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中，详细罗列了这些上市公司是采取多么-狠毒的手段 .23
我们的工作一般要求“内行领导内行”，高新科技企业尤其如此。我们的研发人员多透着这么一股味道：说我不行，怀疑我，你自己来，老子不干了。所以，我们的研发机构一般提拔什么样的领导呢？就是要提拔研发组中最好的研发人员当组长，否则，镇不住下属。根据调研结果显示，76%的公司是从技术部门的技术尖子中提拔，而只有24%的公司从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中提拔。但在美国，科研人员拿不了MBA的话就别想当“组长”。西方研发机构中，往往是学管理的“外行领导内行”。“内行领导内行”有什么错呢？比如评价研发人员工作，我没水平，怎么评价人家呢？所以要找一个最有水平的人来当“组长”，他才可以给下属“打分”，这里便有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但这一观念不利于企业研发的发展。再看西方的“外行领导内行”。当研发人员发明出一种产品的时侯，他自己须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好的，而不是由领导来评估。因此，他就写很好的报告，做出很好的模型，他还要对产品进行一遍一遍的测试，拿出数据，来告诉这位“外行”领导我的产品有多好。这位“外行”领导用什么眼光来评价你的产品呢——他是个普通消费者，这个“普通消费者”说好了，你的产品才OK。
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管理中，追求个人的能力和作用。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和企业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但很少听到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团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导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更不要说当“鸡身和鸡尾”。这也正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是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根据调研结果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能赚大钱。可在西方却不然,他们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他们不会倚重于个人的创造能力，而更多的依靠制度的运作。
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技术是否先进，水平是否领先，没有进度和时间观念，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把 “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作为新产品的研发的座右铭。因此，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延期，经费不断追加，状态不断更改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發表於 2006/12/09 11:42 PM
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北京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将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收购系列上市公司的方法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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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辞激烈的质疑给郎咸平带来了或明或暗的压力。
8月16日，郎咸平教授针对格林柯尔发来律师函一事在北京长江商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本报记者在会前对郎咸平教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专访。
“我敢讲就敢负责任”
记者：收到顾雏军律师函的时候，你觉得意外吗？
郎咸平：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律师函。此前，即便在对德隆等企业的研究报告发表后，也没有收到过律师函。
我觉他应该还是走法律程序好一点，像他律师函中所用的这个口气，让我更加火冒三丈。难道你还可以用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吗？那我就等着你。不仅我等着你，全国老百姓都等着你，看看你准备怎么做。
对于他的这个做法，我不仅不害怕，反而很兴奋。如果他像海尔一样低调，那么我反而会有失落感。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更加深了我奋战到底的决心。可能我是一个好斗的人吧。
记者：对于你挑战内地企业的做法，你的家人和朋友是怎么评价的？
郎咸平：对于这个事情，大家都比较关心。有人问会不会因此带来什么麻烦。我说不会。既然我讲了，我就会完全负责到底。包括和我一起合作的学生，我都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会一个人负责到底。
我敢讲就敢负责任。我研究所用的一切资料可都是格林柯尔公布的。
记者：除了记者会之外，你还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郎咸平：最近有相当多的律师来找我，建议由我牵头成立一个由律师和会计师组成的、民间发起的“保护中小股民委员会”。对不法的上市公司，通过类似的研究揭示出它们非法的本质来，然后就采用法律手段进行控诉。
我也在考虑这种方法的可能性。
“我希望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请谈谈你做这些研究的目的。
郎咸平：我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改变大家对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思维误区，保护国有资产。这是比保护中小股民利益更迫切的一个问题。从现在媒体和网民的反应来看是很积极的，我对前景也很有信心。
产权只是企业经营中的一小部分。不是解决了产权问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私人公司破产的比国有公司要多得多。把任何问题都归结于产权的人，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这种简单化的思维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我希望研究能够起到加速器的作用，让大家提早觉醒，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有人认为你的这些研究是有利益背景的。你承认吗？
郎咸平：我是为理念而做事的。我希望出现一个寓富于民的中国社会，把财富还给老百姓。所以不允许大企业搜刮老百姓财富，保证老百姓的权利不被剥夺。
我现在衣食无虞，也有社会地位。为自己的理念做研究，我会得到更多的尊重。没有哪个上市公司老总会认为郎咸平是为钱做研究的，只有一些小人物会这么想。
国内的很多学者收入很低，但我不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否认我是很有钱的人，我在香港的房子也价值上千万。我还会在乎那点小钱吗？
“合法的操纵真是太可怕了”
记者：请谈谈格林柯尔报告的出台过程。
郎咸平：我本来就很想研究顾雏军，对他已经关注了很久。他很高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每当他完成一次上市公司收购以后，股价立刻大涨，业绩在几个月之中就突然变好。对于这一点，我根本就不相信。完全违反了金融原则。一个公司由亏转盈是非常困难的，公司的各方面都需要改革，这没有几年功夫是做不到的。
他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这其中一定有猫腻，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操纵。这就是我想研究他的原因。
正式的研究是从今年4月开始的。在我的指导之下，几个学生可以说是不眠不休，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耗时3个月，才把这个报告做出来。
研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公开披露的资料，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在里面。要用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来证明其中存在的矛盾，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记者：此前，你研究的重心都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人们称你为“郎监管”。现在有人把你叫做“国有资产守护人”，为什么你的研究突然转到了国有资产保护上面来？
郎咸平：不是我刻意转的。我做这些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是在研究中我突然发现，问题不是那么单纯。在收购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大量流失。这是无意中发现的。
我本来是想通过研究来证明，被收购公司突然扭亏为盈是一种数字操纵的假象。后来，我们证明了顾雏军是通过费用的调整来实现扭亏为盈的。做到这一步，我们就不禁想：为什么顾雏军能够事先调高被收购公司的费用水平呢？随后才发现，原来调整费用的时候，顾雏军已经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了。这让我们很好奇，再次的调查发现，在格林柯尔所有的上市公司收购中，顾雏军事先都已经是被收购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费用的调整是在顾雏军担任董事长的任内完成的。
调查到这，我们又想：是谁让顾雏军当上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呢？被收购的这些企业都属于国有企业，而且都存在大股东欠钱不还的问题。根据披露的资料，顾雏军通过各种方法让大股东不用还钱了，那么是不是有“投桃报李”的嫌疑呢？
这中间损失的就是上市公司和股民的钱。
通过同意原大股东以商誉抵偿债务等方法，上市公司就被用很低的价格收购过来了。而且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公司法没有规定不可以这样做。这一切操纵都是合法的操纵，合法的自我定价。这种事情真是太可怕了。
“国有资产合法流失”
记者：你能爬ㄒ幌抡庵址⑸谥と谐∩系墓凶什魇У奶卣髀皓t
郎咸平：这些事件都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收购者和褚时健不一样，他们都会寻找最好的法律顾问，保证所有的操作都是符合中国法律的；第二，收购者会采用各种方法，来保证收购的价格是由自己来制定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种类型的国有资产流失？
郎咸平：这种现象要比通常的上市公司圈股民的钱要复杂得多。它还涉及到民营企业和国企老总用国有银行和股民的钱去圈国有资产的问题。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股民，而且是国家。
这类问题在我以前对亚洲其他各国的研究中都没有发现。在以往的研究中，圈股民钱的情况很多，但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多的国有资产，所以不存在圈国有资产的问题。这种情况很类似俄罗斯。
记者：你在研究中发现，国有资产是“合法”流失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
郎咸平：之所以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就在于我们国家的法律缺位。我们国家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只要是法律条文上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但我们的公司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欧洲和美国抄来的，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在那些国家，可没有什么职工持股会，也没有什么国资局和国有股不流通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的公司法无法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制约。使得收购者有机可乘，以合法掩护非法。
这些年，国内引入了美国的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概念。MBO是什么？就是收购公司在外的股权。MBO的前提是股份有一个市场价格在，因此管理层可以以一个溢价来收购公司。但我们国内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国内大多MBO的运作模式是：向国有银行借钱，收购国家股，收购的价格是由管理层自己制定的，收购完成之后管理层就变成企业的主人了。全世界就只有中国还存在这样荒谬的事情。
这些行为本来需要给予严厉打击，然而按照现行的法律，这些行为却都是合法的。
“政府干预要退出国有企业”
记者：海尔难道不应该进行MBO吗？对于发生在证券市场上的国资流失问题，你认为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郎咸平：海尔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就不应该进行所谓的MBO。我认为现在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刻。应该出台一个法令，所有国有资产的移转应该全部停止。不仅如此，还应该确立一个原则，所有国有企业的老总都没有资格拿企业的股权，只能获得期权。讲得更直接一点，国有企业的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就像是家里的保姆，应该承担信托责任。做不好就下台，做得好是应该的。
记者：这种思路似乎与“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念格格不入？
郎咸平：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竞争过于剧烈，而不是竞争不够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加强监管，减少竞争，多做产业整合。但是整合不能由民营企业家来做。要停止国有资产的移转。国有企业的老总也要确立职业经理人的观念。
那种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就能搞活企业的观念是错误的，很多提倡这一观念的学者都没经过研究，而是拍脑袋得出的结论。很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以后，企业就变成老总私人的了，这是对全国老百姓的不公平，是很可怕的剥削。
国有股在全世界都有的，连瑞士都有，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呢？因此国有股并没有错，但是要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的老总都要定位为打工仔。做得好就拿高薪，做不好就应该走人。此前，国内更多地讨论国企老总的收入太低了，但却很少有人讨论一下这些企业老总对国家的责任。这其实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兼顾。我们国家并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我们只是存在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
现在的迫切问题也不是国有企业要退出市场竞争，而是政府的干预要退出国有企业。不是应该把国有企业连根拔起，而是应该把国有企业背后指指点点的人连根拔起。股权是属于国家的，但是经营者也必须获得经营者的主动权，按照市场规律把企业经营好。
我的这些观点都是以我对各国国有企业的研究为基础提出的。我有资格讲这些话。
2006/12/09
郎咸平：资本市场正在改变中国
中国经济的大趋势正在成为资本市场不断扩张、投资环境得以重塑的关键推动力量。自成立以来的10年间，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日趋扩大，成为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将世界上其它所有的新兴市场都抛在了后面。大规模民营化、养老金改革、金融业重组以及全国范围内科技产业的兴起都将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预测，2010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万亿美元左右，占GDP的65％。
资本市场是中国众多产业进行结构性重组的催化剂，从而有助于中国企业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中央计划体制下，资本回报率却始终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如今，中国领导层认识到，完善的资本市场对增强投资效率、提高生产率及维持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
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股权文化正在中国逐渐兴起。中国的投资者人数正在不断增加，2000年末约为6000万，这将成为中国当前经济革命的强大推动力量。股票、债券和住宅正在使中国转变为一个财产所有者之国。
试管婴儿正在成长为一名巨人
中国国内证券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5900亿美元，在亚太地区排行第二，仅次于日本。它不仅超过了中国香港特区，而且将世界上其它新兴市场远远甩在了后面。在其短短的10年历史中，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迅猛，大大超过了亚洲、拉美以及东欧的其它新兴市场。
在许多不确定状态中，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此举曾遭到了一些保守派的非难，他们认为建立股票市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信念的背叛。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对这个大胆的设想表示了支持。务实的改革派占了上风。自此之后，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学，试图弄明白这个资本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制度——证券市场的奥秘。
在10年内，中国上市公司的数目已达1100多家，但大多是在A股上市。A股市场的日均交易量为35亿美元，是香港的2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B股市场。作为此前专门为外国投资者设立的证券市场，B股市场与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强的A股市场相比无疑是相形见绌的。长期以来，B股市场的交易价格相对于同类的A股有明显的折价。2001年2月，中国政府向国内的零售投资者开放了B股市场。
债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0年中也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到2000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已经在亚洲名列前茅，市值达2200亿美元。但是，这些债券大多是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所占比重很小。中国企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其规模高达GDP的120％。
2000年，中国的A股和B股市场比世界上主要的股市表现都好，分别增长了50％和95％。进入2001年，它们的表现依然很出色。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证券市场巨大的供求缺口、上市公司有限的自由流通比率(平均为30％)，以及其它一些特殊的因素。
除了在中国国内刚刚起步的证券市场上市以外，中国政府还鼓励内地企业到海外的资本市场——主要是香港证券市场——融资。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第一支在香港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H股首次露面。其它内地企业也纷纷通过股份制改造，在香港注册并上市，成为所谓的“红筹股”。但是，这些很早上市的红筹股和H股企业要么规模太小，要么业务过于分散，国际投资者对其兴趣索然。
1997年是中国上市企业的转折点。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片混乱之中，中国政府成功地对国民经济支柱之一的电信行业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将中国移动(即原来的中国电信[香港])在香港作为红筹股、在纽约作为ADR(美国寄存凭证)上市，这无疑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举动。此后，其它大型国企包括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石化、中海油等纷纷跟进。自从它们成功地首次公开上市之后，这些企业的股票就成为国际投资者的主要持有对象。到2000年末，总共有99家红筹股和H股企业在香港挂牌交易，市值达1600亿美元，占港股总市值的28％。
经济大趋势
大规模民营化、产业兼并、养老金改革、金融业重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科技产业发展等重要的结构性变革趋势正在兴起，将推动和刺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我们预计，这些大趋势与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富于冒险创新的文化相得益彰，并在未来的二十年中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发达的金融体系之一。
大规模民营化
对于一个拥有几十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历史的国家来说，政府始终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1978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国有企业产值占到全国GDP的80％。此后，国有经济的地位逐渐下降，而私人企业、农村经济，以及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得以迅速扩张。到2000年，国有企业产值占全国GDP不足30％。然而，国有企业的职工总数仍然占中国城市劳动力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控制着国内的大多数资产，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筑和工业厂房。一些重要的领域，例如电力、航空、铁路、银行、媒体、石油和燃气等，长期以来仍然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部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资源分配错位。
对任何一个具有中央计划传统的国家而言，民营化不仅是其结构性改革获得实质成效的关键，而且是对政府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政治决心的严峻考验。
1997年秋，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15大会议上决定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彻底改造，建立以股份制和其它私有制形式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重要的政策转变为中国30万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铺平了道路，而在此之前，民营化在政治上还被认为是一个禁区。
在过去的3年中，中国坚定地执行了民营化的政策。一些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例如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石化和中海油等，都纷纷进军国际资本市场。
而好戏还在后面，尽管面临着关停并转、减员增效、失业率上升的挑战，中国的改革者仍然决心继续推进民营化进程。在未来几年，中国企业计划在海外上市的融资额将继续大幅度增长。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民营化的重心将转向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有线电视、金属冶炼加工、科技等新兴行业。我们认为，中国在所有权多元化方面将迅速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靠近。
产业整合
随着中国民营化步伐的快速前进、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不得不走兼并之路。同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邻国一样，中国经济因多年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而面临着生产过剩的问题。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了愈发激烈的价格战，并对国家经济造成通货紧缩的压力。中国企业需要通过兼并来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寻求规模效益。
以中国航空业为例。1990年，中国航空业被仅有的一家国有公司垄断。取消管制后，中国航空市场形成了多家竞争的局面，遗憾的是，钟摆却摆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到2000年末，中国已经有了35家全国的和地区性的航空公司。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应，过度竞争损害了大多数航空公司的利益和活力。目前，政府批准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航空业兼并计划，将30多家企业合并到三家大企业：中国航空、南方航空和东方航空。其中，后两家企业是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必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并会真正面对《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的有力竞争，那时候中国企业面临的兼并压力还将继续增加。我们预测，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中最活跃的并购市场。
养老金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建立一个社会安全保障网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中国经济重组不可避免地造成企业关闭、破产，大量工人下岗。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是以企业为基础的，但随着国有企业因财务状况恶化而难以继续承担这项沉重的社会包袱，这种福利制度也就难以为继。为了从社会和政治角度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缓解最为脆弱的失业和退休人群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定时炸弹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4％，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尚大大低于目前经合组织国家。但是，中国人口寿命的迅速延长(中国男性69、女性73，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以及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控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可能将进入人类历史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如果以法国这个西欧国家为例，其老年人比例在大约75年内翻一番，而对中国来说，实现这一转变恐怕只需要20年的时间。据估计，中国的老年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20年达到22％；这样，中国将要比西欧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更早期、人均GDP低得多的时候就面临老龄化危机。
养老金改革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鉴于短期压力的迫切性和长期挑战的严峻性，朱镕基总理将养老金改革列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世界其它国家，养老金改革是一个很敏感、很复杂的政治问题。在中国，有关养老金改革的争论也非常激烈。有人建议中国采纳很多经合组织国家普遍使用的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公共养老金制度(辽宁省老目前就正在进行这样一种基本上以现收现付为主要内容的养老金改革的试点)但也有不少人士和政策顾问建议实行一种完全积累、民间管理和缴费确定型的养老金制度。如果后者一旦被采用，那么个人退休账户将成为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支柱，与智利的养老金制度和香港近期引入的强基金制度(MPF)十分类似。
一个正确合理的养老金改革模式可能会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不同的养老金改革战略会对金融部门的发展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现收现付制度可能会抑制国民储蓄，从而有碍金融深化。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采用了个人退休账户制度——我们认为是可能的——那么它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如果职工和企业各缴工资单的8％，都存入个人退休帐户，我们预计到2030年中国养老金的资产积累规模将达到6．4万亿美元，占GDP的40％。强制性养老金储蓄将和人寿保险资产、共同基金以及其它形式的储蓄一道形成一个巨大的储蓄库，在未来几十年中将推动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
金融业重组
脆弱的银行体系是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前景的最大威胁。中国的金融体系由国有大银行主宰，其状况令人担忧。据我们估计，其不良贷款比率高达40％。虽然中国有幸逃脱了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但是这次危机的确也为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金融体系，国家的经济前景将不容乐观。
银行业改革现已开始启动，正在不断向前推进。1998年，中国政府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债券，为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注入了资本金；1999年，陆续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解决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目前，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接管了从这四大国有银行中剥离出来的1．3万亿元不良资产。但是，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和财产接管体系，也缺少有流动性的不良资产。因此，中国银行行业的不良资产盘活率将会较低——在可能的情形下，预计为30％。抵消贷款损失和为银行重新注资，估计要花费3900亿美元，占中国2000年GDP的36％。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银行业改革对财政的压力，调整银行体系的资本结构以保持长期活力，改善经营效率和提高股本回报，中国政府决定对大型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中国银行是率先进行改革的机构。中银(香港)正在积极进行重组，不久将在股票市场上市。
在中国努力使其银行部门向更加健康、高效的金融机构转变的同时，市场的激烈竞争将导致金融非中介化。银行业将面临着储户将存款转向其它储蓄工具，贷款业务减少，企业更多地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世界发展趋势类似，中国银行业相对于金融体系总资产和GDP的比重将会下降。随着企业更多地从传统的银行贷款转向证券和债券融资，以及储户更多地将流动资产从银行存款转向股票市场和固定收益的债券市场，中国资本市场将全面临巨大的扩展空间。
科技产业的兴起
中国拥有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巨大潜力。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发展完备的教育制度、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富于创业精神的企业家文化，因此完全有能力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鉴于中国台湾在半导体、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产业取得的成就，以及印度近年来在发展软件产业方面的惊人进步，中国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科技产业。
但是，流入中国的风险投资规模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总量相比非常微不足道。为了支持企业家创业，中国迫切需要创业资金。由于国内的风险投资产业还很弱小，创业公司只好依赖于国外风险资本家的投资。然而，中国吸收的风险投资额仅占国外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很小一部分，远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所得到的国际风险投资。
资金撤出渠道的缺乏是吸引国外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主要障碍，尽管拥有很大的技术发展潜力，但是中国得到的风险投资却很少，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缺少投资撤出的渠道。虽然国内的证券市场增长迅速，但是得到国外风险投资的企业在上市过程中会遇到重重障碍。据估计，中国目前已经有几千家新兴的科技公司。如果它们能在国内上市，必将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扩大，从而反过来有助于中国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腾飞，建立风险投资不断增加、资本市场不断扩大、高科技产业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需要培育一个活跃的风险投资产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而资金较容易撤出的渠道，同时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中国资本市场拥有璀璨的发展前景
中国拥有高储蓄率、富于冒险的传统文化，企业由银行贷款转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个人也从银行存款转向证券投资，再加上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多样化的产业，中国的资本市场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这些储蓄的绝大部分体现为银行存款，或是藏在床垫底下。最近，虽然人们对股票投资的热情逐渐高涨，散户投资者的人数也迅速增加，但是在中国家庭目前的流动资产总量中，只有4％投入了证券市场。我们预计，到2010年这个比例将至少与中国台湾地区持平、新启动的长期契约性储蓄如人寿保险和养老保险将有助于增加对股票和债券的投资。
同时，一个活跃的房地产市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在进行国有企业重组的同时，近期实施了住房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中国政府结束子长达几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鼓励城市居民自己买房。在过去两年中，房地产投资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现有住宅和新建住宅的销售额也迅速增加。鉴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而房屋拥有率却极低(城市人口中只有25％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对住宅以及抵押贷款的需求将会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目前，中国的抵押贷款仅占总贷款余额的5％，而在中国香港特区，这个比例在50％—60％之间。房屋抵押贷款市场的急剧扩张将会为中国抵押债券业务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从而增加中国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并使长期储蓄和长期投资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
迫在眉睫的挑战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潜力虽然巨大，但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务之急是如何挤出股票市场的泡沫，长期任务是强化监管体系，杜绝证券业内的腐败行为，为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股票市场平均市盈率达到60、股票市值明显被高估的情况下，市场很有可能会发生相当规模的调整。中国的股票市值完全脱离了市场的基本面。散户投资者的市场投机心理、盲目的热情和经验不足，再加上期货指数的缺乏及操纵行为的存在，中国证券市场被大大扭曲了，并导致市场供求之间的严重失衡。政府曾经长时间地把股票市场当作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低成本融资的场所，是银行优惠低息贷款的一个替代选择，而忽视了在这些国有企业上市前后对它们进行根本性的重组，上市配额制度曾经大大限制了新股的上市，最近才刚刚被取消、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那些不能进行交易的国有股和法人股，自由流通股仅占30％。由于发行的新股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投资者对股票购买的“好胃口”，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首次公开上市(IPO)的股票往往需要抢先认购。正因为如此，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才被抬高到一个离奇的水平。
糟糕的透明度、猖獗的市场操纵和证券欺诈使中国股票市值被高估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严重地玷污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证券市场的信誉。但是，中国幸好有那些比较独立的专业金融媒体，这些问题很快就被揭露了出来。不久前，销量很广的《财经》杂志在其一期的封面文章中报道了基金管理业的黑幕；2001年1月，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说，中国目前的股市“比赌场还黑”。由此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延误已久的有关资本市场改革的激烈争论。
资本市场改革
中国政府对这些问题极为重视。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开始对有问题的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整。在近期对中国基金管理业管理混乱的状况进行了调查之后，作为清理整顿的一部分，有30多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被辞退或受到处分。另外，一家在上海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公司由于管理不善，多年来始终无法回报投资者，最近在证监会的敦促下被上海证交券市场挂牌交易的公司由于管理不善，多年来始终无法回报投资者，最近在证监会的敦促下被上海证交所摘牌，这是上市公司被摘牌的第一个案例，向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心，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中国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确保中国资本市场的完整性，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证监会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周小川主席和高西庆副主席作为坚定的改革者而广受赞誉。香港资深监管专家史美伦最近被证监会任命为新任副主席，成为中国首位从海外聘请的副部级官员。证监会还聘请了多位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丰富国际经验的年轻专家，补充到自身的队伍中来。
中国下一步将扩大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应引进更多的优质私营企业、高科技公司和跨国公司在本地股票市场挂牌交易，并加速债券市场，包括政府公债、企业债券和抵押债券市场的均衡发展。同时应尽快放开利率制度，使其与国际市场接轨。
政府应该支持金融创新，为投资者引入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使投资组合更加多元化。随着中国与世界经贸往来和投资联系的日趋紧密，中国企业、银行和私人投资者需要更加完善的风险防范工具。因此，政府应创造条件引入多样化的金融衍生工具，例如期权、期货和掉期交易等等。
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
中国即将加入WTO不仅会促进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而且将会成为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催化剂。对中国来说，开放资本项目不仅是一个政策选择，而且是市场的需要。开放速度快慢将取决于国内金融部门重组的进展情况。我们预测，人民币将在五年内实现完全可兑换。
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处于分割状态，存在不同货币形式的多种股票，面向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群体。我们预计，它将在5—10年中实现标准化并统一起来。国内证券市场将以QFⅡ(合格的机构投资人)或其它类似的模式逐渐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开放，中国投资者也将可以买卖国外证券，实现投资组合的国际化和多元化。虽然中国目前在加入WTO的协议中并没有为国外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提供更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有利条件，但是，这种情形会在5年内发生变化。和其它很多情况一样，中国的改革者们最终会认识到，向国际金融机构开放国内市场将有助于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专业水准，为本国产业引入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从而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我们预测，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金融一体化程度将会不断加深。
上海和深圳正在成为内地重要的金融中心，而香港是中国公司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主要门户。随着国内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培育的日趋成熟，它将会对香港的“东方曼哈顿”地位形成挑战。如今，上海这个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重要城市重新确立了它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如何应对来自上海这一姐妹城市的挑战，我们将拭目以待。
然而，我们认为这市场竞争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香港和上海各有自己的特点和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将会导致对金融服务总体需求的增加，为这两个城市提供了共同的发展机遇。香港资本市场的法治、透明度和稳固的监管设施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上海为国内广大企业和私人投资者提供增值金融服务的能力。资本项目自由化及先进的信息技术将会使地域界限变得毫无意义，说不定香港和上海股票市场将来会合二为一。内地的增长潜力以及香港的监管框架将会为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将在未来10年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
结论
大规模民营化、养老金制度改革、金融业重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科技产业发展等显著大趋势，是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投资环境日趋改善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市值已达5900亿美元，排行亚太地区第二，仅次于日本，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它所有的新兴市场。中国年幼的证券市场业已成功培育出一批效益好、多元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将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的关键力量。我们预测2010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万亿美元左右，占GDP的65％。
对于中国的很多产业如石油、燃气和电信等，资本市场是企业重组的催化剂，并将有助于中国企业获得更高的股本回报。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已经提供了初步的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国有银行的借贷现象严重，资本回报率始终很低。中国领导人如今认识到，完善的资本市场对于提高投资效率和生产率以及维持中国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股权文化正逐渐在中国兴起。中国的投资者数目迅速增加，到2000年末已达到6000万。它将成为当今中国经济革命的强大推动力量，重塑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格局，这是正在中国兴起的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股票、债券和住房正在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所有者之国。无产者已经退出了，股东们正在兴起。
中国投资者同他们的北美和欧洲同行一样，关注其资本的安全，希望得到理想的投资回报。他们因此呼吁责任制度、透明度和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需要依靠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转来分散风险，提高收益。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活跃的股东文化在中国的兴起。
从根本上说，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助于中国加速法治、产权制度和经济自由的确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会对中国今后的变革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并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创造一个光明的经济和政治前景。
20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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