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拥护自杀权而出名的托马斯?萨斯，将他们的论点推进到反对使用药物治疗，他宣称精神科医师开处方给病人是干涉私人生活，违反自然法则。发现人有患忧郁症的权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好像发现人在头脑非常清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服药一样。但是萨斯逾越了他的职责，对他的病人散播他的信念，告诉病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服药。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吗？萨斯的部分病人相信那是政治行为。我们对精神科医师“负责任的态度”的定义，也是一种政治。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反对萨斯的观点，在他的一位病人以极为残酷又痛苦的方式自杀后，他必须赔偿该病人的遗孀六十五万美元。
维护一个人的生命，与维护他不接受治疗的公民权，哪个比较重要？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引起风波的专栏文章，作者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精神科医师，她回应最新发表的《美国医师心理卫生总报告》，说该文指出治好轻微的精神障碍可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好像心理卫生医疗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声称，病人不受监督根本不会服药，并认为最后被关在监狱里的精神障碍者，“包括阻碍型的疾病，如精神分裂和躁郁症”，可能本来就应该待在那里。她同时又说，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公民有某种精神障碍的烦恼（显然包括重度忧郁症者），许多案例并无治疗的必要性，因此也不应该得到治疗。其中的关键字是“必要性”——因为“必要性”的问题重点在于生活品质，而不在于存活。许多人即使在忧郁症的摧残下的确也能过活，但打个比方说，他们可能是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可以靠着吃乳酪和香蕉活着，而放任现代人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腿部畸形的人也能活着，但他每天都梦想自己能走出门外。讨论到最后又回到了原点，这问题在精神障碍外的世界已经不知谈了多少回：一定要接受治疗的，只有会造成他人损失与给他人带来威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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