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希利写道：“重度精神障碍开始被定义为单一神经传导物质系统与其受体的失常。虽然从来都没有证据支持这类论点，但是这样的语言却对精神病学造成重大的改变，从一个语言范围极为广大的学科，转变为只关心某一范畴的学科。”目前忧郁症的知识中，这可能是最值得警惕的事情：它拒绝接受连续体的概念，并假设病人不是有忧郁症，便是无忧郁症；若不是忧郁症患者，就是正常人。类型化的判断简单而迷人。在这个我们与自身感情愈来愈疏离的时代里，若医生可以用验血或脑部断层扫描来告诉我们是否得了忧郁症，和得了哪种忧郁症，会令我们比较安心。但忧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人人都摇摆于掌控与失控之间，忧郁症是一般情绪的过度，而非异物入侵。忧郁症是人人各异的疾病。人为什么会忧郁？你也可以问，人为什么会满足。
医生可以帮你控制适当的剂量，但或许到了哪一天，人们服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就像服用抗衰老的维生素一样，长期服用不但有益，副作用小、不会致命，也容易控制。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对易受伤的心灵有好处，可保持心理的健康。服用的剂量不正确，或不规律地服用，会使药剂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但就如同希利所说的，人们服用非处方药，会有起码的谨慎。我们很少会过量服用这种药。我们会不断尝试，找到最合适的剂量（比医生开的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多或少）。即使服用过量，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也不是致命或危险的药。希利相信，将抗郁剂列为处方药剂，很令人意外，抗郁剂的副作用相对上较小，它所治疗的疾病，是只有通过病人的说明才能判断出来的病，除了病人自己的报告之外，这种病无法以医学方法检验出来。只有询问病人，才知道他需不需要用抗郁剂，没有其他办法——而询问通常是一般家庭医生的责任，但他们对这类药剂的了解并不比门外汉多多少。
现在我服药的方法有着精细清楚的计算，而要是不和有能力的专家面谈，我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可克服前一次崩溃。但我认识很多服用百忧解的人，只是去找医生，然后拿药。他们已经有了自我诊断的能力，医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自己心情状态的认识。在不需服用百忧解的状态下服用它，不会有特别的作用；而服了百忧解也没起色的人，可能就会停止服用。为什么他们不能完全依自己的意愿来做决定？
我访谈过的人之中，有不少是在“轻微忧郁”时服用抗郁剂，并且因此更快乐，过得更好。我也一样。或许他们想改变的是自己的本性，就像彼得?克拉玛在《神奇百忧解》中指出的说法。关于忧郁症是化学或生物问题的新闻，是种公关手段：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找出暴力在大脑中的化学反应，要是我们喜欢，也可以照样操作。认为所有忧郁症都是侵略性疾病的观念，来自于对于“疾病”这个词的扩大解释，把所有特性（从嗜睡、惹人嫌到愚蠢）都算进去；要不就是来自于道听途说的现代幻想。不过，剧烈的忧郁症是有破怀性的，它现在已经是可以治疗的病症，而且要尽全力治好，因为你要为这个人人富裕健康的正常社会着想。保险业者应该提供忧郁症的健康保险，国会应该制订保护忧郁者的法律，卓越的学者应该将其当成影响未来的重大题目来研究。这里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什么构成人和什么构成人的痛苦等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们生活与自由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追求快乐的权利，却是一天比一天费解。
有位老友曾对我说，公开讨论使性爱的乐趣荡然无存。她说，年轻的时候，她和初恋情人发现了新世界，在其中，只有最自然的天性教导他们怎么做。他们两人之间没有特别的期待和标准。“你现在读了一大堆文章，说谁会得到几次高潮，什么时候达到高潮和如何达到高潮，”她对我说：“他们教你该怎么做，哪种体位和如何感受。什么事都有对的方式和错的方式。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好发掘的？”
大脑的机能失常也曾经是秘密，历史在这里重演。人对忧郁无法预料，状况如何变糟，各人经验大不相同。你身边的人如何应付忧郁也是因人而异。现在我们精神痛苦时，手上已有指导方针，我们在人为的分类法和变化的公式中成长。当忧郁症冲出集体的隐私之柜时，它已经变成外表井然有序的连续事件了——这也就是政治遇上忧郁症的地方。这本书本身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疾病的政治之中。如果你仔细读过这几页文字，你就学会了如何面对忧郁：该如何感受、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不过，每个人与忧郁症的搏斗过程，仍然不尽相同。忧郁症和性爱一样，保留了一种难以消灭的神秘氛围。任何时代的忧郁症，都是新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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