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提出，五中全会的「三和理论」将是继「三个代表」之后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个代表」一样肩负着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毫无疑问，「国际和平化」及「两岸和解化」的推动，与「国内和谐化」的日益恶化，更显现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论」的迫切性，而解决「国内和谐化」是重中之重。在国内法治化的建设还未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严格流程化的管理解决各级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的现实情况，然后以严刑峻法解决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
2006/12/09
郎咸平：警惕股市边缘化
导语：人们无法忘记两年前国有股减持给股市带来的灾难，16000亿的直接间接市值在那个煎熬时代被无情蒸发了。但苦难远远没有结束，早已七窍生烟的中国股票市场就像出了轨的列车，从早年淘金的乌托邦冲向了不远处的万丈悬崖----投资功能边缘化。
而这可怕的列车上又承载着超过7000万的股民——银广夏，琼民源，郑百文，蓝田股份……一个个耻辱的名字早已让他们绝望；庄家陷阱、不法券商、商宦勾结……这接二连三的折磨使得千万中小投资者逐渐放弃了给予股市那“最后一根求生的稻草”；当媒体宣传中充斥着“崩溃论”“推倒重来论”“泡沫挤出论”等无聊论调时，也有人更同情股民的感受，郎咸平整是其中之一。2003年9月13号下午，他在北京第六届科博会上对在场传媒大声疾呼：“上市公司必须善待中小投资者。否则，当股民不跟你玩的时候也就是股市彻底边缘化之时！”
在这样一个困顿时代，恐怕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唤起股民们麻木的心。记者钦佩这样的学者，于是一封预约采访的电邮便在第一时间传到教授的邮箱中。
郎咸平教授跻身世界一流教授行列。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为财政系核心讲座教授，郎咸平要带大约50名学生，每次他都要把这些学生分为六七个小组进行研究学习，每个小组的研究方向都不同。他讲课生动活泼，极少抛出大量冗长的理论让人增加对他的敬畏。近年来，他在企业战略与治理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今年5月，郎咸平以筹建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课题代表中大竞争港府专上教育研究经费并进入最后一轮评审----要知道这是十个最终候选项目中惟一的商科项目，也是中文大学惟一有机会竞争千万研究经费的项目。在港府债台高筑教育经费连年削减的今天，这无疑显现出郎教授在学术上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最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郎咸平的学识，而是他给人的那种“兴冲冲”的感觉。
正是这 “兴冲冲”。九年前他放弃了在纽约大学的金饭碗只身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按他的话来说是为了能给社会带来实质贡献而回亚洲搏一搏。
正是这“兴冲冲”。在2001年初，郎咸平参与制订香港证券期货新条例的时候只身犯难，向香港立法会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部由外国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操纵修订过程而出台的条例草案，无疑于官商勾结的产物。修订草案的目的在于保护股民利益，而没有中小投资者参与法案的修订过程，怎能推进草案向保护他们的方向发展？这“兴冲冲”的严厉批评很快引来了十大国际投资银行联合发表专文的强烈反击，连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也要公开出面表达对郎咸平的不同看法。然而一阵口诛笔伐之后，香港政府还是不得不聘任他为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正是这“兴冲冲”。3年前,他向香港和中国有关当局提出实施极富前瞻性的“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制度，因被人冠以不合国情而在两地被打入冷宫两年多。但今年以来，这两种带有美国色彩的改革方案在中国有了明显推进的迹象。而有趣的事,香港监管当局在月前也提出了学习美国监管制度的新思维。这就是一个有前瞻性学者的影响力。
今年刚47岁的郎咸平已经头发斑白，甚至有传言说他有失眠的习惯，但他总是给人以精力极为充沛的印象----不仅担当中大财政系的教学骨干而且兼聘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前不久， 在长江商学院郎咸平教授办公室，本刊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面对股市的现状，大多数学者，政府及媒体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观点。请问你如何看？
郎咸平：面对股市很多学者提出了种种办法，但市场表现却江河日下。现在比较多的想法是股市已经触底，泡末已经基本挤出，大盘即将反弹。另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政府还是没有做什么事，鼓励当局要有所作为等等。对此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有着一个严重的误区，即我们对广大股民的心态还是不太了解。大多数人包括官方的想法是股民的素质有些问题，而我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今天中国的股民和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这表现出中国股民的一种特殊现象。我对当今中国股民的评价可以用四个字代表：追求卓越。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股民的“追求卓越”呢？
郎咸平：也许你认为这有些可笑。举个例子对比一下，就香港股民而言，他们大多数是急功近利型的人物。他们确实没有长期投资的打算，常常是做一天就走，往往不太在乎上市公司的素质。给一点短期的利好消息就好了，比如说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京沪粤公民香港自由旅行之类的消息便可以带动股市上涨。可是类似的消息在国内就没有作用，6月QFII的开始实施乃至追溯到国有股减持的停止，这一切都没有使股市的形势好转。归根而言，目前推出的政策与股民的愿望差距很大。股民究竟期望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明白，一切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无从谈起。在香港，股民期待短期利好利空消息，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股市也起来了。但国内股民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与日俱增，这就是他们的“追求卓越”。
记者：股民的“追求卓越”与现在股市的难以复苏有着怎样的关系？
郎咸平：一旦股民感觉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他们就不跟上市公司“玩”了----这种不“玩”的心态就是当前股市衰退的惟一因素。因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推出QFII没有用，为什么当局和媒体都号召股民振作信心没有用----上市公司的素质太差了，没办法“玩”，一“玩”就被骗。我们目前抛出的政策没有效果就是因为没有打中重点。我们引入QFII就是要吸引更多的资金，但实际上我们的股市不缺钱，缺好的股票。原来，股市是靠庄家来拉股票，现在连庄家都拉不动了，几乎所有人都被套牢。所以，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股民的根本作用和股市的真缔，那么中国股市很快将被边缘化。
记者：边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郎咸平：我们知道股市有超过7000万的股民。假设中国股市真的边缘化了，这7000万人的利益将被严重侵害，这将给政府未来施政带来多么大的压力。虽然我认为股民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去闹事，但我想有关当局一定要切实考虑股市问题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另外，我总认为我们的媒体包括政府部门把股市考虑得太简单了。英美股市的完善决不是一个接一个短期利好所能创造的，把握不住股市特性是根本做不好的。
记者：有人提出要有好的股票必先有好的监管。面对现在的情况，证监会作为政府在股市中的代表，你如何评价他们的表现？
郎咸平：中国证监会决不是没有做事。我在香港就对媒体讲中国证监会最近两年的监管力度远远超过香港，香港监管当局甚至有必要从内地聘请顾问指导工作。我说这些是有根据的，大家都应该看到证监会每一个月都会有新法规出台。比如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对违规行为进行纠正，修订上市条例中关键部分等等。我对此是非常有感触的，可感触归感触，没用归没用。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证监会下如此大的力度强化监管,为什么股市还是没有明显的起色呢？美国的股市很完善就是因为他们监管有方，而我们也在学习他们的做法，为何股市还不好？因为大家把监管看太简单了。如果按照现在的监管思路走下去，我很担心是于事无补。我们应该承认证监会最近出台的若干条例就其内容而言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也要看到：有些上市公司本身不会因为这些条例改变他们圈钱的心态，也不会因为这些条例而改变自身的素质。原因在于这些法条缺少严刑峻法的扶持。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证监会只能提出纠正谴责与罚款。比如涉嫌内幕交易的最高罚款只有50万。区区50万对于那些敢做内幕交易的人来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司法机构还不能完全做到配合证监会打击操纵股市的行为，这就使得我们的条例成了一纸空文。无法切实执行的规章制度只能带给股市无穷尽的烦恼。大家天天都要学习新法规。可是出现违规操纵又抓不到，抓到又能怎么样呢？
记者：那么我们的司法制定和证券法规设置将如何进行呢？
郎咸平：我觉得中国法律界有着一种奇特现象-我们制订的法律可谓全世界最齐全的。他们把欧洲的抄来，再把美国的抄来，所以我们既有独立董事又有监事----这种体制只有我们国家才有。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是单纯的抄人家的法条去不去理解法律背后的精神。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是执行！切切实实的执行！你可能会问，证监会是在调查违规啊？重要的是要查还要有处置，如果违规的人逍遥法外，就没有人害怕证监会调查，最多是谴责一下而已，大不了赔一点钱出去就是了，即使下次你不给我批股那又怎么样呢？我个人的名誉地位财产没有受到损坏，自由也没受限制，因此这样惩处没有用的。
记者：那么证监会，司法界以及整个中国股市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处世思维呢？
郎咸平：这就是我今天要谈清楚的。中国股市要想振兴必须要有一个思维上的改变，我们必须革新我们的观念和意识。我们需要的是全体股民的集体意识集中来促使上市公司树立信托责任(也就是我曾经谈过的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陆法系国家的股市都不好，比如中国、德国、法国、中国台湾。相比而言判例法系(也就是普通法系)国家的股市就好很多，比如英美。这就是因为判例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信托责任。他们的上市公司本能的希望提高股价为股民赚钱，他们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一旦他们不这样做了，也不是由法条来判是否有罪，而由陪审团来裁定。陪审团里都是些“农民”，像我这样学术上的“偏执狂”是没资格参加的，而且要求他们对案件本身不熟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农民十分得单纯，他们对社会的意识完完全全是社会所培育出来的，他们的直觉判断就是这个社会的。比如我们现在将银广夏的案子拿到美国去判，陪审团成员一定这样想：这样一个企业造假出口单据。假设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我一定很好教训他，既然我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怎能造假呢？上市公司一定是错的，你就有罪。结果就是这样简单。可同样的案子在中国的情况是怎样呢？银广夏仍然可以交易，这就是大陆法系国家股市治理的通病，因为犯罪总是能跑到法律前面的，现成的法律无法惩处这种超前的犯罪。因此我们就能感觉到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在我们大陆法系的制度下考虑引入判例法系的裁判精神来处置股市违规现象。面对跑到法条前面的犯罪行为，判例法系国家是随时随地可以应付的。只要你违反了公共秩序和社会良俗，你就将受到惩罚。
因此我们要很好理解一下中美两国在法律精神和股市治理原则上的不同。我们的法律和治理追求一个绝对的真理，我们需要包青天式的法官来判案。美国追求的是保护公共意见和利益。有时我们觉得杀人犯在美国被判无罪很荒谬，实际上是因为陪审团认为他杀得对。这就是判例法系法律精神最奇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恰恰没有搞清楚的。而我们现在也确实有必要引入这种精神。
记者：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信托责任”又如何定义呢？
郎咸平：在大陆法系国家是很难定义的。上市公司心中有股民，时刻为股民的利益着想。我想这个原则是很难通过法律量化的。究竟信托责任是什么含义呢？我可以再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去上洗手间，手机放到桌上。等我回来发现手机不见了，你却告诉我刚才有人把它拿走了。我会责问你为什么不帮我看一下呢？也许你回答我：“我没有责任帮你看啊？”这样的事情在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办法的，因为没有法条上写你必须帮我看手机否则就有罪。但在判例法系(也就是普通法系)国家就不同，陪审团会认为你这个人没有道理的，人家上洗手间时看管别人财物是你的责任啊，举手之劳，这样小的信托责任都不能做好只能判你有罪。陪审团根本不跟你谈什么法条，只要你违反了公共秩序和社会良俗就是有罪。回过头我们看上市公司，只要你违反了公序良俗，无论你是否触犯法律都是要坐牢的。股市中的公共秩序和社会良俗是什么？就是股民的公共利益，逐利愿望和集体意志。现在中国股市不好，股民心理不爽，那你上市公司就是有罪，就是这么简单。内地上市公司对此种柔性条款的理解和把握都很差。
记者：股民现在需要做什么呢？
郎咸平：我们需要股民现在集中集体意识，对上市公司产生巨大的压力，逼迫他们有信托责任。要让所有上市公司清楚；一旦你让我不爽，你就有罪。我想股民绝不是一群无聊的人。如果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案在实际运做中失败，那股民一定会自认倒霉。但实际上目前很多决议是不通过股东大会就通过的，最后造成了很大损失，那么上市公司就要因为违背信托责任而受到惩处。因此我相信今天中国股市的萧条反而可以让股民的意识集中，给上市公司造成集体压力，从长远看这并不是坏事。
记者：您觉得如何使股民的集体意识转化为法律力量？法律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郎咸平：的确，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将股民的不满转化为上市公司的犯罪。但在我国，究竟如何透过股民的心态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有罪，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欠缺的。但我们又必须走这一步，只有迈出这一步才能从根本上重塑股民的信心。虽然我们不是判例法系国家也不可能转变成判例法系国家的时候，但仍需要我们在股市治理上借助判例法系的精神，以股民的公共意见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的判断准则。比如组织股民权益保护委员会并对上市公司提出集体诉讼，诉讼的结果由客观的非股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而上市公司可以提出辩方举证式的答辩。法条有什么用呢？法条为股民的决议提供法律的依据。我们只有走到这一步才有可能让股市重新振兴。
记者；推行您所倡导的信托责任面临最大阻碍是什么？
郎咸平：最大的阻碍来自上市公司。但上市公司要明白，树立信托责任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相辅相成的。股票市场垮了对上市公司没有好处，而股市垮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股民不再投钱给股市造成股市边缘化。上市公司必须尽到自己的义务，让股民对公司的所作所为满意。如果你害怕的话，那就不要上市，安安静静的做你的私人公司。你一旦上市就要坚守你不可推委的信托责任。
记者：您能否预测上市公司的信托责任什么时候能被普遍的树立起来？
郎咸平：目前来看，股民的集体意识已经形成。但我们需要契机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对上市公司的不满。契机是什么？是媒体的宣传，学者的呼吁与股民的彻底觉醒。我想中国股市的振兴只能走这条路了，但也许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这是个大格局的变化。我们必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促使整个社会的意识发生改变并促进社会的进步。人们尤其是股民有时会批评吴敬连、厉以宁、萧灼基，批评他们为政府说话，但这些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人能提出建设市场经济的思维是多么得了不起。正式因为他们，我们的国家才逐渐走出了思想僵化的状态。但是，现在需要我们来带动新一轮的观念革新。股票市场从无到有需要思维转变，股票市场从劣到好一样需要思维的创新。我想，上市公司树立信托责任将是未来思维变革的重要产物。只有股民集中集体意识推动上市公司产生信托责任才能救中国股市。
记者：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股市的复苏绝对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你所提倡的股民意识集中迫使上市公司树立信托责任，是在司法机构保证其绝对独立与公正时才可实现的。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上市公司有地方政府做保护伞。在利益的驱使下，司法机关是保护股民？还是保护造假的上市公司呢？在这样的背景下，单靠股民的力量是否有些薄弱呢？内地有人批评您的观点过于理想主义，您如何看？
郎咸平：我在国内所碰到的记者对我所谈过的观点知之甚详, 而且也会常和你一样的提出一些尖锐而具挑战性的观点。而我认为这就是追求卓越的心态, 而这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你所提出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确实是目前存在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我所提倡的股民意识集中迫使上市公司树立信托责任的观点也确实需要司法机关的配合，而司法机关不受行政干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当然是根本。
但是这种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 循序渐进是一个根本。激烈的改革只会带来无穷尽的后患。正如你所说, 内地就有很多人批评我的观点过于理想主义, 不符合中国国情。例如在我在两三年前提出辩方举证、集体诉讼的观点时,就有很多人持这类观点。但到最后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个社会包括司法机关还是接受了这个思维。因此我并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也不是不了解中国国情。而是我对中国的看法是在一个与世界各国政府相比较的较高的高度看中国, 因此不一定能被国人立刻理解。我想告诉股民一句话, 我从1998年开始做过亚洲各国政府和家族企业的大量调研, 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不但发表在美国顶尖学术期刊而且也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录。我认为亚洲只有中国和新加坡政府有追求法治的决心。亚洲其他各国和各地区的政府基本上都是裙带资本主义下的官商结合体,根本不太为弱势群体打算。如果我对中国政府没信心, 我不可能浪费我的时间做无意义的事,例如我在香港就不会再谈保护股民的事。我相信中国政府肯定非常重视保护股民的问题, 但问题就是如何推动。
我认为在我国还未完全建立法制化以前,利用我前面所谈的案例判案和引入客观的非股民代表的思维应该是个比较可行的方法。但请记住,这个新思维必须有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做基础才有可能成功,而中国是亚洲惟一有此基础的国家。只要这个社会能接受这个新思维, 司法机关一定会慢慢的调整而做某种程度的配合。你可能会问我为何对我国司法机关有如此信心呢?我的信心来自于刘晓庆等人的实际案例。虽然中国目前类似的冤案还是很多,但司法机关能在司法行政仍然挂钩的情况下保持了他的独立性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而这个案例提醒了我司法机关也应有追求卓越的心态。
记者: 在倡导您所提观点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呼吁中国司法机构的逐渐独立化，防止政府意志过多的强加于司法裁判。归根结底，就是政府只做协调，不多干预。这样以来，上市公司少了靠山，自然就会在股民的压力下树立信托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认为。
郎咸平: 当然司法机构的逐渐独立化，防止政府意志过多的强加于司法裁判是我国政府在16 大以后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但这个改变也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至于你所提到政府-----只做协调，不多干预-----的有限权力的观点于我的想法背道而驰。我认为政府的权力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应该增加。而其增加权力的目的即在于建立起一套纪律。
读者千万不要误认为引进英美普通法就一定好。普通法系本身无所谓好与坏。例如菲律宾就是美国遗传的普通法系国家, 但他们一样很差。英国在亚非洲的殖民地不也是传承了普通法制度吗,例如印度。但除了香港和新加坡以外,几乎没有像样的国家。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殖民地的人没有学到普通法的真正精神----普通法纪律。
这个普通法系的纪律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也摸不着的，但这个纪律却把每个人都牢牢地拴住。举个例子讲，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开门后就直接走过去, 然后把门向后一甩, 也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要过。可是我感触最深的是老美一般都会把门扶着让我过去，而我过去了以后还是把门向后一甩, 不太管后面的人。 但是当我甩过十几次门以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也开始扶着门让后边的人过了。普通法系这个精神深入人心，每一个国民都流着普通法系的血, 也就是靠着这个普通法的纪律在运行。因此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是不成文法, 只有原则而无条文, 但是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该怎么做, 这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从小到大哺育你灌输给你普通法纪律的结果。
而英美的纪律是我们处处可以清楚看到的。例如美国一年要调整两次日光节约时间,调快和调慢一个小时。美国媒体只是在调整前一天在主要报纸公布一条小消息而已, 但第二天美国全国按照标准一起调整了时间。
那么我国所奉行的大陆法系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国家基本上是把大陆法系法条抄进来了，但大陆法系的精神面却没有抄进来。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谁颁布了第一个大陆法系法典-----法国的拿破仑。拿破仑是军人出生,他是个军事天才、治国天才、政治天才、法学天才。拿破仑理解英国的强胜基本上靠着普通法系所形成的纪律。但他也知道普通法的纪律是法国人学不会的，因为他们没有流着普通法系的血，那怎么办呢, 如何跟英国抗衡呢？他想到了一个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法系，他建立法条让老百姓遵循有法可依的纪律。举例而言, 法律规定开车走右边，你不好好走，我就处罚你，你流的血虽然是散漫的血，但我用外部环境制约你。当时法条规定得非常严格而且具体，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就是法国人当时的一个风格。目的是做什么？就是创造一个纪律。因此，拿破仑创造大陆法系的目的，就是为了替法国建立起一套大陆法系的纪律。拿破仑的伟大，就是他能看出来普通法系的纪律是强国的根本, 因而建立一个大陆法系的纪律与之抗衡。
那么第二部大陆法系法典是谁写的-----德国铁血宰相卑斯麦。他也看到一样的问题，所以他按照拿破仑一样的思维，在德国创造了德国大陆法典，创造出德国特有的纪律。法国人的纪律在拿破仑时代发挥得淋漓尽致，全民皆兵，席卷欧洲，经济建设也在一声令下而澎然发展。没有人敢违背法条，也没有人愿意违背法条。在普通法系的国家，纪律是自然形成的，是学不会的。但是大陆法系国家却可以靠行政命令，靠长官的意志而全民皆兵、全民建设、促成经济发展。德国的卑斯麦为什么叫做铁血宰相呢？就是他对工业建设(铁)，军事建设(血)是极端重视的，为什么这个建设可以顺利执行呢？就是因为德国大陆法系法典形成了德国人全民动员的纪律。我们设想一个情况, 如果德法两国不积极投入战争, 而将纪律发挥在欧洲的经济建设与整合上,那今天的世界超级强权就不止美国一国了。
亚洲哪一个国家是最有纪律的-----就是日本。我们很多的史书都在讨论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及影响, 但我们很少做成简单而正确的结论。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只有一个-----创造出日本的纪律。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经济的飞跃发展,称雄全球是中国人最痛苦的回忆。
各位读者想想世界过去三百年的历史不就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所改写的吗。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强权。其他国家呢，包括中国在内，都是贫穷、愚昧、落后。那么这五个国家的特点在哪里呢？虽然他们有三个不同的法系。一个大陆法系，一个普通法系，一个日本自己独有的法系。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纪律。因此我的结论很简单, 法系不重要, 但透过法系而建立起来的纪律才是强国之本。
我认为中共十六大所提出的法制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以民为本、以法为纲”的政治构想。也就是说强国之本在于建立一套全国上下服从法治的纪律, 而法制化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全体老百姓的福祉。
编后：
10月3日，记者拿着刚刚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猛然发现美国工业集团泰科(Tyco International)的前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旗下科技投资银行集团的前总裁弗兰克?奎特隆 (Frank Quattrone) 居然站在纽约法庭的被告席上。要知道这两个不可一世的家伙一年前还在为自己股票的“优异表现”而沾沾自喜，但今日却要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下接受被定有罪的判决。英美的报纸庆幸这是自“安然事件”后，打击上市企业犯罪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我羡慕这次胜利，郎教授也在羡慕这次胜利。这种羡慕甚至夹杂着某种悲壮的意味----我们期望那些至今在中国股市上为所欲为的犯罪分子，能在监狱找到他们人生的归宿。 7000万追求卓越的股民终将有一天会把冰冷的镣铐带在他们的手上。
2006/12/09
郎咸平：警惕民企伙同国企合法吞并国有资产
凤凰卫视8月26日消息 最近，中国国务院发改委正组织相关学者要讨论国有资产是不是严重流失的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要讨论由郎咸平教授所提的目前产权改革方向存在的错误，警惕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削的问题。其实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国内财经界炒的沸沸扬扬，有网民支持郎咸平教授的说法，但是也有一些企业人士就不支持郎教授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是偏激的言论。为此，朗咸平教授8月25日，在凤凰卫视《财经今日谈》中，专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国有资产到底是怎么流失的？
质疑TCL的10％
此前，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的产权改革方向存在错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起来正在合法吞噬国有资产。这个观点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有些不可思议，特别是他特别提到几个大企业，包括TCL、海尔和格林科尔等。
就这个问题，郎咸平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整个事情的开始是从TCL开始的，因为TCL开始被《华尔街日报》誉为产权改革的典范，甚至认为将来国营企业都会沿着TCL的路子走。TCL的道路是，财产的基础还是国家的，但是我做的好了是归我的，以净资产回报率10％作为基点，我保证10％给国家，超过的就给我的，我可以把它转化成股权，这虽然很好的，但有其严重性。为什么这么说？TCL通过这种方法转化成股权，管理层持股25％，李东生个人他的身价是多少呢？可以说是12亿之多。当然有很多人说，国家并没有损失，他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把企业做好了，钱赚多了，多出来是他的，这个看起来还是比较合理的。
郎咸平教授认为，这是第一个案例。而海尔作为中国第一大好企业，格林科尔是第三个案例。有人就说你有什么好骂的呢？你嫉妒什么，你凭什么批评他？
但是大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凭什么10％以上是归你们呢？你晓得不晓得，作为国营企业的老板，这是你该做的事，你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比如，以前的红塔山，红塔山做的那么好，看起来好象都是企业自己的功劳，但是如果政府开放烟草给民营企业，一齐竞争，有你红塔山的地位吗？
企业老总就是“保姆”
今天国营企业老总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国家给你一个机会，你把一个企业做好是应该的。中国是太强调这些所谓的国企老总的激励机制不足，但是我们对他的信托作用却是没有半点要求，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国企改革变成什么样的情况？等于说我今天家里很肮脏，我请个保姆到我们家清扫，清扫完了以后，家就变成他的了，就如此的荒谬，他可以累计他的工时，超过多少工时他就可以把我们家买断，这不就是TCL模式吗。
郎咸平说，他们不就是保姆吗？他们的水平和保姆、和我郎咸平、和你我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我们都是经理人，我把书教好，你要把节目做好，凭什么我们教书教好了，大学不是我们的，电台不是你的，企业却变成他们的了，这公平竞争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把这个问题理清楚之后，你发现TCL净资产10％以上归他所有，这就是不公平，因为做好是应该的，你没有资格要求。你做的好我可以给你更多的薪水，像李东生这样高水平的企业家，你一年拿两千万都是应该的，可是你不能拿股权，你不能成为股东。
你有没有听说过通用做的不错，通用现在是谁的，不是韦尔奇的，通用还是通用的。80年代初期，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做的很差，公司倒闭，找一个重组专家来做重组，很有功劳，起死回生。这个企业的状况和当初海尔有什么差别呢，把很差的企业重组好了，那企业现在是谁的呢，还是属于中小股民的，并没有属于重组大王的，他重组做好是应该的，给你一大笔钱，这就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但是，中国现在不是这种想法，做的不好是应该的，做的好全部是自己的，这是中国产权改革的失误。
谁在真正控制海尔
TCL10％以上是它的，我觉得这就是不对的，基本观念是错的，做好根本不应该是你的。对于海尔企业，我找了七个学生三个月不眠不休（作调查），我们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也是今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香港有一个海尔中介，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海尔投资，海尔投资竟然是由职工持股会几乎全部控股，海尔投资控制的是什么呢？控制的是商标，目前市值是612亿，控制所有零部件的采购，总资产加起来600—800亿之多。海尔总销售额去年不过806亿，他所控制的资产总值就600—800亿，我们反问一下，凭什么职工持股这么多，你给海尔做事是应该的，为什么控股这么多。
我们再看一下，职工持股会，现在说它是集体所有制，问题在这里，当初是怎么样把国家的资产转到职工持股会手上的呢，难道你是通过董事会决议的吗？如果是通过董事会决议的话，那我就要问一句话，这些做决定的董事们在职工持股会有没有股权，有的话，就是合法的利益输送。
所以，今天这个国有资产产权改革，改到现在是危险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为什么呢？因为相关法律缺位，并不是说在一个完整的法律架构下是合法的，不是的，而是中国没有监管法律。所以，也不是说（他们）走法律的空隙，因为法律没有规定的几乎都可以做。
其实，他们是合法，但是不合理。
海尔的前身是什么，是1955年的合作社，这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的前身。1985年张瑞敏入手，叫青岛冰箱总厂，经过张瑞敏20年的努力，妙手回春。目前人们的心态是，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呢就是他自己的。因此海尔目前是谁真正的控制海尔呢，不是国家，也不是中小股民，而是海尔职工持股会。当然，TCL有TCL的手法，海尔有海尔的手法，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两家公司都通过不同的巧妙说法能够将国有资产中饱私囊，这就是我所批评的重要原因。
敌人是骂不倒的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朗咸平对于德隆的批评造成德隆的危机，对格林科尔的批评，或许会造成格林科尔的危机。而现在格林科尔的主席已经控告朗咸平，在香港采取了法律行动，对此，朗咸平认为，虽然说德隆现象是我第一个批评的，但是如果他自己没有问题的话，我是骂不倒的，所谓敌人是骂不倒的。
我对德隆的批评和对格林科尔的批评是一样的态度，就是用实际数据，经过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因此这个结论可能性肯定是非常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总认为郎咸平偏激，认为我有预测能力，其实都不是的，从德隆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是用实际数据说话的。很不幸，德隆给我说中了，我说资金链撑不了多久的，我没有把握说你什么时候会垮台，但是迟早会出问题的。但德隆所采取的手段不是向我学习，而是处处打压我，造谣，透过一些不相关的人制造一些气氛，比如恐吓类似的方法，让我不要说话，他想搞一言堂，不希望听到反对的声音，这是民营企业家的特色，他不希望听到反对的声音，也不想学习的。
批评不带任何偏见
我常常开玩笑讲，如果德隆当时请我给他们讲课，我告诉他怎么做的，他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实上我批评格林科尔我的态度是一样的，我用严谨的数据，也是他公布的数据，经过逻辑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我最近准备把我整个数据进行披露，就是批评格林科尔的文章里，数据的来源会详细披露给媒体，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科学的研究，大家不要误解说我对什么公司有偏见，不存在偏见的问题，而是我对任何一家公司的分析都是以数据在说话，你的数据证明是好的，我也不能说你坏，这是原则。
说到格林科尔的问题，格林科尔经过我分析以后，发现它是用一些手法合法取得国有资产，比如像第一个有名的科龙、美菱、ST湘轴等。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在收购没有完成以前，就提早进入董事会，这个数据是个真实的数据，你干嘛那么急呢，提早进入董事会做什么，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而且我发现他进入董事会以后，四家收购，其中有三家，都有这个现象，在被收购以前，费用大幅提高，收购完以后，费用大幅降低，只要了解一点会计知识的话就会知道，收购前大幅提高什么意思呢？就是制造亏损，收购以后费用大幅降低，很明显，就是提高利润。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这几个国营企业亏损了，但是可能亏损的原因，是因为你调整会计科目的亏损，你收购完成以后，他就赚钱了，赚钱的原因也是会计科目的调整，因此我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贡献到底在哪里？这是我提出最大的质疑。如果用这种方法取得国有资产，算是合法的，可是合理性何在。
我用自己的会计方法把它调回来，就是事先不提高费用，事后不降低费用，我们发现已经没有盈利的现象，并没有说你收购完之后你就开始赚钱，没有了，你发现都是负利润。
想想看，如果顾雏军入主科龙或者是美菱，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的话，那将改写我们几十年所发展的金融理论。一个企业要转亏为盈是非常艰难的，肯定是各个方面都出了问题，人事、管理、制度、行销、物流等等你都要做改变才有可能的，这不是几个月做得成的，而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能不能做好并不确定。我们把民营企业看得太神话了，认为改变一个产权结构什么都改变了，就是因为我们无知。
经过会计科目的调整，发现它并没有赚钱。可是国有资产到它手上去了，而且由于事先亏损，所以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买，买了以后，就变成自己的了。可是你想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过程是合法的。
而价格是谁定的？是由当事人和卖主定的价格，很多人说，郎咸平讲的不对，他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你有什么话讲。
我觉得这个不对，就像一个房子价格100万，我5万就把它买过来，也就是说当事人决定一个不属于他们的资产的价格，这个资产属于谁的呢？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双方一个厂和一个买主就能够决定价格，自行定价，公平性在哪里？所以，国有资产在一个没有招标的情况下，自行定价的结果，就是以合法的、最低的价格转进个人的腰包里。
上市公司应该允许批评
对于有人认为这是在改革当中的一些改革的成本和改革的代价的观点，郎咸平驳斥认为，这种观点不成立，改革为什么要有代价，这又不是暴力革命，又不是流血革命，这是一个经济活动，只要是经济活动就能够被量化，就能够被法制化，为什么要牺牲呢？不是牺牲企业家的，是牺牲全国老百姓的财产，这公平性在哪里？而且老百姓没有发言的权力。
想想看，我今天对格林科尔的批评，完完全全都是按照数字说话，下个礼拜就要披露原始文件，到底我每个数据都是从哪里来的，你会发现都是公开披露的讯息，我还是算有话语权的人，我讲一句话，他都要采取一种威胁恐吓，甚至打官司来对待我。但是，你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吗，用中小股民上市公司的钱来和保护中小股民的人来打官司，公平竞争在哪里？讲的更可笑一点，你是上市公司，我们对你质疑是应该的，你既然想上市，你就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怀疑，你解释清楚就好了，你能搞一言堂吗？你以为是什么时代？
我还是对媒体有影响力的人，如果你是中小股民怎么办？你就有不讲话的份。我请问你，我们社会的公平性在哪里？所以，我接到律师函以后，为什么我会如此高调在北京开记者会，因为我绝对不会让这种现象发生。
今天打这个官司，不是为我个人而打，这个关系到未来整个改革的走向。
谁是“理论家”
在郎咸平提出批评意见并且收到律师函以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发生，一是几乎是90％的网民表示支持，而另一方面，经济学界表示支持的人似乎是少之又少，在企业界好象和您有相同意见的人似乎也不算太多，也有人认为朗咸平的观点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走到市场的实际操作层面，郎咸平反驳说，实际情况是，真的在所谓理论层次上人的都是骂我的人，他们都拍脑袋想理论，没有做过实际研究，真正做过实际研究的是我，说出实际数据的是我，我把这个数据说出来之后连中小股民都听得懂的话，怎么叫理论层次？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这些人搞不懂吗？
很多人说，郎咸平为什么这么多人骂你，你不回应，我说你叫我回应什么，你拿数据来说1＋1等于2，我还能回应，他骂我，说郎咸平你是个混蛋，我怎么回应？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混蛋？我没有办法回应的，你发现没有，对我批评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对我是人身攻击，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回应。
国企改革的最大误区
对于中国有企业缺乏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的问题，郎咸平进一步解释说，国企老总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和通用韦尔奇一样。现在国企老总缺乏什么，缺乏对股民的信托责任，包括国家把资产交给你，希望你把它做好，因此你做好是应该的，这是你对国家以及老百姓的责任。但是国企老总很少有这种责任感，这才是今天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国企没有效率，那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应该把你的工作做好，怎么做好？就是要以国家的利益和股民利益为根本的信托责任，这是我们所缺乏的。
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产权改革给他们太多的诱惑，有学者说，职业经理人缺位，他们应该当所有人，这样的话才能激励他们做的好，这是胡言乱语，我完全反对，这是政策对他们的歧视，而且是好的歧视，让他们有这种决心来频繁的获取国有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