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
在格雷辛格的影响下，忧郁症全面进入医学领域。福柯在他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神病史学中提到，忧郁症与殖民主义有关系，是殖民统治者统治阴谋的一部分，也是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对卑贱的下层阶级建立的防线。他们把那些觉得日子难过到是种“病”的人归为一类，借此将他们与社会区隔开来，统治阶级可强加不人道的社会压力和困境，还可防止下层社会中较无自制力者的反抗。如果工业革命的无产阶级受到强大的压迫，他们之中的那些濒临自残的人应该从社会消失，免得其他人看到他们的惨况而起来革命。
福柯的确是博学多闻，但他造成的影响比他研究的人还疯狂。忧郁的人不会引起革命，因为忧郁者根本起不了床和穿上鞋袜。我在志得意满的时候比陷于忧郁的时候更有参加革命运动的力气。真正的忧郁症患者不会进了疗养院才不被看到，他们从来不会被人看到，因为他们的重病切断他们与其他人的接触和情义。无产阶级（当然，还有其他阶级的人）对严重忧郁症患者的一般反应是厌恶和不适。不曾受此病症所苦的人不喜欢看到这些病患，因为这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并引起焦虑。说病患是“被赶出”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违背现实的，现实是生活环境排斥他们，向来都是能把他们赶多远就赶多远。没有一个守旧的国会议员会走到城市街头，教唆病人进疗养院，塞满疗养院的病人都是被他们的家人送进去的。企图找到社会共谋者，就像把所有人都是自然死亡的社会，写成克里斯蒂（著名侦探小说家）的小说一样荒谬。
疗养院人满为患在某种程度上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常见的体制异化的结果，从社会秩序的中坚（如但尼生和卡莱尔），到热情的改革者（如狄更斯或雨果），以及社会颓废派边缘人（如王尔德或豪斯曼）都曾以各种文体详细谈过这点。卡莱尔的《衣裳哲学》记录了拥挤世界中的异化，一种集体的忧郁症，预示了布莱克特和加缪的作品。“对我来说，宇宙充满着声音，生命的、毅力的、决心的、甚至是敌意的声音：宇宙是巨大、无生命、浩瀚的蒸汽机，转动着，无情冷漠，将我一点一点地磨碎。”后面又写道：“我活在不停息、无止境、令人憔悴的恐惧中。不明的颤抖、无力、恐惧：好像天上和地下的东西都可以伤害我；好像天与地是吃人怪兽的无边大嘴，我在其中颤抖着，等着被吞噬。”在悲伤的时代，生活本身即是重担，要如何熬过？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最直接地谈到这个问题，明确指出现代主义时代初期异化的来由，是因为人们对超越一切、疼爱世人的上帝的信仰，已经溃决。虽然詹姆斯本人坚持个人信仰，但他也是无神论的激进宣扬者：“在我们的十九世纪，”他写道：“我们有进化论，我们有机械哲学，可以充分了解自然，倾心地崇拜所有其地位大到能让我们表达崇拜之情的上帝。对于这种娼妓，我们不该献出忠诚。”他曾对一群哈佛的学生演讲：“你们之中有不少学哲学的学生，已自行了解到太多的无神论和虚幻之物，这将会把你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连根挖起。” 他提到科学的大胜利：“自然的物理秩序，若像科学所知的那么简单，是无法向任何人揭示和谐的精神意图的。那只能说是天气而已。”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忧郁的本质。整个人类历史，对上帝信仰或多或少都有改变，但放弃上帝的概念和人生忍受痛苦之目的的意义，这比觉得自己被全能的上帝遗弃更令人难过。相信自己被极度地憎恶是一种痛苦，但是相信自己等同于巨大的虚无则是一种寂寞，这是古人无法想象的感受。阿诺德（英国诗人、评论家）谈到这种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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