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什么意思？
答：意思很清楚。第一，不要抽象地谈人性。抽象地谈，羽毛、雪、玉，可能都一样（都是白的）。但是，它们当真一样吗？单单拎出一个“白”来讲，有什么意思呢？
问：第二呢？
答：第二，也不要谈什么“人的天性”。论天性，人与动物没什么区别，无非就是告子说的吃东西、生孩子（食、色，性也）。可惜这些事，动物也会，也想，也能。如果这就是“人性”，岂非“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所以，要么别谈人性，如果一定要谈，就得谈人的社会属性，不能只谈自然属性，更不能把人性等同于人的自然性。所以，没什么“人性本善”，而只有“人性向善”。
问：孟子的这个说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答：意义就在为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提供了人性的依据。这是孟子对儒学的贡献。不过孟子也有不足之处，也有问题。
问：什么问题？
答：第一，人性当中向善的可能性，是从哪里来的？孟子的说法，是“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这不还是“天性”吗？难怪许多学者认为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了。但是，如果人性“本来就是善的”，那么请问，以何为本，又从何而来？这可是孟子回答不了也说不清楚的，这就留下了第一个漏洞。
问：第二个呢？
答：就是人的向善，既然“犹水之就下”，那他怎么又会作恶呢？孟子说，是环境和条件使然。说白了，也就是“逼良为娼”。但我们知道，环境和条件，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于是我们就要问，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向善的人，为什么又会创造出一种
“逼良为娼”的环境和条件呢？这个问题，孟子也回答不了。
问：谁能回答？
答：荀子。
荀子的“人性有恶”，为礼乐制度提供了人性的依据
问：荀子怎么回答？
答：荀子说，孟子主张“性善”，是并不真懂人性（是不及知人之性）。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把人性分成两半，区别对待，也就是“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
问：什么叫“性伪之分”？
答：就是人性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叫“性”，一个叫“伪”。
问：什么叫“性”？
答：天生如此的就叫做“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问：什么叫“伪”？
答：但凡“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事在人为（在人者）的，就叫做“伪”。可见所谓“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所谓“性”，则是人的自然属性。两方面加起来，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这个分析，在荀子那里就叫做“性伪之分”。
问：分清楚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
答：就能回答恶从哪里来，善又从哪里来，以及怎样把恶变成善。
问：那么，恶从哪里来？
答：从人的自然属性来。因为人类先天的那个“性”，是“恶”嘛！
问：善又从哪里来？
答：从人的社会属性来。人的社会属性，就是“伪”。伪，就是“人为”。所以，只有社会的、人为的“伪”，才是“善”。自然的、天生的“性”，则是“恶”。这就叫“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荀子“人性论”的核心观点。
问：自然的、天生的“性”是恶的，这不就是“人性本恶”吗？就算要讲“性伪之分”，那个恶的“性”，也是与生俱来、在“伪”之先的呀！难道不是“本”？
答：你这样说，也有道理。问题是，荀子讲的“人性”，是一个整体，其中既包括“性”，也包括“伪”。而且，在荀子看来，这个后天的“伪”，才真正称得上是“人性”。因为说到底，先天的、恶的“性”，只是人的“动物性”。
问：动物性就不是人性？
答：当然。在《非相》篇，在《王制》篇，荀子甚至明确指出，人之为人，决不仅仅因为他双腿直立，身上无毛（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而是因为他不但有物质、有生命、有感知，还有道德（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才“最为天下贵”。人的高贵既然在于道德，荀子怎么会认为“人性恶”？荀子既然已经能够区别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又怎么会把动物性看作人性？顶多也就算是人性的一部分，还是次要的。
问：那又该怎样表述荀子的观点？
答：人性有恶。而且，还必须强调三点：第一，人性有恶也有善。第二，人性中的恶是非本质的，善才是本质。第三，人性中非本质的恶，可以通过本质性的善来战胜和克服。
问：怎样战胜？怎样克服？
答：荀子的说法，是
“化性而起伪”。化，就是改造。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起，就是兴起。起伪，就是兴起善心。荀子认为，只要改造了性，镇压了恶，人就会变善。这样一来，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
（恶从哪里来，善从哪里来，怎样把恶变成善），便都解决了。
问：孟子留下的问题，也解决了。
答：而且殊途同归。孟子说，只要一心向善，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只要认真改造，则“涂之人可以为禹”。显然，他们都认为普通人也能变成圣人，只不过方式和途径不同。孟子的办法是“学习尧舜禹”，荀子的办法是“改造世界观”。
问：那么，请问靠什么来“改造人性”？
答：礼乐教化。礼，是改造性的。乐，是改造情的。性和情，都是“性”；礼和乐，都是“伪”。既然“无伪则性不能自美”，那就非有礼乐不可。所以，荀子的“人性有恶”，就为儒家主张的礼乐制度提供了人性的依据。这是荀子对儒学的贡献。
问：孟子提供了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荀子提供了礼乐制度的人性依据？
答：正是。仁义礼乐，都说全了。所以到了荀子，先秦儒家也就终结。而且，从儒家发展到法家，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也因此，荀子这个儒家大师，就教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法家学生。众所周知，他们就是韩非和李斯。
问：为什么只有一步之遥？
答：就因为礼乐是制度，而法家最看重的，也是制度。不过，韩非的制度与荀子的制度是不一样的。荀子主张的，是“礼乐制度”；韩非主张的，则是“刑法制度”。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不同。荀子只是认为“人性有恶”，韩非才真认为“人性本恶”。
问：“人性有恶”与“人性本恶”，又有什么不同？
答：人性有恶，就意味着同时还有善。这就还有希望，可以礼乐教化，以德治国。因此荀子走得再远，也还在儒家门内。人性本恶，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只能依靠制度，依靠法律，甚至像韩非主张的那样，依靠威胁利诱，严刑峻法。所以，“人性有恶”与“人性本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由此产生的分歧却是水火不容。
问：儒法之争的根本，就在这里？
答：对！争论的核心，则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
第十八、德治还是法治
问：儒法两家的分歧，主要就在“德治”与“法治”？
答：是！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国”。
问：这个分歧，与他们对人性的认识有关？
答：没错。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讲爱（仁爱或兼爱），也都讲道德（礼让或互利）。但是请问，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爱，是道德吗？不是。
问：那是什么？（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答：是“利害”。韩非说，长工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长工、讲道德吗？不，是希望长工多卖力气。长工精耕细作，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讲道德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所以，开马车铺的都希望别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别人早死。这不是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而是因为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出去；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去。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道德不道德，仁义不仁义的问题。当然，也没什么爱不爱。
问：人与人，只有利害关系？
答：韩非认为是。因此，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也没什么“礼让”或者“互利”，只有“算计”，甚至“防范”。
问：都是这样？
答：君臣、父子、夫妻，都一样。韩非说，做君主的，为什么要封官许愿、重金悬赏？就是为了收买臣民，让他们为自己卖命（所以易民死命也）。同样，做臣子的，又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勤劳国事？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可见君之与臣，无非一个出卖官爵和俸禄，另一个出卖智力和体力，不过买卖关系。这就要算计。于国有利，于己无利的事，臣不会做；于臣有利，于国无利的事，君也不会做。所以说“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问：父子之间应该有爱吧？
答：也没有。韩非说，寻常人家，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弄死，因为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可见父母对于子女，也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的。
问：夫妻之间也没有爱吗？
答：更没有。韩非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老婆说，但愿我们平安无事，赚一百束布。老公说，怎么才要这么一点？老婆说，够了！要多了，你就会去包二奶。你看，这不是只有“算计”，只有“防范”吗？所以韩非一再告诫那些君王，千万不要相信别人，尤其不能相信你的老婆孩子。
问：为什么不能相信？
答：因为君王之利实在是太大了，足以让人想入非非，铤而走险。一旦相信别人，没了警惕性，就很有可能给那些乱臣贼子以可乘之机。
问：老婆孩子，怎么就尤其不能相信呢？
答：因为君王的老婆孩子，利害关系最大呀！我们知道，一般地说，一个君王不会只有一个儿子，这些儿子也未必都出自同一个母亲，但继位为君的儿子却只有一个。这个儿子接了班，他的母亲就是太后，可谓子也君，母也君。其他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呢？子也臣，母也臣。这可是天壤之别。
问：谁当接班人，不是有规矩、有制度吗？（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答：那是“天下有道”时的事，“礼坏乐崩”的时候就不好说了，君主完全可能由着性子胡来。更糟糕的是，按照韩非的说法，男人到了五十岁还很好色（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过了三十就看不得（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母亲一旦失宠，儿子的储君地位就会动摇。这时，最大的“利”，就会变成最大的“害”。
问：那又怎么办？
答：只有抢班夺权，干掉那好色的、宠爱小老婆和小儿子的在位之君。这个时候，毒酒之类的东西，绞杀之类的手段，可就派得上用场了。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做起来是很便当的。于是韩非感叹说，既然老婆孩子都相信不得，还有谁可以相信呢？没有了（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问：这话听起来真让人起鸡皮疙瘩。
答：是啊！韩非可以说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且是惊心动魄的“直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谁，像他这样说出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而且还说得那么直白，那么冷峻，那么不动声色。这可真是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在读过《韩非子》以后，你不觉得孔子的“克己复礼”有点迂腐，墨子的“兼爱天下”有点矫情，庄子的“自在逍遥”有点轻飘飘吗？事实上，在韩非这种沉甸甸的冷峻面前，孔子的厚道，墨子的执着，庄子的浪漫，几乎一下子就失去了分量，变得单薄、空洞、苍白无力，甚至滑稽可笑。这就是真实的力量。
问：于是，韩非不再相信人，只相信制度？
答：其实就连制度，韩非也不全信。只不过在他看来，多少能够起点作用的，也就是制度。其余那些，比如思想工作、道德教育、舆论监督等等，全都没有用。
利害与善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
问：韩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答：因为他想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善、有恶。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想一想。想不清这一点，就回答不了前面的问题。
问：怎么想？
答：问动机呀！请问，有人作恶，是因为他们有此嗜好吗？当然不是。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有人做好事，也不因为他们喜欢行善。
问：怎么就不会有人喜欢行善呢？
答：因为按照辩证法，有人喜欢行善，就有人喜欢作恶。这样一来，我们又得再问，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行善，有人喜欢作恶呢？
问：天性。解释为天性，不行吗？
答：不行。人，都是一样的。人性，也都是一样的。不一样，就不能叫“人性”。因此，人的天性，要么像孟子说的那样，是“向善”的；要么像韩非说的那样，是“本恶”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一部分人“天性向善”，另一部分人“天性嗜恶”。
问：荀子不是说人性有善有恶吗？
答：那是指同一个人，不是指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在同一个人身上，既有善，也有恶。所以，同一个人，可能会有时候行善，有时候作恶。这又反过来说明，作恶和行善，决不是天性使然，不是某些人天生喜欢行善，某些人天生喜欢作恶。
问：那是什么？
答：利害使然。韩非说：“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也就是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则避之唯恐不及。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守点规矩。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顾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甚至法令不法令了。
问：有证据吗？
答：有，韩非就讲过这样的故事。这故事说，楚成王先是立商臣（也就是后来的楚穆王）为太子，后来又打算改立他人。商臣就去找自己的老师潘崇，问应该怎么办。潘崇问，你能接受事实吗？商臣说，不能。潘崇又问，你能出国避难吗？商臣又说，不能。潘崇再问，你能发动政变吗？商臣说，能。结果商臣带兵逼宫，请他老爸上吊自杀了。这个商臣，岂能不知“杀父弑君”是“罪大恶极”？当然知道。但是利害关系太大，也就只好对不起。
问：做好事，也是出于利害关系吗？
答：在韩非看来也是。地主给长工送饭，长工帮地主干活，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嘛！只不过立场不同，价值判断就不同。对于长工来说是“善”的（比如送饭），对于地主来说却是“利”。反过来也一样。由此可见，利害与善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在己为利害，在人为善恶，如此而已。硬要讲道德，也只能说，利人利己是善，损人利己是恶。但不论善恶，总归要利己。
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
答：我们认为，这个可以有。韩非认为，这个真没有。
问：于己有利，才做好事？
答：是啊！在韩非看来，人不为己，谁肯早起？所以，要鼓励人们做好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好人有好报。要防止人们做坏事，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恶行有严惩。
问：明白了，还是赏罚二柄。
答：没错。所以，就算要进行道德教育，也得把利害关系说清楚了。要告诉大家，做好事其实对自己有利，做坏事其实对自己不利。因为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是得到祸害好呢，还是得到帮助更合算，诸位自己想吧！
问：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是墨子的观点吧？
答：正是。讲功利，讲实惠，承认趋利避害的合理性，是墨家和法家的共同之处。不同的是，墨子以利害说道德，韩非以利害说制度。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正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要讲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也不讲道德，我也不讲道德，人人损人利己，结果是大家都受损害。相反，如果都讲道德呢？人人都能得到爱和帮助，包括你自己。
问：这不是很对吗？法家为什么不赞成呢？
答：因为墨子所说，不过道理。道理，谁信呀？还是得动真格的。或者说，必须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好人有好报，恶行有严惩。谁能保证这一点？制度。
问：制度就那么可靠吗？
答：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韩非自己讲的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伍子胥说，大王之所以通缉我，是因为我有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这颗珍珠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到大王那里去，大王问起来，我就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按说，楚国也是有刑法和制度的吧，怎么不起作用了呢？道理很简单，再完善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所以，只有“良法”，没有“好人”，天下还是不能太平。如果只讲制度，不讲道德，那就还会更乱。
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能行
问：这个说法奇怪！制度好，人不行，顶多也就是执行不力，怎么还会弄得更乱呢？（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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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为世道在人心。人心坏了，世道岂能不坏？
问：依靠制度来管理社会，就会把人心搞坏吗？
答：孔子认为会。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道之以政），刑罚来规范（齐之以刑），结果只能是“民免而无耻”。
问：什么叫“民免而无耻”？
答：就是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这就仍然有可能作恶，有可能犯罪，尤其是在法治不到之处，执法不严之时。比如楚国那个守关之吏，还不是执法犯法，把伍子胥放跑了？还有宋江干脆给“通缉犯”晁盖通风报信。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
问：完善制度，严格执法，不就行了？
答：不行。只要没有羞耻心，就总会有人想犯罪。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想，有时候比“做”还恐怖。单纯依靠制度的结果，既然是“民免而无耻”，岂非培养出一大批时刻都在“惦记着”的“贼”？更何况，有禁，就会有人犯禁。而且，越是禁，就越是有人想犯禁。亚当和夏娃，就挡不住这诱惑么！这样说来，法家的“以法治国”，就简直是拿着肉包子打狗，是教唆犯罪了，所以儒家坚决反对。
问：那又该怎么办？
答：儒家认为，还得靠道德，靠道德的力量。孔子说，用道德来引导（道之以德），礼仪来规范（齐之以礼），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有耻且格）。自律，就不但“不敢犯罪”，而且根本就“不想犯罪”、“不会犯罪”。换句话说，只做好人，不干坏事，也不“惦记”。
问：孔子认为，讲法治，靠制度，只能争取人们不做坏事；讲道德，靠教育，才能保证大家都是好人？
答：是。
问：儒家的主张好，标本兼治嘛！
答：好是好，可惜做起来难。
问：为什么？
答：因为道德只能诉诸良心，而良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管不了。比如孔子的学生宰予反对“三年之丧”，孔子也只能去问他，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细粮穿丝绸，心里好过吗？宰予说，好过呀！结果孔子毫无办法，只好气呼呼地说，你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做好了！你看，孔子的道德主张，连自己的学生都治不了，还能治国？
问：这么说，道德是不能治国的？
答：不能。不但不能，还有副作用。因为你要“以德治国”，统治者或领导人就得率先垂范。这样一来，君王就得是“圣人”，官员就得是“贤人”。他们都必须高风亮节，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以德服人，也才能真正推行礼乐教化，对不对？
问：对呀！这有什么不好吗？
答：做得到当然好，做不到呢？也只有一个选择———作假。事实上，历代王朝“以德治国”的结果，并没能保证他们的长治久安，只不过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伪君子。这些伪君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儒家他们设立的圣贤标准逼出来的。
问：法家的“以法治国”就好吗？
答：当然也不十全十美，但至少有一点可取，那就是他们的制度，是按照常人的标准来设计的。这就比较靠得住。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圣贤总是极少数，常人却是大多数。可着大多数人的尺度来规范，第一，肯定可行；第二，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你把最坏的结果都考虑进去了，已经事先做了防范。
问：你的意思，是不求“最好”，只求“最不坏”？
答：至少，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只能如此。实际上，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而那些“最不坏”的，又往往比自以为“最好”的好。
问：但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你以常人为标准，岂非每下愈况？
答：这个批评有道理，所以儒家的主张也不能全盘否定。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再完善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法再好，人不行，还是不行。这就不能再靠“法治”或者“法制”了。历史证明，法家的“以法为教”，也是失败的。
问：那又该怎么办？
答：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能行。事实上，道德虽然不能治国，却可以育人；法制虽然不能育人，却可以治国。这就可以相互补充，也能解决只取一面所产生的问题。不难想象，一个国家，如果法制既健全，社会又道德，岂能不长治久安？
问：这样说来，儒法也可以互补？
答：可以，但不能是历代王朝的“外儒内法”、“阳儒阴法”，而应该是分工合作、抽象继承。所谓“抽象继承”，就是只取其合理内核，不要其具体规定。至于“分工合作”，大约可以理解为治国不妨多读法家，育人不妨多读儒家吧！当然，也不能“全盘接受”噢！
第十九、相信无尽的力量
问：前面你说，以德育人，不妨多读儒家，但不能“全盘接受”，只能“抽象继承”。那么请问，儒家的思想当中，真有可以抽象继承的东西吗？
答：有啊，仁爱就是。
问：仁爱，是孔子的思想吧？
答：主要是孔子的思想，也有孟子的补充和贡献。因为儒家所谓仁爱，实际上包含三个内容，即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隐之心。其中，亲亲之爱是基础，忠恕之道是方法，恻隐之心是底线。前两个，是孔子提出来的；后一个，则是孟子的补充。
问：什么叫“亲亲之爱”？
答：基本定义，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在这里，第一个“亲”字，是动词，亲爱的意思。第二个“亲”字，是名词，亲人的意思。亲人当中，首先是父母，叫“双亲”；其次则是兄弟。亲爱父母，叫“孝”。亲爱兄弟，叫“悌”。孔子认为，这两种爱，但凡是人就会有，不需要教育，也不需要证明，可谓仁爱的天然基础，所以孟子说“亲亲，仁也”。
问：爱父母，爱兄弟，就是“亲亲之爱”，就是“仁”吗？
答：没这么简单。严格的说，还应该推而广之，泛而化之，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亲亲之爱”，也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仁爱”。
问：怎么推广，怎么泛化？
答：第一步是顺序延伸，对等相爱。比方说“孝”。孝的本义，是敬爱父母。你看孔子说“孝”，什么“父母在，不远游”，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都是这个意思。对父母既然应该敬爱，那么，父母的父母呢？也该。这就爱到了祖父母。祖父母的父母呢？也该。这又爱到了曾祖父母。总之，从孝敬父母出发，所有的长辈都爱了，这就是“顺序延伸”。
问：对等相爱呢？
答：就是子女应该爱父母，父母也应该爱子女。
问：是这样吗？儒家的主张，不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吗？
答：你说“三纲五常”啊？对不起，那是后世儒家的主张，不是先秦儒家的主张。先秦儒家，无论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没有提出过这种“不平等条约”。相反，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虽然“不平等”，却又必须“对等”。
问：什么叫“不平等而对等”？
答：这一点前面其实讲过（请参看《从君权到民权》2009年4月13日观察家版组），就是对所有相对的双方，比如君臣、父子、夫妻，都必须同时提出道德要求，没有谁可以不受道德约束，也没有谁可以不承担道德义务。这就是“对等”。但是，君臣、父子、夫妻，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卑者（臣、子、妻）地位低，权利少，义务多，因此又是“不平等”。
问：对等，又怎么样呢？
答：子女应该爱父母，父母也必须爱子女。父母的爱，叫做“慈”，即“慈爱”。
问：子女要“孝”，父母要“慈”？
答：对，合起来就叫“孝慈”。
问：父母既然应该慈爱子女，则子女的子女（孙子女）等等，也都该“顺序延伸”地爱下去。这样一来，从慈爱子女出发，所有的晚辈也都得到了爱，是吧？
答：正是。孝向上，慈向下，所有的长辈和晚辈都有份，这就是纵向的爱。
问：横向的呢？
答：悌啊！友爱兄弟，就是“悌”。亲兄弟该友爱，亲兄弟以外的其他兄弟，比如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可以看作兄弟的朋友、同事、老乡，是不是也该友爱？你友爱他们，他们是不是也会友爱你？按照对等原则，当然会，也应该。
问：明白了。这样一来，前后左右，也都有了爱。
答：正确！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孝，是纵向的，自下而上。悌，是横向的，由此及彼。有了这一纵一横的两种爱，就可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了。
问：怎么做？
答：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或者用孟子的话说，就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将“亲亲之爱”推广和泛化的第二步。
问：第二步和第一步又有什么不同？
答：第一步是“延伸”，比如从亲兄弟延伸到族兄弟。第二步是“类比”，即只要是老人，就待之以“孝”；只要是小孩，就待之以“慈”。有没有血缘或者亲戚关系，不再成为问题。这样一来，就可以将“亲亲之爱”发扬光大，由亲人（父母兄弟）而亲属（血缘关系）、由亲属而亲戚（婚姻关系）、由亲戚而亲友（朋友关系），以及一切沾亲带故甚至毫不相干者。结果是什么呢？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问：这也是孔子说的吗？
答：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但可以代表孔子的理想和主张。
第二十、仗义岂能无反顾
问：以“亲亲之爱”为基础，“忠恕之道”为方法，“恻隐之心”为底线，儒家的“仁学体系”，恐怕是相当完整、完善了吧？
答：仁学体系是完整了，道德体系却还不够完善。因为单讲仁，单讲爱，不全面，也不能解决问题。没错，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理想很好。可惜，我们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爱，同时还有恨；也并非只有生，同时还有杀。孟子就说，当时各国的君主，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喜欢杀人的（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而且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个时候，还一个劲地讲什么爱呀爱的，你不觉得滑稽吗？虽然孟子也说“仁者无敌”，但这玩意真管用吗？
问：那又怎么办，难道讲恨不成？
答：当然不能讲恨，更不能提倡杀戮。问题是我们又不能不面对现实，那就是事实上杀戮不可避免。这就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爱与恨，二是生与杀。这两种关系如何处理，是儒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是孟子。
问：孟子怎么解决？
答：区别对待。首先，不可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其次，实在不得不杀，也要有“恻隐之心”；第三，只有当真“罪该万死”，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杀。
问：不滥杀，不虐杀，只杀该杀？
答：是。这里的关键，是“该不该”。这就需要一个标准。于是，在孔子大讲其“仁”之后，孟子便大讲其“义”。
问：仁义并举，以义补仁？
答：对！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讲“要不要”（爱、生），义讲“该不该”（恨、杀）。
问：为什么“义”就是标准呢？
答：因为“义”这个字，原本就有“该杀”之意。
问：有这意思吗？
答：有啊！义，最基本的意思有两个，一是威仪的仪，二是适宜的宜。威仪的仪，本字就是义，单人旁是后加的。它的字形，是一个人，头上有羊角，手中有武器。这个形象，可谓“威风八面”。所以许慎的《说文解字》，就说“义”是“己之威仪”。同时，它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应该去战斗”。
问：适宜的宜呢？
答：适宜的宜，字形是一块肉放在砧板上。一块肉，为什么会放在砧板上呢？当然是可以杀，应该杀。因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唐兰先生，文化学家庞朴先生，都认为“宜”有“该杀”之意。只不过后来杀气没有了，就变成了“适宜”。
问：一个威仪，一个适宜，背后都是杀？
答：不，是“该杀”。所以，义与仁，可谓大相径庭。仁主生，义主杀；仁讲爱，义讲恨。其实我们去看那些与“义”有关的词，比如大义灭亲，见义勇为，义无反顾，舍生取义，其中的“义”，都不能替换为“仁”。所以，孟子讲义，就解决了“仁学”无法回答的问题，即那些该死的怎么办？孟子的观点很明确———该杀就杀，不该杀就绝不能杀。“杀一无罪非仁也”，滥杀无辜就是“不仁”。
问：明白。该杀不杀，则是“不义”？
答：正确。这就解决了爱与恨、生与杀的矛盾，也赋予道德以批判性（当然这也带来了问题，我们以后再说）。所以我们读书，得读全了，不能只读一半。实际上，先哲们说一件事，往往会把正反两个方面都说到。比如孔子说，知道“不可与言”，却“与之言”，就叫做“失言”。那么，如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呢？孔子说那就叫做“失人”。失人和失言都是不对的（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同样，不仁和不义，也都是不对的。
问：那么，仁与义，哪个更重要呢？
答：都重要。孟子说，仁，是一个人心灵最安稳的住所（仁，人之安宅也）；义，是一个人行为最正确的路径（义，人之正路也）。做人要做好人，这就是仁。走道要走正道，这就是义。仁与义，一个都不能少。
问：有没有偏重呢？
答：孔子偏重仁，孟子偏重义；孔子推崇“仁人”，孟子推崇“义士”。孔子说，只有那些“仁人”，才真正能够做到爱憎分明，叫做“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孟子则认为，爱那些应该爱的，就是仁；恨那些应该恨的，就是义。爱憎仁义，都要看该不该。
问：孔子讲“能爱能憎”；孟子讲“该爱该憎”？
答：对！孔子的关键词是“能”，孟子的关键词是“该”。能不能，有思想问题，有境界问题，有水平问题，有能力问题。所以孔子一方面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另方面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该不该，就没有这些问题，是人人都要遵守的。
问：仁是追求，义是原则？
答：没错。仁是境界的追求，义是行为的准则。这也是“以义补仁”的意义之一。只不过这样一来，孟子解决了老问题，却也造成了新麻烦。
义是一柄双刃剑，必须反思、清理和界定
问：以义补仁，又会有什么麻烦呢？
答：麻烦就在于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或者说什么叫“应该”，什么叫“不该”，往往说不清楚。
问：为什么说不清楚？
答：因为“义”的概念太含糊，种类又太多。比方说，有道义，有仁义，有忠义，有正义，有情义，有侠义。这么多“义”搁在一块，有时候会闹矛盾。
问：会闹矛盾吗？
答：会，孟子自己就讲过这样的故事。这故事说，有一次，郑国和卫国发生战争，两国各有一个顶尖级的射手出场。然而，当他们在战场上相遇时，卫国的射手却发现郑国的射手一动不动。卫国的射手就问，先生为什么不拿起弓来？郑国的射手说，我今天病了，拿不动。这下卫国的射手为难了，因为他是郑国射手学生的学生。用“太老师”教的武艺，去杀不能战斗的“太老师”，显然不义。放弃战斗，背叛国家，同样不义。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卫国的射手抽出箭来，在车轮子上把箭头敲掉，胡乱射了几箭走人。
问：这不就解决了吗？
答：表面上看是，其实没那么乐观。卫国那个射手的做法可行，是因为“春秋无义战”（孟子语）。战争本身既然无义可言，不战而退也就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卫国正义呢？
问：那射手恐怕只能自己一头撞死。比如春秋时晋国有个力士，被暴君晋灵公派去刺杀大臣赵盾，结果发现赵盾是忠臣。那刺客说，谋杀国家栋梁是不忠，不能完成任务是不信，两者都是“不义”，便一头撞在槐树上自杀了。
答：我看卫国那个射手自己撞死都不行。撞死就不算背义、不算叛国了？
问：先杀了“师爷爷”，自己再自杀，行吗？
答：问题更大。杀了老师的老师，这是“欺师灭祖”，杀了本国的战士（他自己），这是“叛国资敌”；杀一个没有还手能力的老人，这是“乘人之危”，犯了错误又自杀，这是“逃避责任”。请大家想想，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岂非“左右不是人”？
问：呀，真没有想到，义，会有这样大的杀伤力。
答：其实应该想得到，因为“义”的本义是“该杀”。这就难免杀戮之气，就像刀剑。
问：义是刀剑？
答：是啊！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恻隐，就是悲痛、哀伤、同情、怜悯，这就怎么着也伤不了人。羞恶却不一样。羞，是自己羞愧；恶，是憎恶别人。为什么羞愧？为什么憎恶？当然是自己或者别人做了“不义”的事情，这才引起了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反感。而且，这种反感还往往会表现出来，比方说，义形于色。
问：那又怎么样？
答：反感的结果是痛恨，痛恨的结果是痛斥，甚至痛打。因为一个讲“义”的人，尤其是一个自以为“正义在手”的人，绝不能容忍“不义”的存在。这就要出手，由“义愤”而“义行”。比方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拔出的多半是“舆论的刀子”或“批判的武器”。这就是“羞恶”。羞，刺向自己；恶，杀向别人。
问：这有什么不好呢？该出手时就出手么！
答：问题就在于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说不清楚。该出手时没出手，会放纵坏人，助长邪恶；不该出手乱出手，则会冤枉好人，伤及无辜。
问：没那么难吧？从古到今，难道就没有对“义”的统一认识？
答：也有也没有。比方说，损人利己，以权谋私，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那里，都是“不义”。相反，助人为乐，克己奉公，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美德”。这些认识是统一的。但也有一些情况，不太好讲。比如“叛变投敌”和“弃暗投明”，“阴险狡猾”和“兵不厌诈”，因为立场的不同，有不同的判断。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问：说明什么呢？
答：第一，“义”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其实复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内涵。因此，第二，不要以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贴上了“义子号”的标签，就一定很好，一定很对。要知道，就连威虎山上的土匪“座山雕”等等，也讲“江湖中义字当先”，难道也该肯定？不能够吧！
问：没错。李逵劫法场滥杀无辜，宋江害得秦明等人家破人亡，便都被说成是“义气深重”。后来一起去投降，也被说成是“忠义之举”。还有那些恐怖分子，在做“人肉炸弹”的时候，恐怕也都“大义凛然”、“义无反顾”。
答：所以我认为，孔子的仁，可以大讲特讲，怎么讲都不过分。讲到义，就要格外小心，慎之又慎。强调过分，是很恐怖的。毕竟，义，是一把刀剑，而且是双刃剑。对别人，也对自己；杀坏人，也可能伤好人。比如祥林嫂，就被所谓的“道德”所杀。这样看来，以义补仁，岂非添了麻烦？行侠仗义，又岂能真无“反顾”？
问：义有反顾？
答：对！这里说的“反顾”，就是理性的反思、清理和界定。
只有立足人性，才能高举义旗
问：那么请问，怎样反思，怎样清理，怎样界定？
答：首先，必须把“义”这个概念，锁定在“正义”的范畴。实际上，孟子讲的，就是“正义”（义，人之正路也）。我们要抽象继承的，也是“正义”。其他某些“义”，尤其是忠义和侠义，最好不提倡。
问：忠义和侠义，为什么就提倡不得？
答：讲“忠义”，往往不问是非；讲“侠义”，往往不守法制。所谓“侠”，就是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组织和使用“非政府武装力量”，“法外施法”甚至“以暴易暴”么！
问：但他们是在主持正义呀！
答：不能一概而论吧！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基本上是。武二哥“血溅鸳鸯楼”，就不全是。等到他们“全伙受招安”时，大体上就只有“忠”，没有“义”，或者那“义”已经变成“忠”了。后来的征方腊、讨田庆，则更无正义可言，不过朝廷鹰犬。或如鲁迅先生所说，“终于是奴才”。这就是讲“忠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