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人类为模型的研究，发现自杀与父母死亡有紧密关系。一项研究指出，四分之三自杀身亡者曾在童年遭受亲人密友死亡的创伤，通常是父母的死亡。童年时没有能力处理这种“失去”的状况，会造成他们无法处理所有的“失去”。失去父母的年轻人，通常会责备自己，否定自己的价值。他们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客体恒定性（儿童心理学名词，简单地说，是指儿童进入可意识到母亲不在眼前并不代表永远失去母亲的状态——译者注）：如果他所依赖的父母就这么突然消失了，那还有什么是可信赖的呢？统计数字可能会太过夸张，但很明显，一个人失去的愈多，自毁的可能性就愈大，其他情形也可以类推。
在年轻时自杀是很常见的情形。十八至二十四岁的美国人之中，每年约有五千名自杀者、至少有八万人有自杀企图。在二十至二十四岁的美国人中，每六千人就有一人自杀身亡。年轻人自杀的情形愈来愈普遍，在十五至二十四岁的美国人中，自杀是第三大死因。对于这个年龄层自杀率为何持续攀高，并没有一致的说法。乔治?豪科特已经注意到，“对于年轻人自杀的‘流行’，有许多解释：道德沦丧、核心家庭崩溃、学业压力、同侪压力、父母压力、父母疏于照顾、儿童受虐、药物、酒精、低血糖、电视、MTV、流行音乐（摇滚、朋克或重金属，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类型）、性滥交、不上教堂、暴力事件增加、种族主义、越战、核战威胁、媒体、缺乏归属感、愈来愈富裕、失业、资本主义、太过自由、苦闷、自恋、水门案、对政府的幻想破灭、缺乏英雄、自杀的电影、太多关于自杀的讨论、太少关于自杀的讨论……”对自己学业要求较高的青少年，若是表现有负自己或父母的期望，就可能会自杀；对学业要求高的青少年，自杀率比对学业无甚企图的同辈高。春青期及接下来几年的荷尔蒙失调，也与青少年自杀有紧密的关联。
自杀的青少年通常受到保护，接触不到死亡残酷的面目，许多人似乎认为，死亡并非意识的完全毁灭。在某所弥漫自杀风气的学校里，一位自杀的学生曾说，他觉得朋友死了，自己却还活着是很奇怪的事。我在1999年拜访一个格陵兰岛的小城，这里曾发生一连串不寻常的死亡事件：一个学生自杀之后，马上就有十多个学生效仿。其中一名在自杀身亡的前一天说，他想念那位缺席的朋友，几乎可以说，他把自杀当成是进入朋友所在之世界的方法。年轻人也倾向于相信，有自杀意图不一定会真的死亡，他们利用自杀意图来惩罚别人——就像我母亲常嘲笑我小时候说过的话：“我要吃掉虫子，然后就会死掉，你就会后悔对我那么凶。”这种行为，无论做得多巧妙，说穿了都是在高声呼救。我们应该小心对待自杀幸存的年轻人，他们的问题绝非小事，就算我们搞不清楚原因，也该正视其严重性。
虽然青春期的自杀率会突然到达高峰，但男性自杀率最高的年龄是六十五岁，在六十五岁以上的白种男人族群中，自杀率是两千分之一。人们倾向于认为老人自杀不如年轻人值得同情，这很令人难过。绝望到想死的地步，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是令人悲哀的事。虽然年纪增长的确让我们愈来愈接近死亡，但因他们的年纪增长而忽视他们的自毁行为，却是另一个奇怪的衍生问题。我们倾向于相信老人自杀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这是疏于治疗精神障碍的结果。再者，老人一般都看透了死亡。比起青少年想以自杀来逃避现实、追求不同的体验来，老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最后一步，而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自杀失败的几率比年轻人小得多。年长者会以最致命的手段自杀，不像年轻人会事先向别人放消息。鳏居的男性自杀率最高，他很少寻求专业人士协助克服忧郁，通常会认为自己的负面情绪正符合每况愈下的生活。
除了快速了断的自杀，老人还会有慢性自杀的行为：他们不注意饮食，不照顾自己，放任身体坏下去。退休后，他们的社会活动减少，因为没钱又没社会地位，许多人会放弃娱乐。等到演变成严重的忧郁症状——行动困难、多疑和偏执——他们就开始苦于身体的衰退。至少半数忧郁的老人对身体某部分有患病的妄想，在走到自杀这一步之前，他们常把自己的身体衰退和疾病医治无效的程度看得比实际状况还严重。
自杀报告的数字向来低于实际状况，一方面是自杀者隐瞒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亲友不愿意面对其自杀的事实。希腊的自杀报告率是全世界最低的，这不只是因为当地阳光普照的气候和轻松的文化，还包括希腊的教堂不让自杀者葬在圣地中。这是希腊很少得到自杀报告的特殊原因。愈是对自杀感到羞耻的国家，自杀的报告就愈少。此外，还有许多所谓无意识的自杀，这种人活得漫不经心，死于粗心的意外——或许是轻微的自杀意念所致，或许只是莽撞。自毁与自杀的界线十分模糊。加速自己身体衰弱而不补救的人，心中已有自杀的种子。有些宗教信仰区分了主动与被动的自杀，在重病末期，放弃对自己的照料不算是可耻的事，但服药过量就是一种罪恶。无论是哪一种，无论从哪方面看，在这世界上，自杀的方式远比你知道的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