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一再强调，从讲菲律宾的案例，讲到现在，我并不是民营企业家的敌人阿。所以媒体封我是民企杀手，因为某些企业倒闭的缘故，跟我有关的企-业倒闭的缘故。（笑）但是也有很多人叫我民企教父，我情愿担当民企教父的美誉。我事实上，非常关心民营企业的发展。我现在一再呼吁，我们中央政府，未来该怎么做-，我相信在做的各位也都十分关切，你们心中跟我一样都希望我们国家更进一步强大。所以从菲律宾的故事讲到国企老总，你知道我们欠缺什么，我们欠缺大一统的更加中-央集权的政府，一个更有执行能力的政府，推行法制化的建设，而法制化的建设必须先规范政府的行为，再规范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我为什么这么说，海外华侨感触是最深-的，你们对中国的关切远远大于国内民众对中国的关切。我今天不需要问你们，你爱不爱中国，我可以帮你回答，你们每一个人都爱中国，不然你不会来听我讲中国的问题-，我在国内我不这样问的，你们知道我怎么问吗，我说你们这些人到底爱不爱中国？（笑、鼓掌）
你认为应该怎么样让中国强大，那么最近国内出了一本书，写的不错，写我的，（笑）这本书叫《郎风暴》，写这本书以后呢，我下面要讲的思维在里面都有，当然了我们-政府对这本书也非常重视。我这么说，中国要强大，首先要渐进进取。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常委，在这方面是非常爱学习的，他们常常找专家学者给他们讲课，各位可能-都不知道这事，请专家讲课谈谈历史谈谈什么，非常注重学习。我提出一个思维，我们国家要富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党应该怎么做。这本书里面讲的非常详细，我花-几分钟的时间和各位做个沟通。
你们认为一个国家要怎么强大？民主自由议会宪法吗？我跟你讲，你只要采行这种政策，那就是上百年的混乱，那不就是今天的中国吗，我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不就追求这个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走向共和》，那个连续剧看过没有，回去再看一下，（笑）里面全部都是错的，（笑）错在哪里呢，孙中山竟然在革命成-功后要求老百姓投票选出总统来，可笑阿，你完全没搞清楚。民主自由议会宪法是什么，是强国之后的结果，不是原因。你今天看到英美德法这些国家，都是民主自由议会-宪法是吧，你搞错了，那是强盛之后才有的。德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议会宪法的，难道是二战以前吗，错了，二战之后，二战之前，魏玛宪法，但是被废除了。
那么各位再看一下，我用一个伟大的人讲的一句话，给各位一个启发，拿破仑他说，"为何错落三岛，小小的英国，能够成为席卷全球的日不落国"。他表示不理解，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到最后，他认为，是英国人的纪律。美国人呢，继承了英国人的纪律。你们以为美国人很散漫的，你错了。我跟你讲阿，我一去美国的时候，我也以为美国-人是很散漫的，因为我自己是很散漫的一个人。美国一年调二次时间，到调时间的前一天晚上呢，报纸上登个小方块，说明天调时间了，美国第二天阿全国没一个人迟到的-，除了我差不多迟到一个小时以外，别人都不迟到的。（笑）那是美国人的纪律。而且从东到西时差三个小时，美国人都调时间，何等伟大的纪律，澳洲可能会有，我都不-清楚，他不会不听的，这是什么，普通法系的纪律，英美法系，不得了的。这才是强国的关键。中国呢，调时间，全国大乱，我跟你讲。（笑）还有你们去看地球仪，时间-是根据经度刻画的，我们时间怎么区分，你晓不晓得，从苏联开始往下走，走到中国，绕开，到越南再往下走，（笑）中国是一个时区，应该是有三个时区，中国到现在还-天下大乱，因为没有纪律。
各位请看，英国跟美国的强盛靠什么，靠纪律。所以法国皇帝拿破仑，大家不要简单的以为他是个军事家，他还是个伟大的皇帝，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法学家，他发现法-国人特没纪律，跟中国人一样，他创造了什么，大陆法系法典。法国人不是没有纪律吗，我就让法律让你不敢没有纪律，我用严刑峻法让你不敢没有纪律，叫你左转你不敢-右转，叫你直走你不敢听下来。大陆法系法典的目的何在，用法制化的力量形成法国人的纪律。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法制化的纪律。我们的法家都是人治的法家，不是法-治的法家。我再请问各位，第二部大陆法系的法典谁写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形成了伟大强大的德国，二次世界大战败仗，到了今天，欧洲大陆的超级强权，竟然还想-进安理会，（笑）能不能进不知道，但至少还有这个资格，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哎。亚洲只要一个国家，是有纪律的，这个国家带给中国数十年痛苦，那就是日本，日本-的纪律谁创建的，是明治天皇。你看这几个国家，英国人的纪律是什么时候建成的，亨利八世。美国呢，1890年的哈里逊总统，一直到1932年的罗斯福总统，那是美国最大政府的时代。所以各位再看，拿破仑是搞民主的吗？俾斯麦是搞民主的吗？明治天皇是搞民主的吗？亨利八世呢？罗斯福呢？哈里逊呢？没-有一个搞民主的，都是什么，大政府，中央集权的政府，做什么，推行法制化建设。当你法制化建设推行下来之后，你才会有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你才不会有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你才不会国资流失，不讲信用不讲责任的国企经理人才不会有。每一个人都在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下尽情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的财富。但是这跟菲律宾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会靠剥削别人而让自己致富。那么就当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建成之后，中产阶级才能得到保护，中产阶级才能兴起。只有中产阶级兴起之后呢，你才有民主自由-，那就是二战之后的德国法国，那也是二战之后的日本。日本有什么民主自由，笑死人，他根本没有的，现在才有，那都是二战之后。
所以我们这150年来的革命阿，我们的革命源泉都是在海外开始的，从檀香山开始的。但是一个观念的错误，带给国家是上百年的战乱、混乱与屈辱。所以，今天，坦白讲，我们期望中国-政府做什么事，我们所期望的是带给我们强大的中国，而这种强大的中国，我们不希望你做到菲律宾，我们希望你做到美国。但是我跟你讲，我在全国讲话呢，我是最反对-民主自由的，因为一种没有法制化所建立起来的民主自由，那是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那是带你走向菲律宾的自由。如果你们不重视我的话呢，你回忆一下，台湾经济发-展最快是什么时候，是蒋介石父子的威权时代发展最快的，民进党之后呢，发展是落后的，台湾的IT产业是出逃到大陆。这些案例证明了什么观点，我们需要这一代的党国领导人，是一个精英政府，而这个精英政府他努力的目标，是创建出一套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创建出-一个法制化的中国，而这个法制必须先规范政府的行为，然后再规范个体的行为。几十年之后，自由民主慢慢会出来，我想到那个时候呢，全国都会认同的，包括党。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都是一样的吗，不都是为了一个繁荣的中国而努力吗。如果你不开始这一点呢，你今天就开始民营化的结果，是让你国家更快的进入崩溃。
有一位在国内也是我认为比较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吴敬琏，他的一本书，叫《世纪大拍卖》，讲苏联的私有化。这本书里面呢，他做了个书评，这书评看你敢看-不敢看，因为一个人阿，一个大学者阿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很难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国内很多人（包括我本人）都简单的认为民营经济等等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源动-力，到最后，我才发现，我是错的"。因为一个没有法制化建设的社会呢，一种过分扩张的民营经济呢，所带给你的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那么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今天所追求的呢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改革开放，我们私有化，带给你的不是。
我给你举个最形象的例子，你听了都会想哭阿。一个民营企业家，到绵阳市，想收购国有资产，这个国企老总，不是长虹阿，（笑）告诉这个民营企业家，"哎，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国有企业的净资产阿，经过我们后面搞鬼的结果阿，已经压的很低了，你们阿，假装出20％的价格都给你，还有5000亩地在后面，我全都送给你们，你呀，给我一点钱"。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干部。还有，我们的改革走到什么地步，四川郎酒-， 20亿的净资产，他们员工给我投诉，党组书记，4 亿要把它卖给一个他的朋友，"的东西不要付钱，等你以后上市以后再把钱给我吧"。痛心疾首。这样一种没有国家民族责任感的人大多数。当然我查询过国资委，-说不是
4亿，是5亿，结果是一样的。（笑）
那么我们改革开放到什么地步，各位知道吗，举个例子，地方政府认为国有企业无效率，把他给民营化了。结果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呢，贱价买断工龄，把工人推向社会，-由谁来负担？由失去国有企业的地方政府和你我来负担哎。那么这个家伙，把工厂拆掉，盖个高楼大厦，平地起高楼，卖掉以后，钱归谁，归他个人。这是我最反对的国企-改革，成本由整个社会负担，而利益归一个人。这叫什么改革。
那么现在，我们农村的破败，是你不可想像的。股票市场是小事，我们农村的危机才是让党国领导人最忧心的大事。我们最近出来很多事情，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大学-乱收学费，甚至几个名大学，你要考上这个线，给我8万块，我一定收你，就这个样子的。那么以前20年，在党的支持下，农村子弟可以通过念书考上北大清华，他就脱贫致富，现在阿，农村子弟考上北大他都念不起，学费太贵。学费都怎么收的呢，我们党给你大学钱够不-够，我跟你讲够的，钱少一点就是了，够还是够的，通过很多种方法，包括收学费，收的钱到哪里去了呢，都到个人口袋里去了。
我们医改不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们医疗改革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呢，医疗改革，什么叫着自负盈亏，自负盈亏，你生了病的病人来看病，有没有钱啊，没有钱，明天再来。澳-洲医院不可能的，急诊下班后他一定要给你看病的，他是人性化的社会，这里我没看过病，我不知道啦，应该这个样子的，中国不是的。被车撞了，快死了，有没有钱呐，-（笑）没钱，我跟你讲阿，我不跟你看病，就算你死了，叫你拿钱过来，2万块押金，没钱不看病。你这个社会同情心在哪里？你这个医生的责任感在哪里？医院的信托责任在什么地方？这叫什么，叫做莫名其妙的资本权贵主义。
你一切向钱看的结果呢，是把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都打散了，你发现整个中国社会是个没有文化的社会，是个人吃人的社会，什么改革都向钱看，什么改革都叫自负盈亏。-你们知不知道，农村现在到什么地步，有25％的高利贷阿，是4分利阿。各位晓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搞个农信社的改革，叫股改自负盈亏，什么下场，那就是农村收的钱他不投在农村的，你想想看，我要自负盈亏阿，养猪贷款，3个月2000块钱贷款而已，那么少，利息多少钱呢，几块钱，那么我要不要去看一下，你是不是去买猪呢，你喝酒喝掉怎么办呢，等我坐车去看你有没有养猪，来回车费就超过几块钱-，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到时候怎么样，不借给你了，所以农村收来的资金呢，都投入到城市里面干房地产。那农村没有资金的结果呢，是农村高利贷盛行，而且谁做的高利-贷，根据温铁军教授的研究，发现是村里干部的亲戚。（笑）然后，25％的高利贷，4分利，而且高利贷里面，根据温铁军教授的调研发现，87％用于再消费，13％用于再生产。什么叫再消费，那就是吃饭、看病、交学费，永远还不起的，只有13％用于再生产，养猪种稻，这就是农村现状。所以温铁军说了一句话，今天农村的高利贷情况就是国民政府的后期。这个是我们国家目前摆在眼前的危机，可是各位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整个国家目前最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信托责任。
我讲这个话题，我讲的是非常难过的。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阿，最后一句话。你晓得我们欠缺信托责任到什么地步，我们所有改革的问题，跟这个事情相关太大了，所以-今天啊，我在国内不断的呼吁，我们希望中央做什么，更加强大，压制住地方政府的行为，推行法制化建设，为什么目的，让全国老百姓都有信托责任，我们这一代是最差-的一代，要逼迫我们这一代，用严刑峻法让我们不敢不有信托责任。
到最后，讲一个故事，肯尼迪总统讲了一句让我们所有中国人汗颜的话，他说，"不要问国家给你做了什么，你替国家做了什么"。我们国家的人敢不敢讲这句话，不敢，-他难道不愿意讲吗，他愿意，老百姓这种小事情。你看，比尔盖茨，巴菲特，韦而奇，爱的卡，人家讲的什么，还有美国总统，人家想的都是国家民族以及对全体老百姓的-责任，我们想的是什么，怎么样把国家资产掏到自己口袋里去，想的是自己，我们有没有想到国家，没有。我们国家的强大，按照这种方式走呢，是不会强大的。还好，我-们的党中央目前对这方面认识已经非常充分了。最后我在此，讲最后一句话，我跟在座各位一样，非常急切的想看到中国的成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以前一样，超英赶美-，成为世界上超级强权，但这一切的基础，是必须有一个法制化的政府所推动的，而一个精英政府就是要推动法制化建设，用严刑峻法让我们这一代社会参与者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大家不要问国家替你做了什么，想一想你替国家做了什么。谢谢各位。（长时间鼓掌）
發表於 2006/12/09 10:21 PM
搜狐博客 > 郎咸平 > 日志 2007-04-10 | 郎咸平：分众进入衰退阶段 危机越来越大 分众传媒的主营业务非常简单：在商务楼宇电梯间放置液晶电视来播放广告，仅此而已。但就是一个经营这样简单的业务的公司，从2003年成立至今短短三年，却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户外视频广告运营商。
一个企业的成功发展，必然依赖于其对行业本质的把握，那么分众传媒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所利用的行业本质是什么呢？而事实上早在“分众”成立四年前，美国就已曾有同类业务的公司出现，却又为什么并没有获得成功？
解析PRN的失败
确实，分众在前几年获得的成功，正是由于抓住了行业本质——“分”开受众和利用“无聊”的结果。
但在现阶段，分众“分”开受众的特质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分众已经不再仅仅专注于高端商务人群，而是开始试图吸引所有人，渐渐成为了一个大众媒体。
而分众也正逐渐从利用人们“无聊”转变为“创造”人们的无聊，开始试图吸引并不无聊的人们。
PRN是一家美国公司，1992年成立于洛杉矶。其经营的主要业务是在各个卖场和零售商店放置液晶屏并播放广告。
PRN已在超过6000家大型连锁商店拥有自己的广告屏幕，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超市连锁沃尔玛、最大的家电连锁百思买等等 。PRN形成了极高的受众覆盖率，针对不同商店类型投放广告，可以说，“分”开并有效地触及目标受众，PRN是做得相当出色的。
但PRN的发展，却似乎始终都未能非常成功。PRN早在1992年成立，而直到2005年尚未能自己上市，被一家叫做Thomson的广告公司所收购。而这次收购之后，Thomson的股价却持续走低，几个月内下跌了近20%，而截至2006年11月初，更跌至了2005年初水平的不到60%。 Thomson在收购PRN时的市值约为60亿美元，PRN的资料虽然并未公开，但它和分众传媒的受众覆盖面处于同一数量级，而分众传媒在2006年11 月初的市值约为36亿美元。换句话说，PRN的盈利能力是足以对整个Thomson的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Thomson收购PRN之后股价持续走低，可见，市场并不认同PRN的盈利能力。
PRN为何未能成功？首先，PRN未能营造一个无聊的环境。人们去商店本身是去购物，有着明显的目的和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无聊的。对于PRN的广告，许多人自然选择不观看。
其次，PRN的广告承担着强大的干扰。统计数据表明，这些购物环境内噪音平均达到80分贝以上，即使观众愿意收看广告，对于广告的音量，PRN 也必须做出一个权衡取舍：或者音量小让很多受众听不清广告的声音，或者音量大卖场内购物环境恶化而引来受众的反感。何况就算选择了合适的音量，卖场内同时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海报、传单、促销等等的广告，显然容易形成干扰，受众不易记住PRN所宣传的品牌和产品。而PRN自己，也未能看清行业本质，PRN的节目包含了新闻、音乐电视、电影片断，甚或还有厨艺节目等等，这些内容当然比广告有趣得多，但试想，很大比例的消费者并不看PRN的节目，即使看的也被环境干扰而影响了收看节目的质量，有效收视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这小小的比例中，又有多少人看到的是广告呢？何况，消费者如果想看新闻看电影，大可回家或是去电影院舒舒服服地看，又何必站在人潮拥挤的商店里抬着头忍受着噪音看PRN的节目？可见，PRN的丰富的节目内容并未吸引到更多的注意，反而成了对广告的干扰。
选择了一个不“无聊”的环境，自己的做法又无法让观众有效收看“无聊”的广告，PRN虽然有着惊人的覆盖率，但依然未能成功。
进军多元化媒体市场的分众
分出了高端的受众，又利用了他们的无聊，正是因为抓住了这样的行业本质，早期的分众才能如此迅速地获得成功。但我们发现分众却并不能由此就高枕无忧。2003年时，液晶广告作为一个全新的媒体，绝大多数的受众对它感到新鲜和好奇，当年分众的宣传材料中“受众会主动观看分众的液晶广告”的比例高达 93% ；而仅仅两年以后，2005年CTR调研公司的《楼宇液晶电视广告效果评估》中这个数字则降至了64%；2006年，分众副总裁接受采访时，所提到的这个数字则更已变为了仅有44%……或许这些数据未必准确，但至少说明了，会认真观看分众广告的受众比例越来越小，曾经的创意因为不再新鲜，已经变得不再那么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
面对商务楼宇广告发展的停滞，分众选择了应用多元化的策略寻求发展，分众现阶段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生活媒体圈”，把广告放在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和轨迹的每一步中。其中主要包括户外生活媒体圈（深耕聚众曾经的户外媒体业务）、大卖场广告网络、手机广告等。
以时尚人士联播网为例，分众标榜的是“覆盖五大发达城市的高档餐厅、酒吧、购物中心、美容美发、KTV，把握时尚人士生活步伐”—— 分众的时尚人士联播网所标榜的理念很诱人，但是分众能够透过这个联播网把握住他们的步伐么？答案是当然不能。原因很简单，广告将严重破坏时尚消费最重要的元素—— 气氛。
例如，星巴克是小资人士们在休息聊天时最常选择的地方，但星巴克永远不可能让分众把广告带进它的店里，因为一旦它这么做了，“小资”们就会觉得星巴克不再小资，继而选择别的咖啡店。钱柜KTV号称“Party World”，是时尚人士聚会的最主要的场所，但是对于钱柜来讲，它自己就有屏幕可以间或插播一点广告，分众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液晶屏放进它的包房。
分众惟一能做的，就是进入一些并不太关心自己气氛的较低档的时尚场所，但即便这些时尚场所接受了分众的液晶屏幕，来这里消费的人都并不无聊，不论在咖啡店、卡拉OK房、酒吧也好，人们是来娱乐的，而不是看广告的。所以，我预言，分众这种多元化的媒体市场战略是存在极大危机的。
在商务楼宇广告市场上，分众事实上已经进入了衰退阶段，并且将永远不会超越这个阶段，而是停留在此。在衰退阶段，企业的利润率在达到一定高度后会保持稳定，甚至会略微有些下降，而产品的销售量也将开始下降，某些厂商开始向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业转移资金。
我在此提醒，分众现在的做法，是选择了越来越多不“无聊”的环境，自己的做法又无法让观众有效收看“无聊”的广告，这样是背离了分众当初把握行业本质取得迅速增长的经验，危机越来越大。
目前，分众占据楼宇广告市场的垄断地位尚很短，我们无法从现有的数据推之是否分众的楼宇广告收入确实开始停滞。但我们却发现，高盛、UCI维众投资、英国3i集团、CDH鼎辉投资等等曾在分众注资的国际风险投资商和聚众曾经的主要投资商凯雷均在2006年开始部分抛售其持有的分众股票，这个现象极好地佐证了我们的观点。
2006/12/10
郎咸平：改革的利益要让全民享受作者
“如果简单地认为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问题，那我告诉各位，这个思维太过肤浅。正是由于市场化，我国的医改正面临严峻考验。”昨天，经济学界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直言。由于在科龙事件中的“郎顾之争”、关于国企改革的“郎周之争”之中的凌厉表现，使得郎咸平被冠以“郎监管”的称呼。
郎咸平认为，迷信市场化将会毁了医疗改革，也会毁了教育——穷人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会被剥夺。他是在《当代经理人》杂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等主办的“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揭晓盛典”揭晓典礼上说这番话的。
医疗市场化导致医生看钱不看病
生活中，很多人去医院看病都有这样的经历，医生会问你“带了多少钱”，然后根据钱多少选择药物。或者问你报销不报销，报销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张“大单子”。公众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郎咸平说：“当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不是问你有什么病，而是有没有保证金，可能各位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不能理解。”据了解，看门诊在国外是免费的，因为国外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健全，政府能够负担这笔钱。“在没有交保证金的情况下，病人也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人性关怀。”郎咸平说。
其实，关于“医院应不应该市场化”这个话题，医疗界和经济学界内一直争论激烈。在20年前，卫生部高层提出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医改却被公认“陷入怪圈”——市场化没有带来医疗事业发展，却导致了病人看病难和医院暴利。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认为：总体讲医改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医疗市场化的道路不通也被各国实践充分证明，而中国医改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教育市场化剥夺穷人上学机会
“目前，我们的大学教改的结果就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郎咸平举例说，今天各行各业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来自农村。如果教育简单地套用市场化的路子，其结果无疑失败。“我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一个人在火车上站着到北京来念书的，家里分文不给，因为家里没有钱。而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考到一流的学府，这是他们脱贫致富的惟一机会，如果教改市场化，那么他们最后这么一点机会都会被毫无理由地剥夺。”
据了解，高校收费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96年左右并轨的时候，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年均约为500元，但2005年时，收费飙升到了5000元左右，平均10年上涨了10倍。这样的结果导致每年有一批考上大学的孩子上不起学，幸运者得到资助，但很多人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据了解，教育收费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即所谓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是属于非义务教育，学生应该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但业内认为，关键在于收费标准怎么定。同时，高校收费猛涨没经过公开论证或听证，而这种涨价的冲动很难用行政方式控制，专家担心这会导致社会问题。
改革的利益要让全民享受
“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这点毋庸讨论，可改革的原则是什么？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是改革至高无上的原则。”郎咸平表示。
“我们的改革思维，需要重新定位。”郎咸平直言，包括医院、高校在内的我国的产权改革或简称国企改革，最后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而改革的利益归少数人，这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郎咸平举例说，地方政府认为企业效益不好，社会包袱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那么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会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而改革利益就是他得到了这个国有资产，甚至把工厂铲平，就地起高楼，卖楼的钱归于谁呢？归于少数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他进一步分析说，就经济总量或GDP总量来讲，我国近几年表现突出。但单纯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现象的背后应更加值得关注，因为社会和谐在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
2006/12/10
郎咸平：改革路径需要反思！ 06年炮口指向谁？
《新世纪》周刊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 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新世纪》周刊：那么说，2006年，你的愿望是呼吁公众共同关心社会问题，想方设法构建和谐社会。
郎咸平：是的，我相信，这才是作为一个学者真正应该尽的责任，只有社会和谐，国家进一步发展才有依托能落实。改革开放初期，活跃的经济因素太少，火种太少，所以呼吁经济发展。但是到了今天，经济已经很活跃，反而是社会其他因素约束限制了我们的进步，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希望所有和我交流辩论的人士，都明白这个道理，让我们一同为改变中国的大环境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一些末节问题争吵不休。
郎咸平：炮口指谁
从单纯关注具体人、具体企业到研究重大的社会问题，郎咸平的“炮口方向”正在转移。对于去年炮轰三大改革，他首次提出自己的矫正方案，并透露，“近期在大规模研究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案例，三月份将有成果”
2006：郎咸平打霰弹
由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个体案例到研究社会重大问题，郎咸平的关注方向及研究领域正在扩展。2006年，他呼吁跳出经济学范畴，更多关注社会问题
从2005年9月份到2006年4月份指导150个学生进行案例研究。”在背山面海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中，郎咸平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团队。而他自己，也每周三天在他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面潜心研究。由1994年起至今，他在这个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面已经进入了第12个年头。
澄清身份和收入
郎咸平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86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近20年的职业教授生涯，他先后执教于多家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我现在的身份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的讲座教授，没有其他。”郎咸平这样澄清。对于现在一些媒体和网络浓墨渲染的其他身份，例如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等等，他表示，“这些都是过去式了。”郎教授强调，“希望通过贵刊再次重申一点，我不是任何公司的顾问，也不担任任何公司的独立董事，和所有企业都没有关系。”同时，对于媒体所关注的香港豪宅和奔驰汽车一事，他也想通过本刊做一澄清：香港尖沙嘴的豪宅确实是700万港元买的，但其中5%的自备款，25%的两年期地产商无息按揭贷款，还有75%的15年按揭贷款；另外，奔驰E200型汽车在香港只卖30万元，是100%的按揭贷款，由于经常出跑两地，车子在2005年2月份已经卖掉，目前是搭大众运输工具上班。“此外媒体报道我在长江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薪水也是严重误导，由于在2003-2005年间是双方合聘教授，因此各拿一半薪水，总共大约是150万左右。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全职教授，一年100多万。”熟悉数字的郎咸平非常清楚地披露这些数据。
研究领域在扩展
郎咸平是2001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从当初揭秘德隆系，到2004年质疑格林科尔，引发产权改革讨论，再到2005年抨击国企MBO，凭借其经济学和财务学功底，以一贯犀利的风格，对中国的学术界、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2004年德隆系和2005年格林柯尔的轰然倒塌，都证明了郎咸平敏锐的预见性。
2005年，郎咸平的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展，从单纯对个体公司的财务分析，逐步走向对中国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教育卫生医疗改革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前途走向的重大课题的探讨，并对民主、自由、法治、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作以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