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症本身不但是种负担，对已经得了多种身心疾病的人来说，更是巨大的伤害。大多数贫穷的忧郁症患者常受身体疾病所苦，这些症状还可能会破坏他们脆弱的免疫系统。如果说，你很难说服忧郁症者相信悲惨的人生与忧郁是两回事，那么，要说服他们相信致命疾病的重担是可以卸下的，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对病痛的苦恼、对凄惨生活环境的苦恼和并无原因的苦恼，是可以分清楚的，只要解决其中一种，就可以解决其他的苦恼。
虽然在过去的十年里，忧郁症的病因尚有很大的争议，但很显然，忧郁症通常是天生的弱点加上外在的压力所引起的。为贫困者检查忧郁症，就像为矿工检查肺气肿一样必要。“整个文化所带来的精神创伤是如此严重和频繁，”米兰达解释说：“即使是最轻微的弱点，都可能引发忧郁症。这些人经历了多次剧烈、非预期和突然的暴力，而他们所能得到的用以抗拒的资源极为有限。当你检视这些人充满社会心理危机的生活时，就会惊讶于居然还有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得忧郁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认为“长期的经济困境”与忧郁症有关；而在美国，贫困者发生忧郁症的比例比其他阶层的人都高。缺乏资源的人，更难以从人生逆境中振作起来。“忧郁症与社会地位有紧密的关联，”多年研究心理状态之社会因素的乔治?布朗说：“匮乏与贫穷会让你陷入忧郁。”忧郁症在贫民族群中是如此常见，许多人都见怪不怪了。“如果你的朋友都是这个样子，”米兰达说：“你就会非常习惯。你把自己的痛苦都归因为外在的问题，因为相信外在因素不会改变，你就假设内心也不会变。”和其他人一样，由于忧郁不断发作，贫困者开始产生身体性的机能障碍，这种障碍有不受人控制的规则和习性。治疗时，若不注意这种族群的现实生活，就不可能治愈；如果一个人的生理性失常是来自于持续不断的精神创伤，那就算把他医好了，但之后他生活中的创伤依然继续发生，那也没什么用处。没陷入忧郁的人还有办法集合手上不多的资源，改变自己的处境，逃离困苦的生活；但忧郁的人连现有的社会地位都保不住，更别说改善了。因此，贫困者需要特别的治疗方法。
卡莉坦?李维斯是一个被生活彻头彻尾伤害的问题病人。到了三十岁时，她已经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改变生活，治疗只是改变她对人生的看法，但她对周遭人的改变感觉十分强烈。从童年到青春期那段时间，她受尽父亲的折磨，直到她长大到有能力反击为止。她因怀孕而退学，她的女儿叫洁思明，天生就有镰状细胞贫血症。卡莉坦的情绪可能在童年时即已失常。“再怎么小的事情都会让我生气，我想远离那些烦人的事，”她对我说：“我会抗拒。有时候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头痛为止，然后头又痛到想自杀。”她的情绪很容易转变为暴力，有一次晚餐时，她用叉子戳一个兄弟，差点杀了他。她时常服用过量的药片。后来，在她一次试图自杀后，她最好的友人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女儿很关心你。洁思明生来就没有父亲，现在她也快失去母亲了。你要她将来怎么办？如果你自杀，她将来也会跟你一样。”
米兰达认为卡莉坦的问题严重，要她服用克忧果。自从采用药物治疗后，卡莉坦开始与姐妹谈到父亲对她们的暴行，她们互相都不清楚对方也有同样的经验。“我姐妹一直都对我爸无计可施，”卡莉坦解释，她从来不让女儿与祖父独处一室。“我有时候好几天都不敢正视女儿，因为我怕会把情绪发泄在她头上，”卡莉坦说经常有打她的冲动。”“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打她，更别说是我了，当忧郁来袭时，我只有全力应付。——‘妈妈，你怎么了？’洁思明问，我说：‘没什么，我只是累了。’她想要追根究底，但后来却说：‘妈，不会有事的，别担心，’她拥抱着我，亲吻我，轻拍我的背。现在我们两人都非常珍爱对方。”洁思明拥有与卡莉坦类似的性情，关爱他人，从不埋怨，可见卡莉坦有很大的进步。洁思明说：“我将来要和妈妈一样，”我说：“希望你不要和我一样，”我想她的将来会是一片光明……”
如果希望自己的人生向正确的方向改变，必须从最开始阶段打下基础，大多数人是在襁褓时期与母亲的互动中学到。我曾领养过五个子女，年龄从三岁到九岁不等。最小的用哭来争取注意和食物。四岁的是在犯错时才知道什么事不能做。五岁的被父母教导，说她只要连续半年保持房间整齐，就可以把她的房间漆成绿色。七岁的搜集汽车杂志，还从中学到汽车的知识。九岁的不想上父亲以前读的小学，并对父母说明自己的理由，最后改上另一所当地小学。他们都拥有意志力，将来长大都会拥有权力感。小时候权力得到伸张，对儿童的影响比家境富裕和聪明都来得重大得多。一个人的权力伸张若是没有得到回应，甚至是得到负面的回应，将会是场大灾难。凯娜说：“我们要病人将情绪列表，帮助她们了解什么是感觉，如此她们就不会一味压抑情绪。然后我们再说服她们，相信自己可以改变这些情绪。接下来就是设定目标。对某些病人来说，光是指出自己在想什么，并且自己说出来，就可引起剧烈的改变。” 我当时想到法莉侬，她在柬埔寨教导人们如何在经历专政统治期的麻痹之后，重新唤回感情。很多人无法察觉感情的痛苦，而她担负起教导人们调和心灵的使命。
贫苦的忧郁者不会出现在忧郁症的统计数字中，因为统计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针对目前有健康保险的人，他们都是中产阶级，至少也是工薪阶层。提高贫苦族群心中的期望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而且用虚假的目标欺瞒人的确也很危险。“我永远不会停止去看医生，”有位妇女自信地对我说，虽然这项研究的实际范围限制已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给她听了。要是她将来再经历一次崩溃，不知会多么令人心痛，她可能再也得不到可以拯救她的协助——虽然所有参与这些研究的治疗师都认为无论有没有酬劳，在道义上都有责任为这些病人提供持续的基本服务。之所以要限制对这些病情严重的病人的治疗，是因为这会提高他们的期望，豪茵丝坦说：“这会导致因小失大。我们尽力教导他们用来应付其他状况的技巧——我们尽力不让他们再陷进去。持续提供医疗服务的经费是一个大问题。由医药产业所支持的计划可解决部分问题，即拨发抗郁剂给贫困者，但这只是勉强满足需求。一位宾州医生告诉我，她曾得到一卡车医药行销人员送的药，要她转赠给贫困者。“我跟他们说，我会在对病人的第一线治疗中采用他们的产品，这些病人付得起费用，而且一辈子都会继续使用他们的产品，”她说：“但交换条件是，我要他们或多或少无限量提供免费产品给我的低收入病人。由我手上开出的处方笺多得不像话，那些行销人员很聪明，不会拒绝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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