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的忧郁
黑人的忧郁似乎没什么代表性。内化的种族主义——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所产生的自我怀疑——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提到许多非裔美国人的故事，除非这个人的忧郁症与他的种族有紧密的关联，否则我不会特别点明。在我听过的非典型事例中，迪尔里?珀登特别令我觉得亲切，他是有海地血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忧郁症的经历让他的个性更坚强，更善于与他人互动，他对黑人身分、对情感和人生的影响有深刻的体会。他住在贫穷的布鲁克林区的贝福德，父母退伍后又搬到佛特劳德达，他是九个小孩中的老幺。母亲曾是兼职的家庭卫生助理，父亲是木匠，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家教极严，迪尔里必须在家教和生存于世界最险恶的街道之间取得平衡。他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锻炼得十分坚强，才能在父母期望、生活挑战与外在世界逼他面对的搏斗之间求生存。“从童年开始，在面对体罚和羞辱时，我就有种旁观者的感觉。小时候，我的邻居有很多海地人，而我们家是方圆数里内唯一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我因为与众不同而常被挑衅，邻居小孩都叫我‘椰子头’。我们是这个地区少数不靠救济金度日的家庭，而且我还是这附近皮肤最黑的小孩，我必须懂得自处。在家里，我们的文化认为小孩有耳无口，还有‘光宗耀祖’的宗教教条，我从小就被教育不可以生气——连表现出来都不行。然而街头巷尾却常常硝烟弥漫，邻居之间常发生暴力事件，当我受到攻击和挑衅时，我依教会所说的，别人给你一巴掌，你把另一面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大家都嘲笑我。我活在恐惧的阴影里，后来还一度有语言障碍。”
“到了十二岁，老是被身高体壮、凶狠狡猾的小孩羞辱、劫掠和欺凌，我受够了，我开始学中国功夫。我开始能够忍受最重的打击和严格的生活，这让我十分得意。我要让自己的身体强健，但也在寻求让心灵坚强起来的方法。我得在学校中求生存，忍受种族歧视和警察的暴行——我开始读哥哥的《黑豹》杂志（激进黑人民权刊物）——不让自己碰毒品或被关进监牢。我比最小的哥哥小九岁，我知道自己将来注定要参加不少亲人的丧礼——首先是我父母，我出生时他们已经老了。我不知道能期待什么未来，恐惧掺杂着深深的绝望，我时常感到悲痛，但尽量不表现出来。我的怒气没有出口，所以靠着练武、洗滚烫的热水澡和不断地阅读来发泄。那时我十六岁，愤怒开始浮现出来。我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你对我怎样都没关系，但要是把我惹火了，你就死定了。’打架变得很容易上瘾，肾上腺素冲进脑门，我想，若是能压抑下来，就没人伤得了我。我努力地掩饰自己无望的感情。”
在身体与心灵痛苦的折磨之下，迪尔里终于度过青春期，脱离贫民区，进入麻州大学修法国文学。到巴黎的那段时间，他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决定多待一年。“虽然当时还是学生，”他回忆：“我的生活十分多姿多彩。我当上广告和T型台的模特儿，热衷于欣赏爵士乐表演和到欧洲旅行，但对法国警察的种族歧视却没有心理准备。”经过一年被无由地拦检、搜身和扣押十多次之后，他在一次抗拒巴黎警察过火的行为时，被警察视为扰乱治安，遭到公然殴打、逮捕。迪尔里深藏的怒火萌发成为严重忧郁症的征兆。虽然还可以正常活动，但他感受到“身上有着千斤压力”。
迪尔里回到美国完成学业，1990年搬到纽约找工作。他连续担任好几个公关工作。但五年后，“我觉得自己专业所学十分有限，身边的人很多都比我有成就，其他人都在飞快进步，有更远大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心里某个东西已经不见了，我的忧郁更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