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开始含糊不清，“我今天好伤心，因为我要走了。但就算我死了，也不愿改变我的人生。我已经完全付出过，也得到了完全的爱，这一生，我过得很快乐。”她闭上眼，我们以为她再也醒不过来时，她又张开眼，注视我们，最后停在父亲脸上。“我这一生渴求的很多，”她说着，声音像是转速不正常的唱片：“多得数不清。但最幸福的，还是与你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弟弟一直抚着她的肩。“大卫，谢谢你为我按摩，”她说着，然后安详地闭上眼。“凯洛琳！”父亲唤着，但她不再有反应。我曾见过死亡场面——某人被枪杀——也还记得这种感觉：死亡不是为那个人所掌控，而是被那把枪和那时刻掌控。但母亲掌控了她自己的死亡。
当代美国哲学家罗兰?德渥金曾写道：“死亡有支配力，因为它不只是虚无的开始，也是一切的结束，而我们对死的思考与叙述——强调死亡的‘庄重’——证明生命适宜地结束有多么重要，这种死才能保持我们活着的信念。”
若用一句话来说我母亲的死，我可以说，死让她的生命更圆满。但我没料到这竟是促使我产生自杀念头的原因。里尔克（德国诗人）在《安魂曲》中写道：“在爱里，放走对方需要学习。留住对方很容易，不用学。”要是我学到这一课，可能就不会陷入忧郁，因为就是这不寻常的死亡，导致我的第一次忧郁症发作。不知道是我太脆弱，还是这次凄凉的经验造成我的崩溃。或许是对母亲强烈的孺慕与家人融洽的情感，使我无法忍受失去。
我读过所有安乐死的协助者所写的文章，都是某种程度地感到愧疚——写出或说出你参与安乐死，不可避免地是种告解。母亲死后，我负责清理父母的公寓，理出她的衣物、文件等东西。浴室里到处是临终病患的残迹，像保养假发的用具、舒缓过敏反应的药膏和乳液，以及一罐又一罐的药瓶。药柜后头的角落，维生素、止痛剂、胃药、平衡特定荷尔蒙的药，以及她在疾病与恐惧两面夹击时所服用的各种安眠药——像是潘朵拉的盒子里的最后一个礼物，在这些东西的背后，是没用完的自杀药。我忙着把一罐罐的药扔掉，但是拿到这罐药时，我停住了。害怕疾病和绝望的我，收起了这罐药，藏在我药柜最深的角落。我想起母亲在那天对我说的话：“药到手了。若到了那时候，我就可以拿来用了。”
清完母亲浴室的十天后，父亲暴怒地打电话来质问：“多余的巴比妥盐镇定剂跑哪去了？”我回答说，我扔掉了屋里所有贴有母亲名字的药。我加了一句，说他好像很消沉，我想到他可能拿到这种药就很不安。他以丧气的口气说：“你没有权力丢掉那些药。”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接着说：“我本来想自己留着，要是哪天我也病了，就不用又费力气找药。”我想，对我们来说，母亲好像还活在这罐毒死她的小红药丸里。好像任何拥有它的人，就保留了进入她生命的奇异通道；好像吞了剩下的药丸，就可以再见到母亲；好像选择和她一样的死法，就能与她碰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自杀会传染。重复母亲离开人世的方法，是我们抗拒失去她的悲痛的方法。
直到数年后，我们才以较圆满的故事，颠覆了这条公式。我自忧郁症中康复，就是父亲的爱、智慧与意志力的伟大胜利：他曾在试图拯救一位亲人时遭受挫败，但却成功地救了另一位亲人。我们曾参与一位亲人的自杀，却也阻止了另外一次悲剧。只要我的精神或其他方面的状况，在我或其他人看来还能够有所改善，我就不会有强烈的自杀念头。我身边的环境虽然变化很多，但自己却是非常清楚。在经历低潮时，我不会屈服而自杀，这令我十分安慰，甚至感到骄傲。
我非得再度抵抗这苦难不可。若我想要自杀，不必等太久，因为就理智和情感来说，我每天产生自杀的念头，天长日久也就习以为常，甚至没有其他的痛苦严重。同时，我已取回了手枪，也找到了取得更多巴比妥盐镇定剂的途径。目睹了母亲夺回生命支配权时的轻松，我才了解到，当一个人病入膏肓时，安乐死的逻辑就变得不辩自明。把抗拒心理疾病的自杀和抗拒生理疾病的自杀并列起来，并不太正确，令人不舒服，但我认为二者极为类似。如果母亲死后第二天，就有治疗卵巢癌的重大新发现，将会是件可怕的事。若自杀倾向或忧郁症是唯一的病症，那么，在尝试过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法之前自杀，就是种悲剧。但是当你的忍耐已到了极点，你的人生糟透了，而且别人的看法也相同——那自杀就变成权力。到那时（如此脆弱、难过的时刻），活着的人接受不想再活着的人的意愿，就成了一种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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