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离开
早在母亲得了卵巢癌之前，家人就谈过安乐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在她立的生前遗嘱上签字，同时谈起（全是抽象地谈）荷兰的安乐死都已合法了，美国却不行，实在是太落后了。“若到了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我母亲不经意地说：“我不想受苦。真希望那时候有哪个人可以给我一枪。”我们都微笑同意。大家都不喜欢痛苦，认为平静地过去——活到很老，某天在家中一觉不醒——是最好的死法。当时我年轻又乐天，总觉得我们在遥远的未来都会如此死去。
1989年8月，母亲被诊断出罹患卵巢癌。进医院才一星期，她就宣称要自杀。我们并不在意她的宣告，而她也不特别坚持。她当时没有提到要如何从症状中解脱——所有可怕的症状都出现在她身上——只是愤愤地谈到她将面临的侮辱，和已无法掌握生命的内心恐惧。当时，她谈自杀的样子，好像是不再相信爱的人谈到这个话题一样，认为自杀可以快速了结一切，不必忍受痛苦又漫长的治疗过程。她好像是想以此报复她残酷的命运：若生命不能再像以往那般美好，她宁可全部舍弃。
当她开始接受痛苦又屈辱的化学治疗时，这个话题暂时压了下来。十个月后，她进行检查化疗效果的手术，我们发现效果不像期望的那样，于是开始准备第二阶段治疗。手术后，她撑了一段时间，努力不让自己想太多。她怀着一股怒气，再度提起自杀，这时候提起自杀是种威胁，我们当场回绝。“我就快死了，”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你们还爱我个什么劲儿？”有时她还教训我们：“要是真的爱我，就帮我好好过去。”她所剩无几的信念，已在化疗中消磨殆尽，任人带她接受另一轮苦刑般的治疗，只要有人给她“那种药”，她可随时准备离开人世。
人们倾向于顺应重病者的要求。检查手术后，大家不知如何回应母亲的愤怒与绝望，但对她的任何要求都百依百顺。当时我住在伦敦，每隔一周就回家探望她。弟弟在新哈芬法律学校读书，要坐好几天火车才回得了家。父亲把事业丢到一边，留在家里。我们都全心陪在母亲身边（她一直是家庭的中心），我们的相处时而如平常的轻松和乐，时而处在严肃骇人的气氛中。不过，虽然她的自杀想法得到了回应，但她像平常一样强作轻松，这个话题也冷了下来。母亲第二次化疗似乎起了些作用，父亲也找出好几种治疗的方法。母亲不时会提到自杀的灰色想法，但我们都回答她，现在作此打算还太早。
1990年9月一个暴风天的下午，我打电话回家问当天出来的检查结果，父亲一回答，我就知道情形不妙。他说治疗还得继续，我们同时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法子。母亲会选什么其他的法子，我心里有数。所以，十月有一次吃完午饭，她提到准备采取的行动细节和已经弄到了自杀药，我并不特别讶异。母亲在患病初期，失去了往日光彩，因治疗副作用而容华尽失，只有父亲才能假装没看到她所遭受的摧残。母亲不再美丽，她发现痛苦的化疗对身体的破坏——头发掉光、皮肤对所有化妆品过敏、日渐消瘦、两眼无神。但在十月的那次午餐，她的模样变得优雅美丽，虽然有些苍白，但却有了光彩，完全不同于她在病中的衰老面容。当母亲开始寻求自杀药时（或许太早了，也或许是时候了），也是她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刻，接受了这个事实，使她身心都充满力量——在我看来，至少压倒了她的衰弱。回想起那次午餐，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母亲又变漂亮了。
我当时不赞同，认为她可能还可以活好久，她说她向来相信做事要仔细计划好，现在她有药了，可以不再担心什么时候走，可以轻松享受余生。安乐死要考虑的是何时到达忍受的极限，我问母亲要何时走。“只要我还有一点康复的可能，”她说：“我就会继续治疗。一旦等到他们说没有复原的希望，只是让我撑着不死，我就要停下来。时候到了，我们都会知道。别担心，我不会在那之前就吞药。这段时间，我准备好好过剩下来的日子。”
母亲拿到自杀药之后，所有难以忍受的事，都变得可以接受了，因为等她真的无法忍受时，这一切都会结束。我得承认，虽然接下来的八个月，命运无情地带着她走向死亡，但却是她病发以来最快乐的时光。不知为何，虽然其中有痛苦，也或许就是因为有这些痛苦，这八个月才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们一旦安于未来，就可以安心地活在当下，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得开。我要强调这些情形：呕吐、不适、掉发、粘连现象持续不断，母亲的嘴是个好像永远不会愈合的大伤口，她要休养几天才有办法出门一下午，由于过敏，她几乎什么都不能吃，有几天，她颤抖得连刀叉都拿不住——但是持续折磨人的化疗突然变得不重要了，因为这些症状只会到她受不了的那天为止，所以她可以不再受制于病痛。母亲是热情的人，那几个月里，我从没看过有人像她那样投入于爱之中。西奥兰在《全哀亡简史》中写道：“想起拥有自杀的能力，可以把我们从这个苦难世界，释放到无边的空间，就令人感到安慰……还有什么财富是比拥有自杀的能力更了不起的？”
后来我读过维吉尼亚?伍尔芙的自杀遗书，深深受其感动，她和母亲的心境变化十分类似。伍尔芙写给丈夫：
我的最爱：
我想告诉你，你已给了我完全的快乐。没人比你更好，请相信我。
但我知道，我永远无法克服这个问题，而只是在浪费你的生命。这问题就是精神错乱。
任谁说什么也挡不了我。你可以工作，没有我你会过得更好。你看，我连这份遗书都写不好，证明我说的没错。我只想说，在患上这种病之前，我们非常幸福，都是因为有你。从初识到现在，没人像你这么好。这点大家都知道。
维吉尼亚手书
请毁掉我所有的文件好吗？
这种温情的遗书十分少见，因为信中对病症既冷静又清明。许多人因为无药可救，或是未曾寻求治疗而自杀。也有人因为病入膏肓而自杀。要是我发病时，确信眼前的状态永远好不了，我也会自杀。就算我和伍尔芙一样，知道病况有周期循环性，但要是愈来愈沉重乃至绝望，我也会自杀。伍尔芙知道，无论受到何种痛苦都会过去，但她不愿承受一辈子，也不愿等到痛苦退去；她活够了，也不想再等，该是撒手归去的时候了。她写道：“啊，那严重的忧郁又开始发作，感觉像是痛苦的波浪在我心中卷起——把我抬起来。我很难过，我很难过！缓一缓吧，天啊，我好想死。停下来。但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让我看着恶浪袭来。我看着。完了！没错，我已经发现，完了！（浪袭来）。浪冲击着。我好想死！真希望我只有几年好活。我再也无法承受这恐怖的东西——（浪正在吞噬我了）这过程持续不断，各式各样的恐怖袭来好几次。突然间，痛苦不再加剧，反而变得非常模糊。我打了个盹。我在一阵惊吓中醒来。浪又袭来了！毫无理由的痛苦与无休止的颓丧。最后，我对自己说，要尽可能超然地看清楚，打起精神来。不要再来了。我推想着，估算心中快乐和痛苦的比重。我鼓励自己推开、摆脱、放掉。我开始盲目地前进，感觉阻碍慢慢消失。我告诉自己，不要紧，没什么。我变得谨慎，然后又睡着了，半睡半醒中觉得浪袭来，然后看到天色渐白，不知道是几点，早餐和阳光会抚平一切。谁碰过这种状况？为什么我无力控制？这不值得骄傲，也不有趣。我的人生都受其啃噬和折磨。”
第三次忧郁症发作时，我写了一封信给弟弟，事后才发现这次复原得特别快，“我不能每隔一年就来这么一次。病发期间，我尽一切努力挺住。以前买了一把枪放在屋里，我把它交给朋友保管，以防一时冲动拿起来了结自己。很可笑吧？你会害怕自己用枪了结自己吗？要把它放在别处，叫别人不要交给你？”自杀的确比较像是焦虑的反应，而非忧郁的出路：自杀不是起于失去理智，而是因受折磨产生的行为。精神焦虑的症状严重到极点，身体也需要剧烈的反应：不单单是安静和沉眠的精神自杀，而是摧残身体的自杀。
我母亲制订了细节，向来谨慎的父亲像彩排似地演练整个过程，事前就某种程度地释放了这一连串的痛苦。计划内容包括我们兄弟要怎么到家、母亲如何吞下止吐剂和执行这仪式的时间，连殡仪馆都谈到了。我们同意在母亲死后两天再办丧事。我们像以前讨论喜宴、家庭聚会、圣诞节的计划一样，我们发现其中有不少规矩需要决定和沟通。母亲开始冷静地让大家了解她的感觉，好在几个月内解决每位家人的不同意见。她说她多么爱我们，并发现那份爱的模样和构造。她化解了积怨，清楚表达出另一种宽容之心。她腾出时间分别向每位朋友（她的朋友很多）一一道别，虽然知道她计划的人不多，但她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她浓厚的友情。那段时间她常大笑，连“摧残”她的医生和看着她日渐颓萎的护士，都感受到她的幽默、温情和关怀。有天下午，她叫我跟她去为九十岁的婶婆买个手提袋，虽然这趟走下来把她累坏了，甚至躺了三天才复原，但我们的情感也有了改善。她以我从未见过的细心和宽容读完我写的所有文章，这种态度，完全不像以前看待我的作品时那样尖锐。她将小东西送给别人，把未送人的大物品清理干净。她把所有家具换上新布套，好留下整齐的房子，还挑好了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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