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郎闲评》被封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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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郎咸平中文网论坛] http://www.langxianping.com.cn/bbs
郎咸平在上海第一财经主持的《财经郎闲评》电视节目一直好评如潮，但最近被上海市委宣传部叫停。郎咸平在节目中以词锋犀利、见解大胆的话题「得罪」不少人，并引发一场改革反思的大讨论，导致有关部门不满。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上海第一财经主持的《财经郎闲评》电视节目一直好评如潮。不过，这个连续一年半不间断的纯财经节目最近停播了，不少观众在预定的时间打开电视机，再也看不到郎咸平架着眼镜侃侃而谈的模样，再也听不到郎咸平揭露时弊的辛辣批评。有人在网上四处发贴询问：请问《财经郎闲评》的播放时间有何改动﹖
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网络中，第一财经的频道介绍栏目依然挂着《财经郎闲评》的节目介绍，郎咸平那张大头照和招牌笑容还是那样灿烂。介绍说，「《财经郎闲评》是第一财经的全新财经脱口秀节目。由香港著名经济学教授郎咸平主持，以闲话家常的方式为观众评说当前最抢眼的、但又意想不到会在电视中看到的财经事件或话题」，并强调，「该节目不仅追求深度、新闻性，更注重好看、好听，整个节目气氛是愉悦而轻松的，话题是大众化且严肃的」。但这个每周播出一次的黄金节目，自三月份起停播了。这个节目从二零零四年七月开播以来，每星期日晚上播出，隔周六回放，总播出约八十多集。
这个「大众化且严肃的」节目突然被腰斩，多少令大众有些惊奇及感到问题「严肃」。亚洲周刊致电上海第一财经总导播金唯一询问停播的原因，金唯一回答说：「我们已经公布了，按规定主持人都要上岗证。」据了解，所谓的上岗证是央视对主持人的标准普通话的要求。观众都看出，半年多前，第一财经为避免授人话柄，另外安排了一位女主持，在节目中郎咸平是改以嘉宾身份出现的。金唯一表示，有关停播的通知是主管部门发出的，他不愿意对该节目播出以来的收视效果作评价。当被问到「如果郎咸平不担任主持，仍做嘉宾行吗」﹖金唯一迟疑了一下说：「当然可以，只要有合适的内容。」
亚洲周刊获悉，停播郎咸平的节目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发出的通知，而且要赶在北京召开两会前「解决」，停播《财经郎闲评》的理由自然不会是他的普通话太普通。知情人士告诉亚洲周刊，两会期间是敏感时期，而郎咸平以词锋犀利、见解大胆的话题，如「长虹巨亏」、宇通集团九天大变脸、批评股权分置等等议题，「得罪」了不少人。加上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造令国有资产流失的言论引发「郎顾」（顾雏军）之争，引发中国一场改革反思的大讨论，讨论在京城异常激烈。知情人士表示，「上海不想为这样的争论开辟一个战场，只有牺牲郎咸平了」。
郎咸平表态支持改革
今年以来，坚持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论越演越烈，尽管郎咸平在多个场合表示支持改革，与改革的保守派划清界线，但有人还是将郎咸平视为否定市场经济的保守派。农历新年过后，郎咸平针对日见激烈的改革争议，再次撰写《改革路径应重新定》长文，打正旗号支持改革，指出：「最近网上有大量的文章讨论改革的话题，但是我认为讨论方向有点偏差，甚至有人会无限上纲地提出我反对改革的说法。我必须明确地指出，改革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我想明确地指出--改革路径的选择才应该是目前讨论的焦点。」尽管如此，郎咸平的节目还是被停了。
《财经郎闲评》不仅由名牌主持，也时常请来海内外的著名企业家和学者作为嘉宾，中国企业家王石、冯伦、台湾著名经济学家李纪珠、渣打银行的董事长等都是该节目的座上客。知名的《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德国《镜报》都作过报道，一些国家驻上海的总领事都有领略郎咸平在主持该节目时的风釆。《财经郎闲评》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实际上已是一个国际品牌。
据央视系统的收视调查公司的调查，《财经郎闲评》节目开播三个月，收视已跃上一点五，有时比一些误乐及体育节目还高，频频跻身上海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前三名，有时还排名第一。在郎咸平主持下的财经节目成为时尚，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上海女性有三个新时尚：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包、戴卡地亚(Cartier)手表、看《财经郎闲评》」。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记者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坦诚每周必看《财经郎闲评》，周围亦有一批女性朋友是这个节目的爱好者。她毫不掩饰地称赞郎咸平形象迷人，「些许花白的头发有岁月的痕迹，但也更显权威的魅力，他属于学者、智者、靓者，不少知识女性喜欢」。
有观众指，《财经郎闲评》很通俗的分析评论，类似《李敖有话说》脱口秀节目。这位女记者却并不完全认同，她认为，郎咸平是讲财经，其学术性、专业性及说理性更胜李敖。「这个节目停播，损失最大的应该是观众，郎咸平以数字说话，案例剖析，每次节目都好像在上MBA的课程，少了郎咸平，上海观众的知情权受损。」这位郎咸平的「粉丝」最后还加一句：「我不认为郎教授的普通话有什么问题。」
其实，受损的还不仅仅是上海的观众，《财经郎闲评》节目在江浙，甚至江西电视台都有转播。一位外地网民在他自己的博客网站上写道：「有段时间，上海第一财经每周五的《财经郎闲评》成了必看节目。郎氏真实严谨的治学风格、犀利的观点和拳拳社会良知，令人追慕。还曾特地发e-mail给该栏目组，誉之为财经界的Discovery。好久没看电视了，今天抽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MSN财经上将《财经郎闲评》的录像差不多看了个遍。」但这位「郎迷」如此的财经享受，因郎咸平节目遭停播而中止了。
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创办人严义明律师去年批评科龙前董事长顾雏军涉嫌犯法，并提出罢免。严义明曾经作为嘉宾上了郎咸平的节目，听说郎的节目遭停播，连连说：「上海这样的声音太少了。」他指出，郎咸平提出的批评比较尖锐，但良药苦口，「虽然在有些观点上我们还并不完全一致，但至少郎教授讲了事实，有公正性亦有利社会进步」。
有人说，郎咸平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的小孩，天真地说出了众人不愿也不敢说出的事实。上海证券分析师梁灵久指出，郎咸平主持财经节目，他的话语风格、语径与其它主持人不一样，敢于对商榷的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这是一个评论有深度、视角有广度的节目，代表了一种声音。在财经多元化的趋势下，评论、分析多元化，多种声音不是坏事，「这样的财经评论，总比现在一些下三流的电视剧充斥市场要好得多，封掉太可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上海要继续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就要海纳百川，允许百家争鸣。如果停播郎咸平的节目，真的如金唯一所言仅仅是他的普通话出格而非言论出格，那既然郎咸平可以用他的普通话做嘉宾，《财经郎闲评》就应让他以嘉宾身份继续播下去，因为观众关心的是节目所带来的养份，而不会管你的嘉宾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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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小档案
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台湾桃园县农村，台湾东海大学经济系毕业，台大经济学研究生，一九八六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二零零四年郎咸平质疑格林柯尔、TCL、海尔等企业的改革模式，认为以产权为主导的改革是错误的，由此引发了近年来中国大范围内的国企改革大辩论。
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
张宏良
次级债引发的欧美金融动荡，改变了国际垄断资本围猎中国的计划，由原先通过拉高后做空中国金融市场来席卷中国财富，转变为由中国金融机构直接为陷入金融危机的西方银行买单。要想让中国金融机构直接为西方银行的巨额亏损买单，显然股指期货暂时还派不上用场，更加急需的是要创造一种能够把中国的外汇资产直接用于西方银行的工具，这就是互换。于是，互换便取代股指期货率先登场，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推出的又一创新形式。所谓互换简单讲，就是在既不改变所有权，也不形成债权债务条件下的一种金融资产交换行为，其可怕之处就在这里。
比如张三有美元李四有人民币，他们之间有3种方式可以交换：一是互相卖给对方，美元人民币的所有权转移，双方资产负债表上十分清楚；二是互相借给对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双方资产负债表上同样很清楚；三是互相交给对方使用一段时间，到期彼此再换回来，就是所谓互换。为什么说可怕呢，因为张三的美元既不是卖给李四的，也不是借给李四的，而只是让李四用一段时间，期间美元仍然属于张三的资产，仍然在张三的资产负债表上，监管部门从资产负债表上看不到美元已经被李四拿走了，只有到期后张三从李四那里换不回美元时，也就是美元已经损失后监管部门才能发现。由于金融衍生品买卖形成的资产流进流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不出来，所以称为表外业务，表外业务的发生只有交易者本人知道，在资产没有损失掉以前，除操作者本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交易的存在。既然连交易本身的存在都不可能知道，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监管。所以只有在尼克·李森完全赔掉英国巴林银行以后，热罗姆·凯维埃尔造成法国兴业银行损失50亿欧元以后，监管部门才能事后得知交易的存在。这就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可怕地方。
而在所有金融衍生品中，互换最为可怕，因为互换本身就是为逃避金融管制产生的，并且当初恰恰是为逃避政府限制外汇资产流向国外产生的，如果说股指期货是金融核弹，互换就是金融中子弹，中子弹的威力就是在建筑物和战车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能将其中的人员全部杀死，作为金融中子弹的互换，同样能在资产负债表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把中国的外汇资产乃至其它金融资产全部掏空。中国人民或许在某一个早上醒来会突然发现，亿万人民数十年艰苦奋斗创下的金融家底已经空空如也，并且全部责任都会推到几个或者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已经失踪的交易员头上。对此，那些和西方国家串通起来掠夺中国外汇资产的买办专家，肯定会信誓旦旦地说什么我国金融监管十分完善，互换业务只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等。所以在此我们想提醒大家注意，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出监管金融衍生品的有效方法，特别是互换业务本身就是针对如何成功逃避金融监管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人类对其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要远远低于对癌症或艾滋病的认识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找到治疗癌症或艾滋病的成功方法之前，人类绝不可能率先找到管理金融衍生品的有效方法。当所罗门兄弟公司为IBM和世界银行完成第一笔互换业务的那一刻，历史就已经宣告了金融资本已成功拆除了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国界，当然是仅限于市场经济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互换等金融衍生品搬到中国来的根本原因。前些天我遇到《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向他询问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窟窿估计有多大？他说可能有2万亿美元。我当时一听汗就下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有2万亿美元的金融窟窿，我们有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好用来填补它的金融黑洞。
要用中国外汇资产来填补西方银行的金融黑洞，可以同时采用明暗两种手法，就明的方面来说，主要是由政府出面和由买办牵头，引诱胁迫中国金融机构直接向西方银行注入美元资产，越来越多的美国金融机构如同久旱逢甘露般地得到了中国注资，以至于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等其他西方国家的首脑，纷纷跑来中国要求利益均沾。在最近一次欧洲货币会议上，掌管2千亿美元外汇的中投公司老总已明确表示，中投公司不会在次债危机中，趁机攻击其他国家货币的漏洞，扰乱金融市场,而是要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什么叫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就是由我们来为全球金融危机买单。这是继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第二次为世界金融危机买单，如果说上次我们是为亚洲最富有国家买单的话，那么这次则是更上一层搂，在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买单。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中国金融资产搬到西方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贿赂控制关键环节的几个官员就够了。
而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正义良知和爱国精神之外，没有任何外在的制度建设能够有效阻止。过去有句话，叫做精神原子弹，可以说，精神原子弹是能对付金融核弹、金融中子弹的唯一有效方法。随着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打击的逐步展开，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30年来摧毁道德体系和理想主义的可怕后果。如同丧失了灵魂的人只能成为任人摆布的行尸走肉一样，丧失了精神的民族同样会成为任人宰割的一头肥牛，看一下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表就会发现，中国正在越来越成为一头待宰的肥牛，何时吃草何时喂水甚至连何时出栏都被计算得十分精确：随着国家股法人股越来越多地落入外资手中，我们适时搞起了股权分置改革；随着银行资产因垄断而飞速升值，我们又适时开放银行，以十分之一的市价把银行股卖给外资；人民币升值把国际游资和对冲基金引来了，我们又要适时推出股指期货；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了，我们又适时地推出了互换等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的西方银行出现了亏损窟窿，我们投资公司又在适时地注资，同时还适时地让他们到中国来发行股票债券，把中国老百姓那点儿养老活命的钱也拿来填窟窿------
目前我们账面上拥有相当于1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产和60万亿金融资产，加上股票市值共有上百万亿金融资产，另外还有上百万亿其它类资产。这上百万亿金融资产最终花落谁家，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相关官员的正义良知和爱国精神。在实体经济时代，金融资产的归属取决于制度和政策，只要制度和政策没有缺陷和失误，就不会出大问题；而在衍生金融工具主导的虚拟经济时代，金融资产的归属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因素，这就是目前西方国家把时间纳入破产范畴，对责任人实行终身惩罚的背景和原因。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西方国家豢养的改革精英摧毁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恶果了，可以说，如果不发生历史奇迹，中美之间金融战的结局已定，决定输赢的不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而是理想主义和爱国正义精神。美国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决定了美国君临天下的磅礴气势，决定了美国在金融战中的赢家地位，美国人也越来越尝到了精神武装的甜头，总统布什带领白宫一帮人天天在搞“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地天天下午学圣经，精神武装越来越强大，可以说，美国拥有的精神原子弹远远超过物质原子弹对世界的威胁。反观中国，30年来由美国培养的各路改革精英源源不断地汇聚膨胀，已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彻底解除了中国的思想武装，30年来所谓思想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解除思想武装的过程，用GDP代表的物欲主义否定了理想主义，用妖魔化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方法，否定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最致命的是用非毛化的方法打掉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意志和民族精神，打掉了中国人的精神原子弹，把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肥大国家。牛羊的肥大永远是为主人餐桌准备的，现在宰杀的时候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急不可耐地举起了刀叉，宰杀的工具就是各类名目繁多的所谓金融创新和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从来就是双刃剑，既可伤敌，又可自毙；在爱国者手里是伤敌的武器；在买办手里则是卖国利器，并且其卖国的速度和规模，会远远超过晚清所有卖国条约的总和。互换，只是其中一把最锋利的封喉利剑。
金融衍生品运行的高度私密性，决定了政府监管完全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莫说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是金融衍生品创新的老巢美国，也是无能为力。进入中国后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再加上由美国训练出来的金融买办又故意罩上一层专业性迷雾，使得金融衍生品显得更加诡秘难测，逐渐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致使中国上百万亿庞大金融资产的运作，完全落入了拥有西方背景的极少数金融买办手中，这极少数金融买办要么已定居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么身在港澳，要么怀里揣着绿卡，要么已悄悄地在海外安营扎寨------，这些人聚集成一个狭小的金融圈子，根据跨国公司的授意，布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平日则侈糜淫乱、纸醉金迷、挥霍无度，过着超越任何帝王的奢华生活。没有这些人的所谓金融改革和创新，外资不可能仅从十多家银行股差价中，一年就从中国攫取上万亿元的金融资产。这些人有意利用现代金融难以监管的私密性特点，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的金融王国，即便现在中央政府更换掉金融领域的全部行政主管，也撼动不了这个金融王国，对付这个金融王国，除了以色列的摩沙德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有效办法，胡*锦*涛新政的最大软肋就在这里，中国应对金融战的最大软肋也在这里。
写到这里，电视传来了南方数百万老百姓滞留在各个火车站难以返家的报道，我们的基础设施那么需要建设，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那么艰难，可我们流血流汗创造的金融资产却在流向西方银行，哪怕是拿出上百万亿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就能建造2万多公里铁路，何来春运难的问题！
中国拼命发展经济拼命赚取外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到了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注：此文是受何新老师委托推荐的！
陈志武：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不协调
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换给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这样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
陈志武先生
别拿美国次级贷说事
——郭宇宽对话陈志武(陈志武博客)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我们的交流是从国内热议纷纷的次级贷危机开始的。我问陈教授次级贷在你们那边影响大么，有点儿慰问美国人民的意思。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在他看来，他美国老百姓现在日子好得很，次级贷影响对美国社会微乎其微，即使经济发展速度阶段性调整也算不上危机，更向我介绍美国大选在即，美国国内情绪何等饱满，即便不是可视电话，我都能感受到那边陈教授眉飞色舞的兴奋。他反问我，你看春节以后中国老百姓是不是气氛有些不对，投资股票的垂头丧气，没投资股票的也为通货膨胀惶惶不可终日？股市在春节之后大跌，并在两会之际大跌，这在中国证券业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信心的逆转。
我们的共识是，中国如此的危机，几乎不能怪到美国次级债头上，是我们中国自身内在的严重问题所导致的，美国的次级贷危机并不能成为中国也爆发危机的理由，中国面临的危机原因是独特的。
美国这边很稳定
郭宇宽：最近你在美国那边感觉金融界受次级贷危机影响大么？
陈志武：有一些，一些金融公司在忙于处理不良资产，涉及比较深的公司比较紧张。
郭：次级贷危机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大么？
陈：有一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压力确实比较大，一些人原来没有支付能力，但因为过于乐观，零付款就买了很大的房子，眼下就供不起了，他们过于透支自己的未来，现在会很吃力。
郭：这种危机造成的恐慌情绪严重么？美元贬值没有给大家带来危机情绪么？
陈：这次危机影响面本来就是很窄的，对于大多数有支付能力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不会受到次级债什么影响。再加上美国现在国内物价比较稳定，国内就业率也不错，只要你不是出国旅游，大家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没有什么危机感。而那些本来支付能力很弱的人，房价一下滑，有一些确实面临个人信用破产危机，不过美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人原本就是弱势群体，现在就得回到原点，但也不会出现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露宿街头，吃不上饭，看不了病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社会遇到这样的危机会比较平稳，就算经济有一点增长放缓或者停滞，也没有太大问题，相信这个周期很快就会渡过去。倒是中国现在的公共保障体系和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状况更相似一些，这就注定了，我们一旦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伤害会非常强烈。
郭：这个危机有没有影响公众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
陈：我感觉不到，最近我们讨论得最多的大概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选举，美国人现在简直是热情高涨，特别这次奥巴马脱颖而出，更是让人感到美国社会了不起，你知道么，在我这个州统计，大多数男性白人都投票给了奥巴马，一个黑人也能被男性白人主流接受认可作为领袖，这说明美国社会的强大和充满希望，它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大多数人的预期都是大选之后美国经济就会走出阴影，要统计信心指数肯定是蛮高的。
次级贷本质是—— 委托代理机制的问题
郭：有一种观点说次级贷危机表现美国总体的金融体系出问题了，是这样么？
陈：当然是出问题了，但是要说得那么严重也没有必要，美国社会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使得危机相对于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国家能够较早爆发出来，使全社会意识到，不会刻意营造安定祥和的环境，捂住盖住问题。所以在问题牵涉面还不大的时候就提早爆发出来，社会也可以及早调整，反而还是件好事。
郭：但至少提醒我们，像美国这样一个金融非常成熟的社会，也还是会出现问题。
陈：是的，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的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困难。
郭：怎么讲？
陈：原来贷款由银行发放，银行负责核对发放条件的人，是非常严格的，因为美国都是私立银行，风险控制意识是非常强的，不像我们的国有银行会发什么政策性贷款。他们会很小心地要看这个人又没有还款能力，他要对老板负责，如果一笔贷款收不回来，他们就亏了，老板会把这种不负责任的人开掉的。但美国房价这些年来稳步上升，大家对美国发展也都非常乐观。所以有一些人原来没有买房能力的人，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贷款买房，银行的一个期望是房价还会上涨，这样就不担心人家没钱还款。再一个原因是，次级贷作为一个金融产品开发出来以后，发展过快了，本来把不同风险等级的贷款，打包让人们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投资，是一个金融创新。但现在的银行，左手发出贷款，右手就卖给次级贷公司，反正有人要，自己就不用操心了，这样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就中断了，银行放贷的人，不用再为信贷风险操心，而那些次级贷公司也不操心，这样就不负责任的发出大量贷款。在房价上涨的周期中，这些问题都不会暴露，房价一下跌，哪怕只有一点点波动，问题就显现出来。
但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的问题，这次敲响了警钟，只要在机制设计上稍作调整，明确一下贷款环节的责任，就可以解决，目前造成的损失有一个阶段就可以消化，不会对美国整体的金融系统造成太大的结构性影响。
中国自己的问题更加危急
郭：最有有些言论，把中国这次股市的大跌称作，受次级贷风波的影响。
陈：有些影响是肯定的，因为美国大概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金融体系是非常开放的，它的次级贷风险很多被全世界分摊了。这就是全球化的威力，美国经济好对全世界都是利好，美国经济不好，对全世界都是坏消息。
而当前有一个现象是反讽的，中国现在对金融开放非常恐惧，恐惧的理由是，害怕国际资本进来赚钱，占我们的便宜，他们就不想想，当中国出问题的时候，你关上门，就只有自己受罪，而开放也是这些国际资本来分担我们的风险。
郭：次级贷对中国的影响会有多大？
陈：没有多大，我们当前的股市大跌，基本不能怪到次级债上，我们应该说主要还是面对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比美国次级贷根子更深，危害也更大。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换给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这样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而政府掌握了钱，除了加剧它的腐败以外，它的驱动机制，决定了它不会首先从民生需要出发，而是从政府的体面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发，上大项目，搞面子工程，而且培育大量低效且腐败的国有企业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效率，让它们日子过得很好。并且这些腐败而低效的国有企业也正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问题，不过和美国的问题相比，可怕的是，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任的利益集团往往即使很清楚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缺乏足够的意愿去解决它。这个问题逐渐爆发出来以后的影响会比美国次级贷严重得多。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郭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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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重新思考“中国奇迹”
访谈者：李利明 受访者：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李利明：最近各界讨论最多的有几个话题，一是围绕新《劳动合同法》的争议，二是中国经济正在出现的新一轮国有化，三是在宏观调控中，很多政府机构的行为又退回到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对一些竞争性产业的价格上涨进行直接控制。我们希望你能结合自己的调查和思考，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陈志武：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经济成就很大，这是世人所见、世所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终于有了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各种问题开始表现出来。也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与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过度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等等。表面看起来这些现象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经济倒退了，还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指的是，后发展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所以会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动力，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以纠正“后发劣势”。
李利明：那么在你看来，中国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民营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所致。
我要强调，仅仅“改革”和“开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 “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 “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也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
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者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些技术的跨国移植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甫一实行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目前的成就。
李利明：你能否举几个例子。
陈志武：例子太多了。比如，中石油去年的营业额超过8000亿，利润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对中国GDP贡献10000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对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10000亿的产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据我了解，地下钻油技术在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明，而石油行业真正有规模地发展还是1900年后的事。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汽车业在190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国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没有1930年代建设的美国高速公路网络，汽车的普及就不可能。没有汽车的普及，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第二，飞机是石油业的另一个推动力量，虽然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是在1903年，但航空运输的真正兴起是二战以后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现像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汽车在全球的普及程度已经非常高，国际海运、空运的规模已经非常大，石油行业规模空前，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能源企业。现在，这三家企业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在10%左右。
再比如，电力行业等也是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简单说，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
李利明：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这一点不会有争议。但是，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1998年短短20年间就翻了两倍，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
陈志武：这当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自豪、庆祝。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背景。从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是中国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给了1978年以后。实际上，从195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两倍，而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现在也翻了两倍多。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中国的速度不是更快吗？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可是，50年前国际秩序和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跟30年以前中国准备改革开放时的情况，是没法比的。
比如，个人电脑和微软这类软件企业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现，互联网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这些新技术使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只要后发国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发展的国家，其追赶的速度就越快。此外，在过去30年，不仅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使各国的市场范围迅速扩张，而且从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邓小平，这么多国家同时进行市场化改革、自由贸易改革，使市场全球化出现突破性进展，这些都加快了中国的追赶速度，肯定比50年前的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赶超速度更快。
不要说中国，就连美国的UPS(联邦快递)公司也一样。UPS是美国最早开展快递业务的物流公司，1909年在西雅图成立，二战之前虽然有一些发展，但规模不大，可是在过去30年，这家公司的规模突飞猛进，去年的销售额是492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期间的全球化和各国市场化改革，UPS的销售额不可能达到这种规模。
从以上情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实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首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聘请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后，在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中国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迅速变为世界工厂。
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拿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比，这样当然容易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李利明：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了。
陈志武：是的，越是往后实施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就越有优势。到目前，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自己。不过，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往往使大家产生错觉，好像体制改革并不重要。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来说的确管用，但自身却很难内生出持续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国有经济须继续改革
李利明：前些年大家还在强调民营化、“小政府大社会”等理念，但现在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
陈志武：前些年大家对产权多元化、对国家在经济中的定位的认识很到位，但是，正如刚才讲的，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实在太强，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有与民营的企业都在增长，于是，一些人开始感到资产由谁所有不重要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相对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须强调，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来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了，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得不到更快发展，将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没有足够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
李利明：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应该通过增加分红的方式，减少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
陈志武：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把更多的钱从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企业转移到财政部，至少可以限制这些企业在许多相关、不相关行业里盲目扩张，去抢占本来属于民间的收入增长机会。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国有企业的收入通过分红转移到财政部，财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机制去监督它？只有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只有让中国公民从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中分享到好处，才能改变目前内需增长不足的局面。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陈志武 李利明)
李利明：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进行民营化改革，是否行得通？
陈志武：为了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这种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现实压力也要求进一步推进这种改革。
第一，由于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问题可能使美国和全球经济出现萧条，这对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的中国经济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必须想办法刺激内需的增长。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贷款的推出从根本上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顺利走出来一样，现在如果加快民营化改革、使中国公民真正分享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好处，必将刺激中国经济的内需，也将进一步带动新的产业高潮。
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转型，如今是重型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以前苏联为例，在国有计划经济下，苏联经济也曾经增长很快，只是它增长的是制造业和军工，而不是服务业。当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国家、并由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去花费时，他们当然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民营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谁就最终决定产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