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珊珊算得上是小月河的"老人"了。近四年的"宿龄",让她对这里的典故、传闻了如指掌,也让她见识了各种不同学历、不同生活背景、不同职业的室友。住在小月河,杨珊珊觉得最缺少的不是文凭,不是北京人的身份,而是"安全感"。
现在,杨珊珊在一家规模很小的私营企业工作,每月1200元的工资。在那家以北京本地人为主力军的公司里,杨珊珊是没有北京身份的少数派。刚参加工作的头半年,她曾经几次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告诉在湖南农村的父母自己想回湖南工作。"可是爸爸严厉责备我,希望我怎么着也得在北京坚持下去。他觉得我能来北京是光耀门楣的事情,在当地逢人就说。在他眼里,我在北京学习、工作就成了北京人。"
和杨珊珊的父母一样,不少"小月河族"的父母们在家乡对孩子在北京学习、工作的现状不太了解,认为他们来到北京、找到工作就是奋斗的最高目标,至于其他,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待在北京。杨珊珊们已经回不去了。
工资不高,杨珊珊只能选择住在"大学村落"。
小月河的出租方式有两种:租床位和包间。租床位前你对其他室友一无所知,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背景、什么生活习惯的人;相对来说,租包间的自主选择性更强,你可以找三五个熟悉的同性好友,一起去物业租个房间,只是包间比床位的价格高一点。起初,杨珊珊为了省钱租了个床位,和室友们相处得挺融洽,可以意想不到的冲突随着一个东北女孩的到来突然爆发了。
一个从东北来北京找工作的女孩住进了这个原本已有五个人的房间。由于生活习惯不同,五个南方女孩总觉得这个北方女孩洗澡次数少、不爱干净,起初大伙还拿这个开玩笑,时间一长,东北女孩不高兴了,进进出出都板着脸,外人戏称她们宿舍是"两大阵营"。一天下午,四个南方女孩一块儿去澡堂洗澡,另一个南方女孩小忆把钱包扔在床上就去水房洗衣服了,东北女孩拉着床帘躺在上铺看书。洗完衣服,小忆发现钱包里的钱全没了,此时洗澡的女孩们也回来了,五个人一致认为是东北女孩偷了钱,不由分说地围住她,你一言我一语,煞有介事地"开堂会审"起来。"她非说不是她拿的,可当时宿舍只有她一个人,那时候我们想:不是她还能是谁?后来我们吓唬她说要报警,她一点也不发怵,回了句:'你们就报警吧!你们没资格审问我,让警察来跟我谈。'"五个女孩打了110,警察盘问了东北女孩,可是她一口咬定没偷,也找不到证据,警察只好作罢。
矛盾并没有因为警察的离去而烟消云散,"怀疑重点"仍然只有一个--东北女孩,长达半年多的冷战和排斥由此开始。三天一大骂,小吵天天有。除了平日里不间断的冷嘲热讽,五个女孩甚至使出种种办法让东北女孩过得难受,希望以此逼迫她主动搬走。比如东北女孩在下铺坐着吃饭,她们借口整理床铺,站在上铺拼命抖被子,被子上的尘土纷纷落进东北女孩的碗里。渐渐的,千变万化的整人招数让杨珊珊看不下去了,她悄悄劝东北女孩:"可能我们当初真的误会你了,不过直到现在她们都认为是你偷的,所以才排挤你。你过得多难受啊,干脆搬走得了。"东北女孩谢过她,还是坚持住着,直到期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