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的故事
米兰达研究的案例之一 ——萝莉?华盛顿六岁时，被一个酗酒的恶棍性侵害。七年级时，“我不想再活下去。学校作业和其他事情我都会做，但一点都不快乐。”萝莉开始变得自闭。“我喜欢独处。有一阵子大家还以为我变成了哑巴，因为我曾经好几年不跟任何人说话。”和许多性侵害的受害者一样，萝莉觉得自己又丑又没用。十七岁时，她生下第一个小孩，她想要逃离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几个月后，她与姐妹、堂姐妹及她们的小孩一同出门，同行的还有一位年长的家族友人，“他一直是我们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们大家都到他家里，我知道他妈妈总是会在梳妆台上放漂亮的花。因为我喜欢花，所以想去看看。突然间，不知为什么屋子里的人都不见了，我那时也不知道。他强暴我、打我，我又喊又叫，没人回应。后来我们走下楼，坐进我姐妹的车里。我在流血，说不出话来，无比害怕。”
萝莉被强暴后生下小孩。没多久，她认识另一个男友，在家人的胁迫下嫁给他，但他很爱骂人。“我的婚礼很糟，”她说：“感觉像是葬礼。但他是我唯一的选择。”接下来的两年半中，她为他生了三个小孩。“虽然他想要小孩，但却经常虐待小孩，老是破口大骂，打他们，任何小事我都做不了主，我没办法保护他们。”
萝莉开始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我有一个工作，但必须职掉，因为做不下去。我没办法起床，觉得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我本来就很瘦小，体重又不断下降。我什么都不想管。有时候就坐在那里一直哭、哭、哭，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哭。我只想到自己。我妈妈帮我照顾小孩，后来她有个好朋友不小心用枪打断了她的腿，不得不截肢，但她还是继续帮忙。我跟小孩没话讲。只要他们一离开家，我就会起床关门上锁。下午三点钟一会就到了，我好怕他们回来。我先生说我是笨蛋、蠢猪、丑八怪。我妹妹染上快克、古柯硷毒瘾，她有六个小孩，我得照顾最小的两个，其中一个因为他妈妈的毒瘾，一出生就有病。我好累，真的好累。”萝莉开始服药，大多是镇痛剂。“可能是泰乐诺（普拿疼）或其他止痛的药，但要吃很多，或是其他可以让我睡着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萝莉跑去家庭计划诊所，想接受结扎手术。当时她二十八岁，要负责照顾十一个小孩，要是再怀上一个，人更会垮掉。她正巧碰到在做研究目标筛检的米兰达。米兰达回忆：“她绝对有忧郁症，程度是我所见过的最严重的。”她立刻就把萝莉送进治疗团体。“他们告诉我，‘你有忧郁症’，得知自己患有某种疾病，反倒令我轻松起来，”萝莉说：“他们要我参加一个聚会，那不太容易。我到了那里都不讲话，只是一直哭。”精神医疗的常识告诉我们，你只能医治有意愿接受治疗、会按时就诊的人，但在这个群体里，完全不正确。“他们一直打电话来，要我去看医生，他们很烦人又很固执，好像不肯放过我。有一次，他们还到家里来找我。我不喜欢头几次聚会，但听了其他女人的话，我知道她们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后来我开始告诉他们我的事。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这些。医生问了大家一些问题，想改变我们的想法。我觉得我变了，我变得更坚强了。大家都发现我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了。”
萝莉花了两个多月才找到工作，在美国海军部照顾小孩。领到薪水后，她带着小孩住进一间新公寓，孩子的年龄从两岁到十五岁不等。“我的小孩非常高兴。现在他们都愿意做事，我们每天都聊好几个小时，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只要我一进门，放下外套和皮包，我们就会拿书来读，一起做作业。大家一起说笑，他们对未来还没什么想法，我们聊到将来想做什么。最大的小孩想加入空军，一个想当救火员，一个想当传教士，还有个女孩想当律师！我和他们谈到毒品，他们见过我妹妹的下场，发誓绝不会碰那些东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哭或是打架。我要他们知道，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讲，我不会生气。我接了妹妹的小孩回来，受毒品所害的那一个正在努力奋斗。医生说他没料到这个男孩这么快就会讲话，会自己上厕所，他正在朝大家期望的方向走去。”
“在新居里，一个房间给男孩，一个房间给女孩，还有一个给我，但他们都喜欢跑到我的床上，晚上我们一起挤在那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需要孩子。我从不知道自己可以改变这么多。快乐的感觉真好。我不知道这一切可以维持多久，但真的希望可以永远如此。有些事情仍在改变：我的穿着、我的外貌、我的举止、我的感受。我再也不害怕了。我可以走出门而不感到恐惧。我觉得那些坏的感觉不会再回来了。”萝莉微笑着，然后感叹地摇摇头。“要不是米兰达医师，我可能还躺在家里的床上，不知道能否活到现在。” 萝莉接受的治疗不包含精神药物治疗，也不完全是以感知模式为治疗方法。那到底是什么促成了她的蜕变？一部分是医生慈爱的关怀给予了她温暖。就像柬埔寨的法莉侬观察到的，爱与信任就是最好的解药，知道有人关心你的问题，就足以打动你的内心。萝莉陈述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当她知道自己的问题叫忧郁症时，就感到宽心了。虽然米兰达说萝莉“显然”有忧郁症，但已有如此严重症状的萝莉自己却不清楚。描述出她的病症，就已经跨出康复的第一步。把病症命名、描述出来，就可以抑制它：忧郁症这个字区别了萝莉的疾病与萝莉的人格。如果她身上受人憎恶的东西可以集合在一起，看成一种病，而剩下来的好特质就是“真的”萝莉，这样就更能让她自己喜爱真的萝莉，让真的萝莉面对折磨她的问题。有了忧郁症的概念，就等于掌握了一种有力的社会语言工具，分离出较好的自我，并赋予权力，这正是受苦者所渴望的。虽然与人沟通的问题人人皆有，但贫困者特别严重，他们缺乏词汇——这就是为什么像集体治疗这么简单的工具却可以大大改变他们。
由于贫困者很少接触到心理疾病的词汇，他们的忧郁症很少被人清楚地觉察到。人生的失败对中产阶级忧郁症意义深重，但贫困者却不太可能自觉地去感受强烈的罪恶感。他们的症状通常表现在身体上：失眠、疲累、虚弱、恐慌、无法与他人沟通。这使他们更无法应付身体的疾病，而生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轻微的忧郁症变得更剧烈。要是贫困的忧郁症者如果去求诊，为的多半是身体的小病痛，而许多小病痛是严重心理疾病的症状。“如果贫困的拉丁裔妇女像是得了忧郁症，”密西根大学的胡安?洛佩兹曾为贫困的西班牙语系忧郁症族群做了大量心理医疗的工作，他说：“我会给她服抗郁剂试试看，把这些药说成是治病的补药，等到药效发挥作用了，她就会很开心。她不觉得自己患了精神病症。”萝莉经历的病症也超乎她的认知，因为发疯（严重的幻觉性精神异常）是她唯一理解的心理疾病。她对令人衰弱的心理疾病毫无概念，不在她所知的词汇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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