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中，详细罗列了这些上市公司是采取多么-狠毒的手段 .17
發表於 2006/12/09 11:20 PM
2006/12/09
我保护的终极目标是私人产权
2004-12-31 郎咸平
《21世纪》：目前，国资委叫停了大型国有企业的MBO但是，一个大型国企下面往往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小的公司。这些小公司MBO，似乎不在国资委的禁令范围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国资委的禁令只具有原则性意义还是能起到很实际的作用？
郎咸平：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大型国企下面有一两千家小国企，你是不是都要把它卖给私营企业呢？我的答案很清楚，就算交易价格公平也是不行的，因为这牵涉到政府权力移转和缺位的问题。大型国企的职业经理制度必须彻底贯彻，包括它的下属企业。
《21世纪》：近几个月来，国资委开始关注并对MBO作了重新审视和政策调整，你认为调整的效果如何？是否向你期待的方向发展？
郎咸平：坦白讲，调整的速度很快。以政府的角度讲，能这么快地顺应民意，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这点我是非常肯定的。目前在技术层面上，国资委在不断努力，希望能够把产权交易做到公开、公平和透明。但是在理念上，我认为政府的把握还是需要改进的，例如我前面一再谈及的政府权力移转以及缺位的问题。
《21世纪》：“96号文件”确立国企产权交易的六条规范标准。如果在坚持这些原则的情况下进行产权交易，您认为能够确保交易公平吗？为什么能或不能？
郎咸平：这些政策可以解决个体A跟个体B的交易问题，也就是可以解决第一个误区，但是无法解决我前面一再说的政府权力移转和缺位的第二个误区的问题。
《21世纪》：目前有一些学者提出，由于特殊原因，部分国内改制的企业其实不是纯的国有企业，而是集体企业。因此改制过程中，必须考虑这部分资产的特殊情况，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郎咸平：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想做一个清楚的陈述。我想了解当初100％的国有资产怎么在你经营之后就变成了集体企业，也就是说我想了解这个转换的过程。
《21世纪》：国资委对未来的MBO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以前的MBO又该如何处理呢？
郎咸平：目前国资委对这个问题不正面回答，但这是国资委将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另外，还有以前贱卖给其他民营企业家的国有资产应该怎么处置？因为法律与行政命令不得涉及既往的原则是个铁律，这是不好违背的，因此对于资产转移的本身是无法追究的。
但是，如果这些过去的交易是不公平交易，政府还是可以追究。这个问题，我建议国资委要深入研究。因为现在民间的反应非常大，有些人是一夜暴富，甚至花了一小部分钱，就把国有资产纳入囊中，每天锦衣玉食，出入奔驰，这种现象你说下岗职工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而且这个问题不能拖，指导原则和执行必须要严厉，只要是不公平交易，就一定要追溯。
这就跟中央政府当初处理SARS情况一样，SARS一役，政府赢得多少民心啊！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严刑峻法的追究，因为行政错误就必须得追究。那么过去的MBO以及资产贱卖给民营企业的不公平交易也必须严格追究，政府千万不要认为过了就算了，严格追究的结果，将使得政府赢得民心。
正确看待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
《21世纪》：你认为我国国有经济究竟应该如何布局？目前国有企业占有的领域中，哪些应该让位给民营企业与外资？
郎咸平：各级政府一定要牢牢掌控一些核心国有企业，这对社会稳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这些企业的改革方式，可以依照我前面所言，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至于你所问那些企业应该让位给民企或外资，我认为我们还不能做这样的直接类比。
因为英国、法国毕竟还是以民营为主的自由经济。但是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是一个我们目前无法逃避的现状，其实我何尝不想中国一开始就是一个民营经济为主的国家，这样会简单很多，但这究竟不是现状。我前面讲得很清楚，只要将国企转让给民营企业家，政府的权力就会被取代，而且中国的法制也不健全，强势经济个体必然会侵害弱势个体，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在中国的现状下，把握住我前面所谈的三个原则来进行资产移转才是重点。
我再讲一句话，我今天的努力只是为了保护国有产权吗？错了。今天我保护的终极目标是私人产权。想想看，如果我们容许他人任意践踏国有产权，那么他们将来也必然会践踏民营产权，一个不珍惜国有产权的民族，是不会珍惜民营产权的。我想请问民营企业家一句话，你们敢把100％的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经营吗？你们不敢，为什么？因为你们担心职业经理人会像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老总一样，做得好就变成他的了。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政府必须严加监管职业经理人的缘故。
《21世纪》：国有企业目前表面上看经营状况不错，但仔细观察，发现经营不错的领域几乎都是垄断性领域，垄断产生的利润很高，但代价也很大。怎么解决国有企业的垄断成本高的问题？
郎咸平：我举几个例子，你说美英两国石油公司是不是垄断的？他们是寡头垄断的。美英两国航空公司是不是呢？他们也是寡头垄断的。寡头垄断在外国是常态，不必大惊小怪。但是请注意这些寡头垄断的企业虽是民营企业，但是这些公司全部都是公众持股公司，而且都是由职业经理人来经营的，因此它的寡头垄断利益还是回归社会大众。
国资委应加强监管而不是干预经营
《21世纪》：国有资产流失可能是两方面的，刚才我们谈的主要是交易过程中的流失，还存在经营过程中的流失。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体制性流失您认为可以避免吗？如何避免？
郎咸平：你讲的正是“冰棍理论”的问题。这都是因为我们对国企老总要求不够。我们总认为是体制问题，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他自己的了，这也是所谓的冰棍理论。我们怎么能允许国企老总做不好呢？作为国企老总，你就必须得做好，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换掉。所以我建议，国企老总，表现比行业平均好，可以拨出一部分的净利润，分给职业经理人做奖励。
但为了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个好的经营环境，政府行政命令应该退出企业的经营，但是政府必须严加监管国企老总的腐败行为。最后我必须强调，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不是我发明的，全世界都是这么做，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做得好，中国就做不好？
《21世纪》：国资委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最适合？
郎咸平：我只想谈一下原则性的问题，而不想触及到技术的层面。国资委就是一个代表政府行使管理企业职权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权力，来源于全体国民的信托，以维护全民资产的升值为目的。国资委的职能当然应该涵盖所有的国企，但其责任并不是指导企业的经营，而是监管国资是否能够创造价值，这当然包括腐败、资产转移等等的问题。
《21世纪》：国资委对企业资产监管是否会在客观上形成对企业自主权的干预？
郎咸平：我就是怕国资委干预企业的经营。所以国资委只能对国企是否能够创造价值进行严格监管，但国资委不能干涉企业的运作，国资委必须完全退出对企业运作的干涉。
任何一个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监管都是通过两个机构，第一是民意机构例如中国的人大或是政府的监管机构例如审计署，但以目前中国政府职能来看，审计署的效用应该大些；第二种监管是在监管机构内成立独立的审核部门，例如美国的证监会都有类似的部门。举例而言，我们可以考虑在国资委内部成立一个直属中央的监管部门。
《21世纪》：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制定国资法，你认为国资法的根本性内容应该是哪些？国资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郎咸平：国资法，必须以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为基本点，必须以民为本，达到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目的。也就是说国资法必须确认一个重大原则，如何解决政府权力移转以及缺位的弊病。这是个修法的原则，至于修法的细节，我们不可能在此展开讨论。
發表於 2006/12/09 11:21 PM
2006/12/10
我不反对改革 但应重新定义改革路径
作者： 郎咸平
【内容提要】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
最近网上有大量的文章讨论改革的话题，但是我认为讨论方向有点偏差，甚至有人会无限上纲地提出我反对改革的说法。我必须明确地指出，改革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我想明确地指出-----改革路径的选择才应该是目前讨论的焦点。
我国改革开放了27年，一方面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这两种极端现象的同时出现必然对我们过去所认同的改革思维产生了极大冲击，是否我们过去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呢？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期阶段，经济问题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来源，也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不足。举例而言，当时老百姓能够吃一碗饺子，或者买一盒有一半能划亮的火柴就很高兴。为何出现这种怪现象？其原因就是政府垄断了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使得社会经济基本丧失了活力，而且也由于这种垄断，使得国营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其直接结果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社会整体生活质量自然不足。因此，邓公小平敢为天下先，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甚至当时的政府可以容忍小规模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包括拔鄹埽勇┧暗龋湓蚓褪窍Ｍ腹健敖猛鞴钡姆绞郊し⒚窦涞幕盍σ约按丛炝Γ蚱普穆⒍希眯牧伎啵杉话摺Ｎ蘅芍靡桑飧稣呷〉昧司薮蟮某晒?------由于政府放弃了民生必需品的垄断，开放民间资本参与生产和分配，使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甚至感激这种开放的形式。实事求是而言，我们不但要充分肯定这个阶段的改革指导理念，更要充分肯定当时专家学者的贡献。
但是改革的第二阶段带领社会走到什么地步呢？这里有一个指标值得警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认为超过 0.4就是危机，而中国已然是0.5，第二阶段的改革带来了严重财富重分配不均的结果----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 这也正是目前民怨沸腾的主因。为什么曾经令人鼓舞的改革走到第二阶段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邓小平有名言：“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全国老百姓在当时也一致支持。这句话是在改革初期为了激发民间活力的所提出的有效思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财富不断的积累，社会不公平现象就变得极为尖锐了。因此邓小平的理论指导思想必须深刻理解把握。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国内某些专家学者不知与时俱进的僵化思维感到极度失望，我甚至怀疑这些专家学者故意不理会社会公平是改革进一步推进阶段的重中之重的任务，甚至图谋利用改革自己获利。
在改革的第二阶段，邓小平“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其实是有其潜台词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会因此变得更贫穷，不会因改革而受损害，这就是原则。这个原则不但符合社会主义理念，也符合了现代资本主义理念，这就是我在2005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演讲的主要观点。
但是很不幸的是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社会环境急速恶化，可是部分专家学者还在抱残守缺，仍然只谈改革第一阶段所倡导的效率，而不谈第二阶段应倡导的公平。他们简单的认为将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引入中国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由政府与全民合作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这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谈论各种不同学派的经济理念才有意义。如果遍地都是盗匪，再奢谈什么经济学派或者任何经济理论都是惘然，根本不可能在社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谈经济发展----因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成功经济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这就是俗话所说“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在目前社会大环境逐日恶化的大前提之下，只谈经济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同样的逻辑，单纯在法学范畴里奢谈建立法治化社会也是枉然。
在当前中国，要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的问题就必须先系统性的解决社会问题，例如有人明火执杖抢夺私人财产，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例如社会道德标准失范，例如缺乏信托责任等等。但很不幸的是学术界现有两种怪现象。第一种怪现象是相当一批学者忽略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在一些枝节话题上喋喋不休。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促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每每看到这些人把精力智力花在为个人虚荣心而论战，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甚至人身攻击的时候，我只能认为这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偏执学者的悲哀。第二种怪现象是很多学者根本有意忽略了社会环境恶化的现实情况，这种掩耳盗铃的背后原因在于缺乏社会良知。这种偏执和缺乏良知的现象也是网民批评这些学者的主因。这些学者不理解自己是偏执或是无良知的，面对网民批评的时候每每勃然大怒。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奇怪思维正显示了这些学者还沉溺于大众传媒时代主导舆论的幻觉，而浑然不知个人传媒(网络)时代已经将话语权转到社会民间的巨大转变，这真正是我国学术界的悲哀。
但是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目前却是由上述这批专家学者主导舆论的时代中成型的，基本上而言，部分专家学者的改革思维仅仅是抄袭西方一些表面肤浅的名词，例如市场化和民营化，再通过自己的一知半解设计改革路线。这些改革思维之浮浅以及结论之随意让有识之士感到震惊。这种现象就好比医学界移植活体器官必须先考虑排异现象，引进一种新品种必须先考虑是否有天敌，否则环境立刻遭到破坏。举例而言，澳洲引入兔子，由于没有天敌而泛滥成灾，美国密西根州随意丢弃了几条黑鱼，由于没有天敌，造成了五大湖的黑鱼成灾。这些自然现象说明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随意引入一个活体制度，例如民营化和市场化，就要先统筹考虑排异或天敌等等配套因素，否则社会环境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也正是我国第二阶段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在没有有效配套措施的土壤上囫囵吞枣的盲目引进西方时髦的经济学概念，从而破坏了社会环境，败坏了人心。
为了端正进一步深化改革思维理念，五年来我的第一步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让全国老百姓深刻的理解他们所熟悉的公司如何透过不法手段侵吞属于全国百姓的资产，以社会大众的反应来看，目的达到了。
第二步的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寻找规律性-----在其他改革问题上寻找相同的规律，例如教改和医改。我竟然发现惊人的类似性。例如教改图利大学，而改革成本由最贫穷的农村子弟负担，医改图利民营医院，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病人负担。其他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少数人得益呢？例如股改，房改，金融改革。。。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大家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小康社会？那绝对不是人均GDP多少美元就能说明问题，而应该是老百姓能住房，能看病，能上学，以及能够退休养老。可是现时第二阶段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呢？房改之后老百姓住不起房了，医改之后看不起病了，教改之后小孩上不起学了，国企改革之后竟然被迫下岗，不但吃不起饭，甚至无法退休了----你叫老百姓怎么想得通，怎么能接受。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最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是非原则被完全破坏殆尽。举例而言，国企改革之中，总有人强调“东西是自己的才做得好”这类糊涂逻辑，这是不是表示民企的职业经理人就可以不做好呢？那我们的民营企业又要如何发展呢？推而广之，政府也不是政府官员个人的，那么是不是政府官员就可以做不好呢？此外，如果我们接受了荒谬的“冰棍理论”，那么做得好的国企老总什么都得不到，做的坏的国企老总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伦理判断和是非标准吗？道德伦理是非标准迅速沦丧的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土壤变坏了，人性变质了，社会变贪婪了，这种荒谬的土壤能培养出好干部，好企业吗？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
我想当下应该重新探讨如何定义改革路径，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国利民？那就是应该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改善这个我们所深爱的土壤。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在此我呼吁全社会包括行行业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放弃门户之见，以及个人的虚荣心，尽其所能的发挥自己擅长的技能，共同为营造谐和的社会这一伟大目标献计献策，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为民族，为国家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进而和谐的社会土壤。又因为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需长期努力的大任务，只有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方可为之。而绝不能对于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违背良知，徒增社会大众反感。
2006/12/09
我们这个民族是追求卓越的民族
2005-01-04 郎咸平
--------郎咸平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节选自南方周末
自击双面郎咸平：“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记者：截至2004年12月5日下午4时，您在2004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网上评选中获得投票数4142票，有17.82％的网民把票投给您，目前您获得的票数仅次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他目前获得28％的选票。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个投票结果？
郎咸平：我想李金华和我本人在民众形象中都是敢言，敢批评，他还比我多一步，敢做，并且他以政府公职的身份，能够如此公正地去查案并且敢披露出来，很有勇气。他排在我前面，是实至名归，网民还是比较公正的。
他当选的话，我觉得不是他个人的成功与否，而是整个社会的成功，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偏向他这样的人，而不是偏向哪个有钱人、偏向影视歌星，说明我们的社会一点都不肤浅。当然我自己不好讲我自己，我所以能受网民的支持，也是一样，也是在这么多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我敢讲，根据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对些产权流失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虽然有一些企业想告我，比如格林柯尔之类，但是我毫无畏惧，因为我的思维很简单，就是要保护国有财产，保护中小股民。
看目前的这个榜单，可以感觉出来，这个社会需要什么？这个社会需要公正。这个社会需要揭露腐败。这是一个追求卓越的社会。
记者：您在2004年8月9日，发表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后，引发了一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这场大讨论至今仍余波未了。一直有批评说，“学者不能去迎合大众的心理情绪”，您接受这种批评吗？
郎咸平：我本人做这件事的目的，绝不是像某些专家学者说的那样，是为了哗众取宠，是为了媒体追捧，或者是为了讨好谁来做的。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政府会有什么反应，更不知道这些被我批评的利益团体会有什么反应，我是在一个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尽一个学者该尽的责任，把研究结果公布给社会大众。我的贡献其实很小，我只做了这么点事，事后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
我相信李金华做这么多事、揭露这么多腐败的案子也不是为了媒体来吹捧他。这是一个政府官员以及一个学者对国家的信托责任，这是该做的事情，很多人没有做，所以我们显得很特别，实际上一点都不特别。
假如社会多几个这样的人，你不觉得社会会有更强烈的正义感吗？你不觉得社会会更公正吗？这个社会的腐败能够受到更多的监督吗？
记者：我们发现，不但是网民和一些经济学家、企业家对你的评价有很大差别，而且媒体和媒体之间做的年度人物榜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在一些媒体的年度人物评选中第一轮您就被淘汰了，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您失望吗？
郎咸平：有很多记者愤愤不平打电话给我，要我对落选发表看法，我不发表谈话。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只是尽一个学者该尽的责任，是以全民利益为主体，为了这个目标你肯定得罪很多利益团体，假如我有丝毫动摇的话，我有丝毫别的考虑的话，甚至我很在乎别人怎么想我的话，可能我的所作所为就失去了一个准则，失去了原则，反而得不到大家尊敬。
“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记者：到底有没有失望？您仍然坚持您最初提出的观点吗？您有没有动摇过？
郎咸平：我刚才讲，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我学公司治理，我作为专业学者，一生所戮力追求的就是这一点，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中小股民利益，因此我从2001年到大陆发言来，现在你回头你看我的东西，都是非常一致的，绝对没有东摇西摆的，那么这个目标到现在什么结果呢？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某一些工商企业，对我相当有意见，那有意见就有意见喽！
他们的意见给大家造成了混淆，但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用我的数据，在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全民利益的前提下，我发言了，至于得到什么结果，那是我不能知道的，也不能操控的，我更不期望媒体给我什么好的坏的评价。我只是尽了责任———我一再强调一个学者对国家社会的信托责任，如果到现在我还在乎别人的看法，那我太失败了！我从来没有在乎过。
记者：事实上有很大反应，对这样的反应你有没有感到压力？
郎咸平：我感到吃惊。
记者：你感到吃惊？郎咸平：对。因为我(沉默片刻)，通过这件事情，我……我阅读最仔细的是网民的评价，因为我发现社会大众，姑且以网民为代表的话，他们发表的言论居然是如此精辟，这是我非常意外的。甚至别人在对我作批评的时候，网民的意见非常说明问题，对我的理论也非常理解。我发现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整个产权改革大讨论，从开始到现在，包括你们的这个评选，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们这个民族基本是追求卓越的民族，它追求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反腐败，绝对的卓越，这是我最大的感触。
记者：有人认为网民意见是盲动的……
郎咸平：(打断)这个说法我听过了，我跟你讲啊，这不由我们来说了算，历史会给出分析。
至于别人怎么说我，我从来不回应的，为什么不回应，因为我自己批评过别人，所以我一定要容许别人批评我。所以我在产权改革大讨论开始时候有些发言，中期我就不发言了，很多人提出别的意见来批评我，我觉得很好，这是个互动。
记者：您对强烈的批评介意吗？
郎咸平：坦白讲。我的真心话，我一点不介意，产权改革讨论本身就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至于你用什么方式，那是可以修正的，可能有些人谈话非常缓和，有些人谈话非常激烈，这是我不能要求的。是不是？你得给他余地，他缓和也好，他激烈也好，你得给他一个余地，他这是在反馈，我个人也在学习，我渴望与人互动，我在学习，他们也在学习，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学者在参与讨论。下次讨论我们会更成熟，说不定更能就事论事，但我们不能要求说一开始就能就事论事。虽然我刚才讲，一开始你会往其他方面走，或者是对个人方面提出很多批评，我强调这只是开始，经过这次互动后，将来我们的讨论会更成熟，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习。
我想这次讨论会为将来立下很好的典范。记者：学术方面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郎咸平：学术方面，后期很多人提出新的思维。比如北大的一个前校长提到东欧的改革问题，这些都非常好，后期慢慢都出现，讨论慢慢转到正途来，讨论也比较有重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开始比较乱，凌乱，后来经过学习，磨合，大家慢慢能够有比较良好的互动。
记者：这场讨论到现在，您现在对您的观点有补充、修正或改变吗？
郎咸平：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是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才讲出来的这一番话，是深思熟虑的，并不是拍脑袋出来的。(反问记者)怎么会改变呢？
记者：您有没有从讨论中得到启发？
郎咸平：我受到很多启发，包括网友的发言，以前我讲话可能比较学术化，现在我也学会讲“保姆理论”。只是表达方式调整，而不是理念调整，理念是几十年的积累，这个不会有改变。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团体，他会有不同的感悟，有不同的参与热情，因此这次产权改革讨论才会变得这么有意思。这次产权改革好比一颗钻石，钻石有好多面，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不可能同时看到所有面，那大家都来讨论，就可以看清楚这颗钻石。
“我绝对没有说国企比民企好”记者：您能简单地再跟大家说说您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观点吗？
郎咸平：国企改革(提高声调)，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不管怎样，它一定要以全民利益为前提，才会成功；不以全民利益为前提，它一定会失败。所以我希望提出一句话，很多学者提出，欧洲的改革可以自由化，我们的改革为什么不能自由化？我跟你讲，欧洲的改革，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三大定律，首先，在现有产权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做经理人；第二步做得很好的国有企业，在伦敦的股票市场上把股权卖给中小股民，而不是私人资本家，因为他们想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第三步政府保留一股黄金股，他对转为民营企业的国有企业有否决权，对重大问题有否决权。这是欧洲改革成功的三步骤。这跟我们国退民进的改革不一样，他们的改革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没有他们这样让股民信赖的股票市场，它的第二步是完不成的，没法藏富于民。像苏联的改革，东欧的改革是不成功的，他们是透过一些利益团体来改革的，你要知道利益团体来接手这些产权的话，他们本能上要压低价格，本能上要降低成本，所以到最后他一定要造成不公。不成功，一定是因为它没有以全民利益为前提。所以强调一点，未来国企改革必须权利义务相一致，至于怎么改，详细操作细节，那是国资委烦恼的事情，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以独特的方式唤起了大众的注意，但是对问题的论证过程有错误，得出的结论也有错误，比如您提出的“国有胜民营”，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的观点，您怎样看待对您的这种评价？
郎咸平：我绝对没有说国企比民企好，这话没说过。我只说过一句话，经过改制、上市的国企它不比民企差。国企一样能够做好，但我没讲过民企做不好。我认为，国企经过一定形式的改制一定能做得好，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国企，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国企，做得好加薪，做不好走人，这也是我的理念。但是，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要把国企产权转给民营企业家，这我是反对的。不管是用MBO的方法转给国企老总，还是用“国退民进”的方法转给民营企业，我都是反对的，因为这不符合藏富于民的策略。贱价买断工龄，把失业问题推给社会，推给失去国企的政府，推给社会大众，这是不符合全民利益的。我是反对这个，反对这样的国退民进，这样的国退民进只会创造更多的社会不公平。短期内怎么做？我认为，应该是行政命令退出国企，而国有股不退出，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竞争性行业，国企民企一块来做，垄断性行业必须收归国企。这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法治化之前，政府功能不能提早退出”记者：批评的意见经常提到，您举海尔、TCL和格林柯尔这三个案例，但这三个企业偏偏都不是国有企业，连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如何让人相信您的研究？您怎么看这种批评，您觉得您的研究中是有不严谨的地方呢，还是只是有疏漏？
郎咸平：都是国有企业，这个问题不用谈了，没什么太大意义。
我跟你讲，我的研究，是在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我的观点都是发表过的，(反问记者)你说这不够严谨吗，这还需要回答吗？
学术的科学性、严谨性、逻辑性、实证性是不容挑战的！不容置疑的！是全世界创造的标准，不是我郎咸平创造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我发表论文，发表案例，如果你有不同意见，你先到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再回来谈问题。做不到那一步，就别讲这一步。
记者：大家认为你最大的价值是提出了问题，你同意吗？
郎咸平：我同意，但是我的价值多少是由别人来评价。记者：您刚才说你压力更大，更努力，那你有没有想你下一步怎么做？未来有些什么想法？
郎咸平：(笑)没有。做案例，发表学术论文啦，做你们媒体认为很无聊的事情啦。
(严肃)我的梦想就是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产权改革这个小事例可以看出来，中国应该走新法治化的道路。我理想中的中国，应该是在法治化的规范下，建立一套规范的游戏规则，让每一个经济个体能在法治化游戏规则的规范下运作，而不会侵害他人的利益。但是法治化的建设必须以百姓利益为前提，否则必然失败。
而政府的功能在没有建立法治化之前提早退出，那会带给整个国家无穷的祸害。所以中国的未来发展，第一步要以新法治化为阶段性目标。
發表於 2006/12/09 11:23 PM
2006/12/09
我始终在坚守自己的学术信仰
作者： 郎咸平
自8月以来，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联席教授的郎咸平对几家内地榜样公司提出的质疑，在网民的高声呼应和经济学家的激烈对峙中，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这位多年任教美国和香港的海外学者，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喝彩甚至欢呼，却被另一些在国内声名赫赫的著名经济学家斥为一知半解的学痞、闯进玻璃店的公牛，甚至爱作秀的戏子。他让一些人发抖了，但他依旧认为，自己是在坚守自己的学术信仰。
很多人问我怎么看待我所引起的这场有关国资改革的争论。事实上，没有什么特殊、神秘的。我从在美国开始研究的课题就是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本身追求的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股民的利益，放大了说就是维护全民利益。这在美国很正常，但我没想到的是，在中国这却显得并不正常。
中国现在没有建立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游戏规则，流行的是股市圈钱和产权改革中的国资流失与掠夺，这都是违反公司治理的本意的。我做的案例和我的评论，不过是在用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案例，阐述我所学和我所信仰的经济理论。我坚信，经济学理论是为经济社会生活服务的，我所研究的以维护投资者权益为宗旨的公司治理问题，本身体现的是以民为本的思想，而只有追求这样的以民为本、和谐互动，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社会才能良性地发展下去。我希望国家富强，而国家富强，必须实现以民为本的目标。
我做的案例和言论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有很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但所有的弱势群体和一部分学者、公众媒体都支持我，这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会继续坚持下去。我是不会改变的，这很简单，还不只是违背良心的问题，而是我不能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我个人有很强的意志力，我信仰一个东西，我就必须走下去。我不过是在坚持我的学术信仰，做一个学者该做的事情。这本身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
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批评我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对格林柯尔、海尔等企业的评论不是在学术平台上做研究。这是很滑稽的，我的学术成就可以以在被《金融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等国际最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为证，不仅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地方发表过论文，而且我的文章很多他们连看都看不懂。事实上，他们并不理解什么是学术。在国际上，学术研究讲究的是科学的假设，科学的逻辑，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论证，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是学术的方法论，中间有大量的数据、统计方法与推导。但这样的语词和方法论很少有人看得懂，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那样，需要用案例把这个学术逻辑写出来，让社会传播。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仅要能发表艰深的学术论文，而且应该能把自己论文中的学术观点讲给社会大众听懂。因为虽然方法论不容易懂，但逻辑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需要用案例故事来表达。
我学的是财务，按照证券市场的规则，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是要全部如实披露的，因此，财务专家就能够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结论，至于数据是否可靠也是我们做财务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查核的。商学院里有很多学科，比如物流、组织、行销等学科，确实需要到企业跟企业谈，但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性，财务学科完全可以根据财务数据对企业的行为做出自己的判断。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国是以权力建立了齐头平等，限制了民众的创造力。改革开放却是完全解放了民众的创造力，彻底的打破了齐头的平等。民众可以在几乎没有法治框架下随意追求财富。但是由于规范游戏规则的法治结构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个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必然会侵害到他人的利益，而最后的结果就是新的权贵阶级产生，贫富更加悬殊，造成社会的动荡。例如中国的股市与产权改革就是最好的例子，上市公司可以无所顾忌的圈钱而无严刑峻法的惩处，而国企老总也可以不顾全体员工多年辛苦所创造的基业，在MBO“法律缺位下合法”大旗下侵吞全体老百姓的资产，贱价买断工龄。
我当然不主张以权力建立齐头的平等，我也反对现行法治缺位下的企业家侵害他人的追求财富行为。我理想中的中国是在法治化的规范下，建立一套规范的游戏规则，让每一个经济个体能在法治化游戏规则的规范下运作，而不会侵害他人利益。但是法治化的建设必须以百姓利益为前提，否则必然失败。法治化的建设不能离开政府行为，世界上各国法治化的建设绝无可能脱离政府的行为。例如19世纪法国拿破仑所建立的第一套大陆法系法典，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第二套大陆法系法典，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以及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这些法案对不规范行为的严厉制裁以及对社会大众的保护在世界上都可说是无与伦比，但这些法案的形成必然依靠强势政府的推动。只有在法治化建设完成后，稳定的中产阶级才能形成，而政府的功能才能缩减。目前国内专家学者呼吁限制政府权力是一个错误的跳跃性思维，在法治化还未完成之前，政府的退出将会给老百姓带来可怕的劫难。最好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该国引进了美国的民主选举、议会、宪法、民营经济，但是没有引进美国严刑峻法的法治，结果就是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这也是为何我主张强势大政府的基本原因。我鼓励这届政府以民为本的思维，但是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才是施政的重点，只有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游戏规则，才能建立稳定的中产阶级以及藏富于民的社会，而其后才能再谈政府职能的缩减。
我的梦想就是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并用自己的所学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有所帮助。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我批评企业的一些行为，也是希望对中国的企业有所帮助。企业都是逐利的，他们要成功，必须遵守经济规律。我批评德隆，是因为我认为它违反了规律，你要多元化，必须行业互补、保持现金流稳定，如果遵守这些规律，就不会崩盘，而是有可能像中信泰富、李嘉诚那样走向成功。
我希望通过我的学术研究和对学术成果的案例化、通俗化阐述，由理论参与现实，能够把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在中国推广出去。
| 2004年12月02日| 商务周刊
發表於 2006/12/09 11:24 PM
2006/12/09
郎咸平：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
8月29日，刚刚在北京开过“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郎咸平回到香港，接受了本报特派记者姜英爽的专访。
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记者(以下简称记)：郎教授，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这些天您成了记者追逐的目标，那您在行内人士那里听到的是赞扬的声音多呢，还是反对的声音多？
郎咸平(以下简称郎)：基本上是反对的人多，不管是企业界的人士还是经济界的学者。而且这些反对是一波波来的，非常有秩序的反对，不是大家都一齐跳出来反对，而是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来反对我。而且这些反对是从一些很小的人物，从我没有听过名字的学者开始，到了张维迎这样的富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来反对，所有反对的内容都出奇一致，都是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状况是好的，现在走的道路是不得已的选择。
记：这个反对的浪潮在你意料之中吗？
郎：我早就准备好了。
记：你觉得他们反对你，是不是证明你说的某些话有偏激的嫌疑呢？
郎：我同样早就准备好了为我所说过的话负责。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说的是对的。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