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她的自杀计划似乎成为我们安然接受的现实。后来，她说她本来想要独自进行，但考虑到大家一起进行，可以使这种经验在我们未来的记忆中就比较不那么可怕。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在她身边看着。母亲的生命，也是大家的生命，我们都不愿让她一个人走。在她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大家要同心，不能有被蒙在鼓里的感觉，这十分重要。我们共同策划的行动，把大家紧紧地连在一起，从未有过的紧密。
若你自己从来没经历过，或是帮助别人走过这一段，你就无法体会杀死自己有多么困难。如果死亡是件被动的事，只会发生在坦然接受的人身上；如果生命是一种主动的事，只有每天全心全意对待生命的人才能活着，那么这世界面临的问题将是人口减少而非人口过多。极多的人悄悄过着绝望的生活而不自杀，因为他们没有勇气这么做。
母亲决定于1991年6月19日自杀，享年五十八岁，因为若是再拖下去，她会虚弱得无法了结自己，而且自杀需要力气和医院之外的隐私空间。那天下午，她去看了肠胃科医生，他说她的肿瘤已阻塞了肠道，不立刻动手术，她就无法进食。她说她会预定手术时间，然后与在候诊室的父亲会合。回到家里，她打电话给我们兄弟俩。“有个坏消息，”她冷静地说。我懂这句话的意思，但不知该说什么。“我想该是时候了，”她说：“你最好马上过来。”一切几乎完全照着我们的计划进行。
我开车前往住宅区，中途停在弟弟的办公室外接他上车。当时下着大雨，交通不顺畅。母亲以极为冷静的态度（对于计划中的事，她向来都用理智的语气，好像我们是要去她的住处吃晚饭一样）使整件事进行顺利，我们抵达时，发现她头脑清楚，神色自若，穿着上头绣有粉红色玫瑰的宽松睡衣和浴袍。“你应该吃些点心，”父亲说：“好吞药。”于是我们进厨房，为母亲做了英式松糕和茶。几天前的晚餐上，母亲和弟弟同拉一根许愿骨，母亲赢了。弟弟问：“那时你许的是什么愿？”她笑起来。“我希望这事能很快结束，痛苦愈少愈好。”她说：“我的愿望要实现了。”那天，她低头看着英式松糕，“我的愿望老是会实现。”那时弟弟刚好要拿出一盒饼干，母亲以她一贯慈爱又嘲讽的口气说：“大卫，我讲最后一次，请你把饼干放到盘子上好吗。”接着她提醒我找些干花，她已想好要放在乡间的礼堂中。这些仪式的内容，变成了亲密的行为。我认为，自然死亡有某种自然的戏剧性：有突然发生的症状和发作，像是晴天霹雳。我们的经历中最特殊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突发或未预期的事。这场戏没有戏剧性，在这沉闷的过程里，每个人都按本操演。
回到母亲的卧室，她为把大家卷入这事情而道歉。“但是你们以后就会很亲近了，”她补充说。母亲——她什么东西都要确定分量足够——拿了两倍于实际需要的巴比妥盐镇定剂。她坐在床上，把四十颗倒在眼前的毛毯上头。“我实在不想再吃药了，”她讥讽地说：“这是我不会想念的东西。”然后，她以一种行家的手法吞下药丸，好像这两年来她服的几千颗药，都是在为这一刻做练习——我在那之后学到了如何吞一把抗郁剂。解决那堆药后，她说：“我想这应该会有作用。”她尝试喝下一杯伏特加，但又说那令她头晕。“这一定会比你们看着我在医院里狂号好多了吧？”当然是好多了，但那幅画面只存在于想象中，而眼前发生的却是现实。在这种情形下，现实实在比什么都糟糕。
之后我们相处了四十多分钟，她交代完所有事情，我们也讲完最后该说的话。渐渐地，她的声音愈来愈模糊，但我觉得她说的话仍是经过清楚思考过的。接着是她死亡的戏上场，在她愈来愈神志不清的同时，也愈来愈敏锐，在我看来，她说的话比她原来计划的还多。“你们是我最疼爱的孩子”，她看着我们说，“在生你们之前，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突然间，你们出来了。我这一辈子都在读有关无私奉献一生给小孩的母亲的书，我的感觉和她们一样，我愿为你们牺牲。你们难过，我就心疼；每次你们不高兴，我就深深地感同身受。我想用我的爱把你们包起来，不让你们碰到外头可怕的世界。我想用我的爱为你们把世界打造成幸福快乐又安全的地方。”大卫和我坐在父母的床上，母亲就躺在那个她习惯的位置。她握握我的手，再握握大卫的手。“希望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爱永远不会消失，就算我走了，它还是包围着你们。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这份爱可以留在你们身边一辈子。”
这时她的声音很稳定，好像时间还很充裕。她转头对我父亲，“真高兴，一起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是我先走的，”她说：“我不能想象如果是你先走，我该怎么办。霍华德，你是我的生命。这三十年来，你已经成为我的生命。”她看着我们兄弟俩，“安德鲁，接着你出生了，大卫，然后是你。又有两个人来到这个世上，这样就有三个真正爱我的人，我也爱你们。我实在太感动，我承受不起这样多的爱。”她看着我——我已满眼泪水，但她却没哭，“不要以为把我的过世当成你人生的大事就算是纪念我，”她用轻柔责备的口气说：“若要纪念我这个妈妈，就是好好过着充实又幸福的人生，享受你所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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