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忧郁症的政治权利也要在过度简化之后才得以实现。“忧郁症是种化学不平衡，就像肾脏和肝脏一样，”福林说。事实上，这么做有两种目的：期望得到治疗和期望得到保护。“我们已制定出五年计划，以终结差别待遇，我们要让人们了解，这种病就是大脑失调而没有其他的问题。”但问题是，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忧郁症除了是大脑失调，也包括其他的问题。罗伯?布尔斯廷是躁郁症患者，也是全美国最著名的精神障碍者。他现在已成为精神障碍议题的发言人。“有些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他说：“听到‘发疯’这个字被错误使用，真的会发疯。”
健康保险机构（最近美国十分流行的管理式保险制度，保费低廉，并与医疗机构签约，提供受保者医疗服务——译者注）并非忧郁症病患的新福音。席维亚?辛普森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时常要在工作时面对健康保险机构，由此遭遇了不少荒谬的事情。“我得花愈来愈多的时间打电话与管理公司的代表沟通，努力证明病人住院是有道理的。当病人的病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候，若是他们还没有严重的自杀行为，管理公司就要我让他们出院。我说他们应该再住一阵子，管理公司只回答：‘我不同意。’我叫病人家属去打电话、找律师、抗争。病人自己当然没力气做这些事情。我们觉得要让病人呆到可以转去其他地方为止。所以家属就收到了账单，如果他们付不出来，我们就注销账单。我们这样很难撑下去，而且渔翁得利的是保险公司。”
缺乏经费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不太可能自行吸收病人的欠款，忧郁症病患也没有力量为自己向保险公司争取权利。“我们听过一堆这样的例子，”福林证实了以上说法：“病情尚不足以出院的病人，因健康保险机构的命令而被迫出院，后来自杀了。他们的死是这种保险造成的。”“如果你拿枪顶着自己脑袋，”吉茵?米兰达说：“你就可能得到赔付。放下枪，又没人理你了。”
得忧郁症是花钱如流水的恐怖经验。第一次崩溃耗掉我和保险公司五个月的工作时间；看精神科医师花了四千美元；谈话治疗花了一万美元；买药花了三千五百美元。我自己当然是省了很多钱，我不打电话、不上餐厅、不买也不穿新衣服，住在父亲家里甚至连电费都省了。但经济仍然很难维持。“假设保险公司付给你一半全年看精神科医师的费用，”罗伯?布尔斯汀说：“加上一千美元给你付掉药费的百分之八十。这是相当好的保险了。谁负担得起这种保险呢？当我第二次获准入院时，保险公司说我的保险赔付已经用到上限了，我弟弟必须用他的信用卡缴付一万八千美元才让我获准入院。”布尔斯汀后来控告保险公司，才获得和解金，但应付这种诉讼的方法实在是少之又少。“现在我每年在保持心理卫生上花二万美元，还没有住院。即使是最简单的忧郁症治疗，每年都要花掉至少二千至二千五百美元，而三周的住院治疗起码要一万四千美元。”
事实上，《美国医学会期刊》最近估计出美国每年因忧郁症的损失达四十四兆美元，十三兆是直接损失，三十一兆是间接损失。其中因为潜在劳动人口过早死亡的损失为八兆，工作场所因缺乏或失去生产力而损失二十三兆。这表示因雇员的忧郁症，每年每位雇主平均损失六千美元。“本研究所采用的模型，”《美国医学会期刊》说：“低估了真实的社会损失，因为研究不包括痛苦、灾难的结果，以及生活品质的问题。此外，这项估计较为保守，因为本研究并未将额外的家庭现金花费、由于忧郁症的非精神障碍入院治疗花费，以及忧郁症为病症主因时，花在一般医疗诊断测试上的费用。”
威尔斯顿议员于1996年首次将心理卫生的立法带入议会，掀起了改变心理与生理疾病之间不平等的战争。虽然这一平等法案尚未定案，但是生理与精神障碍不同的观念已经破除，坚持生物学的观点，通过人体化学的理论来减轻个人的责任，使精神障碍得到与生理疾病同等的地位，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手段。多明尼西议员说：“若是对拒绝保险平等的保险公司提出诉讼，并以平等保护法为由，说精神障碍就是生理疾病，那会很有趣，如果你们提供医生确诊的生理小病痛的保险，就不能拒保精神障碍。” 初步的《平等法》已于最近通过，这项法令就如俄亥俄州民主党议员梅西?凯普特形容的，是“一罐有很多漏洞的通心面”。员工较少的公司不适用、允许降低整体保健补助的上限、允许保险公司对住院和精神障碍门诊服务设下严格限制、允许保险公司对精神障碍设下比生理疾病更高的部分负担额和自负额。虽然这项立法的精神令人振奋，但对现状的改变有限。威尔斯顿和多明尼西希望能订定出更严格的法令。
^v^v^v^v^v^v^v^v^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