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中，详细罗列了这些上市公司是采取多么-狠毒的手段 .18
记：你所指的成功是什么呢？
郎：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方向。比如说，我们以前以为生产资料属于国有，就是国家的，但是这是错的，是属于你的，属于你和我的财富。如果这些生产资料赚了钱，我们国库充裕了，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交税了，可以给我们修路建桥。我承认，这些是没有效率的，但是，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
记：你并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只是认为在实现它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偏差。
郎：没错。我们想想看，因为它效率差，就把它全盘否定，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不是我们又倒退了呢？而且这些人生产资料的取得又有两大特性，一个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中国的法律是不健全的，法律的规定是非常不详尽的，而且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跟英美法系国家又是不一样的，英美法系是什么标准呢，就是社会公众意见是判断的标准，你不能违反社会公众习俗。陪审团认为你有罪就有罪，无罪就无罪，而我们是根据条文来判断的。在我们这里，只要是条文没有说你不能做的，你都可以做，我们的公司法又是一个不健全的法律，难道法律没说的做了都是对的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一些人在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
记：你认为其实是未必合法。
郎：不是我认为，而是根本就是不合法的。只是在我们国家的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是合法的，但是在英美法系里是违法的。因为它违反了我们社会公益。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网民在骂你呢？
还有第二个就是买卖双方制定价格，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最主要的渠道。国有财产不属于他们某一方，而是属于全体老百姓的，你妈妈的房子价值500万，我给你50万贿赂，我就私自把你妈妈的房子贱价买卖了，能行吗？而现在，这居然是合法的。所以为什么引起老百姓这么大反响？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公众意见是唯一准则
“我这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保护中小股民，我研究问题的时候，追求的目的就是是否达到了维护大众的利益”
记：你认为，判断一个事情一个政策是否正确，必须考虑到民众的意见。
郎：当然。这是英美法系判断的一个准则，而且是唯一的准则。当然，他们的意见是由代表他们的陪审团来表达的。
记：那当你研究一个企业或者一个政策的正确与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考虑到公众的意见呢？
郎：那当然，不然他们为什么叫我郎监管呢？因为我这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保护中小股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保护国有资产产权。这就是因为我考虑到了公众意见。
记：但是有的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来说，他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是否应该独立于社会公众意见和情绪之外，而只研究事实本身，保持他的客观性呢？比如说，有时候公众意见并不都是对的。
郎：我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意见，我是在用科学的数据做研究，只是我的研究结果，恰好与公众的利益和意见相吻合而已。我一直在研究的就是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要让中小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今天追求公司治理的目标有什么错？这是一个经济学家该做的事。你连经济学家的责任都忘记了，还叫什么经济学家呢？经济学家就是要为老百姓负责任，为国家负责任的。
记：如果大多数人的意见有时候是错的呢？比如，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而不知道也许在长远来看，这是对他们有益的。
郎：是一句托词，你怎么知道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错的呢？你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意见是对的呢？以经济学家的立场而言，你根本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因此经济学家需要做研究，利用实际数据说话，该是什么结果就是什么结果，而这也是我做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那我想回问这些批评我的经济学家，如果经济学家连最基本的研究都还没做，那又怎么知道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错的呢？我想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不做研究的学者，拍脑袋想出来的方案是符合少数人利益的，就像这次产权改革，因此赶快找这个托词来抵挡我的批评。
记：作为学者，有时候只专注于事情本事的解决方法，排除外来因素的确很重要。
郎：错了！方法要有目的。你说成立一个上市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让股民受益。如果脱离这个，上市公司就可以为非作歹。为什么我们要监管他们？因为资本家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追求利润，你如果胡来就要收到惩罚。
记：那你觉得，这样做是否可能会导致用道德的范畴来评价经济的范畴呢？两者毕竟不是同一回事。
郎：我从来没有。你看我写的文章都是用数字说话，我从来不谈道德的。但我所有的逻辑分析和资料整理，都是为着股民利益最大化而取得的标准，我研究问题的时候，追求的目的就是是否达到了维护大众、中小股东的利益，手段是否合法。为什么我的意见得到大众如此支持呢？就是因为我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为这个目的来努力，所有的判断标准，都是以这个目的为唯一准则。
记：可能这种带着目标的研究会带来某些结果的偏差。
郎：不会。我的研究体系都是美国发展了四五十年的技术，完全是可以复制的。在美国，这样的信托体系非常受股民欢迎。
科学是数据不是情绪
“现在骂我的人很多，他们都是从形而上的观点来批判我不懂国情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科学的角度驳倒我”
记：你是为了公众利益去研究，但是你没有想过去迎合大家的情绪？
郎：没有。这只是我研究的一个结果。
记：比如，你在公布对格林柯尔的研究结果的时候，你研究了三个月，你觉得你对它了解了事实的多少呢？
郎：肯定是百分之百。对股东利益来说，是百分之百。做科学研究就要实事求是。根据你所探索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探索有没有达到股民利益最大化，我所搜集的数据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来做的，而一个企业有很多层面，这个企业的管理、营销，物流啊其他方面，都不是我要研究的。
记：也就是说，在你所公布的这部分判断来说，你觉得已经可以找到充足的论据。
郎：对，我研究的就是公司治理。我只研究这一块，我觉得在这一块里，我已经研究足够透彻。可能任何方法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所用的，是国外积累了几十年的方法论。
记：你觉得这个系统是成熟的。
郎：不是我觉得，这是(加重语气)一个成熟的系统。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论，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一套标准。
记：有时候，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仍然讲不通，或者你是夸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郎：你说我夸大了问题，那么你们也去做一次研究嘛。不要谈形而上的，你也去拿出数据来，得出一个别的结果嘛，我认为中国的企业，都是这个样子的。
记：你认为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在研究了多少家企业之后得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郎：比如你说，你认为A股市场都很坏？
记：我不知道，我没有做研究，不能凭想当然说话。
郎：那么我告诉你，这些企业我研究了几十家，都是一个样子，当然很多人打击我的理由就是，为什么我不把1000家企业都研究完再说话？可是我一个人有多少时间？大家一起来研究嘛！
记：你觉得这几十家已经很有代表性。
郎：当然。这些家足以代表几乎所有企业，你能说问题还不严重么？现在骂我的人很多，他们都是从形而上的观点来批判我不懂国情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科学的角度驳倒我。
记：那你告诉我，你了解中国的国情吗？
郎：我当然懂，我可能不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非常努力，我一直在学习。我还经常给学生讲课，讲..党史呢。欧洲没有持股会，我是在美国受教育长大的孩子，美国也没有持股会，可是我知道海尔有持股会。我还知道中国还能调整会计科目呢。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中国内地长大的人才了解中国呢？其实也未必啊！还有句话叫旁观者清呢。
民营企业没那么神奇
“如果你有张瑞敏的机遇，国家把一个烂厂给你，给你无尽的贷款和资源，可能你也会成功”
记：你觉得中国现在应该停止MBO(管理层收购，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不能否认改革。
郎：当然我们需要改革。MBO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这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我们做过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了。什么叫MBO，美国没有法人股，不想当上市公司了，10块钱卖出去的股票，12块我买回来，这有什么不对的？股东得益了，可以嘛！我们不是呀！我们是职业经理人，借了国家银行的钱，把国家股用最贱的价格买回来，归他自己所有，这不是MBO， 他哪有资格买？我们的股东有让股民受益吗？谁受贿了？国家亏了，上市公司股民亏了，你自己赚了！
记：你反对MBO这条很多国内经济学家认为的唯一可走的路，那你觉得解决方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郎：你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民营企业也没有那么神奇。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做的，是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企业退出市场。国企留在市场，国有股留在市场，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
记：事实证明，喊了这么多年，政府是很难退出对企业的干预的。
郎：国企都可以退出市场，政府退出市场有什么难办到的？现在不是把国企和政府一起推开吗？我所说的还是温和的改革。政企现在没有分开。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去做，去把政企分开。我的方法是要国有股留在市场，国有股就由专家组成董事会，聘任职业经理人来做经营，对职业经理人由客观的指标来做评估。你的薪水也由市场来定价。
记：你觉得这一切实行起来难吗？
郎：不难。我这是最简单的。
记：比如，这需要更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保障，比如，我们还需要一种有力的体系，来保障我们国有企业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加，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但是我们现在没有。
郎：先做起来。法律体系慢慢完善。第一步，就是唤醒全民意识，我们现在全民意识已经在觉醒。
记：如果一个猫，长期看着很多鱼，它会不偷吃吗？
郎：韦尔奇当了20年CEO，他是老板吗？他就是个打工仔，保姆而已。我们可以给你很高的薪水。
记：我们不该善待有能力的企业家吗？
郎：你已经作出来的贡献，我们补给你呀！现在的国企领导人就是没有一点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没有对股民对国家的信托责任。你觉得一个国企领导人把企业做得好了，就该让企业成为自己的吗？他跟你，跟我又有什么不同？如果你有张瑞敏的机遇，国家把一个烂厂给你，给你无尽的贷款和资源，可能你也会成功。
记：我不能够同意你的话。这么多国企，失败的是大多数，成功的是少数。
郎：那你觉得，失败的就是应该的，成功的就该把它成为自己的，这对吗？现在我们缺的就是，成功的该奖励，失败的该炒你鱿鱼。
这种出名让人很意外
“如果一个企业，被我说几句就说垮了，你说这是我的问题呢还是它的问题？你也太差了吧”
记：你老是骂人家企业，还说中国上市企业都是这个样子，那些企业家现在见了你都是什么态度呢？
郎：比较敬畏。
记：你怎么理解这个词？
郎：发自内心的尊敬。
记：那个“畏”字呢？我要是企业家，就恨不得离你远远的，不要出现在你的视野范围内。
郎：你说的是跟我发生冲突的那几家嘛，我也是夸奖过很多企业的嘛。你们去采访看看嘛，很多学生，企业家，都喜欢听我的课。(笑)我也知道很多企业家怕我，我像一个魔术师，他们不知道我下一个魔术棒挥向哪里。
记：你觉得他们愿意成为你下一个研究目标吗？
郎：不愿意。(笑)他们在保护中小股民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记：很多人都觉得你想搞垮这些企业家，你专门跟企业家作对。
郎：如果一个企业，被我说几句就说垮了，你说这是我的问题呢还是它的问题？一个学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不认识白道也不认识黑道，你居然被我说垮了，你也太差了吧。我说过通用电气很多次，它会垮吗？我从来没有想搞垮某个企业，我也不想说你不好，但是我做出来的数字和研究结果就是这样，就是不好我能够说成好吗？
记：你是不是很意外，你郎咸平在美国说几句话，可能引不起几个浪花，但是你在内地说上几句话，就有很大的反响。在美国不够有名，可是你在内地却大大有名了，你觉得为什么你会出名呢？
郎：对呀，我是很意外，中国这些企业家的道行，把戏我都看得出来，我如果看不出来，我敢说我郎咸平马上封剑退出江湖，这也是我愿意离开美国到中国来发展的原因，因为美国发展很成熟，问题很少，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少。但是中国发展还很不成熟，有很大空间。因为在美国，制度比较健全，中国内地，的确有很多企业家怕我分析他们，因为他们有太多问题。所以有人说我，我说谁垮谁就会垮。
记：那你听到这个说法，高兴吗？
郎：你觉得呢？
记：高兴吧。
郎：对，我高兴。有人叫我民企教父呢。一个教父才能让你活就活，让你死就死。但是这是误解，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你作为企业，是否应该尊重我的意见呢？就像德隆，如果听取我的意见，可能不会走到今天。作为上市公司，接受质询和批评不是应该的吗？
记：你的话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是你所希望的吗？
郎：是我始料未及的。
记：那你enjoy也就是享受这个意外吗？
郎：事实上我是挺高兴的。
记：魔术师的感觉很好。
郎：但是，也有很多企业都很感谢我，比如汇源果汁，也是德隆控股的，他们的老总是我的学生，3月份见到我，就说非常感谢我，说，他去年看凤凰卫视，看到我讲德隆的问题，当时德隆还没有垮啊，他马上叫德隆退出去，买回了德隆的股权，结果今年德隆就垮了。
我喜欢做明星的感觉
“这几年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现在我到内地，总是有人认出我来，跟我打招呼，就跟明星一样”
记：你有没有碰到企业给你钱想收买你的时候，比如，他们知道你要发布对他们不利的信息？
郎：你想，混到这个地步，能看重这个东西吗？
记：那你碰到过别人有这种意图的时候吗？
郎：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谈过这种事。确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我的敬畏，他们怕我万一翻脸怎么办？可是，我如此骂民企，来听我课的，都是民营企业家。多少企业家都来听我的课啊，太多了！
记：你很在乎你在内地的这个影响力。
郎：对，我今年四十八岁了，我简直不能想象当一个企业的顾问，可能两三年以前我肯定愿意的，谁不爱钱呢，那时候我不出名。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了“教父”了。我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我现在想到的就是一个人境界的提高。
记：那你觉得你自己的能力和你的学问足以做这个教父吗？
郎：那当然。我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我只需要你的财务报表，我就能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得到的，就凭这一点，我足以称为教父。我是不是该谦虚一下？
记：你觉得这几年是你这48年最成功的几年？
郎：是的，最成功的几年。
记：你觉得你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郎：当然，进而治国平天下，退而独善其身。我独善其身40多年了，已经够了！(笑)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在2000年默默无名，我有一次去西安，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企业的副老总搞一个研讨会，我去了，当时没有人认识我，我对他们公司提了很多批评，当时他们很生气，对电视台有关我批评的片子都说，剪掉，理都不理我。可是2004年2月的时候，我去给青岛政府部门上课，又碰到他，他已经成了总裁了，而且我肯定了他这几年的做法，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我。这几年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他想了想，用了以下这个词)冲击。现在我到内地，总是有人认出我来，跟我打招呼，就跟明星一样。
记：你喜欢做明星的感觉。
郎：对，我很喜欢做明星的感觉。
记：你知道吗？我们了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不是你这个样子的。他们更低调一些，埋头于研究，不会像你这么坦白，说自己想做明星。
郎：是啊，我就是这样，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人重视，做事情要有舞台，我在做研究，可是我没有舞台。现在我做出东西，当然希望我的观点可以传播和影响到更多的人。
有多少官司都无所谓
“我有炒作的本钱。而且企业家为什么对我这么敬畏，因为他们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
记：那你告诉我，你朋友多吗？
郎：我没有朋友。
记：你觉得是为什么？
郎：他们嫉妒我吧。
记：你说过，你夸过别人但是被大家都忘记了，但是你骂别人，却被记住了。你会不会为了迎合大众的情绪会讲某些话？
郎：打个比方。你想出名吗？你不妨也去讲讲看，你能讲出来些什么呢？你看媒体会不会追捧你？都说我郎咸平会造势，会炒作，我承认炒作，哪个不服气，那你叫媒体去炒作你呀。你看媒体会不会跟着你走，企业家会不会震惊，会不会跟在你屁股后面走，不会的！
记：你觉得你有炒作的——
郎：本钱。我有炒作的本钱。而且企业家为什么对我这么敬畏，因为他们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
记：你不否认你在炒作，但是你觉得你的炒作是有理有据的。
郎：你要知道，这是我十几年的研究心血啊。你也知道我的历史，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能人太多了，为了立足，我就得很努力学习，我有很多论文是排名世界第一的，这是我这么多年的积累来的。这么多年的磨炼和积累，才得到今天的结果。
记：你觉得你现在的名誉不是偶然得来的，也是一个必然。
郎：这是一个必然。
记：现在你要面对一场官司，以后甚至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官司。你怎么看它？
郎：无所谓。至少，我现在没有看到对我有什么不好。
记：你反而更加有名。
郎：可以这么说。
郎顾之争回放
●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一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
●8月10日，《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对其发言刊出采访摘要，此发言立刻受到内地媒体关注。
●8月11日，新浪等网站对文章进行了转载。
●8月13日，郎咸平接到由顾雏军委托的香港齐伯礼律师行的律师函，指出经媒体刊出的郎咸平演讲摘要文章对顾雏军造成了诽谤。
●8月16日下午，郎咸平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这封律师函，不仅声明“绝不会更改或道歉”，并且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
●8月17日，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
●随后，郎顾之争公开化。在企业界和学术界以及民间和网络，数以万计的人加入论战。焦点集中在郎咸平其人和产权改革过程中是否有人掠夺国家财富上。
發表於 2006/12/09 11:25 PM
2006/12/09
郎咸平：学术尊严不容顾雏军践踏
8月16日下午，香港知名学者郎咸平教授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他自炮轰大企业以来收到的第一封律师函。律师函来自格林柯尔，是对郎咸平最近连续在媒体发表“解密顾雏军七板斧”文章的回应。郎咸平在会上发表《学术尊严，不容顾雏军践踏》的演讲回应该律师函。以下为全文内容：
我2001年进入中国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的威胁，具体威胁的内容是透过律师要求我叫新浪网、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向顾雏军道歉，否则对我采取法律之外的“必要的手段”而且是不通知我的(秘密)后续行动。因此召开记者会说明事件经过以及我坚决以保护国有资产和股民利益为前提的学术尊严，而且我是绝对的坚持我的原则
郎咸平在记者会上演讲
我在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对国内媒体演讲，上海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在8月10日对我的发言刊出采访摘要后，立刻受到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切，而在8月11日透过国内新浪等网站广为流传。我在8月13日接到了由顾雏军指使的香港齐伯礼律师行的信件，指出我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经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新浪的文章对顾雏军造成了毁谤。而且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评论攻击了顾雏军个人的品格(integrity),名誉(reputation),和性格(character)。
因此顾雏军透过律师要求我做如下的行动。
1.我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record)我的演讲。
2.如果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没有正确地记录我的演讲，那么顾雏军要求我完成下列行动。
1)要求新浪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2)要求东方早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3)要求香港商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3.给顾雏军一份我的演讲稿件。
顾雏军要求我在8月16日星期一以前完成第1，3两项行动。并要求我在8月17日星期二以前完成第2项行动。如果我不听他的命令，顾雏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法律程序(也就是说这个必要的手段也包括了非法律程序了)以保护它的名声，而不会再通知我(这也就是说这个后续行动是我不知道的，那对我而言就是顾雏军的秘密行动了)。那么我的合理推论是我在8月14日周六才签收8月13日发的律师函，因为是周末我还没有来得反应，顾雏军在周一，也就是8月16日就有可能采取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了？而这也是为何我要在8月16日召开记者会的主因。我希望很清楚地告诉顾雏军，如果我本人、家人、以及朋友受到顾雏军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伤害的话，我和顾雏军不同，我将完全而且充分地采取法律程序，因为这是一个守法的老百姓应该有的基本观念。
我召开此次记者会的目的是透过披露顾雏军的律师函，清楚的表明我的观点。我的演讲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而我的研究完全根基于格林科尔以及顾雏军所拥有的公司所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而得到的结果，因此是个学术性论文。学术论文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的问题，这是极为简单的道理，希望顾雏军能多加学习理解。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根源于顾雏军所公开披露的讯息，如果顾雏军认为自己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我们很乐意接受。如果对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没有异议的话，那么盛行于全世界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自由披露权是连“大企业家”顾雏军也不能挑战的铁律，而这也是我此次召开记者会的重要原因。我个人及学术界绝不容许企业家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而这也是欧美各国以及香港多年所贯彻推行的“终生职教授”制度以保护学者发言权的基本精神。希望“大企业家”顾雏军能继续学习理解并遵守。
我希望清楚地回答顾雏军的三点要求。第一：我绝对而且充分的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并公正的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如果媒体的报道都要像顾雏军的要求一样需要正确无误的“记录”的话，那我相信媒体只要聘用几个不须学历的助理带着录音机就可以了，也根本不需要记者了。因此我很清楚地告诉顾雏军，我绝对不会要求东方早报、香港商报、新浪网以及这两天才报道的媒体向顾雏军作任何形式的道歉。第二，我绝对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我的演讲稿件，请顾雏军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第三，我绝对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顾雏军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的口气。
我对我个人利用顾雏军所发布的数据所作成的理论和结论将负上完全的责任，这一点顾雏军请放心。而且挂我名字的观点已经详细披露在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郎评”专栏(由八月10号到17号的连载)，以及国内各媒体，欢迎顾雏军学习、批评以及指正。我在最后将很严正地告诉顾雏军两点意见。
1.我基本上还算是有话语权的学者，我的学术研究尚且要受到顾氏的威胁与打压，我不敢想象顾氏所参股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民对其有意见应该如何表达了？中小股民肯定没办法像我一样召开记者会控诉顾雏军的威胁打压吧！我无奈之下只有建议顾氏所参股上市公司中守法的中小股民“噤若寒蝉”，免得遭到顾氏“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威胁。
2.我以及学术界绝对不会接受“企业家”透过任何方式以威胁的口吻践踏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的为本的学术尊严，这一点是我今生奋斗的目标，而且我将绝对的坚持我的原则。
發表於 2006/12/09 11:27 PM
2006/12/09
郎咸平：严管类金融控股公司
在德隆事件以后，国内大型企业集团趋之若鹜的类金融控股公司正在积聚越来越高的风险，应该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目前国内最主要的类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实业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如德隆集团,首创集团、东方集团、海尔集团以及新希望集团等企业。估计类似的大大小小型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不下三四百家。第二种类型是指金融企业控股其他金融机构而形成的控股公司。例如中国银行控股香港中银国际，工商银行控股香港的工商东亚,摩根士丹利和建设银行控股国内中金公司等。德隆的前车之鉴，为这些企业敲响了警钟。
德隆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
德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德隆类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和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失误。资金链条的紧张是其发展模式和经营策略的必然结果，外部金融环境的变化只是德隆问题浮出的催化剂而已。
首先，德隆的发展模式具有内在的缺陷。德隆的战略目标和其他民营企业一样是"做大做强"，其模式是以产业和金融为两翼，互相配合，共同前进。但是，实业与金融毕竟性质不同，产业整合的速度，总体上说无法跟上金融发展的速度。因此，这就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风险的把握，全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
为达到这种平衡，早期德隆通常的做法是：先控股一家上市公司，通过这个窗口融资，投入产业发展，提高公司业绩，然后再融资进入下一个循环。可以说，这是一种资金利用率非常高的运营手法，通过杠杆作用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来壮大自己。但是，单单通过直接融资是远远不能达到德隆的战略目标的。随着德隆系产业的扩大（目前德隆系有177个子公司和孙公司），德隆必须依赖大量银行贷款才能维持资金链条，支持其发展战略。因此，德隆通过将持有的法人股抵押贷款，或者通过所属公司互相担保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这些资金主要来自四大国有银行。例如，湘火炬、合金投资、新疆屯河3家公司的债务规模在德隆入主后均大幅度攀升，多家对外担保额超过了净资产的100%。
此外，德隆开始介入金新信托、厦门联合信托、北方证券、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等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昆明、长沙、南昌等地的商业银行，希望把风险都控制在内部。德隆以各种项目及关联公司之名，从这些金融机构中取得资金。在银行贷款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旦产业整合不利，银行紧缩贷款，德隆的资金链条立刻出现险象。
德隆注重了横向的、内容方面的互补性的投资，如金融和产业、产业链之间的互补，而忽略了在投资节奏方面的结构安排，即长、中、短期投资的比例结合不尽合理，长期投资的比重过大，影响了资产的流动性；更多地看到富有诱惑力的投资机会和产业整合机遇，忽视了公司高速成长带来的潜在风险。
德隆缺乏精巧互补的投资安排
德隆对于长、中、短期的投资组合节奏把握欠佳，因此对于资金回收时间的掌握就显得不到位。举例而言，一方面，德隆大量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没有配合短期项目，以理顺资金的回流，这是第一个风险。另一方面，对于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并没有拉开投资的时间，不能保证资金顺利地回收，这是第二个风险。因此，德隆一旦碰到全国性的宏观调控，立刻发生资金链断裂危机。这是德隆发展模式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不能避免的，比如通用电气和中信泰富。
如何应付第一个风险可以从通用电气的案例中得到一些启发。美国通用电气前CEO韦尔奇通过长短期业务的巧妙安排，使旗下的各个行业能够互相补充，熨平行业周期和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韦尔奇的做法也是德隆所欠缺的。
下图是通用在1994-2001年按业务周期性分割的EBITDA（息税折旧前净利）。当时,通用长周期性业务为: 航空引擎、能源系统、技术产品服务、而短周期业务为电器用品、工业系统、物料/塑料业务、NBC电视网。 我们发现在1994-1995年间当长周期性业务负增长短周期性业务有着正增长;但是在2000-2001年间，当短周期性业务负增长时,长周期性业务带来正增长。由于长短期业务的互补作用，使得加总后的长短周期性业务EBITDA有着稳定的增长。通用电气的案例说明了长、中、短期配合的重要性。
以一个企业的经营而言，要达到类同通用电气形成的长、中、短期的有效配合绝不容易。如果企业经营的都是短期项目，那么风险还低一点，如果都是长期项目，那么企业如何管理长期项目投资节奏就显得相当重要了，这一点可以参照中信泰富的长期项目风险管理。
对于长期项目而言，如果没有短期项目的配合，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拉开投资的年限。我们发现，中信泰富以平均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把资金投放到回笼年期较长的项目，并且利用回流的资金循环再投资，以延续未来盈利增长动力。在周期与周期之间，中信泰富多选择回笼期较短的项目，以保留实力。
举例而言，1994年，中信泰富大举进军香港地产市场，单在房地产已投放61亿港元，成为当年投资重点。由于建筑时间长，到1996－1997年项目完成及推售时地产盈利贡献才大幅上升，但在1997年急速下跌。在物业建筑期间，即1994年底至1996年，中信泰富将投资重点移到基建项目上。但是基建业务的盈利到1997年后才大幅上升。同样在1998年，住宅项目销售高峰期过后，地产盈利贡献下跌，此时基建项目刚好进入收成期，来自这方面的增长正好弥补萎缩中的地产盈利贡献。这种投资的编排及后再次出现。1999年竭力减债后，中信泰富于2000年大举投资电讯业。两年后，电讯业务盈利贡献增幅显著，从2001年3亿3千万上升至该年6亿4千万，此增长刚好填补因减少国内基建项目而出现的盈利缺口。
这种投资次序的编排，令来自不同行业的盈利增长于不同时间出现，而扩大长远发展空间。这种有序的投资策略，除分阶段提供增长动力外，亦可使处于收成期的项目的回流资金，用于新投资项目上，避免出现资金紧张的情况。
类似的做法在德隆的投资策略中就显得极为不足。在实施多元化策略时，目标却往往变成"做大"，一味追求无节制的扩张。
德隆本来可以通过精巧的长短期投资安排使德隆系从容不迫地获取资金，前瞻性地进行不同行业的"互补"。但他没有这么做。德隆用股权抵押、担保贷款等短期融资去投资长期相关产业，而且其收购公司的做法粗糙而简单，大小好坏通吃，可以缓解这个风险的办法之一就是放慢扩张速度，但德隆做大做强的特性决定了他们不会这样做。
德隆产业互补的盲区
德隆所谓的"横向及内容互补"也存在问题，德隆根本不理解所谓的产业间的互补。
以和记黄埔为例说明"横向以及内容的互补"的重要性。和黄有七大行业，包括通信、港口、零售、地产、能源、金融和基建。这些业务之间是否存在互补性，不是靠拍脑袋或凭感觉就可以决定的，这必须由实际资料做说明。如果将该七大行业分别讨论，各行业的最低成长率是负50%(零售业), 而最高成长率是正200%(能源业)。但若我们将这七大行业当成一个资产组合而取一个加权平均成长率, 那么最低的成长率是负5%而最高的成长率是正20%, 波幅足足小了近10倍。这种波幅大为减少的现象大幅减低了企业经营的风险。以零售业为例，我们发现在所有和黄的七大行业中, 零售业的成长率不但是最差的而且是波幅最大的。1998年的成长率是所有七大行业中最差的负30%, 1999年又跳到七大行业中最好的正50%, 2000年狂跌至七大行业中最差的负50%, 而2001年仍维持在七大行业最差的负20%。因此如果和黄零售业本身是一家独立的公司, 那么他能否生存可能都是问题。但是整合后的资产组合却抵消了零售业的风险。
但是以德隆金融产业的组合而言，根本谈不上互补。2004年年初，国家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德隆所涉的几个主要行业恰恰在被调控的行业中。在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后，德隆的金融和产业之间不但不存在互补作用，而且是相互牵制。
更具体地说，德隆利用股权抵押和担保贷款方式从事产业投资正是将金融和产业紧密地挂在了一起，当经济产生泡沫时，金融机构较宽松的信贷助长了德隆的产业急速扩张，但当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德隆急速扩张的企业资金需求迫切之时，信贷规模的缩减立刻冲击德隆产业而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而且这次宏观调控的产业有部分正是德隆所从事的产业，因此所受冲击更大。
此外，德隆虽然虽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商业银行、租赁公司和证券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很难说是独立的公司，这些金融机构的存在不但对德隆的企业不能起到互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也就是部分金融机构对德隆的资金输送在泡沫之时加速了德隆产业的急速扩张。
按照我前面的分析，德隆并未在事前针对这些行业的特性形成长、中、短期的互补以及横向、内容的互补，因此德隆事后的救急措施就特别值得关切。根据媒体的报道，德隆正在采取措施挽救这个局面。
简而言之，德隆未来的必然结果是：第一，变卖资产；第二，寻找战略投资人挽救危局；第三，放弃偏离主业较远和回收期过长的业务；第四，减少投资规模，注重企业的现金流。目前德隆的总资产大概是450亿元左右，如果还清了所有积欠款项，包括200多亿的银行贷款以及同样金额的私人贷款，我想德隆的净资产将所剩无几。一个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由于依赖金融与产业的错误整合思维而沦落为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型企业，还不能让我们警醒企业盲目做大做强的悲哀吗？
德隆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德隆一家面临的问题，许多大企业通过类金融控股公司运作而过度膨胀的现象，更值得反思。
如何监管类金融控股公司
由于金融业本身的风险就相当特殊, 因此增加了类金融控股公司的操作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有效防范风险，就必须整合资源，实现规模经济, 提高管理水平，例如前文所谈的长、中、短期与横向、内容的互补等等。而且国内有些类金融控股公司还不理解各种类型金融机构的定义，也不知道如何防范风险，更不知道如何经营, 只是赶时髦盲目的成立类金融控股公司，总以为控制了金融机构就能得到资金支持，就能促进产业的发展，例如德隆。
以这次德隆所产生的后遗症看来，政府的监管显得姗姗来迟，而且基本上都是在亡羊补牢，不是防患于未然。当中最主要原因是当一个企业集团例如德隆形成类金融控股公司后, 由于控制着不同的实业企业和金融企业，本应受到不同监管当局的监管。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的法律、法规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章均未对金融控股公司作过严格的定义界定，造成监管的困难。
德隆的问题虽然已经受到了金融监管当局的严格监管，但对于类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困难度可能目前还未受到有关当局的注意。类同于德隆集团，首创集团、东方集团、海尔集团以及新希望集团等的类金融控股公司存在几项有关当局不得不注意的问题。
第一, 资本充足率问题。建立资本充足率制度是监管金融机构制度中一项基本内容。如果母公司控股金融子公司E5%的股权，金融子公司E又控制子公司C5%的股权，该子公司C又持有母公司6%股份。母公司与子公司E、C间的资本就有重复计算之嫌，并且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