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原理 第十九章.2

所以，考虑到在健康状况和发展速度方面情况千差万别的美国广大地区所具有的实 际增长率（刊载于最好的文献），进一步考虑到新西班牙的增长率以及在生活资料和其 他条件方面同美国无法比拟的欧洲各国的增长率，并特别注意到以往20年中各种难以克 服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这些因素必定会引起最漫不经心的人的注意），当人口不为 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引起早逝的其它特殊原因所抑制时，能使人口在25年内翻一番的、 代表实际自然增长的、假设的人口增长率无疑就是实实在在的增长率。

因此，可以有把握他说，在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以致每 25年总数要翻一番。

要是能把在不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同人类实际生活着的有根地域中可 能的粮食增长率进行比较，无疑是再好没有的；但是，对后一个增长率的估算比对前一 个增长率的估算更为困难、更无把握。要是在一段不长的特定时期内的人口增长率可以 较准确地确定下来，我们就必须假设，继续同以前一样鼓励人们结婚，养家糊口同样容 易，道德习惯一如既往，人口死亡率也和过去相同，在人口达到10亿后仍然按同样的增 长率增长如同中期和早期一样是很可能的；但是，很明显，在有限的空间里食物的增长 却必定按完全不同的原理进行。前面已经说过，当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地时，食物的增长 率会大大超过为适应人口最迅速增长（就人类而言，这是自然法则所容许的）所需要的 数量。然而，要是社会的结构能最充分地让土地得到开垦并让人口得到增长的话，所有 的优质土地和所有具有中等质量的土地都将很快被使用；到将来食物供应的增长终于要 依赖开垦非常贫瘠的土地和对已开垦的土地进行逐步的、费力的改良时，食物的增长率 肯定会非常象递减的几何级数，而不象递增的几何级数。无论如何，每年的食物增长总 是呈现出持续递减的趋势，并且后10年的食物增长量可能少于前10年的增长量。

但是，实际上必定会出现难以捉摸的情况。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过早所引起的农产品 分配不公，在早期可能会妨碍食物的增长，就象土地被进一步开垦、人口进一步增长那 样；而农业生产的改进，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劳动和农产品的更大的需求，在后期可能会 引起食物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就象在早期土地被迅速开垦、人口大量增加那样。然而， 这些变化显然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不会使人们对农产品在有限的土地上持续 增长将来会使其增长力下降的总趋势产生疑问。

在对于总趋势有把握而对于各特定时期却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为了阐明该问题，现 在就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食物的产量一事作一假设（先不论假设的正确性如何），显而 易见，这样做对了解土地生产用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资料的能力，而不是了解 我们经历过的不同质量的土地所能生产的生活资料的能力更为有用。

如果，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英格兰、法国、意大利或德国开始，我们就必须 先假定，由于该国非常重视农业，其农产品的产量能持久地在任何一个25年中按相当于 目前的产量增加，这样，其增长率无疑会高到决不可能实现的程度。最乐观的耕作者也 几乎不可能指望在未来的200年中该国的每个农场平均能生产出其数量等于目前所能生产 的8倍的粮食，更不能期望这种增长率能持续下去，以致每个农场500年后能生产出其数 量20倍于目前的粮食，1000年后能生产出其数量40倍于目前的粮食。然而，这还只是一 种算术级数，远远落后于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自然增长。根据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 自然增长计算，任何国家的人口在500年以后不是增长20倍，而是会增加到目前人口数的 100万倍以上。

或许有人会说，地球上有许多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只要作适当安排，其粮食的 增加就会大大快干人口更为众多的欧洲各国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地球上某些地方无疑是能够以在几个时期内同人口无限制的增长相适应的速度生产出粮 食。但是，把这种潜力开发出来是件最困难不过的事。要是用提高世界各地现在的居民 的知识、管理水平、勤劳程度、技艺和道德水平来做到这一点，那么怎样开始才能有成 功的希望，或者怎样推定实现上述想法的时间，都非常难说。

要是用从世界上发达地区移民的办法来实现，显而易见，除了通常在未开化国家建 立定居点所带来的一切困难以外，必定会发生许多战争和消灭当地居民的情况。光是这 些就很难对付，而且它们在很长时期内有很大的破坏性，此外，人们自然总是不愿迁离 自己的家园，因而，人们尚未来得及通过移居外国使困难得到缓解，他们在国内就吃了 许多苦头。

但是，暂时假定这个目标能完全实现——就是说，假定地球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能 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比例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对劳动的有效需 求——人口的增长（不论它是由每个国家的居民人数增加还是由农耕更先进的那些国家的 移民流入引起的），就会大大加速，以致在较短的时期内，一切优质土地都被占用，食 物的可能的增长率将降到比上面假设的算术级数低得多的水平上。

假如仅仅自我国1688年革命以来已过去的一个短时期内，地球上的人口以未受到抑 制的自然增长率增加，假设那时总人口仅为8亿，那么，世界上一切地方（不将沙漠、森 林、岩石和湖泊除外）的人口平均会象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稠密。这一点只要人口 加倍或者125年就能达到；而再多一两倍人口，或者比詹姆斯一世王朝开始以来已过去的 时间短一些的时间，就会产生与某些国家居民过多所造成的相同的结果，在那些国家， 由于耕作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已不能生产出其数量与人口的无节制增长相适应的粮食。

因此，无论个别国家由于向国外移民能够使人口实际紧张状况得到怎样的临时的、 局部的缓解，显而易见，从总体上和主要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向国外移民简直可以说不 能应付任何困难。无论我们把向国外移民排除在克服困难的各种办法之外还是包括在内， 无论我们指的是个别国家还是全球，设想土地将来能够每25年增产出其数量相当于目前 产量的生活必需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要是人口没有受到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其它特殊原因的制约，其自然增长 达到每25年总人数翻一番，要是在我们地球这样有限的土地上目前所能达到的养活人类 所必需的粮食的最大限度增长至多也只能每25年增加相当于目前的产量，那么，很明显， 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经常起作用。

按照自然法则，人类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不论在人口未受抑制的情况下其增长率 有多高，人口的实际增长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过养活人口所必需的食物的增加。但是， 按照关于有限的土地生产能力的自然法则，对土地所生产的食物来说，其在同样长的时 期内所能达到的增长，过了一个短时期后，必然会持续下降（这种情况确实是会发生的）， 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停滞不前，以致只能按算术级数来增加生活资料。因此，情况必然 是这样：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它服从食物增长的同一规律）的 性质必定和未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率完全不同。

那么，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个实际上对人口经常地、必然地起作用的抑制 因素起作用的方式问题。

要是任何辽阔的，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土地是在该国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那么对人 口增长的抑制所采取的方式是非常明显而又简单的。在人口众多的欧洲各国，每个农场 或许可以容许人口翻一番，甚至翻两番，而不会造成贫困。但是，人口绝对不可能按同 样的增长率继续增加，这一点极其明显，最粗心的思想家也会注意到。当经过非几的努 力，所产的粮食已达到能养活土地目前所能供养的人口数的4倍时，在往后的25年中对粮 食倍增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然而，除了在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上存在着困难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有什 么东西能使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过早结婚，或者使他们不能健康地将大群子女养大。但是， 这种困难必定会发生，其结果，或者是阻止人们早婚，以防止同样数量的一部分人出生 来抑制增长率，或者是使儿童由于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足而身体不健康，造成很大一部人 死亡，从而抑制增长率。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是，人口增长率部分地由于出生人数减少， 部分地由于死亡人数增加而得到抑制。

人们可以恰当地把这些抑制中的第一种称作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而把第二种抑制 称作积极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作用的绝对必要性就象人类没有食物不能生存一 样肯定无疑和明白无误。

当只考虑一个农场时，谁也不会大胆地断言，该农场的农产品能长期地同在特定时 期和特定国家里人们所看到的以每20年或30年增长一倍的增长率在不断增加的人口保持 平衡。人们确实不得不承认，假如允许作最乐观的猜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一定时 期内土地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然而，这样高的农产品增长率是不 可能实现的；要是使土地的生产能力始终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在没有新发明的情况下，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会不断下降，直到再投入一个劳动者也生产 不出供他自己消耗的生活必需品为止。

在这一方面，对于单个农场来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为现有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整 个地球来说情况也必然如此。就对人口增长的各种抑制来说，当地球上的土地在居住其 上的所有家庭中间平均分配时，情况是如此，当现在财产的分配不公平以及人们的职业 存在着很大差别时，情况也必定如此。只是由于这个题目太大而产生的混乱和含糊不清， 使人们在谈到广阔土地或全球时就否认（人口增长与生活必需品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 而当涉及单个农场时则不得不承认。

的确可以预料，在文明的、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积累、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发明， 都能扩大生产的领域；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原因在制造方便生活的用品和奢侈品 方面的作用确实令人吃惊，但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效却不怎么好。尽管节省劳动和 改进耕作制度可以作为将农业耕作扩展到比其它能耕作的土地贫瘠得多的土地的方法， 但是用这样的方法增加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在任何时候都取代不了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 抑制和积极抑制所起的作用。在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分到一份土地， 则这些抑制不但绝对有必要，而且几乎精确地以同一方式起作用。由人口的增长快于有 限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 现出来的贫困，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难以按 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也使组成社会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感到凭他们的普通劳动挣得 的实际工资不足以养活大家庭。

在任何国家中，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年收入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过去 如此，将来也总是如此。假如他们的年收入与劳动相比较，还不足以健康地供养大家庭， 前面提到的三种情况中有一种必定要发生。要么养活家庭的困难将阻止一些人结婚并使 其他一些人推迟结婚；要么营养不良引起疾病的发生并使死亡人数增加；要么人口的增 长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受到抑制。

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和对作用于人们头脑的各种动机所进行的最好的观察，在私有 制下，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指望土地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那种希望供养自己和家庭以 及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什么刺激能以足够的力量和持久性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克服人 类天生的惰性的设想，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以来，根据公有财 产的原则进行的一切尝试，要么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不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要么以最明 显的失败告终；而当代教育所引起的变化在使将来的情况有所好转方面似乎也不能前进 一步。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人类仍然保留着他们现在所具 有的同样的体质和道德素质的情况下，除了私有制外，没有别的任何制度能提供哪怕仅 有的一点机会来养活目前人们在许多国家看到的如此庞大而又日益增长的人口。

但是，尽管看起来除此以外几乎完全没有凭经验得出的任何结论，然而，作为对生 产的巨大刺激因素的私有财产法确实限制生产的发展，它经常使土地的实际产量大大落 后于其生产能力，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有扩大耕 种面积的充分的动机，除非有足够的报酬使他们不仅能用来支付养家糊口（至少要养活 妻子和两三个孩子）所必需的工资，而且能取得所投入资本的利润。这必定不包括可以 用来种植谷物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可以作这样的假定，即：在公有制下，可以将人 们充分地刺激起来从事劳动，耕种土地，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增长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土 地绝对不能再增产一夸脱粮食而整个社会全都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奔忙。但是，显而易 见，这种状况必定会导致最大程度的贫困和倒退。假如私有制能使人类防止这些弊病发 生（这一点它通过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享受发展艺术和科学所需的安逸生活肯定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做到），就必须承认，这种对扩大耕种面积的抑制会给社会带来非常明显的效 益。

但是，或许还必须承认，在私有制下，耕种有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在一个 时期内不为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当原先的土地分配极不公平，而且各种法律并没有提供 充分的便利条件来改善土地的分配时，这种情况特别可能发生。在私有制下，对农产品 的有效需求必然来自财产的所有者；尽管在最完善的自由制度下社会的有效需求能得到 满足这种情况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有效需求者的爱好和需要经常地、必然地对国家财 富的增加最有利这种认识却是不正确的。要是一切都听其自然，在土地所有者中对打猎 和保护野生鸟兽的爱好必定会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满足，从它必须用以达到目的的方 法看来，对农产品和人口的增长必然十分不利。同样地，拥有剩余农产品的人们对消费 制造品没有浓厚的兴趣，若是不由对私人随从的强烈欲望充分补偿的话（实际上是决不 会得到充分补偿的，则必然会引起对劳动和农产品需求过早的呆滞、利润过早的减少和 对土地耕种过早的抑制。

无论导致付给整个劳动阶级的工资不充分的供求状况是由不良的社会结构和财富的 不适当分配过早地造成的，还是土地比较地枯竭必然造成的，这同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或 对人口增长的抑制的必然存在几乎没有关系。劳动者几乎感受到同样程度的困难，这种 困难几乎必定产生同样的后果，不管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我们所了解的每 个国家里，劳动阶级的年收入不足以健康地养活他们的大家庭。我们可以有把握他说， 人口实际上受到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的抑制。又，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充足的工资，加 上一切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就业，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是从所未有的，除一定 的时期外，那时古老国家的知识和勤劳在有利的情况下应用于一个新国家——因而，不能 认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引起的压力在遥远的未来才会产生，当土地不肯生产出更多 的粮食时，人们就会感到这种压力，实际上这种压力目前不仅在地球的绝大部分地区存 在，而且除很少数国家外，几乎经久不变地在对我们有所描述的所有国家起作用。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管理水平、财产的分配和人们的风俗习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 把土地资源开发出来，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假定在这些方面立即发 生最有利的变化，就可以认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对生产的鼓励也许会达到这样的程度 ——在一些国家在短时期内而在另一些国家在较长的时期内上述对人口的各种抑制的作用 会减少。特别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情况经常扰乱我们的注意力，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产 生错觉的巨大根源。它使人们相信，他们总能使土地生产出比充分地养活自己和他们的 家庭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人们或许一直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为此我 们要完全感谢我们祖先的愚昧无知和拙劣的管理。要是他们把土地资源完全开发出来， 可以十分肯定他说，我们现在要增加粮食生产就一筹莫展了。假定只从征服者成廉一世 时起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管理得很好，财产的分配和富人及穷人的风俗习惯对于农产品 和劳动的需求也都最为有利，粮食和人口的数量就该比目前大得多，然而各种降低对人 口抑制的手段无疑也要少得多。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表现在，目前几乎全世界的劳动者 都只能取得较低的工资，它部分地是由土地的必然的状况引起的，部分地是对农产品和 劳动的需求的过早抑制所造成的。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人们觉察出来， 它不容许人们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有任何松懈，因为它是完全地、必然地由土地的状况 造成的。

那么看起来，对人口增长的必要抑制的相应强度几乎不依靠人类在耕种土地中所作 的努力。倘若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以最有见识的、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引导，那么使人口 同生活资料保持相应水平所必需的抑制，非但不会减轻，反而很有可能会发挥出更大的 作用，而且劳动阶级的境况由于取决于获取生活资料的便利，非但不会得到改善，反而 很可能会恶化。

所以，我们认为，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人类的行为和制度，使人口的自然增长必然 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

自然法则决定着当不存在抑制时人口的增长率，也决定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用以养活 人口的食物的另一种很不相同的增长率。但是，尽管自然法则无疑是使人口增长必然受 到经常而巨大的抑制的原因，然而，人类和社会制度也负有非常巨大的责任。

首先，人类和社会制度肯定要对目前地球上人口稀少负责。倘若社会制度和人们的 道德习惯几百年以来一直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农产品及劳动力的需求，那么，几乎 所有大国，不管多么先进发达，其人口都可能是现在的2倍或3倍，许多国家的人口则可 能是现在的10倍，甚至100倍，而所有居民的生活却会象现在一样好。

其次，尽管在改变人口所受抑制的相应强度方面和在改变这些抑制对实际人口所施 加压力的程度上，人类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暂时的，然而，人类对抑制的性质和 起作用的方式上却有着巨大的、十分广泛的影响。

政府和人类（社会）制度并不是在消除人口所必然受到的抑制（即人口增长必然会 受到抑制，而不致充斥全球，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违反自然规律而不可能发生的事） 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在对这些抑制加以引导，尽量减少给社会道德和幸福造成 的损害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我们从日常经验中获知，它们的力量是巨大的。然而，尽管 如此，必须承认，政府的力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因为要达到的目的主要靠个人 的行为，个人行为难以凭借法律产生直接的效果，尽管它可能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影响。

我们如果更加仔细地考察那些被划归为预防性和积极两大类的抑制所具有的性质， 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人们会发现，这些抑制可分成道德抑制、罪恶和苦难。按照自然规律，要是认为人 口增长的某种抑制是绝对不可避免并且人类制度对这些抑制中的每一种抑制所起的作用 的程度发挥影响的话，那么要是不将所有的影响，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发挥出 来以减少罪恶和苦难的总量的话，就会产生重大的责任问题。

当把道德抑制应用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论题时，可以给道德抑制下一个定义，就是出 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 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所有其它 的抑制，无论是预防性抑制还是积极抑制，尽管它们程度上差别很大，但都可以归到罪 恶和苦难上去。

其余的预防性抑制是，使得大城市里的妇女不能生育的那种性交方式；性道德的普 遍败坏，其效果与上面使妇女不育的性交方式类似；反常的恋情和防止不正常的性交所 产生的后果所采用的一些不适当的方法。这些显然都可以归到罪恶这一类下面。

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包括以任何方式过早地缩短人的寿命的一切原因，例如不利 身体健康的各种职业、繁重的劳动和长期在露天干活或生活、由于贫困引起的饥寒交迫、 对儿童抚养不当、一切暴行、大城市和制造厂、一系列常见病和流行病、战争、杀害婴 儿、鼠疫和饥荒。在这些积极抑制中，由于自然法则引起的那些抑制，我们专门把它们 叫做苦难，而我们自己招来的抑制，例如战争、一切暴行以及其它许多我们有能力加以 避免的抑制则具有混合性质。它们是由罪恶带给我们的，其后果则是苦难。

以不同的方式绪合在一起并且以不同的力量起作用的这些抑制中的某些抑制，正在 我们所熟悉的所有国家中发挥作用，它们成为把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直 接原因。

我在《人口原理》一书中已对我们最了解的大多数国家中这些抑制情况作了概述。 我的目的是要在每个国家中追踪在限制人口增长上看起来最有效的那些抑制，并设法一 般地回答库克船长提出来的特别适用于新荷兰的那个问题，即，是用什么方法使该国的 人口保持在能生存得下去的数量上？

然而，我们几乎不能指望，我们将看到的有关各国情况的一般性叙述会详尽得使我 们能确定我们所能描述的每一种抑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人口的自然增长。特别是 不应指望，这种一般性叙述能使我们了解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抑制能普遍实行到多大程度。 因此，我们尤其必须注意未婚者和晚婚者人数最高和最低这两个数。供养家庭的困难造 成推迟结婚。尽管无法确定这种晚婚所导致的不正常程度，但把推迟结婚称为对结婚和 对人口的谨慎抑制却是有用的。人们会发现，这就是预防性抑制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方式。

只有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能取代巨大的苦难和大量的死亡。假如说这种预防性 抑制主要地是通过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发挥其作用，那么如前所述，显而易见，直接立法 就起不了多大作用。谨慎抑制不可能凭借法律来实现而不致严重违反人们生来就有的自 由和不致产生更多罪恶的大风险。但是，公正而开明的政府十分巨大的影响和完善的财 产保险在培养人们谨慎的习惯方面任何时候都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习惯的主要原因和结 果我已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IX章第250页中作了阐述。

由于实际工资高，或者由于拥有支配很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权力，可能会出现两 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人口迅速增长，高工资主要被花在供养大家庭上；另一种是，生活方式的明显提高，人们享受到生活的便 利条件和舒适品，却没有引起人口增长率相应的加速提高现象。

在观察这些不同的结果时，究其原因显然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的人民中存在的不同的习惯。在探究这些不同习惯的原因时，我们一般地来说 是能将产生第一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压抑下层阶级的一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得他们 不能、也不愿意进行从过去到将来的推理，他们准备默认其标准十分低的生活上的舒适 和体面。我们能将产生第二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有助于提高社会的下层阶级的地位的一 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他们最接近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瞻前顾后”，因此，不能耐 心地默认那种剥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保持体面、道德和幸福的手段的想法。

在造成上述第一种特征的因素中，人们发现最有效的因素就是专制、压迫和愚昧，而造成后一种特征的各种因素中，最有效的因素是公民的自由、政治自由和教育。

在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公 民的自由。如果一国人民对于自己辛勤的、公正的、受人尊敬的努力是否有自由发挥的 机会毫无把握；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或可能会获得的财产是否会得到现有法律公正实施的 保护毫无把握，那他们是不会习惯于为未来制订计划的。但是，人们凭经验知道，没有 政治自由，公民的自由不能长期确保，因此，政治自由几乎同样重要。除了从上述观点 来看必须具有政治自由外，政治自由还会迫使上层阶级尊重下层阶级，从而显然有助于 教会下层阶级尊重自己，这必定会大大增加公民自由带来的各种好处。

关于教育问题，在一个不善于治理的政府的领导下，教育肯定可能得到普及，而在 别的方面搞得很好的政府领导下有可能把教育办得很糟。但是，就教育质量和普及程度 而言，必须考虑到，人们总是喜欢后一种政府。光教育本身对保障财产是起不了多大作 用的。但是，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 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这些习惯不同程度地存在，加上由其它习俗以及土壤和气候不 同程度的影响造成的大小不等的死亡率，在各国、在不同时期对人口增长起突出作用的 几种抑制的性质和每一种抑制的力量必定具有巨大的差别。根据理论不可避免地作出的 推论，已完全被经验证实。

例如，从我们所了解的古代各国和世界较不开化的地区的情况看，战争和各种烈性 病是对人口增长的主要抑制。频繁的战争及其对人类的极为严重的破坏，加上有案可查 的瘟疫、饥荒和致命的流行病，已对人类造成极大的消耗，以致极为巨大的人口增长力 在许多情形下不足以补偿损失。我们马上可以看到鼓励结婚的根源和为增加人口所作的 努力。这些鼓励和努力，几乎毫无例外地不同于古代的立法和一般政策。然而，有少数 人看得更远，他们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更好的办法时完全清楚，在他们所能想象的最 完美无缺的政府的治理下，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贫困和苦难。他们所 提出的补救办法坚决而又激烈，这同他们所了解的罪恶的严重性是相称的。甚至鼓励人 们结婚的注重实际的立法者似乎也认为，源源不断地生出来的孩子对养活他们的生活资 料来说有时确实太多了；似乎还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为了应付这个困难，并用劝阻 人们结婚的办法来防止困难的发生，他们经常默许杀害婴儿这种不人道的作法。

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生作用。除普 遍的道德败坏可以作为一种最糟糕的预防性抑制发生作用这些情况以外，人口的很大一 部分生殖力都发挥了作用：偶尔有多余的生殖力为某些激烈的原因所抑制。这些原因几 乎完全可以分成罪恶和贫困。人类总是有能力避免罪恶和很大一部分贫困。

回顾现代欧洲各国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情况，与古代和世界许多未开垦地区相比，看 来积极抑制较少，而预防性抑制较多。战争造成的破坏无疑已经减少，因为不但总的说 来发生战争的频次下降，而且战争的创伤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养活人类的生活资料都 没有从前那样大的致命性。尽管在现代欧洲历史的初期，瘟疫、饥荒和致命的流行病时 常发生，然而由于社会愈益文明和进步，它们发生的频次和死亡人数都大大减少，在有 些国家它们现在已经几乎无人知晓了。对人口增长的这种积极抑制减少，预防性抑制的 作用必然随之增加，因为积极抑制在程度上比粮食和人口的实际增长肯定要大得多。或 许可以有把握他说，在现代欧洲几乎所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目前使人口与实际生活资 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主要抑制，就是对结婚的谨慎抑制。

然而，我们将现代各国的情况同登记表上的数据进行比较时，仍会发现主要起作用 的几种抑制在其性质和力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登记表最能 说明问题。欧洲一些地方的情况至今尚未得到改善，仍然遭受频繁发生的瘟疫和致命的 流行病的折磨。可以料想，在这些国家很难看到对结婚进行谨慎的抑制的迹象。但是， 即使在情况已获得改善的国家里，还可能存在这样的环境，致使大量人口死亡。人们知 道，大城镇对人类的健康不利，特别是对儿童的健康不利。低湿地带的不卫生状况如此 严重，以致在某些场合，即使把大城镇里人口的生殖力全部释放出来（这种情况很少发 生），人口增长的原理也会被抵消掉。

苏斯米尔希提供的荷兰22个村庄的登记报表表明，那里的死亡率（可以设想主要是 由该国的自然条件不卫生引起的）高达1：22或1：23，而不是通常的1：35或1：40.结 婚率不是通常的1：108或1：112左右，而是高达1：64，表明结婚频次高得异乎寻常。由 于死亡率高，人口总数几乎呈静止状态，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大体相等。

另一方面，在挪威，那里的气候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似乎对健康特别有利，其人口死 亡率只有1：48.该国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作用得到比往常更大的发挥，其人口的结婚率仅 为1：130.以上所列可能被认为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在各国的登记表中可以看到程度不同地 存在着同样的结果。在长期对出生、死亡和结婚的人数进行登记的那些国家这种情况特 别明显。人们养成更加有益于健康的习惯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减少所 引起的死亡人数的逐渐减少，兼带着结婚和出生人数所占比例的降低。苏斯米尔希提供 了在上一世纪的一个时期中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的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例。

1620年在莱比锡市，每年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1：82，而在1741至1756年之间， 其比例为1：123. 1510年在奥格斯堡，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1：86，而1750年则为1：120. 1705年在但泽，该比例为1：89，而在1745年则为1：118. 1700年在马格德堡公国，该比例为1：87，而1752至1755年期间则为1：125. 1690年在哈尔伯施塔特公国，该比例为1：88，而1756年则为1：112. 1705年在克利夫斯公国，该比例为1：83，而1755年则为1：100. 1700年在勃兰登堡的邱马克，该比例为176，而1755年则为1：108.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它们有助于说明，在所有的古老国家中结婚人数取决于死亡人 数。大批人的死亡常常造成大批人的早婚。同样应当肯定，除非生活资料能够适当增加， 否则大批人的早婚必定导致大批人的死亡。

每年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显然主要取决于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和订婚的年 龄。因此，从各种登记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口没有大量增加的国家中。出生人数和结婚 人数主要受死亡人数的影响。当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时，出生人数总是能够填补死亡 所造成的人口空额，并且还会增加到日益增长的国家财富和对劳动的需求所能允许的程 度。在任何地方，在瘟疫、流行病和破坏性战争的一些间隙期间，出生人数大大超过死 亡人数；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国死亡人数差别极大，从各种登记表可以看到， 由于考虑到上述情况，出生人数都是以相同的比例变化。

因而，在荷兰的39个村庄中，在登记时的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约为1：23，而 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亦为1：23.在巴黎附近的15个村庄中，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 比与上述相同，甚至更大，因为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更大，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 2.7，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亦相同。在勃兰登堡的几个小城镇中，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 比为1：29，而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4.7.在瑞典，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34. 5，而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8.在勃兰登堡的1056个村庄中，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 比为1：39或1：40，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30.在挪威，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 为148，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则为1：34.在《人口论》评述过的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象瑞士那样如此明显地表明了结 婚人数和出生人数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取决于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这一极其重要的 事实和一般人口原理。看起来，在1760至1770年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在减少。为了 弄清这个问题，沃韦教区的牧师M.穆雷对各个教区自它们最早建立时起的登记表进行了 艰苦、细致的查阅。他对每70年为一个时期的三个不同时期内出生的人数作了比较。这 三个时期是到1620年为止的第一个70年，到1690年为止的第二个70年，到1760年为止的 第三个70年。通过这一比较，他发现，第二个时期的出生人数比第一个时期的出生人数 要少，而第三个时期又比第二个时期少。他认为，该国人口自1550年起一直持续减少的 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本人所作的计算清楚地表明，他所指的前两个时期的死亡 率比后一个时期的死亡率高得多；以前在登记表中发现的出生人数较多不是由于总人口 较多，而是由于几乎总是伴随较高的死亡率而来的较高的出生率。

根据完全可以信赖的报道，在最后一个时期，人口的死亡率特别低，而从婴儿抚养 到青春期的儿童人数所占的比例特别大。在1766年，正当M.穆雷撰写他的论文时，派德 沃地方死亡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45，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l：36，结婚人 数所占的比例为1：140.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上述出生、死亡和结婚人数在总人口中 所占的比例都很小。但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况必定完全不同。M.穆雷列出了一份自 1520年起历次瘟疫在瑞士蔓延的清单。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可怕的灾祸在整个第一个时 期的几个短暂的间隙中使国家荒凉，有时并把它的破坏作用扩展到第二个时期末尾的22 年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这些时期，平均死亡人数比现在要大得多。但是，使 这个问题变为确定无疑的东西，是16世纪普遍存在于相邻的日内瓦市的大量人口的死亡 和17世纪、18世纪死亡人数逐渐减少的事实。《大英图书馆馆藏》（IV，328）所发表的 计算数字表明，在16世纪，半数活产婴儿的生存概率或所能活到的年龄只有4.883岁， 或者不到4岁又11个月；人口的平均寿命或每个人平均应该生存的年数为15.511岁，或 者大约18岁半。在17世纪，日内瓦人口的生存概率为11.607岁，或者约为11岁又7个月； 平均年龄为23.358岁，或者23岁又4个月。在18世纪，人口的生存概率增加到27.183岁， 或者27岁又2个月，平均年龄增加到32岁又2个月。

从M·穆雷谈到的瘟疫流行及其逐渐消灭的情况看来，毫无疑问，这种病造成的死亡 人数减少情况必定在瑞士发生过，尽管在程度上也许不那么相同，但是，要是死亡人数 与总人口之比不是低于1：30或1：32，并且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不是M.穆雷写那篇论 文时的那个数目，很显然，该国的人口将会迅速减少。可是，正如人们从登记表上记载 的实际出生人数中了解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从前人口大量死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 口出生率随之更大幅度地上升。这种情况马上表明，试图凭借出生人数和人口填补（由 死亡造成的）所有缺额以及除了养活家庭的困难以外几乎不受其它任何原因制约的强有 力的倾向，来确定各国的实际人口总数或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实际人口总数，是错误 的。

瑞士和派德沃就出生人数依赖死亡人数提供了其它十分引人注目的实例；这些事例 或许更为可靠，因为它们同搜集这些资料的人的先入之见似乎是矛盾的。

关于瑞士妇女生育能力不旺盛的问题，M.穆雷说，在普鲁士、勃兰登堡、瑞典、法 国、甚至在任何国家，他所查阅过的登记表表明，受洗礼人数（即出生人数）在总人口 中所占的比例比派德沃大，后者的比例只有1：36.他补充说，根据新近在里昂努瓦所作 的计算，里昂城区受洗礼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28，小城镇所占的比例为1：25，而乡村 则为1：23或1：24.他惊叹道，在里昂努瓦和派德沃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啊。在派德 沃，最好的比例不超过1：26，而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妇女的生育力特别旺盛的两个小教区， 在许多教区该比例大大低于1：40.他说，在平均寿命方面存在着同样的差别。里昂努瓦 人口的平均寿命几乎不超过25岁，派德沃的平均寿命最低则为29.5岁，而这种情况仅存 在于唯一的一个低湿的、不利于健康的教区，在许多地方超过45岁。

他问道，“在儿童脱离危险的婴儿期的人数最多，并且不管用什么方法计算出来其平 均寿命高于任何其它国家的国家，怎么恰好就是妇女的生育力最低的国家呢？在我们所 有的教区里，平均寿命最高的教区也应该是人口增长趋势最微弱的教区，这种情况又怎 么会发生呢？”M.穆雷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作一个假设，我也只能作这样的假设。为了在一 切地方保持人口的适当平衡，上帝已将各种事物作了这样明智的安排，以致每一个国家 的生命力应该同该国妇女的生育力成反比，难道情况不是这样吗？实际上，经验已证明 我的假设是正确的。莱辛是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村庄，有400人，每年只有8个多一点孩 子出生。派德沃差不多有同样多的居民，每年出生11个孩子，而里昂努瓦则每年有16个 孩子出生。但是，倘若在20岁时，上述8个、11个和16个孩子数减少到同一个数目这种情 况发生的话，就会出现在一个地方生命力下降而在另一个地方妇女的生育力下降。因而， 最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生育力不旺，其人口不会太多，而不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妇女 的生育力特别旺盛，其人口将继续增长。”这些事实和所观察到的情况充满极其重要的教益，并且引人注目地证明了人口原理。 可以认为，如此明白无误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口出生率的三个等级，体现着发生在不 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实际问题是，当这种变化普遍发生而没有出现 人口增长率的相应的差别时（这种情况几乎普遍存在），我们是按照M.穆雷的意思假定， 上天保佑使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的妇女少生孩子，在那些国家，卫生习惯的养成已使瘟疫 和致命的流行病绝迹，还是凭经验假定，有利于健康的、发达的国家里较小的死亡人数 被更普遍存在的对结婚和对人口的谨慎抑制所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