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是真正企图把这些观点带回到疾病与洞察力之特定问题的人。“我曾问自己，是否以前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终极价值都不能与虚弱者、精神障碍者和神经衰弱者的价值相比拟：这几种人，程度若是轻微，表现都差不多。古代的医生，甚至是现在某些医生认为健康与患病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两种存在的形式差别只在程度：正常状况的过度、失衡和不协调而导致异常状态。” 到了十九世纪，有精神问题和精神障碍的人，又变回了人。过去数百年，他们被当成动物看待，这时候变成中产阶级特质的仿造者，不论他们愿不愿意如此。皮内尔是最早的精神障碍医疗的改革者。他于1806年出版论文，提出“疯狂的精神疗法”的观念，指出“大脑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仍然是未知的领域”，对他来说，这是唯一进步的方法。皮内尔设立了符合高标准的医院。他要求手下最重要的员工“试着让所有事都在他的保护之下，日日警惕，作一个慈爱的监护人，他绝不忘记从事真正慈善事业的原则。他会仔细注意全医院的饮食，让最挑剔的人也没有抱怨或不满的机会。他以严格的纪律管理内部人员，并对所有缺乏仁心、采取粗暴方式的医疗者施以严厉的处罚，那只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任何粗暴行为都是有罪的。”
十九世纪的重要成就是建立让精神障碍者住院接受照顾的疗养院。开设这种疗养院的图克说：“照顾忧郁症患者时，和他们谈伤心之事是极不明智的行为。该采用完全相反的方法。每种诱导精神的手段要从病人喜欢的事情下手，不能让他陷入不愉快的思绪，”根据另一家疗养院的院长的说法，这些疗程（相对于上个世纪惩罚性的捆绑和奇怪的“驯服”技术）的效果——“忧郁症患者，不再因渴求寻常的关怀而使病情加剧，不再有之前夸张的性格。”疗养院如雨后春笋般一家家成立。在1807年的英国总人口中，每一万人就有2.24人被诊断为精神障碍（严重忧郁症也被归为这一类）；在1844年，人数为12.66人，到1890年，人数到了29.63人。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精神障碍者人数为十九世纪初的十三倍，这现象一小部分可归因为心理疾病增加，但事实上，在英国国会施行“精神障碍者法案”的十六年里（1845至1862年），被断定为严重精神障碍者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原因一部分是人们不再害怕承认家人有精神病，一部分是精神正常的标准更加严格，另一部分是维多利亚时代工业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还没严重到要进疯人院的忧郁症患者，以前是安静地躲在厨房里，如今得离开狄更斯笔下快乐的英式家庭，安置于看不到的地方，使他不会干扰社会的安宁。疗养院提供治疗的社群，但也切断了可供他享有天伦之爱的人群。疗养院的成长也与“治愈率”的提高有紧密的关系——如果某些人真的可借着呆在疗养院而得到改善，那么，把任何在生活中遭遇挫折而悲伤的人送到他该呆的地方，就成了一种义务。
疗养院的规范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制订。这个问题早在1807年就成为英国国会特别审查委员会的辩论题目。首次提出的“精神障碍者法案”，要求每个郡都要设置收容严重精神障碍者的疗养院，其中包括严重的忧郁症患者；1862年的“精神障碍者相关修正案”开启了自愿入院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有精神病症状的人经过医师证明后，可以自行入院。这项条款显示了疗养院的长足进步——十八世纪时，要到极为疯狂的地步才能进医院。这个时期，有公家经营的郡立疗养院，有私人经营的营利疗养院，还有收容严重病患的注册医院（如1850年收容了四百多位病人的贝德兰疯人院），经费来自公款与私人捐助。
十九世纪是个归类的时代。大家都在争辩疾病的特性与范围，每个人都在为以往只被视为忧郁症的病症重新归类，再细分子类。伟大的分类与治疗理论家一个接一个快速出现，每个人都把前辈的理论再做细微的修正，以大跃进的速度改进疗法。贝道斯早在十九世纪的第一年就质疑：“到底该把发疯归为一类，还是细分到每个病例都自成一类。”
美国的拉许相信发疯是长期持续的兴奋状态。这种状况是外在影响所引起。“某些职业比其他人更容易疯狂，诗人、画家、雕刻家和艺术家大多有此倾向。他们要运用想象和热情来创作，易引起疯狂。”拉许的病人中，最严重的是妄想型忧郁症。例如，其中一位病人是船长，他认为自己的肝里一定有只狼。还有一个人相信自己是植物，必须常常要浇水到身上，有个朋友带点恶作剧地在他头上小便，如此激怒他以产生治疗效果。虽然拉许不像别的医生一样，对病人的同情提高到皮内尔的程度，但也不像他的前辈一样对病人十分冷酷，他相信病人的心声。“无论病人对自己病况的了解有多么离谱，那还是真的疾病。因此，治疗者应该仔细聆听他对自己症状与病因的无聊沉闷的陈述。”
在德国做研究的格利辛格回归到希波克拉底和以往曾提出的看法，认为“精神障碍即为脑疾病”。虽然他无法验明这些脑疾病的病源，但仍坚称一定有原因，而且他认为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才能治疗、预防或是补救。他相信一种心理疾病会转变成另外一种病——我们可称之为双诊断，为“单一精神病”的一部分——他认为所有精神障碍都只有一种来由，只要大脑一不稳定，什么问题都可能因之而生。这种原则促使我们接受了躁郁症，了解摇摆于两种极端状态之间的病患只是一种病，而非两种重病轮流发生。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大脑解剖开始变得较为常见，尤其是自杀者的解剖特别多。格雷辛格也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某些心理疾病可治愈、某些心理疾病只能阻止其恶化。大多数疗养院依据他的研究，开始为病人分类，把还有机会复原并回归正常生活的人与较严重的病人区分开来，虽然真正的精神障碍者过的日子依然很糟，但其他病人的生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对忧郁者的治疗态度又像是对待一般人，以防他们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另一方面，格雷辛格这条路线的研究开始攻城掠地，始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改变，某种程度上与大脑医疗模型的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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