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性患者
我访问时遇到的男性贫困忧郁症者大多是人类艾滋病病毒的带菌者。他们很少会被迫面对忧郁症的现实——因为他们的暴力行为，会使他们蹲进监牢或是躲到阴暗的角落，忧郁症很少得到治疗。当男性的情绪障碍显现出来时，他们会比女性更加抗拒接受治疗。我问过接受访谈的女性，她们的丈夫或男友是否也有忧郁症，许多人说有，而且都会谈到她们忧郁的儿子。米兰达研究计划中的一位妇女说她有一位曾把她打得鼻青脸肿的男友，有一次男友吐露出想参加治疗团体的心声，但是他接下来的念头是：“太丢人了。”
有天下午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弗雷德?威尔森走过来与我交谈，把我吓了一跳。他身高两米，戴着金指环，脖子上挂着大金牌，戴一副太阳镜，脑袋剃成光头，肌肉粗大，块头大概有我五个大！他是那种我走在路上会躲得远远的人，我觉得对他们最好敬而远之。他曾有过很严重的毒瘾，这使他不断抢劫路人、偷窃店家，推倒老妇夺取皮包。他当了一阵子游民，个性粗暴。虽然被社会所不齿，但这个可怕的人也有沮丧与孤独的一面。
弗雷德的一大突破是他突然体认到，或许是情绪障碍使他开始嗑药，把他搞得一团糟的“不只是白粉”。我碰到他时，他正在找能治疗他的抗郁剂。弗雷德有种领袖魅力，他知道在世界的顶端是什么滋味。他一脸苦笑地说：“我一直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能力。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你根本不必工作或做什么事，想要就有了。我不知道忍耐是什么感觉。想干什么都行，”他又说：“我不必担心什么，你懂我的话吗？随便就可以弄到让我亢奋的货。你懂得那是什么意思吧？我还蛮能接受那种东西的，它让我可以挨过自责和羞愧。”弗雷德在“蹲苦窑”的时候接受了人类艾滋病病毒的检测，很快就发现他的母亲是带菌者，她因艾滋病而过世，“这绝对不是件小事情，因为最终的后果就是死。从某方面来说，我也算有成就啦，我在寻找其他该做的事，你知道吧？可是不管怎样，我开始讨厌自己了。像我被逮、在街头流浪等这些时候，我发现之所以会像这样过日子，是因为我做的选择，你听得懂吧？因为我一直都很孤独。如果没钱，当你想嗑药时，别人也不会给你。”
弗雷德接受了艾滋病的治疗，但他不久前中断治疗，因为他不觉得好了多少。他治疗时的副作用很轻微，药物带来的麻烦也不大，但是“我在死掉之前，应该让自己快活一点，”他对我说。医生对他失望透顶，只好劝他服用抗郁剂，希望借着抗郁剂唤起他的求生欲望，然后继续服用蛋白酶抑制剂（治疗艾滋病的药）。
坚强的意志力常常是抵抗忧郁症的最佳武器。许多贫困忧郁者的性格消极，没什么抱负，这种人可能最难治疗。其他人即使在忧郁时，仍对人生充满希望。
我曾把本章节的初稿投给某家畅销新闻杂志，他们提出两个理由要我重写。第一，我所描述的故事太过吓人，不像是真的。“那会变得很可笑，”一位编辑对我说：“我的意思是说，不可能有人会碰到这么多事情，要是真的，难怪他们会得忧郁症。”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痊愈得太快又太戏剧化。“像那个有自杀倾向的妇人，后来居然变成避险基金经理人，”那位编辑尖酸地说：“这也转得太突然了吧。”我努力解释说，身处于悲惨现实处境的人，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一生，正是这类故事的张力所在，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我的解释。我发现真实故事有时居然比虚构小说还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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