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为什么麻烦大了？
答：因为“治”变成动词，就意味着“动作”；有动作，就会“折腾”；折腾，就会“乱”。所以，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的“乱”，也一定有春秋战国的“大乱”。故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
折腾，是因为既自以为是又自作多情
问：明白了。天下大乱，是因为折腾？
答：对！这正是道家与儒墨两家的分歧所在。天下为什么大乱？孔子、墨子认为是“缺少爱”，老子、庄子认为是“瞎折腾”。所以，孔子和墨子的“救市方案”是
“多点爱”（分歧仅在“仁爱”还是“兼爱”），老子和庄子的“救市主张”是“不折腾”。
问：那么，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人们为什么都要“瞎折腾”呢？
答：首先是自以为是，其次是自作多情，结果是自讨没趣。
问：为什么是“自以为是”？
答：因为从三皇五帝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所有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尧舜禹、商汤、周文、孔子、墨子等等，都认为自己能够“平治天下”。
问：不能吗？
答：不能。道家认为，天下是“天”的，人怎么能治？又有谁能够“替天行道”、“代天立法”？因此，所有“治天下”的，都是“自以为是”。
问：为什么会自以为是？
答：第一是自己狂妄。掌握了一点规律，就认为无所不知；取得了一点成就，就认为无所不能。第二是有人哄抬。什么“先圣”啦，“明王”啦，“天纵聪明”啦，一顶顶高帽子往他们头上扣，最后他们自己也架不住，真以为自己“永远正确”。第三就是民众无知，跟着起哄。这也不奇怪。大众总是需要偶像的。三皇五帝尧舜禹，就是当时的偶像。
问：造神运动？
答：准确地说是“造圣运动”。因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文化传统，不是“鬼神崇拜”，而是“圣人崇拜”。
问：对此，老子和庄子是什么态度？
答：表面上看不太一样。老子是“重塑”，庄子是“解构”。《老子》一书中的圣人，不做什么（处无为之事），不说什么（行不言之教），不自吹自擂（不自伐），不自高自大（不自矜），谦卑、低调、克制、无为，还有点傻乎乎（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就像刚刚出生的小孩
（如婴儿之未孩）。这是作者重塑的圣人形象。
问：《庄子》一书中的圣人呢？
答：就是儒家、墨家的“圣人”，但被庄子揭了皮。庄子说，儒家、墨家，都把圣人奉为道德楷模，却不知道他们的道德是强盗也有的。准确地猜出室内收藏的东西，这就是“圣”；行窃时冲锋在前，这就是“勇”；撤退时最后出走，这就是“义”；知道能不能得手，这就是“智”；分赃时人人有份，这就是“仁”。庄子说，这个强盗遵循的，哪一条不来自所谓“圣人”的教导？强盗做得还更出色。因此，庄子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
问：什么结论？
答：“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问：确实惊世骇俗。庄子为什么要这样说？
答：因为到了庄子的时代，像老子那样“正面引导”已不能奏效，只能“解构”。但不论老子、庄子，对儒墨两家“圣人”的看法是一样的──既自以为是，又自作多情。
问：为什么是“自作多情”？
答：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世界要有人治理。
问：不需要吗？
答：不需要。老子和庄子都认为，有天地就有万物，有万物就有人民。天地既然创造了人类，自然会让他们存活下去；人类作为天地的子民，自然懂得如何生存，哪里需要什么人来“治理”？你们这些“先王”、“圣人”，又操的哪门子心，瞎忙活什么呢？
问：那应该怎么办？
答：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人民该干嘛干嘛，不要管。老子甚至还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问：什么意思？
答：刍狗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草和狗，还有一种说法是草扎的狗，总之是不必看重的东西。因此，所谓“以百姓为刍狗”，就是“别把人民当回事”。
问：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答：不是“不像话”，而是“太难听”。实际上，老子说这话，并没有恶意。他的意思是说，你看，天地创造了万物，创造以后还管吗？不管。不管，当然是“不仁”。天地尚且“不仁”，人又何必多管闲事？你以为老百姓喜欢你们管呀？不喜欢！他们巴不得你把他当“刍狗”。你不把他当回事，他就自由了。相反，你要是特当回事，什么都管着，请问烦不烦呀？所以，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其实都是自作多情。
问：自作多情又怎么样？
答：自讨没趣。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当回事的结果是管闲事，管闲事的结果是生闲气，生闲气的结果是惹事端，惹事端的结果是再来管，结果越管越乱事越多。这叫什么？这叫“无事生非，恶性循环”，整个一“瞎折腾”，最后只能是“没救”。
最好的治理就是不治理最好的领导一定看不见
问：看来，道家的主张，就是“不折腾，才有救”。
答：正是。
问：那怎样才能“不折腾”？
答：十二个字──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
问：愿闻其详。
答：先说“君无为”。老子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的管理、统治、领导，有四种情况，也是四个等级。第一种叫“下知有之”，老子认为是“太上”，也就是“最好”。
问：什么叫“下知有之”？
答：就是下级和民众，仅仅知道最高层，有那么一两个领导人而已，并不产生实际上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等于没有。所以，也有版本写作“不知有之”，就是社会和国家虽然有领导，下级和民众却根本就不知道。
问：形同虚设呀？
答：是的，虚君。
问：为什么要“虚君”？
答：因为按照道家的观点，最好的社会是不需要救助的，也是不需要治理的。一旦有了治理，天下就会大乱。因此，最好的治理就是不治理，最好的领导一定看不见。但请注意，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领导是存在的，又好像不存在，是“不在之在”。
问：其次呢？
答：第二等，叫“亲而誉之”，就是亲近赞美；第三等，叫“畏之”，就是惶恐畏惧；最差的叫“侮之”，就是侮辱蔑视。事情到这个份儿上，那就是乱世，离亡国不远了。
问：请问，亲、誉、畏、侮等等，是单向的呢，还是双向的呢？
答：一般都理解为单向的。下级和民众对待领导的态度，最好的是有他没他，其次是爱他夸他，再次是怕他躲他，最坏是恨他骂他。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老子的这段话，我认为也可以理解为领导与群众的双向关系。最好的，是领导不管事，群众不在乎；其次，是领导爱群众，群众夸领导；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但不管怎么说，“虚君”都是最好的。
问：领导人形同虚设，又有什么好处呢？
答：虚君，就无为；无为，就不折腾。相反，实君，就有为；有为，就折腾。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为什么折腾个没完？在道家看来，就因为不但领导人太想有所作为，而且他们能够有所作为。为什么？实的嘛！有实权又能办实事，就难免折腾。
问：莫非要他们放弃领导权？
答：没这意思。放弃了领导权，那还是领导吗？你要搞清楚，所谓“太上，下知有之”，或者“太上，不知有之”，不是没有领导，而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实际上还是有，是“不在之在”、“没有之有”。而且，按照道家的辩证法，不在之在，没有之有，可是“大在”、“大有”！这是最高境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在不在，大有没有嘛！
问：怎样才能做到“大在不在，大有没有”？
答：抓大放小。只抓大政方针，不管鸡毛蒜皮。或者说，抓住根本。
问：根本是什么？做什么才能抓住根本？
答：根本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要知道，道家的“无为”，或者说，我们赞成、主张的“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不折腾”。怎样才能既做事，又不折腾？这可是大学问。事实上，只要做事，就难免折腾。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人说“不”。而且，为了保证“不折腾”，这个“不”还得领导来说，而且最好是最高领导来说。所以，他要考虑的，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做什么，当然好像不存在。但是，由于他能够有效地防止折腾，他又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存在。
问：领导只管“不做什么”，“做什么”交给下级和民众？
答：对！
问：不会有问题吗？比方说，没人做事、消极怠工、停滞不前等等？
答：不会。老子说，领导人无所作为，老百姓就潜移默化（我无为，而民自化）；领导人喜欢清净，老百姓就走上正轨（我好静，而民自正）；领导人无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渐富裕（我无事，而民自富）；领导人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纯朴（我无欲，而民自朴）。总之，君无为，则民自治。领导什么都不做，下级和民众就什么都做了。
问：这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吧？
答：是的。不过要讲清楚，道家所谓“大社会”，只是相当于政府而言。社会的组织和单位，他们也主张“小”，叫做“小国寡民”。
问：这可能吗？
答：道家认为可能，而且曾经有过。
第十三、你的笑容已泛黄
误入歧途的人，走得越远，就越找不着北
问：请问，我们历史上，当真有过“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的时候吗？
答：道家认为有。
问：什么时候？
答：道的时代。
问：什么是“道的时代”？
答：就是领导人清净无为，老百姓自由自在，谁都不瞎折腾的时代。
问：为什么叫“道的时代”？
答：因为“道”的特点就是“无为”，也就是“不折腾”。但是，后来人们把它丢了，开始折腾，这就进入了“德的时代”。
问：为什么是“德的时代”？
答：因为一折腾，就乱，乱，就要治。拿什么来治？最早的时候，是用道德，即“以德治国”，所以是“德的时代”。这个过程，用老子的话说，就叫“失道而后德”。
问：这是什么时候？
答：夏商周，又以西周为鼎盛时期。因为“以德治国”是周公的主张，而且曾经有效。
问：这不也很好吗？
答：不行啊！丢了“道”，就折腾；开了头，就打不住，只会继续乱下去。终于，德也不管用了，也被丢掉了，只能再想办法。
问：什么办法？
答：讲爱。仁爱呀，兼爱呀，都搬出来“救市”了。于是，社会就进入了“仁的时代”。这就叫“失德而后仁”。这是孔子和墨子的时代，即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
问：仁爱、兼爱，也都不行，对吧？
答：是啊，只好讲“义”。这时，社会就进入“义的时代”，即“失仁而后义”。
问：这又是什么时候？
答：孟子的时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战国中期。
问：战国晚期呢？
答：义也不管用，也被丢掉了，于是荀子出来讲“礼”，社会进入“礼的时代”。这就叫“失义而后礼”。到了“礼的时代”，就很糟糕，已经不可收拾了。
问：为什么？
答：因为按照老子的观点，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问：礼怎么就是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呢？
答：因为礼带有强制性，不是发自内心的。请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尊敬老人疼爱孩子，还用得着规定“尊老爱幼”吗？如果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人关爱弱者，还有必要规定“礼让为先”吗？可见“以礼治国”，是因为没有了仁，也没有了义，只能强迫人们装出“有仁有义”的样子。结果，却是
“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人心世道，都坏透了、烂透了，只有一张薄纸包着。
问：所以，“礼的时代”必定是乱世？
答：对！荀子所处的战国晚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也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君臣父子之间，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这就到了最低谷，穷途末路了。
问：战国晚期最坏？
答：按照道家的说法，恐怕是的。荀子所处的战国晚期，不如孟子、庄子的战国中期；孟子、庄子的战国中期，不如孔子、墨子的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墨子的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又不如周公的西周初期。换句话说，“礼的时代”不如“义的时代”，“义的时代”不如“仁的时代”，“仁的时代”不如“德的时代”。所有这些，又统统都不如“道的时代”。
问：一代不如一代？
答：不断滑坡，每况愈下。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丢了“道”嘛！丢了道，只好讲“德”。德没了，只好讲“仁”。仁不管用，只好讲
“义”。义不管用，又只好讲“礼”。德、仁、义、礼，都是用来“救市”的。结果是“越救越没救”。“救市”的过程，就是折腾的过程，堕落的过程，走向灭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问：这就是老子勾勒的“路线图”？
答：是的，而且正好对应了儒家的四大人物和儒学的四个阶段──周公之德、孔子之仁、孟子之义、荀子之礼。所以我说，《老子》一书，决不可能完成于孔子之前。如果是，那也太神了。当然，这可以讨论。但可以肯定，在老子看来，儒家的那一套绝对救不了世道，救不了天下，相反只会坏事。
问：就像陷进沼泽的人，越挣扎，死得越快？
答：也像误入歧途的人，走得越远，就越找不着北。因此，惟一的出路，就是离开“沼泽”，回到“正道”。或者说，回到“道的时代”和“道的社会”。
最好的时代、社会和人，都像婴儿
问：请问，所谓“道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所谓“道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
答：“德的时代”既然在夏商周，那么，“道的时代”就应该在夏商周之前。而且，按照庄子的说法，还应该在尧舜禹之前。夏商周，是国家时代；尧舜禹，是部落时代。由此推论，所谓“道的时代”，就是原始时代；所谓“道的社会”，就是氏族社会。
问：老子和庄子，为什么喜欢原始氏族社会？
答：符合他们的理想呀！老子说，人这一生，最美好的是什么时候？婴儿时期。而且，最好还是刚刚出生，那会儿还不会笑，叫做
“如婴儿之未孩”（孩，就是笑）。因此，最好的时代，最好的社会，最好的人，也都应该 “如婴儿”，比如圣人。
问：圣人有如婴儿？
答：是的，只不过是 “伟大的婴儿”。《老子·第五十五章》说，这样的婴儿，毒蛇不伤，猛兽不捕，凶禽不抓，不会做爱却阴茎长久勃起，终日号啕却不会声嘶力竭。
问：怎么会这样？
答：精气充盈，精力充沛，生命力旺盛不衰，全身心都处于极其和谐的状态，叫做“精之至也”、“和之至也”。
问：伟大的婴儿，为什么就“精之至”、“和之至”呢？
答：吃母乳呀！我们知道，吃母乳的孩子，都天然地具有免疫力，圣人也如此。只不过，圣人作为
“伟大的婴儿”，他的妈妈也很伟大。这个“伟大的妈妈”，就是“道”。圣人推崇的，是直接从“道”那里吸取营养，叫做“贵食母”。这样的人，就是“道的人”。
问：明白了。最好的人是 “道的人”，最好的时代，最好的社会，就是“道的时代”和“道的社会”，因此也应该“吃母乳”，“如婴儿”，对不对？
答：对！原始氏族社会，就是人类社会的“婴儿期”，所以是最美好的。
问：因此，回到“道”，就是回到原始氏族社会？
答：是。这就叫“复归于婴儿”。
问：作为“婴儿期”的原始氏族社会，又是什么样子呢？
答：“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其政闷闷，其民淳淳”（老子）。
问：什么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答：领导人就像树上的叶子，老百姓就像地上的麋鹿。这是庄子的社会理想。
问：什么叫“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答：领导人稀里糊涂，老百姓浑浑噩噩。这是老子的政治理想。
问：这又有什么好？
答：纯朴、自由。不过，老与庄各有侧重。老子看重的是纯朴，庄子看重的是自由。
问：庄子为什么看重自由？
答：因为庄子的人生理想，就是真实而自由地活着，叫做“逍遥游”。这个现在讲不了，只能以后再说。不过，庄子的人生理想一旦变成社会理想，与老子的政治理想倒是合拍的。你想啊，所谓“上如标枝，民如野鹿”，不就是老子政治主张的最高境界──“太上，下知有之”，或者“太上，不知有之”吗？
问：老子为什么看重纯朴？
答：纯朴，就不折腾。老子显然想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折腾，又为什么能折腾？答案也有两个，一是“多欲”，二是“多智”。多欲，就想折腾；多智，就能折腾。所以，要想彻底“不折腾”，也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寡欲”，二是“去智”。
问：怎样“寡欲”？
答：三条。第一叫“不尚贤”，第二叫“不贵难得之货”，第三叫“不见可欲”。不尚贤，就是不推崇有德有才。不推崇，就没有竞争。不贵难得之货，就是不把那些珍禽异兽、奇珍异宝当回事。不当回事，就没人盗窃。不见可欲，就是不炫耀（见，读如“现”，意思是显示、显现，表现）。不炫耀，就没有诱惑。所有的诱惑都没了，也就寡欲。
问：怎样“去智”？
答：先“愚君”，后“愚民”。因为国家难以治理，就因为人民懂得太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从古至今，善于奉行“道”的（古之善为道者），都不用“道”来开发民智（非以明民），而是用来愚民（将以愚之）。但是，要愚民，就得愚君。
问：为什么呢？
答：因为上有所好，下比必效焉。统治者心明眼亮，老百姓不也跟着聪明伶俐起来？这就叫“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领导人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相反，“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领导人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所以就算装，你也得糊涂，绝不能雄才大略聪明绝顶，更不能用聪明来治国。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问：这样就能天下太平了吗？
答：对付。因为这些办法，都是“术”，不是“道”。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道”，回到原始氏族社会。
后退没出路，道家有道理
问：原始氏族社会，真的是纯朴而自由吗？
答：自由不好说，纯朴是真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把原始氏族社会称为“纯朴道德高峰”，并把打破这种纯朴、离开这个高峰的力量，称之为“堕落”。不过，原始时代的这种纯朴，却未必是天性，而是另有原因。
问：什么原因？
答：一穷二白。许多人都说，原始社会好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倒是事实。但你要明白，那是因为物资匮乏，根本就没东西可偷！也有人说，原始社会好啊，天真无邪，互不防范。这也是的，但那是因为智力不高，当然没那么多心眼。还有人说，原始社会好啊，人人平等，相亲相爱。这在氏族、部落内部，可能是的。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就不好说了。黄帝不是和蚩尤打吗？炎帝不是和黄帝打吗？哪来的“天下太平”？
问：因此，不能回到原始社会？
答：不可能，也不应该。原始社会毕竟一去不复返，早就成了 “明日黄花”。就算再好，他那笑容也泛黄了吧？
问：泛黄也是笑容啊！
答：有笑容，也有鬼脸。实际上，事物都有两面性。所谓“月有阴晴圆缺”，原始社会又岂能总是晴天，总是圆的？问题在于，当人们对此刻不满时，就会想念和向往从前。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只记得住从前的好处，记不住从前的坏处，正所谓“只见笑容，不见鬼脸”，而且那好处也往往被放大。也就是说，当人们把过去的时代描绘得无比美好时，这种描绘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问：因此，回到原始社会，也是不应该的？
答：不应该，也回不去。因为要想回到“纯朴道德高峰”，就必须连同它的前提条件（一穷二白）都一并接受下来。请问，我们还愿意“一穷二白”吗？更何况，就算你愿意，也未必能够保证纯朴、保证道德。旧中国倒是“一穷二白”，请问纯朴吗？道德吗？事实上，文明、富裕、科技进步，绝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万恶之源。龙应台先生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台北街头两辆自行车相撞都要打架。现在呢？小轿车撞了都没事。大家客客气气交换一下名片就分手，剩下的事情自有律师和保险公司去打理。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也就是硬道理。
问：这么说，道家的主张是不对的？
答：后退肯定没有出路，但道家的主张却仍然有他的道理，至少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问：有什么启发？
答：我得到的启发有三条──必须心存敬畏，不妨消极无为，最好没心没肺。
问：此话怎讲？
答：前面说过，爱折腾、瞎折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狂妄；狂妄的原因之一，则因为“把已知当全知，把所能当全能”，完全不知敬畏。于是，什么“征服自然”，什么“人定胜天”，什么“大干快上”，什么“移山倒海”，都提出来了，好像可以变天地于瞬息之际，玩世界于股掌之间，那可真是
“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啊！结果怎么样呢？其实，恩格斯早就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时，道家的“去智”，是不是多少能够起点
“清醒剂”的作用呢？
问：消极无为又怎么讲？消极无为也值得提倡吗？
答：消极并不是贬义词。比如城市规划，我就主张消极，即不是规划干什么，而是规定不干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建，什么地方不能动，哪些水系要保留，哪些建筑要保护，红线图画出来，坚决执行，就可以保证子孙万代不受祸害。最怕的是好大喜功、大有作为，先是设计一个宏伟蓝图，然后大兴土木或者大动干戈。其结果，弄不好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伤筋动骨，祸国殃民。所以，作为领导人，不妨消极一点。请注意，不妨！
问：消极无为是对领导讲的，没心没肺是对个人讲的？
答：对！治国不妨消极无为，做人最好没心没肺。俗话说，不哑不聋，不做阿公，做人太精明了不好。做人太精明，别人害怕，自己也累。马虎一点，大家相安，大家省心。
问：这跟道家主张回到原始社会有什么关系？
答：哈！原始社会不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上上下下都没心没肺吗？
问：也是“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吗？
答：准确地说，是“有社会，无政府；有协调，无治理”。因为那时还没有国家，只有族群，当然也就没有政府，只有“负责人”和“带头人”。他们（或她们）的工作性质，其实有点像家长、族长、班组长；与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君臣。所以，用氏族社会的组织模式，来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的理想，不太靠谱。更何况，“小国寡民”的时代早以结束。即将出现的，是“一统天下”的“大帝国”。
问：因此，道家的方案和儒墨两家一样，也不能“救市”？
答：当然不能。
问：儒也不能，墨也不能，道家也不能，请问谁能？
答：法家。
第十四、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三家“坐而论道”，法家“横行霸道”
问：法家的主张，当真能“救市”吗？
答：要看我们怎么理解。严格地说，想“救市”的只有儒家和墨家。法家和道家一样，都认为当时那个“市”没救了。不同的是，道家认为，因为没救，所以只能退回原始状态；法家则认为，既然没救，那就不如走向新的未来。结果，法家成功了。
问：法家怎样成功？
答：先是帮助某些国家称霸，比如管仲之辅佐齐桓公，后是帮助某些国家争雄，比如吴起之辅佐楚悼王。不过，法家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秦国。由于商鞅的变法，秦由公国变成了王国；运用韩非的理论，秦又由王国变成了帝国。秦的“大国崛起”，岂非法家之功？更何况，自从秦始皇“一剑定乾坤”，百家争鸣就终结了，法家思想被钦定为大秦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法家，难道不是最成功的？
问：这么说，法家的思想是最正确的？
答：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成王败寇”了。我们只能说，法家那一套是最管用的。
问：法家的学说，为什么就最管用呢？
答：务实呀！法家与儒、墨、道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三家都是“理想主义”，只有法家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者的特点，是他的主张一定要自己认为“最好”。有没有用，不管。现实主义者则相反。他的方案，是不是“最好”不敢说，但肯定管用。法家就是这样。
问：法家为什么是现实主义者呢？
答：与法家人物的身份有关，也与他们代表的派别和阶层有关。实际上，先秦诸子都是“士”，也都代表着“士”，但派别和阶层不同。大体上说，儒家代表文士（或儒士），墨家代表武士（或侠士），道家代表隐士。所以，儒家思想，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思想，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
问：法家呢？法家代表什么人？
答：谋士。法家的思想，是“谋士的哲学”。
问：谋士的哲学，怎么就一定管用呢？
答：因为谋士的任务，就是出谋划策。替谁出谋划策？替雇佣或聘用他们的人。这些人雇佣或聘用他们，是为了帮自己解决问题。谋士的主意如果不管用，谁要他们呀？所以，法家人物，不管是出将入相（如管仲、商鞅），还是着书立说（如慎到、韩非），他们的主张和方案，都一定可以操作，而且保证管用。也因此，儒、墨、道三家都可以“坐而论道”，法家却只能“横行霸道”。
问：你对法家的评价这么低？
答：不是评价，是客观描述，只不过略有调侃而已。实际上，“横行霸道”这个词，要打引号。它的意思是说，四家“走法”不同———儒、墨、道“直走”，法家“横行”。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因为他们的“道”不同。道，原本指道路。道路不同，走法就不同嘛！
问：有道路问题吗？
答：当然。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诸子争鸣？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天下大乱无路可走；而争鸣的核心，则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根本问题。
问：那么，四家的“道”，又有什么不同？
答：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问：什么意思？
答：所谓“天道”，就是女娲、伏羲、神农之道，也就是氏族社会之道；所谓“帝道”，就是尧、舜、禹之道，也就是部落联盟之道；所谓“王道”，就是文王、周公之道，也就是西周封建之道。这些都是“向后看”、“开倒车”。客气一点，无妨称之为“直走”。
问：为什么说是“直走”？
答：一根筋，直肠子，不拐弯，认死理，而且“理直气壮”地“一直往后走”。道家走得最远，黄帝都看不上，最好是伏羲。墨子近一点，退回大禹。孔子比较实际，如果西周回不去，打个折扣，东周也对付（吾其为东周乎）。这就真是“认死理”了———认“已死之理”嘛！三家认的既然都是“死理”，也就只能“空谈”。于是，“直往后走”就变成了“坐而论道”。不过，他们原本就不在乎管用不管用的。坐而论道，倒也无妨。
问：法家为什么只能“横行霸道”？
答：因为法家主张的“道”，是“霸道”；而法家的“霸道”，又只能“蛮横”地去“实行”。蛮横地实行霸道，岂非“横行霸道”？
问：法家蛮横吗？
答：蛮横。哪怕所有人都反对，都说不行，也要硬干，而且不惜代价，不怕牺牲。比如商鞅，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你知道杀了多少人？刘歆《新序》的说法，是某日一天之内就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渭水尽赤”。最后，商鞅自己也献出了生命，惨死于酷刑。这难道还不是“蛮横地实行霸道”，不是“横行霸道”？
诸子之争，缘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梦想”
问：奇怪！霸道，为什么就必须“横行”？
答：这就要弄清楚什么是“霸道”。表面上看，霸道即“五霸之道”。
问：什么是“五霸”？
答：就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五个“霸主”，叫“春秋五霸”，也叫“五伯”。这五个霸主是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反正齐桓、晋文、楚庄总是位列其中的。这五个，先后是当时诸侯中最牛的君主。他们的国家，也先后是当时各国中最强的国家。因此，顾名思义，所谓“霸道”，就应该是齐桓、晋文的“称霸之道”，或者是他们的“大国崛起之道”。
问：难道实际上不是？
答：齐桓、晋文的是，商鞅、韩非的不完全是。
问：此话怎讲？
答：看看商鞅变法就知道。请问，商鞅变法的结果，仅仅是秦公国的“大国崛起”，秦孝公的“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吗？不！它的最终结果，是秦始皇的“一统天下”，秦帝国的“四海一家”。当然，这里面还有韩非的“贡献”。但商鞅“肇其始”，是肯定的。秦始皇不是齐桓公、晋文公，也是肯定的。
问：秦始皇与齐桓公、晋文公，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答：齐桓公、晋文公是“称霸一时”的“霸主”，他们的国家也只是诸多侯国中的“超级大国”。秦始皇却是“君临天下”的“独主”，他缔造的帝国则意味着“整个世界”。两者之间，岂能同日而语？商鞅、韩非的主张，又岂能只是“五霸之道”？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很简单，仅仅只有“霸主”，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问：什么需求？
答：“资产重组”呀！我们一开始不就说了吗？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就因为原先的格局已被打破，整个世界失去平衡，各种势力重新洗牌。这时，作为“总公司”之“总经理”的周天子，就只剩下一个“天下共主”的名义，实际上管不了那些越来越牛的诸侯。这就必须另外有人来摆平天下，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秩序。谁来摆平呢？也只能是那些越来越牛的诸侯当中最牛的人。他们，就是所谓“霸主”。
问：国际警察？
答：对！至少在名义上，他们只是“国际警察”，不是“世界之王”。他们摆平天下时，必须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就像现在的超级大国出兵某国，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同样，他们派出的“维和部队”，也往往是多国联军，最后还要开“弭兵大会”，签订“停战协议”和“同盟条约”。
问：这有什么问题吗？
答：矛盾、撕扯、混乱、断裂。因为“同一个世界”，居然同时并存着“两个中心”，有着“多个梦想”（至少两个以上），还能不出问题？
问：哪两个中心？
答：一个“共主”（周天子），一个“霸主”（齐桓、晋文等等）。共主地位最高，是为“至尊”。霸主实力最大，是为“至强”。至尊不是至强，至强不是至尊，一个天下，两个中心，这不是矛盾、撕扯吗？更何况，至强之霸主，还是轮着来的，这不是混乱吗？
问：为什么是断裂呢？
答：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作为名义上的“共主”，周天子希望至少能够保住自己的名分、体面、尊严。然而，作为实际上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之流想的，却是如何趁机把自己做大做强。他们派“维和部队”，开“弭兵大会”，签“停战协议”，订“同盟条约”，其目的和动机，名义上当然是“维系君臣关系，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实际上呢？恐怕其实是“扩大势力范围，打击竞争对手，争夺世界霸权”。
所以，他们的“维和行动”，名为“尊王”，实为“称霸”。那些跟着霸主们起哄的，也各有各的“小九九”、“小算盘”。有的也许只是“胁从”，不过但求自保；有的则希望能够“轮流坐庄”，做下一任的“轮值主席”，至少弄个“常任理事国”当当。
总之，几乎所有人都想在这“资产重组”的过程中捞他一把。这可真是“同床异梦”。
问：诸子又如何？
答：他们是“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梦想”。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这样下去不行，非改不可。因此，他们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但他们的答案不同，因为梦想不同。孔子希望“克己复礼”，墨子要搞“国企改革”，老子和庄子则主张干脆颠覆“封建制度”，不要什么总公司（天下）、分公司（诸侯之国）、子公司（大夫之家）的模式。
问：他们要怎么样？
答：统统变成中小企业，甚至作坊。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作坊和中小企业，零零散散地遍布于中华大地，各自生存，互不相干，自行其是，自得其乐，谓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相忘于江湖”啊！
法家的“霸道”，其实就是“中央集权之道”
问：这样一种“小国寡民”的方案，法家当然是不赞成的，对吧？
答：不赞成，但同情。而且，法家也主张颠覆武王、周公他们创立的那个“三级分权，层层转包”的“西周封建制度”。
问：为什么要颠覆？
答：因为这种制度尽管有可取之处，但同时也确有不足之处。
问：什么不足？
答：不三不四。说要管理吧，权力不集中；说不管理吧，又不够自由。
问：那儒家为什么很赞成，为什么要维护？
答：儒家主张“中庸之道”呀！在儒家看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好是有一点管理，又不要统得太死；有一点自由，又不放任自流。像“西周封建”这样，有放权又有掌权，有集权又有分权，而且刚好分为三个层次，真是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妙极了！
问：墨家呢？赞成这种模式吗？
答：从《尚同》篇看，也不反对。毕竟，这种制度有利于实现“上下兼爱，逐级尚同”。
问：反对的只有道家和法家？
答：是的，但反对的原因不同。
问：道家为什么反对？
答：道家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因此，在他们看来，放权就要放到底，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权力”这种东西。所以，尽管西周的制度有分权、有放权，归根结底也是要不得的。最好的，还是“无权”（没有权力）或“弃权”（放弃权力）。
问：法家为什么反对？
答：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法家是“国家主义者”。法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富国强兵。然而“三级分权，层层转包”的结果，是君不君，臣不臣，大夫失家，诸侯亡国，天子被架空。这怎么行？
问：对此孔子不也痛心疾首吗？
答：但他们看到的现象不同，做出的判断不同，找出的原因也不同。孔子看到的是“礼坏乐崩”，商鞅、韩非看到的是“国破家亡”。孔子认为，礼坏乐崩，是因为诸侯和大夫都不肯恪守“周礼”；商鞅和韩非则认为，事情就坏在不该分权。诸侯不分权于大夫，大夫能造反吗？天子不分权于诸侯，诸侯能叫板吗？换句话说，没有子公司，分公司会被瓜分吗？没有分公司，总公司会被掏空吗？
问：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废除分公司、子公司，集权于总公司？
答：对！商鞅和韩非的主张，就是集权。先是“君主集权”，后是“中央集权”。实现“君主集权”的，是秦孝公；实现“中央集权”的，是秦始皇。而且，自从秦始皇缔造了“大秦帝国”，创立了“帝国制度”，就再也没有“资产重组”，只有“垄断经营”了。
问：这可真是“治本之策”。商鞅和韩非，难道看得这么远？
答：看没看这么远，不好说。但在当时，要想解决问题，却只有他们的想法对路，办法可行。法家，尤其是商鞅和韩非看得很清楚，整个天下的“资产重组”，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不可阻挡的潮流。所以，儒家的“计划经济”，是不顶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