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中，详细罗列了这些上市公司是采取多么-狠毒的手段 .12
我讲这个话题，我讲的是非常难过的。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最后一句话。你晓得我们欠缺信托责任到什么地步，我们所有改革的问题，跟这个事情相关太大了，所以今天啊，我在国内不断的呼吁，我们希望中央做什么，更加强大，压制住地方政府的行为，推行法制化建设，为什么目的，让全国老百姓都有信托责任，我们这一代是最差的一代，要逼迫我们这一代，用严刑峻法让我们不敢不有信托责任。
到最后，讲一个故事，肯尼迪总统讲了一句让我们所有中国人汗颜的话，他说，“不要问国家给你做了什么，你替国家做了什么？”你看，比尔盖茨，巴菲特，韦而奇，艾柯卡，人家讲的什么，还有美国总统，人家想的都是国家民族以及对全体老百姓的责任，我们想的是什么，怎么样把国家资产掏到自己口袋里去，想的是自己，我们有没有想到国家，没有。我们国家的强大，按照这种方式走，是不会强大的。还好，我们的党中央目前对这方面认识已经非常充分了。最后我在此，讲最后一句话，我跟在座各位一样，非常急切的想看到中国的成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以前一样，超英赶美，成为世界上超级强权，但这一切的基础，是必须有一个法制化的政府所推动的，而一个精英政府就是要推动法制化建设，用严刑峻法让我们这一代社会参与者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大家不要问国家替你做了什么，想一想你替国家做了什么。谢谢各位。（长时间鼓掌）
关注中国 回国发展
郎咸平回答听众提问
2005年10月1、2日 Sofitel Melbourne Hilton Hotel Sydney
热烈的掌声，不时在“昆仑际 2005 中国经济论坛”郎咸平教授的演讲中响起。掌声中渗透着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的关注，也渗透着他们跃跃欲试回国发展的希冀。与会嘉宾在与郎咸平教授面对面交流时，与郎咸平直接对话
听众：中国股市长期低迷，是否会崩溃？
郎咸平：不会，中国股市是绝对不可能崩溃的，因为中央政府不会让它发生，而且企业家也不可能让它发生。在这一点方面，不管政府与一些民众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不管民众是不是满意与政府的施政，但是为了中国富强，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民众，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必须要走富强之路，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
听众：郎教授，我有三个问题想问您。
郎咸平：这么多，只提一个问题好吗？
听众：中国是市场经济吗？
郎咸平：我们在国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的反思，这是很好的问题。在过去的时代是计划经济，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今天呢，你的问题特别尖锐，因为今天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是走另外一个极端，是绝对的无序的恶质竞争，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你所指的市场经济是恶质劣性竞争，那就很严重，所以呀，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的企业家的竞争水平是什么？就是杀价竞争，连一点点产品的竞争力都没有。这是中国企业的问题。那么我所提倡的是什么制度呢，是走向中间。怎么走到中间？我们要达到什么？我们才来整合，形成区域性的垄断，这才是我们未来该走的路。如果过渡竞争的话，就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中国经济非常复杂，不能用一个黑或白， yes or no 来回答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不可能崩溃，因为这个世上不可能崩溃，只是可能变得更坏。那么中国资源浪费到什么地步呢？中国的能源浪费是日本的 9 倍，欧洲的 4.9 倍，美国的 2 倍。为什么？就是因为劣质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竞争，如果这是所谓的市场经济，那是对的，我们是一种劣质的市场经济，这种劣质市场经济就必须要改革。怎么改革，我们要加入一些计划经济的本质在里面，我们需要一个以某种规划情况之下再形成一个自由经济，这是未来我们市场经济该走的路。
听众：郎教授，在您的演讲里谈到武汉，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武汉长大，您谈到的现象确实存在，在去年，市政府把武汉最黄金的两个地段，一个卖给了和记黄埔，一个卖给了世纪地产，这肯定也是一个全国的普遍现象。我想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可能在此各位也有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投资股票，没有人敢把钱放进去；楼市也是一样，现在武汉是 3000 块钱一平方，很多人把房子屯积起来，等象上海一样泡沫起来后赚一笔，但是这个现象也不保险，房价涨起来后，人的收入没有涨，还是没有钱买房子。我的问题是，老百姓如果有钱的话，应该怎样去投资？因为股市楼市都不保险，银行也不保险，象您所说，万一倒闭了怎么办？
郎咸平：这个问题，我被问了很多次了，我有一个标准答案，你还是把钱存在国有银行好一点。（笑声）现在能保个本就不错了。现在中国问题非常严重，房地产问题也是我很担心的，也提过很多方案，也是要通过政府的力量，用严刑峻法来实现。
听众：我想代表澳洲留学生们，我们这些爱国留学生，将来想在中国发展的话，应该怎样做？
郎咸平：这是很好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绝对不会要求我自己的子女在本科之后继续念研究生。我用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今天不是十·一国庆的话，我绝对不回来澳洲的。因为我只要离开中国三天，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到澳洲到美国不会有这种感觉，十年后回来都差不多，还是那样的平静的日子。可是在国内是不一样的，国内最大挑战是没有法制化建设，乱七八糟，一大堆的问题。但最大的挑战就是最大的收获，高风险才能高回报。所以对年轻人而言，如果我是你，我肯定希望在我年轻之时，我能够对经济对社会进一步的了解，我要融入这个社会，将来才能通过了解而成功，继续念书呆在国外，未必是年轻人的好路。
听众：我想继续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快毕业了，或已经毕业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目标，我和我的同学都想朝 accounting 这个方向发展，但和郎先生所讲中国更多地需要法制化建议，我们如何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融入到帮助中国法制化建设这个方面来？请郎先生给我们一些建议。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因为我看了郎先生的《操纵》、《运作》几本书，我个人感觉，书中介绍的郎先生的经验和我很象，因为我们高中时读书不太好，大学也很一般，但是出国以后一步一步都走得很顺，希望郎先生给我们的将来一些意见。
郎咸平：我拿我的例子来鼓励你，当时，美国大使馆奉美国国务院的指示，对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力加挽留，因为这些人不是最有钱的人，就是最有潜力的人，或者最有实力的人，一般人是不会放弃的。某一天我要放弃，他们对我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郎先生，你不要放弃嘛，你有没有想过，你讲话错了，共产党把你抓起来怎么办？我说，就算是有这么一天，我也不会求美国政府。另外，一个学生就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说，有一本书说， 2008 年中国经济会崩溃，但你有没有想到，到那个时候，你拿着美国护照，你可以回到弗罗里达，或夏威夷，过你的好日子。我说，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将与中国共沉沦。这就是我的回答。（掌声）
听众：面对世界一体化，中国应该怎样来适应？
郎咸平：世界一体化，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世界一体化本身是国际化的问题，如果说得小一点，是企业层面的问题，我想谈企业。讲一句讽刺的话，国际化之后，只要老外的行业一进来，中国企业没有不败的。目前就一个行业还可以，没有受国际化的影响，那就是各位所关切的房地产。为什么呢？因为老外还没有进来。各位知道出了什么总是吗？国际化本身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追求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表现不一定是要在科技方面创新。举一个最好的例子，三星怎么成功的？不要把问题看得太复杂，如果你能成为危机中寻找转机的企业家的话，那你就成功了。（掌声）
听众：郎先生，您的演讲非常精彩，胜读十年书。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华商回国发展，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忠告，回中国发展最不应该做的是什么？
郎咸平：我这么回答你，你也是一个年轻人，你对中国有什么憧憬？一旦你决定要回到中国，你这一生都会做改变，那么你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后悔。能不能决定你回去与否，得靠你的第六感。
2006/12/09
郎咸平在复旦的精彩演讲
我再来复旦因为复旦是复旦，我的那个国有企业大讨论就是从复旦开始的。
今天我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要改变你们的一辈子，改变你们对事物的看法。
我小时候很笨，大学毕业了考沃顿商学院，托福只考了550，GRE只考1630，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年全世界招生10个，可就只报了7个。（全场笑）
我一辈子不觉得我聪明，但是我很用功，我两年半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读书，引进现代制度时，不知道欧美历史。第一个股份制在哪一年建立的？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是在西元10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欧洲处于中世纪的神权时代，神父们集中了57％的地产，但是，神父是不能结婚生子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引入“职业经理人”来帮他们在管理和生产。所以说管理权与所有权分开是不得已的。你们知道“有限责任”是如何起源的吗？那也起源于神权时代，债权人不还债务人钱了，于是吵架了，不得不到神父那里去审判。因为教堂是“保护上帝的殿堂”，所以为了保持“上帝殿堂”的安静，所以规定了债权人如果还不了债的时候，就不用还了。然而现在，“有限责任”却变成了“保护上帝的罪人”的制度！
一个不知道检讨和怀疑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之后又讲了会计和律师的起源，都是产生于中世纪欧洲，都有比较荒谬的背景。这里从略）任何一个现代制度的起源都是荒谬的。开始的原因是对上帝的崇敬。股份制，有限责任制都是起源于对上帝的崇敬和畏惧。股份有限公司在诞生3，4百年以后，腐败了。因为教会垄断了所有的财富。他们开始花天酒地，甚至没时间来接管普通老百姓来捐献的土地了。于是他们发行了赎罪券（让老百姓把土地卖了，直接拿钱来换赎券）。后来他们又觉得拿赎罪券过来也太麻烦了，于是建立了一些“接口”来收集，这就是连锁店的由来。宗教革命是如何来的呢？加尔文有一次去向教皇汇报工作，看到教皇正在床上做“龌龊”的事情，他很愤怒，拿起教皇的权杖，扔在地上摔碎，说了句名言：“我让你永远受地狱之火的煎熬”。于是他开始了宗教革命，他宣称，赎罪的价格弹性为0.于是欧洲的老百姓开始把目标由下一世放在了今生。城堡的产生，国家的产生，都是源于此，贵族要保护农民，就收保护费，那就是税收的起源。然而城堡里面的贵族的吃喝玩乐又开始了，贵族们的亲戚就看不惯了，因此产生了贵族革命，产生了上议院，这就是一种对税的分赃。但是由于有了上议院，国王要用钱就必须首先经过上议院，他觉得太麻烦了，于是想出来建立国营股份有限公司，从海关直接到皇宫，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现在国王也开始花天酒地了，老百姓们不爽了，他们爱开Party，有一次大概喝多了，于是有人说我们去和国王分赃吧！于是成立了下议院。这就是政党（Party）的诞生。
欧洲的战争使得欧洲的国家民穷财尽。国王又想法子怎么样搜刮钱财。于是，第一张债券就诞生了。但是显然国王没钱还债券的嘛，于是发的债券都是“打白条”的。随着债券越发越多，那么在国王这里的存量（Stock）也越来越多。怎么办呢？有人又替国王想了个办法，不如我们设立一个Market吧，这个市场就是Stock Market，用来专门出售国王的白条。那么怎么会有傻瓜来买呢？有人又替国王想了个办法，就是以“未来的现金流”作为购买这些“白条”的收益，那么这些“未来的现金流”又在哪里呢？在中国，在印度，在南非。这就是股市的来源。欧洲这样搞是不行的阿，这样就是一群傻瓜骗第二群傻瓜，
第二群傻瓜骗第三群傻瓜，所以欧洲在17，18世纪经历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我看我们国家现在的金融危机和那时候的很像那时候的金融危机阿。
没有良心的股票市场永远是没希望的。那时候欧洲的内幕交易，坐庄，用银行钱炒股比比皆是，这种垃圾东西在欧洲已经衰弱了，却被中国引进了。在欧洲这么一个危机时刻，亚当?斯密出来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国富论》，他说“政府要建立一个法律体系，以市场化为主导”等等。你们是看不懂《国富论》的，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有听了我今天的演讲，你们才看得懂。因为你们都是精英***的代表，我们都是精英***的可怜虫。我在美国时，90年我的论文排在当年美国引用率第一，我很得意阿，觉得自己是一个精英了。有一次曼哈顿南区法院邀请我去当陪审团，我很高兴啊，因为我是精英。去了以后，才看到其他11个陪审团成员，原来是11只猪，6只黑猪，5只波多黎各猪（郎的原话）。我觉得自己很丢脸啊，怎么和这些猪坐在一起。后来法官过来询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精英。（全场大笑）“那你出去。”法官说，“郎先生，像你这种人，讲个股份制就会激动地要死，说难听点，你就是偏执狂，神经病一个。而其他的人，他们都是普通人，她们的价值观是社会哺育的，他们有着”普遍价值观（Common View）“。他们只凭直觉来判断，是社会意见的缩影。”在普通法系国家，英美的股票市场好，而在大陆法国家，法德中等国家，股市就差。银广夏的案子，在大陆法中就没有先例，不能判。而在普通法系国家，觉得你有罪你就是有罪（只要违反公共意见，就判你有罪，公序良俗）。
欧洲的三次金融危机，能够化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普通法。普通法系的监管才能真正创造财富。我一直很纳闷怎么英国的股市没有监管，却有如此好的表现。我又去查资料了，原来在1533年，250个伦敦商人，买了3艘船，雇了200个海员，向北去找中国。但是这需要很大的Trust阿。我喜欢把Trust翻译成“信托责任”。他们在挪威遇到风暴，船沉了两艘，后来就到了北极，200个海员滑雪橇2000公里，遇到了欧洲传说中的恐怖大王埃文。他们用钢笔，墨水换恐怖大王的貂皮等，回来了以后，这个有“信托责任”的船长，下次出海时就拿到最高的奖金。（最高的市盈率）。从此，在英国人的血液中，信托责任就从此留下了。
中国没有信托责任，国企老总没有信托责任，今天的产权改革，可以打两个比方。第一个是家很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以后，保姆就变成家的主人了。还有一个例子，家很脏，但家值100万，现在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保姆说，你就给我200元的你家的所有权吧，但是，家的价值却是由保姆定的，保姆说，值2000块吧，这样，十个月后，整个家也就归保姆了。你们说合理不合理？（下面齐声：不合理！）
中国股市在这种体制下，没得救！
还有人混充学经济的，说只有私有化，自己的东西才珍惜。那是人类最原始的兽性阿！
我给企业家上课，问他们韦尔奇厉害还是你厉害，没有人敢说自己比韦尔奇厉害。但是韦尔奇在GE干了20年，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退休时才拿走1亿美元。但是我们现在的老总，公司才GE的十几万分之一，但是一拿就是几个亿，十几亿，还不罢手！
有信托责任心的人，才能真正的富裕。（全场鼓掌）
（下面讲了美国的股市的故事，略了，主要是讲美国是如何从一个混乱的国家步入一个法制化的国家。）
美国的股市好，所以，才能藏富于民，才能吸引退休基金，保险基金，中小投资者把养命钱投入。因为他们由真正的信托责任。而现在，中国根本没有信托责任，所以你现在入市，就是摧毁当前的财富。你把保险金入市，就是摧毁未来的财富……
演讲完了，我还要赶飞机，谢谢大家。
發表於 2006/12/09 10:30 PM
2006/12/10
郎咸平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一)
主持人：
非常感谢大家做客“时代论坛”，“时代论坛”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面向全校的大型综合性论坛，本次演讲是时代论坛自创办以来的第59场活动。在过去的两年半中，论坛的讲台上，曾经有许多位政商精英、全球五百强企业CEO、各个领域的时代人物同我们清华同学畅谈理想、规划人生；在这里，学者与大师们同我们一道追本溯源，探求真知。
现在是清华最紧张的考试周，在清华最大的教室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同学站在后面或坐到台阶上，可以看出今天这位演讲嘉宾的魅力和号召力。我们把这场活动作为时代论坛的年终特别献礼。我们的想法是，能够请到这么受同学欢迎的重量级嘉宾来到今天演讲现场，就是对同学们对时代论坛支持的最好的回报。欢迎来到时代论坛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谢谢你们！（掌声）
1980年的某个夏夜，陆军上尉林毅夫抱着篮球从小金门游向大陆，这让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们困惑不已：什么理想让他甘冒如此风险？20年后，有个人对此恍然大悟：想做大事就要到祖国大陆去！这个人终于来到了大陆。
他是世界级财务专家，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他拥有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他引起了最受关注的争议，他“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德隆和格林柯尔这两个显赫一时的企业帝国轰然倒塌。他，也引发了2004年最受瞩目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同样是他，出身台湾桃园农家，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可是，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他却奇迹般地在两年半中连拿沃顿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就是传说中的郎咸平教授。
我想同学们在电视里已经充分领略了郎教授的风采，一定非常想见到郎教授本人。下面我们就把屏幕上的郎教授请到讲台上来，让我们热烈欢迎郎咸平教授！（热烈掌声）
主持人：
郎教授，您好。我们很多清华同学都是第一次见到您。首先，希望您能够用几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心目当中的清华，或者清华人，是什么样子？跟我们大家共享一下。
郎教授：
这个问题问得让我太感慨了。因为我们从初中到高中，念历史的时候，都会读到一个“庚子赔款”，对清华大学，对“清华”两个字，是我们在台湾念书的小伙子第一个认识的大学。高中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念工科，要考台湾的“清华”。可是很不幸，高一下来，数学也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笑声），总是失之交臂。那么，“清华”，当时给我什么印象呢？就是“追求卓越”这四个字。到那个时候，我才悟出这个道理，“追求卓越”是我心目中的清华，但是自己本身还是离“卓越”很远。当时我不卓越，所以没有进清华。那么这个“追求卓越”也是我追寻努力的目标，也同时呢，送给各位同学好吗？（掌声）
主持人：
到了清华，还有一位跟郎教授渊源很深的老师——清华历史系的秦晖教授。秦晖教授在90年代初的时候，也曾经提出了一些关于国企改革的主张，可以说跟您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在清华时代论坛这样一个讲台上，您觉得有什么话要对秦老师说吗？
郎咸平：
我相信这句话不只是对秦晖老师说的，同时也向崔之元教授等等著名教授说的。这个事件，体现一个什么道理？清华看事情，比我还清楚，比我还远。这是个什么表现呢，这就是“追求卓越”的表现，这就是清华的精神。
主持人：
还有些同学托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同学准备出国留学，所以他们要考英语，考英语大家复习得很郁闷，要考GRE和TOFEL。但是有很多同学知道，您当年在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GRE和TOFEL两门成绩加起来，好像还不到2400分。（笑声）不知道您是怎么评论这件事儿的呢？
郎咸平：
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十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百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笑声）很不幸，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笑声）我申请了七家学校，有六家不要我，只有一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热烈掌声）
主持人：
前面，非常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留给郎教授，请郎教授为我们开坛布道。
（热烈掌声）
演讲：
郎教授：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学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的危险（笑声），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 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 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