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科学向前跨了一大步。随着新人体理论的建立，忧郁症的地位也有显著改变，出现一连串有关精神生物学及机能障碍的理论。罗宾森于1729年提出一套身体的纤维模型，指出忧郁症是纤维失去弹性所引起。罗宾森并不太信任我们现在所说的谈话治疗，“若你想劝一个人走出极度强烈的狂热，”他写道：“就等于是试图利用声音的意象来改变他的行动能力，没人有这么好的口才。”从此医学界倾向于认定忧郁症患者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并以此作为医治的根据。
1742年，波尔哈夫延续这种想法，提出所谓的医学机器模型，以水力学的理论来解释所有身体的功能，他把身体看成“活的、有生命的机器”。波尔哈夫认为大脑是一种腺体，神经液从这个腺体出发，借血液流遍全身。血液是多种物质的混合体，若是失衡，他认为就会发生问题。忧郁症是因为血液中的浓稠油性物质堆积，神经液供应不足而引起。在此情形下，血液会流不到该流通的地方。波尔哈夫说，这通常是因为人在繁重思考时耗掉过多神经液；解决之道是少思考、多运动，让血液成分平衡一点。波尔哈夫和威利斯一样，洞悉某种道理：大脑特定部位的血液供应量减少，可能会造成忧郁或妄想；而老人忧郁症的发作，通常是血液无法正常流到大脑，特定部分变厚（好像凝结一样），无法吸收血液的养分。
这种理论完全摒除了人类的人性。波尔哈夫的大力拥护者之一，拉?梅特里于1747年发表的《人是机器》震惊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被法国宗教法庭驱逐至来登（后又被赶出来登，四十二岁时死于偏远的柏林）。他认为人不过就是会产生机械动作的化学物质体——我们承袭了这样纯粹的科学理论。拉?梅特里坚称活的物体天生就是烦躁的，所有的活动都是来自于烦躁。“烦躁是我们所有感觉、所有愉悦、所有激情和所有思考的来源。”这种看法源于一个人类天性的概念，这所有一切，都是有秩序的；忧郁症这样的失常，就如同这部精致的机器出了故障，无法正常运作，而不是它原本功能之一。人类到这里只差一小步就可以把忧郁症理解为一般精神障碍的一个侧面，霍夫曼是第一个清楚且有力地提出遗传理论的人。“疯狂是会遗传的疾病，”他写道：“而且会持续一生；它有时候停下来，这时候，病人各方面看来都没问题；每隔一阵子就会复发。”霍夫曼提出十分传统的忧郁症疗法，并以充满怜爱的口吻说：“对于少女因爱而产生的疯狂，最有效的药是结婚。”
科学对身体和精神的解释在十八世纪快速发展。但在理性的时代，失去理性的人在社会上处于不利的状况，虽然科学前进了一大步，但忧郁症患者的地位却倒退了一大步。斯宾诺沙在十七世纪末时说的一段话，可视为理性大获全胜的预兆：“我们愈能掌控情绪，理智就相对愈活跃，我们也就更能了解情绪，”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清楚、明确地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情绪，也有能力更客观地看待它们。” 所以有关忧郁症患者的印象不再是恶魔，而是放纵，是拒绝养成健康的自律。除了宗教法庭治理时期，十八世纪是历史上精神障碍最肆虐的年代。虽然波尔哈夫和拉?梅特里已将其理论化，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一旦被清楚归类，他们一半被视为实验品，一半是像丛林外的野兽，需要接受驯服。着迷于礼仪和习俗，敌视不遵从的人，看到从殖民地带回来的异族人就感到兴奋，十八世纪对违抗习俗的古怪失常者强施以酷刑，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什么种族。这些人与社会隔绝，集中于光怪陆离的英国贝德兰疯人院，或是恐怖的法国比塞特医院，最沉着理智的人到了这种地方都会发疯。虽然这类机构存在已久——贝德兰成立于1247年，从1547年开始收容贫穷的精神障碍者——但到了十八世纪才独立出来。“理智”的概念里包含有人类和谐共存的涵义，基本上，也是英国国教的观念；“理智”由绝大多数人来定义。把极端者吸纳进社会秩序的想法有违理智。就理性时代的标准来说，精神的极端状态不算正常逻辑的边缘，他们根本就是完全在整体之外。在十八世纪，精神障碍者全无权力和地位。妄想症者和忧郁症患者受到社会极大的压抑，连布莱克（英国诗人）都要叹道：“鬼魂属于非法。”
在各种精神障碍中，忧郁症患者的好处是相对较温顺，所以不像发疯或精神分裂那样受到较残忍的对待。肮脏、卑下、折磨和悲惨，是忧郁症在整个理性时代与摄政时代的命运。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也有可能会恢复正常，这种看法在社会上是受到压制的，一旦被人发现有精神病，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因为精神障碍者和一头被捕的犀牛一样，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贝德兰的主治医师蒙洛说忧郁症难以治愈，而且“要治疗失常者，‘手法’和医术一样重要。”患了极度严重的忧郁症的人，通常是残忍疗法的施行对象。波尔哈夫自己就曾提议以更大的身体痛苦，来分散病人对内心痛苦的注意。让忧郁症患者溺水是常见的手法，还用到像怪诞画作里的怪异机器，来让患者旋转至昏厥或呕吐。
^v^v^v^v^v^v^v^v^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