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左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有些人右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这与你左右手哪个较发达无关，那是大脑其他区域的工作。大多数人的左脑较活跃。右脑较活跃的人比左脑较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右脑活跃也表示这个人很容易忧郁。右脑活跃还与引起压力的荷尔蒙肾上腺皮质醇（可体松）的最低分泌量相关。虽然活化的固定模式在成年之前不会稳定，但右脑较活跃的婴儿，母亲一离开房间就会慌张；左脑较活跃的婴儿，可能会在房间里观望，没有明显的忧虑。不过婴儿的平衡性会改变。
用这种想法来和克劳关于语言的说法相比较会非常有趣。“你注意看，婴儿开始用单音说的字，是他们所指的东西，”大卫森说：“一个音符是一个物体的标签。而他们一开始几乎都是用右手指东西。婴儿对这东西有正面的经验，完全是对它感兴趣，朝着它移动。对大多数婴儿来说，刚开始使用语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这是我的直觉，还没进行过有系统的研究：左脑语言能力其实是右脑正面情绪的副产品。”
这种直觉看起来像是情绪发泄的神经解剖学原理。说话是正面的行为。说话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每个人内心沟通的意志都十分强大（包括发不出声音的人，他们用手语、姿态或写字来表达）。忧郁的人不想说话，疯狂的人会不停地说话。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说话都是让人高兴的事。身陷困境令人痛苦，但是说出眼前的痛苦有助于舒缓。当我被问到，也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什么是治疗忧郁症最好的方法时，我告诉他们，就是说出来——不要歇斯底里地说，而是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只要家人愿意听，就说出来。对朋友说，对治疗师说。大卫森和克劳对说话之所以有益的机制应该十分清楚：很可能是某种说话方式激活了左脑某些区域，这些区域若钝化就会造成精神障碍。说话作为抒发情绪的方法，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哈姆雷特感叹地说他“一定要像荡妇一样，用话语敞开心胸。”——虽然我们演化出罹患精神障碍的可能，但我们也有用话语敞开心胸（或者，在这里可以说是敞开左脑前额叶皮质）的能力。
虽然我们尚未了解对疾病有效的疗法，但是弄清楚疾病的要素也有助于理解它直接的病因，然后对症下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症状群，一个系统如何影响另一个系统。大多数疾病的解释方法——生化论、精神分析论、行为论和社会文化论——都残缺不全，很多地方还无法解释，而且即使是现在流行的综合式说法，也非常混乱和缺乏条理。为什么某些感情、某些行为与疾病相互联系，但与健康无关？“精神病学最急切要做的，”麦奎尔与脱伊西写道：“是拥抱进化论，并开始验证它所依据的资料，测试最近的解释疾病的方法。不先详细地了解物种，却要试图解释其行为，你的研究只会进入误区。”
我并不完全相信，了解忧郁症的进化论对治疗它有什么好处。但进化论对决定如何治疗很重要。我们知道扁桃体的用途不多，我们了解它对身体的作用，我们知道治疗扁桃体感染比割除扁桃体还麻烦——割除它对身体没什么影响。我们知道盲肠可以割除而不必治疗。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知道肺炎需要治疗，因为若是摘除了某人的肺，他就活不成了。我们知道皮肤癌一定要割除，但青春痘不会造成全身性发炎。我们了解自己身体这些区域的机制，许多人也知道碰到机能障碍时，需要哪种和什么程度的治疗。
关于何时该治疗忧郁症，显然没有一致的说法。忧郁症应该像扁桃体一样割除，或像肺炎一样接受治疗，还是像青春痘一样可以忽略不管？忧郁症轻微或严重是重要的事情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知道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如果忧郁症在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原始社会有其功能，但在现在社会是不恰当的东西，那或许可以移除。如果忧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大脑失常，那就需要治疗。如果某些轻微忧郁症有自我调节的机制，那就应该忽略。进化论提供了统一的领域和理论，揭示了其他忧郁症研究的理论流派之间的结构关系，它让我们决定是否、何时和如何治疗这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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