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对不起，插一句，儒家是“计划经济”吗？
答：可以这样调侃一下吧！你想啊，所谓“封建”，“封土建国”也好，“封土立家”也罢，都是上级（天子或诸侯）给下级（诸侯或大夫）画一个圈，说你就在这个范围内经营，这不就是“计划经济”吗？孔子主张维持这个格局，经营范围和规模都不变，岂不是维护“计划经济”吗？还有，孟子理想的“王道乐土”是什么样的呢？每个农户，一家分一百亩耕地，五亩宅基地，房子周围种桑树，院子里面养鸡狗，就可以保证五十岁以上的有丝绵袄，七十岁以上的有肉吃，不也有点“计划经济”的味道吗？
问：这在当时，怕是做不到的。
答：墨家的“国企改革”，道家的“分田到户”，也都不顶用。对于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君主们而言，顶用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强。这就要“集权”。要集权，就要霸道。而且，霸道的目的，还不是当“国际警察”，而是当“世界领袖”。这样的“霸道”，当然不再是“齐桓、晋文之道”，而是“中央集权之道”。
问：实行这样的“霸道”，就必须“蛮横”吗？
答：是的。因为要集权，就要收权。收谁的？收那些“封建贵族”的。他们，可是“既得利益者”啊！要他们交权，容易吗？要他们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愿意吗？所以法家不容易，必须豁出命来干才行。要知道，从“三级分权”到“中央集权”，可是大变革啊！
问：问题是当时的变革，只能“自上而下”。那些赞成变革的君主，就扛得住吗？
答：这就要靠法家教给他们办法。
问：什么办法？
答：两面三刀。
第十五、“两面”与“三刀”
问：你说法家“两面三刀”，真是这样吗？
答：哈哈！这个词，和前面说过的“横行霸道”一样，也要打引号，而且也得拆开来讲，即“两面”与“三刀”。两面，就是两种手段；三刀，就是三大要素。它们都是用来保证君主集权的，合起来叫“两面三刀”。
问：什么叫“两面”？
答：就是奖与惩，赏与罚。这两种手段，用今天的话说，一个是“大棒”，一个是“胡萝卜”，说白了就是威胁利诱，但甜头、苦头都有，所以我称为“两面”。
问：法家自己怎么说？
答：韩非称为“二柄”。
问：为什么叫“二柄”？
答：柄，就是权力，也叫“权柄”。韩非认为，奖惩赏罚，都是权力，故曰“二柄”。
问：谁的权力？
答：君主的。而且韩非认为，做君主的，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两个权力，死死地捏住这两个权柄，一刻都不能放松，更不能下放。
问：下放了又怎么样？
答：亡国。这可是有历史教训的。《韩非子》一书的《二柄》篇，就举了两个方面的例子，一个是赏权下放的，一个是罚权下放的，两个都是战国时期的事。
问：赏权下放的是谁？
答：齐简公。
问：行使赏权的又是谁？
答：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国相，也是权臣。他弄权的办法，是收买人心。比方说，放贷的时候用大斗，收租的时候用小斗，大斗出小斗进，老百姓都说他好。他又时不时跑到齐简公那里，为官员们评功摆好，请求赏赐，官员们也都说他好。结果是田常受到爱戴，简公丢了脑袋。到田常的曾孙田和的时候，齐国就姓了田。这就是丢了赏权的下场。
问：丢了罚权呢？
答：一样。
问：丢了罚权的是谁？
答：宋桓侯。
问：行使罚权的又是谁？
答：子罕。子罕是宋国的建设部长兼公安部长，官不算很大，野心却不小。他对宋桓侯说，咱们治国的手段，不就是威胁利诱吗？问题是大家都喜欢奖赏，憎恶惩罚，这可怎么办呢？要不这么着———
讨好人的事，君上您去做；得罪人的事，臣下我去做，您看怎么样？宋桓侯觉得有道理，就欣然同意。结果怎么样呢？害怕惩罚的人都归顺了子罕，子罕只用一年功夫就把宋桓侯干掉了。
问：看来，赏罚二柄，确实不能下放。
答：对，一个都不能。韩非说，田常只用了赏，简公就丢了命；子罕只用了罚，桓侯就亡了国。如果赏罚二柄都到了人臣手里，那还得了？
问：奖与惩，赏与罚，为什么就这样重要呢？
答：因为人君指挥控制人臣，就靠这两下子（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韩非说，老虎称霸山林，靠什么？靠爪牙。君主统治人民，靠什么？靠赏罚。
问：难道就不能靠别的，比方说，爱？
答：不能，那玩意不顶用。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说什么“先王兼爱天下”。他们看待人民，就像父母看待子女。但是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君王也照样杀人。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也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为什么还要犯罪呢？可见爱不管用。其实，不要说什么子民，就连亲生子女，做父母的也未必管得住。不信你看那些不成器的孩子，父母批评他不改正，乡亲谴责他不动心，老师教育他不变好，衙役拿着枷锁一来，他就老实了。请问，真正管用的，究竟是“仁爱”“兼爱”呢，还是“二柄”呢？
问：看来，法家是认准了只有赏罚有用。
答：是的。所以韩非认为，君主不但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两个权力，而且还得用好、用活、用够、用足。
问：怎样用好、用活、用够、用足？
答：赏要赏得他感恩戴德，没齿不忘；罚要罚得他倾家荡产，魂飞魄散。用韩非的话说，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就是丰厚；信，就是诚信；重，就是严酷；必，就是坚决。也就是说，赏，就要高官厚禄，说话算数，“暧乎如时雨”；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畏乎如雷霆”。总之，无论赏还是罚，文章都要做足，工作都要到位。所以，除了要有“两面”，还得要有“三刀”。
问：哪“三刀”？
答：势、术、法。
君主集权，平治天下，首先得有权势
问：什么叫“势、术、法”？
答：势，就是由权力和地位形成的统治力量，即“威力”或“权势”。术，就是统治人民和控制下属的政治手段，即“谋略”或“权术”。法，就是政策法令、规章制度，即“法规”或“权能”。这是保证君主能够行使赏罚、实现集权的三大要素，所以叫“三刀”。
问：赏与罚是“两面”，势、术、法是“三刀”？
答：对！
问：哪把刀最重要？
答：历史上也有不同看法。第一派认为，权力威势最重要。统治者有权势，老百姓就害怕。哪怕君主再笨，也能管住聪明人。这个就叫做“势派”，他们的主张就叫“势治”。
问：“势派”和“势治”的代表人物是谁？
答：慎到，他是赵国人。
问：第二派呢？
答：第二派认为，权术谋略最重要。君王有谋略，臣下就老实；君王有权术，臣下就畏惧，谁都不敢耍心眼、耍滑头。这个就叫做“术派”，他们的主张就叫“术治”。
问：“术派”和“术治”的代表人物是谁？
答：申不害，他是郑国人。
问：第三派呢？
答：第三派认为，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最重要。国家有制度，民众就规矩；做事有规章，秩序就稳定。这个就叫做“法派”，他们的主张就叫“法治”。
问：“法派”和“法治”的代表人物是谁？
答：商鞅，他是卫国人。
问：三个人的先后呢？
答：几乎同时，都是战国早中期人。慎到（约前395-约前315）比商鞅（约前390-前338）大五岁，商鞅又比申不害（约前385-前337）大五岁。
问：这么说，势治、术治、法治，这三种主张，是差不多同时提出的？
答：是。这也说明，势、术、法，都有道理，也都管用。所以，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就把它们统一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法家主张。韩非认为，一个君王，首先得有“权势”，然后还要有“谋略”和“法规”。《韩非子·难势》引用慎到的话说，飞龙和腾蛇为什么高高在上？就因为它们腾云驾雾。一旦云开雾散，掉到地上，跟蚯蚓、蚂蚁也没什么两样。同样，人君为什么一呼百应、令行禁止？就因为他们有权有势。没了威力权势，谁听他的呀？
问：照这意思，君主的权威，完全来自他的地位，与什么德、才的，都不相干？
答：对！这就叫“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
问：不对吧？权势就那么重要吗？德才就那么没用吗？飞龙和腾蛇为什么能够腾云驾雾？蚯蚓和蚂蚁为什么就不能？这里面难道没有自身素质的原因吗？
答：你问得很有道理，但韩非他们却更有道理。没错，蚯蚓、蚂蚁是不可能腾云驾雾，但不等于无德无才的人做不了君主。要知道，当时的君主可是世袭的。世袭的君主当中，怎么就一定没有“蚯蚓”和“蚂蚁”，怎么就一定德才兼备，至圣至明呢？
问：这倒也是。
答：其实不要说世袭的君主，就连民选的领导人，也不一定靠得住。比如阿扁，能说是“德才兼备”吗？然而一旦大权在握，还不是“呼风唤雨”？可见自然界的“势”，云也好雾也罢，确实没法让蚯蚓、蚂蚁青云直上；人世间的“势”，却还真能把人中之“蚯蚓”变成“龙蛇”。再差劲的人，只要坐在那位置上，也都人五人六，说一不二。
问：那么，君主或者领导人的品德和才能，难道是可以无所谓的？
答：不是“无所谓”，而是“靠不住”。请问，韩非讲“两面三刀”，目的是什么？君主集权。条件又是什么？君主世袭。在世袭的前提下实现集权，君主德才兼备固然好，万一不能呢？按照儒家和墨家的观点，那就搞不成了，因为他们都寄希望于君主的个人品质。法家却是不能搞不成的，因此他们更寄希望于君主的权力威势。
问：法家比儒家和墨家更现实？
答：也更深刻，因为他们不再把君主看作飞龙和腾蛇。
问：看作蚯蚓和蚂蚁吗？
答：倒也没有。准确地说，是既不看作飞龙和腾蛇，也不看作蚯蚓和蚂蚁，而是看作介乎二者之间的普通人。或者用韩非的话说，就是既不看作尧、舜，也不看作桀、纣。尧、舜也好，桀、纣也好，都是百年不遇的；而绝大多数世袭的君主，是既没有尧、舜那么好，也没有桀、纣那么坏，也就平平常常一个普通人。这样的人，要治国平天下，靠什么？靠德才吗？他们没那么多，甚至根本就不够。那又怎么办？很清楚，只能靠权势。
问：有了权势，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吗？
答：韩非从来就没说过这句话。但那玩意管用，则是肯定的。所以，君主集权，平治天下，首先得有权势，但又不能只有“势”，还得有“术”和“法”。
明用法，暗用术，两手都要硬
问：为什么还得有“术”和“法”呢？
答：就因为权势只能保证君主行使权力，并不能保证天下太平。想当年，桀、纣的权势，与尧、舜没什么不同。结果桀、纣弄得天下大乱，尧、舜却实现了天下大治。可见管用不管用是一回事，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所以光有“势”，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
问：但是，术与法，非得都有吗？只有“术”，或者只有“法”，不行吗？
答：不行。因为术与法，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对象，还各有各的特征，一个都不能少。在《定法》篇，韩非曾经设问，申不害重术，公孙鞅（商鞅）重法，他们两个的主张，究竟哪个更要紧？回答是：十天十夜不吃饭，死；数九寒天不穿衣，也是死。你说哪个更重要？
问：术与法，就像衣服与饮食？
答：对，相互不能置换，也不能替代。
问：那么，术与法，又有什么不同？
答：术是对付官员的，法是对付民众的。在《定法》篇，在《难三》篇，韩非都讲得很清楚。韩非说，术（权术谋略），必须掌握在君主手中（人主之所执），用来整合千头万绪的事务（偶众端），驾驭各怀鬼胎的群臣（御群臣）。法（政策法规），则应该“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
问：这话什么意思？
答：着，就是制定；必，就是标杆；慎法，就是谨守法令；奸令，就是触犯禁令。
问：明白了。原来法家之所谓“法”，就是由官方制定的标杆。这个标杆，是用来决定奖惩赏罚的。是不是这样？
答：正是。奖惩赏罚，就是前面说过的“二柄”嘛！
问：说了半天，还是“两面”？
答：是的。但如果只有“两面”，没有“三刀”，就不是法家了。实际上，奖惩赏罚，历来就是君主的统治手段。那么，法家的特殊之处又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们强调，奖也好，惩也好，赏也好，罚也好，都要有规矩，不能由着性子来。这个规矩，就是“法”。
问：依法行赏，依法行罚？
答：不错。赏，只能奖赏谨守法令的人，这就叫“赏存乎慎法”。罚，也只能惩罚触犯禁令的人，这就叫“罚加乎奸令”。而且，奖惩赏罚，不但要到位，还得合法。之前怎么定的规矩，就怎么做。这用韩非的话说，就叫“以法治国”。
问：治老百姓吧？
答：主要是治老百姓。因为在法家看来，该守法又可能会犯法的，就是人民。因此，法家之法这根标杆，虽然由官方制定，却必须牢牢立在百姓心中。立在那里干什么呢？让他们知道好歹，知道厉害。这就叫“刑罚必于民心”。而且，在韩非看来，统治人民，没有比这更好的手段，这就叫“一民之轨，莫如法”。
问：那么，对付官员，为什么不能也用“法”呢？对付官员的手段，不也是奖惩赏罚这“二柄”，不也该照规矩办事吗？为什么还要有“术”呢？
答：对付官员，当然也可以用“法”，而且应该用“法”，这个没有问题。问题是官员的身份特殊。我们知道，老百姓是纯粹的“民”，手上没有“公权力”，一个“法”就足以对付。官员手上却是有权的。这就麻烦了。比方说，他以权谋私怎么办，犯上作乱又怎么办？这就要有办法暗中防范，暗中对付。韩非教给君主的办法，就是“术”，即权术谋略。
问：就是说，用权术和谋略来私下里对付官员？
答：当然。这一套，绝不能公开。所以韩非说，术，是必须“藏之于胸中”的。而且，还必须藏得严严实实，这样才能“潜御群臣”。潜御，就是暗中驾驭。一个“潜”字，道破了所有的天机。
问：法呢？
答：正好相反，必须公开。因为“法”是对付大多数人的，“术”则是对付极少数人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要让人民群众无论贵贱贤愚都知道；术，越秘密越灵，就连最亲近最宠信的人也不能得知。这就叫“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现）”。
问：一明一暗？
答：是。刑罚是公开的明控制，权谋是私下的暗控制。
问：明用法，暗用术？
答：对，而且两手都要硬。韩非说，君主无术，就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就犯上作乱。这就叫“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
问：看来，术与法，无非是统治的两手嘛！
答：是啊！所以韩非说，术与法“皆帝王之具也”。不过，君主能够用术用法，还因为他有权有势。所以，势的作用也不可小看。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它们都是人君手中的“刀”，故曰“三刀”。
问：什么“刀”？
答：既是指挥刀，也是杀人的刀，韩非称之为“杀生之柄”，即生杀予夺之权。
问：我看是三个臭鸡蛋。
答：不过，那“鸡蛋”里面，恐怕也有“骨头”。
第十六、鸡蛋里面也有骨头
问：你说法家 “鸡蛋里面也有骨头”，有根据吗？
答：还是请你先谈谈，为什么在上篇文章里，你说法家的主张是 “臭鸡蛋”吧！
问：好吧！说实话，我听你讲法家，越听越不是滋味。什么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又是奖惩赏罚，又是威势权谋，表面上“以法治国”，实际上“玩弄权术”。说到底，不就是为了维护君主帝王的专制独裁吗？这真是奇臭无比！
答：你说得对，但也并不奇怪。我们前面不是早就说过吗？儒家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是“隐士的哲学”，法家是“谋士的哲学”嘛！所以，儒、墨、道三家都可以“为天下谋”，惟独法家，却一定只会“为君主谋”。这是法家区别于前三家的根本之处。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法家最成功，同时问题也最大。
问：为什么最成功？
答：因为当时的任何政治主张，都只能通过君主来实现。法家的主张既然能够为君主谋取利益，当然最对君主的胃口，也就最能够成功。
问：为什么问题最大？
答：因为他们心里只有君主，没有别人。
问：任何别人都没有吗？
答：没有，包括他们自己。在法家设计的政治方案中，是连保护自己的环节都没有的。结果，献刀的是法家。被君主拿来祭刀、试刀的，也是法家。商鞅、韩非，都如此。他们的死，我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书中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多说。
问：商鞅和韩非，怎么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呢？
答：就因为他们的法，是“王法”。既然是“王法”，当然只维护君主的统治，不保护人民的权益。比方说，商鞅被诬告，有“辩护权”吗？没有。韩非被谋杀，有“保护法”吗？也没有。他们死前，既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辩护律师。为什么没有？就因为他们的法是“帝王之法”，不是“人民之法”嘛！所以，法家的“法治”，决不是真正的“法治”。他们的“以法治国”，和我们今天的“以法治国”，也决不可以相提并论。也因此，在讲到法家的时候，我一贯主张要说“法家之法”或“法家的法治”，以免混淆视听。
问：能不能换一个词呢？
答：我是把法家所谓“法治”称为“律治”或“刑治”的，但不容易被人接受，同时也有不便之处，就先不换吧！总之我们要记住，法家是“法中无人”的。
问：什么叫“法中无人”？
答：就是没有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应条款。这是法家之法最根本的问题。
问：其次呢？
答：立法太严，执法太苛。比如商鞅规定，但凡不务农而经商，或者干农活不卖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为官奴。治安的要求，则是乱扔垃圾都要受肉刑。难怪商鞅一天就能杀七百人，有的是理由嘛！
问：暴政啊？
答：当然不是什么“仁政”，但也不是“暴政”，至少法家自己不承认。因为韩非的说法，是“仁暴者，皆亡国者也”，也就是仁政、暴政都要不得。
问：那该叫什么？
答：苛政。比方说，有一次韩昭侯酒醉睡着，管帽子的小吏给他盖了一件衣服，结果是管衣服和管帽子的都被杀头。前者的罪名是失职，后者的罪名是越位，统统该死。
问：是够苛刻的。
答：苛政猛于虎，老百姓还是受不了。
问：还有吗？
答：有。比如在法家“祖师爷”管仲的统治下，人民没有迁徙和改变职业的自由；而按照韩非的主张，人民甚至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韩非有句名言，叫做“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问：什么意思？
答：禁其事，就是不准乱动；禁其言，就是不准乱说；禁其心，就是不准乱想。
问：既不能“乱说乱动”，更不能“胡思乱想”？
答：正是。众所周知，现代法治的原则，是只禁止某些（不是一切）行动，不禁止思想和言论。可是韩非他们刚好相反。首先要禁的，就是思想。
问：怎么禁呢？
答：把所有的思想文化遗产都消灭掉，同时把所有的知识分子读书人也都消灭掉，只留下国家法令和政府官员，谓之“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吗？
问：哼！所以说法家思想是“臭鸡蛋”嘛！
答：但是里面也有“骨头”，也有可以抽象继承的东西。
看出“制度比人可靠”是法家的深刻之处
问：法家的思想，有什么可以继承的？
答：这就必须先来看看，他们为什么要主张“苛政”，为什么要设计“两面三刀”。
问：你说为什么？
答：为了保证世袭的君主坐稳江山。韩非他们很清楚，在世袭制的前提下，君主的个人资质是靠不住的。你怎么能保证他们个个都天纵聪明，生性仁德，有如尧舜？不可能。所以，只能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
问：君主是普通人，怎么就要行苛政呢？
答：就因为他既比不上先王，又比不上圣人，甚至比不上贤人。先王有丰功伟绩，圣人有高风亮节，贤人有聪明才智，因此都有崇高威望。这就镇得住。普通人没有这些本钱，就得靠别的。靠什么？一靠权势，二靠手段，三靠威胁利诱，四靠严刑峻法。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体现了这一切要素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即“法家之法”。
问：为什么？
答：因为维持威势，使用权谋，也要有本事。君主如果弱智，就未必学得会。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国家体制设计为一架程序自动化、可以自行运转的机器。君主的任务，只是掌控按钮。帝王治天下，只要按一下，这可是再笨的人也能做的。
问：哈！原来法家的制度，是为笨蛋设计的。
答：也是为“聪明蛋”设计的。
问：谁是“聪明蛋”？
答：官员呀！世袭的君主可能是“笨蛋”，非世袭的官员却多半是“聪明蛋”。聪明当然不错，但有才未必有德。如果既缺德又多才，麻烦就大了。至少，那笨蛋管不住吧？
问：就不能德才兼备吗？
答：这当然好，可上哪儿找那么多？韩非说，一个国家，需要的官员成百上千。德才兼备的人呢？掰着手指头，十个都数不出来。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必须德才兼备，这国就干脆甭治了！
问：那又怎么办？
答：把官员也看作普通人。
问：普通人又怎么样？
答：普通人的共同心理，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性的本能。因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这是屡试不爽的，官员也不例外。
问：又说回来了，这不还是奖惩赏罚那“二柄”吗？
答：但是要有制度保证。也就是说，必须明确规定，一个人，如果做了某种好事，就肯定能得到奖赏，而且肯定会赏得他没齿不忘；如果做了某种坏事，则肯定会受到惩罚，而且肯定会罚得他魂飞魄散。但不论赏与罚，都必须依法办事，始终如一，形成制度，也就是“制度化”。这对于管理官员特别重要。
问：为什么对官员就特别重要呢？
答：因为官员虽然在道德上是“普通人”，在智力上却往往是“聪明蛋”呀！君主的奖惩赏罚如果随心所欲，因人而异，他就会耍心眼、钻空子、投机取巧。相反，如果“制度化”，聪明的他立刻就会明白，只有遵纪守法、克己奉公，才对自己最有利。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君主不就高枕无忧，可以“垂拱而治”了吗？
问：重赏和高压，就那么可靠吗？
答：韩非说可靠。当然，不吃这一套的也有。比如大隐士许由，就收买不了；大侠客盗跖，也恐吓不了。但这是少数人，个别人。治理国家，设计制度，却应该考虑多数人，一般人。韩非说，政治，是针对普通人的（治也者，治常者也）；规则，也是针对普通人的（道也者，道常者也）。不针对普通人，则“治国用民之道失矣”。所以，政治家应该“用众而舍寡”，依靠适合普通人的制度，而不是个别人才有的道德，这就叫“不务德而务法”。
问：针对普通人来设计政治制度，就万无一失吗？
答：万无一失谈不上，十有八九吧！所以除了“法”，还得有“术”嘛！不过，相对于权术、权谋，韩非认为制度更根本，也更可靠。因为这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根本没指望官员和老百姓是圣人。韩非说，高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决不寄希望于人人自觉行善（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只着眼于他们不干坏事（用其不得为非也）。怎样防止人们干坏事？办法也只有一个，就是通过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制度，让人们不敢作恶，不能作恶，想做也做不了。这就叫“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
问：制度比人可靠？
答：对！看出这一点，正是法家比儒、墨、道三家深刻的地方。但要注意，法家设计的那个制度本身，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法家设计的专制制度，不能要；主张“制度比人可靠”，很高明。因此，对于法家留下的这笔遗产，我们只能抽象继承。
韩非的“法治三原则”也应该抽象继承
问：法家留下的遗产，还有可以继承的吗？
答：有啊！比如立法公开、执法公正、司法公平，就可以继承，也应该继承。
问：法家也主张公开、公正、公平？
答：主张。韩非所谓“法莫如显”，“使民知之”，就是公开；所谓“法不阿贵，绳不扰曲”，就是公正；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就是公平。
问：韩非怎么会有这样的主张？
答：恐怕还因为他的方案，是为普通人设计的。普通人治国，不能靠本事，只能靠制度，靠“法”。既然要“以法治国”，立法就得公开，执法就得公正，司法就得公平，否则法就没有威望。法没了威望，那些除了世袭的爵位要啥没啥的君主，还能指望谁呢？所以韩非一再说，赏罚二柄虽然是君权，但行使的依据，却只能是国家的法令，不能是个人的好恶。
问：君掌权，法治国？
答：对！这就非“依法”、“守法”不可。事实上，你要使用某种工具，就得遵循这种工具的规律。而且，你一旦使用了某种工具，就会受到它的制约。所以，法家的“法治”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或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却还是会有法治的某些基本特征。
问：什么特征？
答：铁面无私。法家为什么极力主张“法治”？就因为“人治”靠不住。“法治”为什么比“人治”可靠？则因为“法”不是“人”。法不是人，所以法治的特点，就是无私无情，只认法，不认人。这就意味深长了。
问：意味着什么？
答：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必须人人平等，也只能人人平等。
问：法家是这样认为吗？
答：不但这样认为，而且身体力行。比如商鞅，就连太子的罪都敢治。虽然最后只治了太子的师傅，但按照“打狗欺主”的逻辑，其实就是治太子罪了。可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家那里并不是空话。甚至就连商鞅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即法律一旦成立，就对所有的人同等有效，而且必须同等有效，包括立法者本人，比如商鞅自己。
问：韩非也这样做了吗？
答：韩非没有机会实践，但他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法治三原则”。
问：哪三个原则？
答：一、固、显。韩非的原话，是“法莫如显”，“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问：什么意思？
答：一，就是统一，也是惟一。固，就是固定。显，就是公开。也就是说，法，是统一的标准，惟一的标准，固定的标准，公开的标准。
问：那又怎么样？
答：标准统一，就不能因人而异。标准惟一，就不能政出多门。标准固定，就不能朝令夕改。标准公开，就不能暗箱操作。这样一来，任何人想做手脚，都弄不成。这就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当然，只是有可能而已。
问：这可是墨家的理想啊！
答：正是。但墨家有理想，没办法，法家却把这个办法找出来了。人与人，怎样才能实现平等？有法就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同样，立法公开，执法公正，司法公平，社会也就有了正义。至于墨家留下的问题──平等以后听谁的，法家也解决了。
问：听谁的？
答：听“法”的。法，是统一、惟一、固定、公开的标准嘛！
问：没错，墨家的问题解决了。
答：同样，道家的问题也解决了。道家的问题，是社会不能治理，越治越乱；又不能不治，不治也乱。所以道家的主张，其实是不要人来治，或者人不要治。但这又咋整呢？
问：是啊，人不治，谁来治呢？
答：法家说，法来治呀！所谓“法治”，就是“人不治，法来治；法治国，人无为”嘛！
问：哈！道家的主张，也能实现了。
答：其实就连儒家的希望，也能实现。儒家的希望是什么？天下有道。天下有道是什么状态？秩序井然。那么，法治的结果，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问：也是秩序井然吧？
答：当然。所以，一个“以法治国”，就把儒家和道家统一起来了，即“无为而有序”。同时，也把儒家和墨家统一起来了，即“有序而平等”。既有序，又平等，还无为，儒家的希望，墨家的理想，道家的主张，岂不都可以实现了吗？
问：咦！看来法家这“臭鸡蛋”里还真有“骨头”呀？
答：事实上，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者，儒、墨、道、法四家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没有谁是一钱不值、一无是处的。甚至就连回顾一下他们对某些问题的争论，都会对我们有所启迪。
问：比方说？
答：人性问题。
第十七、救人先救心，所以人性是问题
问：咱们不是讨论“救世”吗，怎么说到人性了？
答：很简单，就因为先秦诸子发现，国家和社会之所以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心和人性出了问题。所以，要“救世”，就得先“救人”；而要“救人”，又得先“救心”。
问：好像有道理。
答：当然有。就说今天的金融风暴吧，表面上看，是经济出了问题，市场出了问题，但说到底，恐怕还是社会出了问题，人性出了问题。所以，要“救市”，还得先“救世”。
问：救市先救世，救世先救人，救人先救心？
答：正是。世道在人心嘛！
问：谁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
答：孔子。孔子不是痛心疾首于当时的“礼坏乐崩”吗？那他就必须思考礼为什么坏，乐为什么崩。孔子不是希望“克己复礼”吗？那他就必须回答什么是礼，什么是乐。孔子曾经反问，礼，难道就是礼物，就是玉器和丝绸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难道就是乐器，就是金钟和皮鼓吗（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然不是。
问：那是什么？
答：爱呀！比方说，三年之丧，就是为了表达爱心。孔子说，一个小孩子，长到三岁，父母亲才不抱他了，这就是“三年之爱于其父母”。所以，父母去世，做子女的，也要披麻戴孝，守丧三年，作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的回报。
问：所有的礼都是爱吗？
答：本质上都是。乐，就更是。没有爱，又哪有音乐，哪有快乐？所以孔子说，明明是个人，却没有爱心，那他会拿礼怎么样（人而不仁如礼何），又会拿乐怎么样（人而不仁如乐何）？不当回事呗！不当回事，可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嘛！
问：“是可忍孰不可忍”，是这个意思吗？
答：解释之一吧。孔子的原话，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话通常的解释，是“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但也有另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事都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狠不下的心、做不出的事”。总之，一旦没了爱心，就礼也没了，乐也没了，礼坏乐崩。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人心。
问：孔子之后，墨子也这样认为吗？
答：也是。墨子说得很清楚，当时的社会问题，全都“以不相爱生”。不同的是，孔子认为，因为没有爱，所以“犯上作乱”。墨子认为，因为没有爱，所以“弱肉强食”。因此，孔子主张有差别、有等级的“仁爱”，墨子主张无差别、无等级的“兼爱”。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症状”不一样，开出的“药方”也不一样，但认为问题出在人心，一样。
问：孔、墨之后呢？
答：庄子也有类似看法。不过，庄子并不认为问题出在“没了爱心”。
问：那他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答：没了真情。这里说的“情”，是“性情”，也就是天生的、自然的、真实的人性。庄子认为，“真性情”这个东西，人类原本是有的。但自从黄帝治天下，历经尧、舜、禹一路折腾，再加上儒家、墨家摇唇鼓舌，蛊惑人心，就弄得一点都没有了。
问：这事你前面好像说过。
答：对，在《不折腾，才有救》一文里。
问：这就是说，庄子认为问题出在“失真”，孔子、墨子认为问题出在“失善”？
答：是的。不过，孔、墨对“善”的理解又不同。孔子讲“君臣父子”，墨子讲“人人平等”。至于庄子，则讲“天性自由”。所以，儒、墨、道三家，虽然都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人心、在人性，但他们的“救世主张”却不会相同。
问：法家呢？
答：法家当中，主要是韩非涉及到这一点。韩非也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人心、在人性，但他不认为是人心和人性“出了问题”。
问：那是什么？
答：人心和人性本来就有问题。
问：有什么问题？
答：恶，而且本来就恶，天生就恶，永远都恶，即“人性本恶”。
问：性恶论？这不是荀子的观点吗？
答：不！说荀子主张“人性本恶”，是误读。真正主张“人性本恶”的，是韩非。正因为韩非有此主张，才会认为“制度比人可靠”。制度为什么可靠？因为制度不是人。人为什么靠不住？因为“人性本恶”。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
问：怎么问题就大了呢？
答：很简单，如果人性是善的，哪怕不善不恶，或者无所谓善恶，这人心就还有救，世道也还有救。相反，如果“人性本恶”，那可就真是没救了。
孟子的“人性向善”，为仁义道德提供了人性的依据
问：那么请问，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
答：这可说不清，我只能把各家各派的观点简单说说。结论嘛，请大家自己去做。
问：行，愿闻其详。
答：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问题的人，是告子。
问：告子是什么人？
答：不太清楚。但他在《墨子》一书中出现过，又和孟子辩论过，因此其年龄应该比墨子小，比孟子大。他和孟子的辩论，主要就是谈人性问题。
问：告子是什么观点？
答：人性无善恶。告子认为，人性原本就没有什么善不善的
（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人性就像水（性犹湍水也），东边开了口子，它就往东流（决诸东方则东流）；西边开了口子，它就往西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哪有什么善恶之分？
问：孟子怎么说？
答：孟子说，不错，水流确实无所谓东西（水信无分于东西），但难道也不分上下（无分于上下乎）？既然水不会往高处流，那么，人也就不会不向善。“人无有不善”，正如
“水无有不下”，这就叫“水性向下，人性向善”。
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答：是啊，难道还有问题吗？
问：有。人既然是“无有不善”的，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呢？
答：环境所致，条件使然。孟子说，丰年人多懒惰，灾年人多强横，难道是人们天性懒惰，天性强横吗？不是。是什么？环境和条件“陷溺其心”。这就好比水，原本是往低处流的。如果你把它堵起来，也会上山（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但是，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是岂水之性哉）？
问：这么说，人性本善？
答：不，只能说“人性向善”。
问：为什么？
答：因为孟子的说法，是“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也就是说，人性的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只是一种趋势，一种方向，一种可能性。更何况，孟子根本就不承认人有什么天性，或者讨论这天性有什么意义。孟子曾经问告子，你说天生的就叫“性”（生之谓性），好比白就叫白（犹白之谓白与），是吗？
问：告子怎么说？
答：告子说，是。于是孟子又问，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吗？
问：告子又怎么说？
答：告子又说，正是。于是孟子再问，那么，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