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的问题在家里得不到答案。于是我学会表演和戴上面具，没人看得出我内心是个悲伤、自厌的女人。我分裂成两半。忧郁症发生在二者冲突之时。我父亲是个阴沉、可能有点忧郁的男人，不能碰到任何烦恼；母亲需要接受性生活调整（TLC）治疗，但从来没有做过。几年前她对我说：‘亲爱的，我实在太了解你了。’那时我们一起看电视，我问：‘那个演员是谁？’结果她告诉我那位演员过去二十年大大小小的所有事情，可是她却不清楚我跟哪个男人在一起。长大以后，我觉得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汀娜的父亲过世后，母亲改嫁。她崇敬继父，把她现在相对而言的心理健康都归功于他。
汀娜的第一次彻底崩溃发生在十九岁那年，当时她正在以色列旅行，计划写一本关于集体农场的书。她的姐妹得飞过去搭救她，把她带回家。几年后，她决定搬到罗马和所爱的男人同住，但她到了那里，“我们的关系变得很糟，根本不可能有性生活，我没话好说。”她陷入另一次忧郁症。和许多忧郁症患者一样，她滥用药物，苦于极度强烈的自厌，甚至发展出暴力倾向。在罗马，忧郁症发作的数年后，她嫁给丹麦人，搬到哥本哈根。还不到两年，因为谋杀丈夫的情妇，夫妻俩都遭到长期审讯。虽然两人都被释放，但婚姻关系已毁，丈夫抛弃了她，她又经历了一次崩溃。当时她的工作是为参加“沙漠风暴”行动的军人服务。她在罗马短暂停留，发现自己没办法再工作。“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我点了一盘鸡肉沙拉，吃起来像啃粉笔。我知道忧郁又来了，情绪正在快速走下坡路。那是我真正开始酗酒的时候。我尝试了所有可以把自己搞垮的事，弄到不可收拾。整天就是喝到醉倒，醒来再喝到醉倒，醒来再喝到醉倒。我总是会留下遗书：若是我没醒来，请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用酒精来自杀。这是我知道最容易弄到的药物，它很便宜，到处可以买到，而且体面。”
她走进南加州的一家医院，那里“像个汽车修理场，你来这里是被修理的，忧郁症患者不太受到注意，因为他们不像其他失常者一样会大喊大叫。我觉得自己像只小鸡，觉得天都快掉下来了。哦，我的焦虑！忧郁时的焦虑像是你得知所有人都在搜寻一个恐怖秘密，但你连那个秘密是什么都不清楚。”她开始服抗郁剂及其他处方药，与酒精混用，希望能克服焦虑。结果她剧烈痉挛两次，最后躺在另外一家医院里，失去意识三天。
对汀娜来说，忧郁的痛苦难以言尽。“我觉得自己像个吸饱水的海绵，又沉重又庞大。痛苦的时候，我并不会沉默。我会花一整夜时间写信给黑暗中的上帝。我并非天生就是快乐、喜悦、自在的人。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我可能会忧郁一辈子。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妈妈常说：‘你要快乐一点，要不然就带着你那张臭脸回房间去。’我不是故意要如此，那就是我本来的面目。”与他人交往是汀娜最痛苦的事。“约会，在我看来，是上帝创造的最令人烦恼的东西。我时常在浴室里呕吐。我用结婚来逃避这种痛苦——那让我想死，想着为什么没有人约我出去。” 汀娜很快就和第二任丈夫结婚，一位住在美国的马来西亚人，他因惹上官司而回到家乡。她跟着他到婆家，一个传统的回教家庭。重重限制超出她所能忍受的范围。“我在那里快速地崩溃；飞回家时，是我这二十年来病得最重的时候。”
返回美国，她持续酗酒，这是她所知的控制严重焦虑的唯一方法。她定期做康复训练，半复原了一小段时间——现在她已经做过四次全面康复训练。她的保险不保障戒瘾治疗，但是她可以用心理健康诊断来得到高额的保障。她说：“康复训练疗程？那是去卢尔德（法国地名，因传说圣母玛利亚显灵而为该地泉水带来神奇疗效——译者注）之前的最后一步。”
大约在十年前，汀娜第一次参加戒酒匿名会，这个疗程救了她一命。她说那是唯一可与人坦诚相见的地方。这个疗程不能解除她的忧郁症，但给了她另一种对付忧郁症的法子。“身体里一旦没有酒精来掩盖坏情绪，坏情绪就像鞭炮一样全炸开来了。但是感谢上帝，至少我是个酒鬼，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我参加了一个匿名的聚会，觉得那里的人好可怜，因为他们没有瘾可戒，找不到什么可以改变的东西。酒鬼是非常固执的人。有位酒鬼问得好：能用喝一杯来克服情绪问题不好吗？”我跟他们谈到忧郁症，好像那是我的财产一样。那就好像拿到学士学位，你有权谈某些事情，不会觉得那些事很奇怪。我们酒鬼要的就是这些，有人来听我们讲自己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他们听得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