱就搞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华中公司。如此，吴晓春的“红”就算是得到集团内部的“官方确认”，红得更加耀眼。
《上市公司》二(54)
最能体现吴晓春“红”的标志莫过于主席亲自来武汉参加商住楼的开工典礼。
由于黄鑫龙亲自到场，吴晓春就不惜重金，尽可能将开工典礼搞得上规模上档次。余曼丽不仅利用自己的关系请来了各路媒体记者，还神通广大地邀请到一个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来剪彩，使专程赶来的集团董事局主席黄鑫龙情绪更加高涨，光彩更加照人。
黄鑫龙主席对省人大副主任很亲热，人大副主任对黄鑫龙主席也很亲热，顷刻之间，两个以前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一眨眼仿佛成了多年的老朋友。人大副主任口口声声欢迎黄鑫龙主席来武汉投资，黄鑫龙则更关心湖北省当年的几个上市指标落实情况。主席还乘兴邀请人大副主任一同去看看青年路上那座正在装修的综合娱乐城，副主任欣然前往。既然省人大副主任都去了，贵宾中的副市长和区长当然不敢落后，于是，这一大群浩浩荡荡的阵势着实把玩具厂的厂长书记吓得不轻，就差没有下跪迎驾了。黄鑫龙主席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比比划划，意思是打算将整个玩具厂整体收购，搞成一个一流的住宅小区，条件是省里给上市指标，让新天地武汉公司就地上市。副主任也不知听懂没有，反正是又点头又是笑。这样一来主席就更加高兴，恨不能当场召开新闻发布会。
回到深圳，黄鑫龙立即召开董事会，向大家通报此次武汉之行的巨大成就。专程送他回深圳的吴晓春被黄鑫龙点名列席参加。
“我们在武汉已经搞到上市指标了！”刚一开场，黄鑫龙就一语惊人。
黄鑫龙的一句话不仅语惊四座，连吴晓春也吓一跳。
“吴晓春功不可没！”黄鑫龙继续放炸弹。董事们齐刷刷全部看着吴晓春。吴晓春张口结舌，大脑一片空白。
“你，”黄鑫龙伸手一指李惟诚，“要亲自去武汉，协助吴晓春完成这件事。”
让我的顶头上司来协助我？！吴晓春还没有来得及疑问，黄鑫龙又发话了：“为了便于工作，我提议，增补吴晓春为集团董事。”
什么？！让我当董事？！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
吴晓春认定自己在做梦。
后面主席又说了什么吴晓春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果真成了董事。
反正这是一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也称公众公司，意思就是大家的公司，并且新天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公司，百分之八十几是公众股份。既然是公众的，那就等于说是没有主的，或者说那就没有人能否定主席的决定，因为中国的股民买股票的目的是低买高卖赚差价，没有哪个股民会想到自己买了股票其实就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板，更没有散户想到自己买股票是为了对公司管理或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起到监督作用，即便真有这样的股民，那也是少数中的极少数，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就是说，集团董事局主席想要谁当董事谁就当董事，管他事实上是懂事还是不懂事。
《上市公司》二(55)
吴晓春就自己在没有弄懂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成了这家排在中国上市公司五十强之列的新天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吴晓春还算有一点懂事。在接受主席单独召见谈话后，即刻来到李惟诚的办公室，毕恭毕敬地讨教工作。
办公室门是开的，已经有人在汇报工作。吴晓春像往常一样立在门口先敲空门，李惟诚一见是吴治平，赶紧起身迎接。两个正在汇报的人也跟着站起来，回头望着吴晓春。吴晓春竟愣在门口不知怎么办好。于是，李惟诚走到门边把吴晓春拉进来，又对另外俩个人说：你们先回去，我过会儿再找你们。
李惟诚并没有回到大班台后面的大班椅上，而是在沙发上与吴晓春并排侧身面对面坐下。这种情况吴晓春没有经历过，吴晓春以前来见李惟诚的时候都是李惟诚说“进来”，他就进来，进来之后，先站在大班台的这边，立着不动，等李惟诚将眼睛从桌子上的文件上离开，抬眼看一下吴晓春，说“坐，坐”之后，吴晓春才坐下，并且不是坐在长沙发上，而是坐在刚才那两个人做的围椅上，等候主任的发落或吩咐，像今天这样李惟诚亲自起身到门口迎接，并且与他一起并排侧身面对面地坐在长沙发上的情景，吴晓春还是第一次碰到。既然是第一次碰到，所以吴晓春就有点不习惯，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吴晓春不知从何说起，言欲又止。李惟诚一摆手，说：“不用讲了，我对主席比你了解。你先回去，我这边处理点事，过两天就来，到时候再慢慢聊。总之，尽量照主席的意思去做，做成做不成是天意。”
吴晓春突然发觉李惟诚比他想象的有水平，短短几句话，该说的全部说得清清楚楚，不该说的一个字也没吐。既善解人意，又很有分寸。自己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当然，他也注意到李惟诚对黄鑫龙的称呼，就两个字：主席。既亲切，又正式，还能显示出他自己与黄鑫龙关系并不一般，很像当年周总理对毛主席的称呼。于是，吴晓春就又添了一份自信，因为毕竟，黄鑫龙“主席”的称呼是他吴晓春发起的，说明自己不但对集团公司的物质发展有贡献，对集团公司的文化发展也是有贡献的，当上董事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
但是，当天晚上，几个相对贴心一点的老同事请吴哓春吃饭的时候，他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这些同事不管以前在集团公司的时候与吴晓春个人关系怎么样，至少在吴晓春去了武汉之后他们都得到过吴晓春的关照，其中有几个就是在《集团快讯》上为吴晓春歌功颂德的人，今天吴晓春成集团董事了，没有去应酬李惟诚这样的集团高层，而接受他们的邀请一起喝酒，不贴心也变得贴心了。这些人在集团公司职位虽然不高，但知道的事情不一定比高层少，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看问题的水平也不见得比李惟诚这样的高层差。关于这一点，别人是不是相信不敢说，但吴晓春相信。吴晓春将心比心，自己在去武汉之前，不是和他们一样嘛。水平不差，但职位差，这样的逮到机会往往最敢说真话。几瓶啤酒下肚，他们开始对吴晓春说真话。说集团公司眼下的状况相当不理想。公司以前一窝蜂地搞多元化，留下的大窟窿还没有来得及填补，主导产业房地产又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国家有了新政策，不允许部队、公安、武警办企业，边防局下属的企业局取消了，公司以前与企业局合作开发的项目要重新归顺，已经开发成功的项目要补缴地价，没有开发的项目要一律暂停建设。而补缴的地价不是按照当初开发时候的价格，而是按照现在的价格，现在的价格比当初的价格要高出许多倍，这就等于集团公司要额外承担一大块费用，而集团公司为了回收资金，房子虽然还没有建设好，却早早地以“内部认购”的方式当楼花卖了，现在要业主额外承担费用是不可能的，但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想不承担费用是更加不可能的。当时是什么价？现在是什么价？考虑到原材料价格上涨和按现行的价格步缴地价两个因素，本来以为能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房地产项目现在不但不赚钱，反而还要亏损，巨大的亏损！对于本来就存巨大财务状况窟窿的集团公司来说，这不是雪上加霜嘛。
《上市公司》二(56)
说实话，这段时间吴晓春在武汉，对深圳本部的事情还真不了解，现在听几个老同事一说，马上就沉重不少。这时候，另一个同事补充说，暂停的项目最后是不是还能重新开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开工了，那么收取的“内部认购”资金怎么办？已经花出去的钱怎么收回来？很多支出是灰色的，是见不得阳光的，因此也就是永远收不回来的。而如果重新开工，地价和规划报建费用肯定会大幅度提高，在集团公司现有的财务状况下，是不是有能力承担这些费用更加不好说。
还有一个同事说得更加可怕，说如果不能开工了，那么收取的“内部认购”资金怎么办？看吧，到时候打官司的事情不少。
这时候，吴哓春不是沉重了，而是有些心惊肉跳，仿佛看到集团公司山一样的大厦顷刻之间就要轰然倒塌的样子。他不得不佩服黄鑫龙的心理素质，集团公司都成这样了，他竟然那么神采奕奕，把集团公司描述得那么形势大好。
晚上躺在床上，吴晓春睡不着，替集团公司担忧，替黄主席着急，也替他自己和他的华中公司担忧。毕竟，华中公司是集团下属的子公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集团公司万一出现财务危机，他就是再有能力，把华中公司经营得再好，也不可能扭转整个集团的乾坤，而且还要被集团公司拖死。同时，他也深深地感觉到作为集团董事局主席的黄鑫龙实在不容易，他甚至不理解都到这个份上了黄鑫龙为什么还要装，装得那样轻松和愉快，像集团公司的帐上钱多得没办法用一样。说吴晓春认真想了想，感觉主要原因还是主席不信任他，不信任参加集团高层会议的大多数人，包括不信任李惟诚和总裁，所以才在他们面前装，在集团高层会议上装。就像刚才在一起吃饭一个同事说的，主席真正信任的其实还是赖散之和肖仲明他们这帮人，而正是这帮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既害了集团公司也害了黄鑫龙本人。
吴哓春现在有些理解黄主席的做法了。黄鑫龙在这个时候宣布在湖北搞到了上市指标和增补他吴哓春为集团董事，一是鼓舞大家的士气，继续演戏，继续装，二是给他一根胡萝卜，并狠狠抽他一鞭子，恩威并用，让他更加努力地为集团公司卖命。万一真搞成上市公司了，说不定就真像他当初给黄鑫龙描述的那样，把所有的优质资产和业绩都集中到华中公司，然后来一个十送十配八，一下子圈几个亿回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么想着，吴哓春就多少感到了一丝安慰，终于渐渐地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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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57)
吴晓春是睡着了，但李惟诚却无法入睡。
虽然都是董事，但李惟诚毕竟是老董事，而且还兼着董事局主席助理，在集团公司实际地位仍然比吴晓春高，或者说黄鑫龙对李惟诚更了解一些，更信任一些，因此，李惟诚在集团公司的位置比吴晓春重要。李惟诚让吴晓春一个人先回武汉，他自己过几天才来，说他在深圳要先处理点事，这样做并不是摆架子，也不是故弄玄虚，更不是矫情，而是他确实有事，有大事，有关系到黄鑫龙在新天地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宝座能不能保的大事情。
其实，当天晚上几个老职员对吴晓春说的那些话还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情况远比他们描述的严重许多，也复杂许多。简单点说吧，当初黄鑫龙挑头组建上市公司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对上市公司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认识，因此，当时整个深圳没有一家正经的国营大企业愿意挑这个头，所以才轮到黄鑫龙，可是现在，傻子也看出上市公司的妙处了，上市公司不仅可以从大陆市场圈钱，而且还能到香港市场再圈钱，不仅能圈一次钱，而且能圈多次钱，关键是圈来的钱既不用付利息，还可以永远不用偿还，这样的好事情哪个不愿意沾？不仅如此，“上市”两个字本身就是招牌，别的不说，就说吴晓春，一到武汉，人生地不熟，可就是凭着上市公司这块招牌，不仅顺利地从当地银行贷到了款，而且还顺利地在汉口火车站这样的中心位置上批下了地。在武汉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深圳当地了。所以，现在争上市指标真可以用“打破头”来形容。但无论怎么争，无论采用什么手段争甚至不择手段来争，每年的上市指标就那么多，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有两条，第一，掌握这些指标的当权人物不管是腐败的还是廉正的，不管是真廉正的还是假廉正的，最后都能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并且越来越发财。君不见几乎所有的公司在取得上市资格之前都要带着几百万上千万到北京去活动吗？所谓“活动”，就是砸钱，这么多钱砸到什么地方去了？当然不会扔到颐和园的昆明湖里面去了，而是塞进了某些人的腰包里。第二，不管能不能把“活动费”顺利地砸出去，也不管砸的地方是不是对路，最终争到上市指标的总是少数，没有争到上市指标的占大多数。因此，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哪一天开始，一个新鲜名词在古老的中国诞生了，这个新名词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壳资源。“壳资源”名副其实。首先，它就剩一个“壳”，一个在证券市场拥有一席之地的“壳”，尽管里面的东西可能早已经被全部掏空了，但只要有了这个“壳”，经过适当的资产置换或债务重组，就照样能让它洗心革面，焕然一新，成为一家有“题材”的上市公司，就照样继续发挥它的圈钱功能，达到圈钱效果；其次，它确实是资源，一种比金矿还要稀缺还要值钱的资源，因为再大的金矿也有开采枯竭的时候，而“上市公司”这个“壳”只要操作得当，不断变换花样地玩“资本运做”，就可能永葆圈钱的青春，成为永不枯竭的资金来源。如此，在人们通过正常的渠道什么手段都用尽也争取不到上市指标的情况下，把争夺的目标拓展到“壳”上来是自然的事情。
《上市公司》二(58)
这样说不代表新天地公司就已经剩下一个“壳”，事实上，新天地公司虽然遭遇了一些麻烦和困难，但它还不至于沦为“壳”，它下面还有房地产公司，还有武汉的华中公司和上海的华东公司，还有下属的出租车公司和长途巴士公司，它还没有完全被掏空，没有完全脱变成“壳”，所以，别人要想打它的主意，不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壳”对待，必须另辟溪径。这个溪径就是夺取黄鑫龙的主席宝座。
上市公司也叫公众公司，意思就是大家的公司，具体地说，就是凡是拥有该公司股票的人都是公司老板，因此，黄鑫龙的一个口头禅就是“我是为广大股民打工”的。话虽然这么说，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购买了新天地集团股票的人都要来参与公司的管理与决策，如果每个购买了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民都来参与公司的管理与决策，那一定乱套，实际上，上市公司日常决策管理权归公司董事会，具体到新天地集团，这种权力归集团董事局。或许，喜欢较真的人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们会说日常管理归集团总裁领导的管理团队，但考虑到总裁都是董事局任命的，而且总裁副总裁和几乎所有的集团高层同时都是集团董事，因此，归根到底，权力还是在集团董事局。即便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也是归股东大会，但这种大会每年才召开一次，无法真正行使日常管理和决策权力，所以，日常权力仍然在董事局，而新天地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是黄鑫龙，其他董事绝大多数都是由黄鑫龙一句话就任命的，比如像吴晓春，不就是凭黄鑫龙一句话，说当董事就当董事了吗？既然如此，那么这些董事根据做人做事情的基本原理，就要与黄鑫龙本人保持一致，如果不保持一致，那么黄鑫龙再说一句话，说你不懂事，当场就能抹去你董事的头衔。其实也不仅是黄鑫龙，换成其他人都差不多，在任何一个机构或团体里，真正说了算的人只能是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人，否则该团体或机构就无法正常运转。于是，那些想把新天地集团当“壳”使的人，不约而同地把目标盯在了黄鑫龙屁股下面主席这个宝座上了。
这符合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而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围绕着争夺皇位善始善终的？当然，新天地集团只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也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的主席宝座也根本不同于皇位，但是，正如方腊造反的时候说的那样，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一个家庭的管理都能与国家的管理相比拟，何况一个集团规模的企业呢。虽然大小不一样，但道理差不多，对于绝大多数芸芸众生来说，他们不可能直接参与到诸如改朝换代这样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当中来，可把一个大型企业想象成一个王国，把企业的最高负责人想象成这个王国的皇帝还是可以的。于是从缩小角度来看，在和平年代，围绕着争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位置而引发的斗争，也可以想象成争夺皇位的传统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种表现了。
《上市公司》二(59)
前面说过，新天地集团由于是新中国第一批试点上市企业，因此在股本结构上与后来大多数上市公司不一样，后来上市的绝大多数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从国营大中型企业直接改制过来的，所以最大的股东是国家，而新天地集团不是，当初黄鑫龙组建新天地公司的时候，供销进出口公司几乎没有多少资产，用李惟诚的话说，当时是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就是以很小的资产作为发起人，绝大多数股本从社会上募集。这种股权结构曾经一度被学者推崇，说只有这样的上市公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市公司，而像马钢股份那样直接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公司改制过来的上市公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市公司。学者做这样的评判是有根据的，因为公司上市也被叫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绝大多数由国营大中型企业直接改制过来的上市公司虽然从市场上募集资金了，但管理制度并没有改变，还有“上级”，企业的最高权力并没有归股东大会，而是归各当地政府的主管委局，比如归当地的经济发展委员会等，企业的一把手也基本上是组织部门先确定好了，然后在股东大会上走过场宣布一下而已，而新天地集团不是，新天地集团没有“上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也根本不是上面选定的，而是真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所以，得到专家的肯定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