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经传导物质
当我们面临自己承受不了的长期压力时，我们会过度依赖神经传导物质——因突然压力而大量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无法在长期的压力中保持一定的含量。因此，处于长期压力中的人，其神经传导物质很容易耗竭。从有自杀倾向的忧郁症中似乎可看出一些神经生物学的特质，这些特质会造成自杀行为，或只反映出自杀的倾向。真正的自杀企图一般是由外来压迫所引起，通常包括酗酒、剧烈的内科疾病，以及负面的人生事件。一个人倾向于自杀的程度是由其人格、遗传、童年经验及教养、酒精或药物滥用、慢性病和胆固醇量决定。我们所知的关于自杀者脑部的资料，大部分是来自于尸体解剖的研究。自杀者的大脑某些重要部位的血清素含量过低。他们的血清素受体数量过多，这或许是因为血清素太少，所以大脑做了如此改变。在与禁制有关的区域，血清素特别少，这种缺乏有可能会造成强大而无法抑止的情绪冲动。有暴烈攻击行为的人，这个区域的血清素含量通常都很低。冲动性杀人犯和纵火犯的血清素比一般人少——也比非冲动性杀人犯或其他罪犯低。动物实验指出，与其他动物相比，血清素较低的灵长类动物更容易涉险，并具有攻击性。压力不但会清除神经传导物质，也会产生过多分解神经传导物质的酵素。自杀者遗体脑中正肾上腺素的含量可能会降低，但其情形并不像血清素那样可靠。
约翰?曼恩研究发现，有些病人发病时，分解正肾上腺素的酵素过多，而促使肾上腺素作用的化学物质很少。从机能的角度来说，这表示大脑重要区域缺乏这几种神经传导物质的人，有高度自杀的可能性。约翰?曼恩是一流的自杀研究学者，目前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他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测量自杀倾向病人的血清素。瑞典卡洛林斯卡医院的玛莉?亚斯伯从这些资料中推判出其中的关联。在一项具开创性的研究中，她追踪曾自杀过而且血清素过低的病人，发现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在一年内自杀身亡。接下来的研究证实，忧郁症患者的自杀率是百分之十五，而低血清素的忧郁症患者自杀率有百分之二十二。
既然压力会滤掉血清素，血清素过低会增加攻击性，高攻击性又会导致自杀，难怪压抑型的忧郁症是最有可能导致自杀的原因。压力会造成攻击行为，因为攻击行为是解除眼前威胁、降低压力的最好方法。但是，攻击行为没有特定对象，虽然可用来与威胁者搏斗，但也可能会转向自己。攻击性可能是一种基本的本能，而忧郁和自杀意念经一段时间才发展出来，是更细致的感知冲动。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在学习自卫行为的过程中，培养了好的特质，但也不免在学习自毁行为中掺杂了坏的特质。意识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质，自杀能力则是拥有意识的“负面效应”。
遗传会造成血清素过低，而决定血清素合成酶酵素分泌量的基因，如今证实与自杀率高低有关。基因不但与心理疾病有关，也与冲动、攻击和暴力行为有关，使人处于高危状态。在动物实验中，若猴子从小未受母亲养育，会造成大脑特定区域血清素含量过低。或许由此可看出，童年受虐会使血清素一直处于低含量，同时增加了自杀的可能性（与受虐造成感知忧郁的问题不同）。药物滥用会使血清素的含量更低——有趣的是，胆固醇也会降低。孕妇使用酒精或古柯硷会造成胎儿的神经损伤，使得小孩情绪失常，导致自杀；婴儿缺乏母亲的照料会影响他早期发育的稳定性；饮食不均衡对他们的大脑不利。男性血清素的含量较女性低，所以由于受到压力和遗传等因素造成的低血清素、从小没被仔细照料和滥用药物以及胆固醇过低的男性，就符合可能自杀者的条件。可提高血清素含量的药物是防止自杀的良药。若能够利用脑部扫描，侦测大脑特定部位血清素分泌的情形，就可以预测某人自杀的可能性，虽然目前的科技还做不到，但或许未来很快就能够实现。将来，我们可运用更先进的脑部扫描技术检查忧郁者的大脑，评估出谁有可能自杀。这个目标还很远。“科学家想要减少脑内或脑细胞突触上的化学交互作用的复杂度”，凯?杰米森在她那本谈论自杀的书中提到，“那是严重的错误，二十世纪末还有这种想法，与原始时代把发疯的人看成是被撒旦诅咒或过度妄想没什么两样。”
自杀常是从躁郁情绪走到极度忧郁的表现，这是飞黄腾达者有高自杀率的原因。对自己要求甚高，因无法达到更高的目标而感到沮丧的成功人士，常会有此情形。自省与深刻的思虑可能会导致自杀，这常发生在艺术家或其他创意工作者身上。但是成功的商人自杀的也不少：这表示有些造就成功的性格也会形成自杀意念。科学家、作曲家和领导阶层的商人，自杀的可能性是一般人平均自杀率的五倍；作家，尤其是诗人，自杀率特别高。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自杀身亡者和约四分之一有自杀意图的人是酗酒者。有自杀意图的人，若产生自杀念头是在醉酒或吸毒状态，会比在清醒状态时更容易自杀成功。百分之十五的重度酗酒者选择亲手了结自己。卡尔?曼宁格曾说：“酗酒是一种自毁手段，以避免更严重的自毁。”有些人却是因这种自毁性格而毁灭了自己。
事先察觉自杀意念不是容易的事。有一次我陷入重度忧郁，去找一位精神科医师诊疗，他说我得先答应不在治疗期间自杀，他才愿意为我医治。我觉得这就好像是对肺结核患者说，只有你不再咳嗽我才帮你治病一样。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在一次脑部扫描研讨会结束后，我在飞机上和一位先生聊了起来，因为他看到我正在翻阅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我对你在看的书很感兴趣，”他说：“我自己就很忧郁。”我合上书，听他讲起他的精神治疗过程。他曾因重度忧郁而入院两次。他服了一年多的药，因为觉得好多了而停药，也不再接受治疗，因为觉得自己已克服困扰多年的毛病。他曾经因持有古柯硷而被逮捕两次，还被判了重刑。他很少与父母联络，女朋友也不知道他有忧郁症。当时大概是早上十点半，他却向空姐要了杯威士忌加冰块。
“你常向陌生人这么坦白地谈自己吗？”我尽可能客气地问他。
“哦，偶尔啦，”他承认：“有时候，我觉得跟陌生人比跟熟人还容易说得出口。你了解吧？陌生人比较不会有意见和麻烦。但也不是哪个人都行——你知道，要我对这个人有感觉，觉得这个人是不错的聊天对象才行。我坐在你旁边就有这种感觉。”
真是冲动又鲁莽的人。“你曾经被开过超速罚单吗？”我问。
“哇，”他说：“你是心理医生吗？我总是会收到一大叠超速罚单，老实说，我的驾照已经被吊销一年了。”
如果我刚参加过心脏病研讨会，而且正好坐在一个三百磅重、满身烟味、猛吃牛油，又不断抱怨左胸痛的男子旁边，我可能会警告他正处于高度的危险状态中。但是要告诉他处于高度自杀的危险状况可不简单。我拐弯抹角地暗示他这个问题，建议这位新朋友继续服药，告诉他，若是复发最好找位精神科医生。基于某种社会的礼节，我不可能跟他说：“你现在的状况或许不错，但将来可能会自杀，一定要赶快采取预防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