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迷惑和挫败感在自杀者中十分常见。乔尔?史密斯，一位住在威斯康辛州的男士，曾多次企图自杀，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很孤独。我认识的忧郁症者中，十之八九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独感，他们丢了工作，家人和朋友都躲得远远的。我开始有自杀倾向。只剩最后一位护卫——就是我自己——依然坚守岗位，不过，这位护卫太危险了，他开始成为毁灭行为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我母亲自杀的那天，我二十七岁，我了解并且确信母亲自杀的原因为何。她当时在癌症末期。事实上，她是在我父亲、弟弟和我的协助下自杀的，而且当时，我们感受到了家人共处的温暖。我们都相信这么做是明智的抉择。不幸的是，许多自认做了明智抉择——如《最终的出路》的作者德瑞克?汉弗莱和杰克?凯佛基安（曾协助七十多位病人自杀的美国医生）——似乎都认为理智指的是“不拐弯抹角”。要做这种明智的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缓慢、紊乱、古怪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纠葛，就像会让人想要结婚的爱情经验一样。母亲的自杀是我生命中的剧变，但我钦佩她的抉择，也相信那是正确的决定。这件事令我十分苦恼，总是不敢想起或谈起它的细节。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谁问起，我都得勇敢说出来。但这事实，就像埋在内心里的刺，时时折磨着我。
行动者妄想能够在“理智的自杀”和其他自杀之间划清界线。说穿了，自杀就是自杀——从某些角度来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是鲁莽、凄凉、致命的行为。“最好”和“最糟”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本质，而在于程度。理性的自杀一直是流行又恐怖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叙事者问道，是否有人是头脑清楚地自杀。“很多，”基里洛夫回答：“但以一种偏见来看，会有更多，全都算。”当我们谈到理性的自杀和非理性自杀之间的差别时，我们其实是详细描述自己或社会的偏见。有人自杀是因为他痛恨自己的关节炎，这看起来是他有自毁性格；有人自杀是因为她预料自己无法忍受癌症的痛苦和难看的死相，这看来却可能十分理性。
最近英国法院有项裁决，医院有权违抗一位糖尿病厌食症者的意愿，对她进行强迫灌食和注射胰岛素。病人非常狡猾，曾用计把要注射的胰岛素换成奶水，后来她立刻就陷入昏迷状态。“嗯，这算厌食症？”治疗她的人问：“还是自毁行为？拟自杀？我想这显然是极为忧郁和愤怒的行为。”对那些罹患严重但却不会立即致死的疾病的患者又是如何呢？因阿兹海默氏症或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而自杀的人算是理性吗？是否有一种极端的精神状态，使这个人陷入无药可救的忧郁，在没有其他病痛的情形下理性地自杀？某些人认为是理性的自杀，对其他人而言却是非理性的，但所有的自杀都是不幸的事。
我在宾州一家医院认识一位想自杀的青年，我特别想要向他致敬。他生于韩国，一出生就遭到遗弃，被发现时已饿得奄奄一息，后来被送到汉城的孤儿院，六岁时被一对酗酒的美国夫妇收养，他们常对他施暴。十二岁时，他受到州政府的保护，被送至精神病院，我就是在那里与他碰面的。他受大脑麻痹之苦，下半身完全瘫痪，连说话都十分痛苦而且费力。五年来他一直住在医院里，用尽了所有用在人身上的药物和治疗方式，包括服用各种抗郁剂和电疗，身心的痛苦依旧萦绕不去。他自少年以来就试图自杀无数次，但因为身处医院，总是会获救；而且终日困于封闭病房的轮椅上，很少有适合自杀的独处时机。他万念俱灰，试图饿死自己，可是陷入昏迷时，又被人以点滴喂食。
虽然身体残障使他说话十分费力，但他还是能够有条理地交谈。“活着令我很难过，”他对我说：“我不愿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我没有生活可言，没有东西让我欢喜或给我带来快乐。这就是我的生活：到医院九号大楼的楼上，再回到没比九号大楼好多少的一号大楼。我的腿很痛，身体也在折磨我。我试着不和这里的人说话，他们差不多都只会谈自己的事。我吃了一大堆药治忧郁，但觉得没什么用。我用手撑着上楼，使用电脑，这让我有事可想，转移对自己状况的注意。可是这还不够，事情不会改变。我没办法不想自杀。割腕的感觉真好，我喜欢看自己的血。后来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心想，‘可恶，我居然醒来了。’许多大脑麻痹的人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但这位年轻人，心理和肉体的伤是如此严重，他未来可能得不到更多的爱，就算有，他也不愿接受。我和照顾他的人都被他的处境所触动，但不可能突然出现一个放弃一生来照顾他的伟大人物：地球上，无私的人太少了，没有多少人愿意将一生的时间，倾注在像他这样时时刻刻都在为活着而搏斗的人身上。他的人生只有身体和心理的痛苦、身体的残缺和心理的阴影。在我看来，他的忧郁症和自杀意志不可能治愈，我庆幸自己不必在他割腕时负责救治，也不必在他绝食时负责强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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