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国有经济分量过高，对法治建设会形成某种威胁。根据对几十个国家的情况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些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很难平等竞争，遇有法律纠纷，有关部门甚至会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
《劳动合同法》是“后发劣势”的具体表现
李利明：当年建立国有经济，主要是基于让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现在如果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多元化，今后国家如何为社会提供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呢？
陈志武：这中间有很多误区，甚至是误导。首先，我要强调，19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我们对老百姓有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教育等等都由国家包了。这是一种对称的交易。
那么，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得到很多福利呢？我们可以看看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 (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国有经济比重并不高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市场经济。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共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在民生上的开支没有理由低于美国。
这又回到了“后发劣势”的问题。财政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由于增长来得太容易，所以，我们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对财政预算的制约和监督，在很多方面还付之阙如。公平与公正，只有在相配的权力制约机制下才可能得到保证。
李利明：你上面提到的这些与 《劳动合同法》有什么关系？
陈志武：把民生责任推回给民间自己以后，普通大众的生活安全靠什么呢？这就引出来一些问题，“后发劣势”就表现出了。本来，应该通过宪政改革强化国家对民生的责任，但这条路难度较大，所以，就有了新《劳动合同法》这条更容易走的捷径。
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当然非常好。但是，其中有很多条款是把政府没有尽到的社会保障责任推到企业身上。比如，在与一些参与起草《劳动合同法》的专家讨论中了解到，之所以规定任何人在一个雇用单位工作10年以上即为终身职员，是怕35岁或更年长的人如果被解雇就会再找不到工作，在没有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后没工作，从而变成社会负担。所以，他们规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雇。另外还有，企业与员工签约两次以后就不能再解雇员工，所有劳动关系都必须有劳动合同，超过一年无合同就自然认定雇员为终身雇员，如此等等，初衷都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但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产阶层和大学毕业生，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很大，10年对他们来说太久，两次签约可能已经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又不会在乎有没有铁饭碗，他们到哪里都有人要。对于那些受过大学教育但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工作时间快到10年前被解雇。第二，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增长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巨大的便宜劳动力供给，也因为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自由。而新的《劳动合同法》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将加快全球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从而导致中国核心竞争优势的丧失，对中国经济产生根本性的冲击。第三，很多用人单位在雇人方面会变得非常谨慎，能少雇人就少雇。所以，今后的整体就业水平会更难上升，特别是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影响会很大。
有一点值得一说，那就是，并非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法，劳动者的权益就必然受到随便侵犯。在美国，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业都没有劳动合同，雇佣关系是随意的(employmentatwill)，也就是说，雇主在任何时候解雇人都可以。这听起来好像劳动者权益被随意侵犯，但实际情况正相反，因为解雇人是件很严肃的事，虽然你可以随意解雇员工，但你还得考虑到，如果你随便解雇人，其他的雇员是否会有安全感呢？事实上，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国企业里，没有随意解雇人的，反而是想尽办法把人留住，美国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改进的。反倒是限制性过度的劳动法会阻碍整体就业机会的增长，让更多人没有工作。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后发劣势”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配套制度改革的迟滞，到今天，虽然我们的财政税收占GDP比重比美国高，虽然我们有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公有土地，但是却没有到位的社会保障、失业福利、医疗保障、教育福利，到最后就希望通过《劳动合同法》把一些责任推到用人单位身上。立法者可能没想到，转嫁的结果是把中国更多的就业机会往别的国家送。
何清涟:中共经济大厦的粉墙开始剥落
—— ——从通胀率持续走高透析中国经济质量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7-11-22讯】
11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在刚过去的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6.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7.6%。
但官方公布的数据比民众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幅度要低得多。近几个月以来，物价上涨成了中国民众的恶梦，对这场恶梦的注脚是近日相继在上海、重庆等城市发生的因抢购半价或8折食用油而导致的恶性踩踏事件。生活于上海与重庆这两个经济发达城市的居民对食品价格上涨尚如此敏感，其它中小城市的居民因物价上涨引起的恐慌感自然就更强烈。
对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国境内外的感觉非常不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王志浩(Stephen Green)甚至表示，食品价格上涨有助于将财富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地区，而这正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之一。但中国政府以及部分专家的感觉却并不乐观，担心即将面临通胀预期失控的局面。经济发达的广东省最近已决定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0%左右，以此安抚怨恨不已的低收入阶层。
所谓“面临通胀预期失控”，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此应对乏策，这正好暴露了喜好干预经济的中国政府缺乏眼光。因为这轮物价上涨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动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所产生的价格传导作用，早已酝酿着生活必需品涨价的因子。试想想，与房地产相关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共有几十个，房地产价格已“一枝独秀”地上涨了好几年，与之相关的诸多产业的产品价格岂能原地踏步？三、四年前煤、电、油等能源与运输价格就已轮番上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应是政府预料中事。如果说上述踩踏事件是中国“消费者通胀预期上升”的结果，那就只能说中国消费者获得的价格信息是不完全信息，这种“信息不完全供给”不仅导致他们对涨价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还导致他们对政府管制经济的能力处于不信任状态。而这种心态既是中国当局报喜不报忧的媒体控制策略所导致的，也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互信关系的表现――这是问题之一。
问题之二是：“通胀预期上升”并非中国独有，但为什么在别的国家不会导致这类抢购事件，唯有在中国才会导致这种恶性事件？也就是说，在经过了30年号称“奇迹”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民众对物价的承受力为什么还如此脆弱？
惧怕物价上涨因而抢购生活必需品的场景，曾在80年代后期“物价闯关”时出现过，抢购风潮中，不仅冰箱、电视机，甚至连肥皂、白糖、食用盐都成了公众囤积的目标。风潮过后，中国逐渐进入物质丰裕时代，民众生活水准也相应提高。好长一段时期，一些囤积者手中用不完的肥皂、吃不完的白糖成了众多评论者嘲笑的对象，有人甚至预言：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提高，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因担心物价上涨而囤积的现象。
这个预言只对了一部分。所谓“对了一部分”，是因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0％的高收入家庭对食物等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根本不在意。但问题在于，中国人还有将近一半人生活在日均消费2美元这条线之下――世界银行曾制定“高贫困线”与“低贫困线”两条测试贫困的标准，衡量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准用的是人日均消费2美元这条高贫困线，而衡量中国民众生活水准用的是人日均消费1美元这条低贫困线。对中国采用低贫困线标准是否出于中国当局的要求不得而知，可知的是由于采用了低贫困线标准，中国的穷人数量由将近7亿减至1.35亿人，大大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但对于占人口将近一半的中国人来说，物价上涨过快却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将大大下降，因为他们将被迫把有限的钱更多地用于食品消费而不是其它消费。
如果说贫富差距过大、穷人过多、失业率居高不下、贪腐肆虐等是中国经济大厦的内部景观，那么产品质量与通胀指标则是这座大厦的外墙，两者共同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质量问题。当中国人在为内部景观不佳所苦之时，外人还在欣赏外墙的景观。如今外墙已开始剥落并露出内在的不堪，对中国经济质量的深层思考才可能真正开始。
谁爱有谁有，股民没有。对于投资无门的储户来说，哪怕是财富大门的露出一隙微光，也会引来无数的飞蛾扑火。
据统计，目前A股市场中，持股市值100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的账户数占到总数的99.4%，持股市值占50%，由此可见，中小投资者仍旧是市场投资主体。
2007年，新入市的投资者平均每天13万户，最多单日开户数达到90多万户。目前，这些新股民（入市两年以内的）所占比例已达22%。
但这些散户带来的蜂拥资金，在世界证券历史中有一个非常弱势的名称——“笨钱”，它们就如非洲大草原上数量庞大、汹涌而来的羚羊，不断遭到市场中凶猛机构的“鱼肉”。
“这些我们称之为‘笨钱’的财富，特别庞大和热切，它们若投怀送抱，便会造就暴发户；它们若碰撞到谁，便有了投机者；它们如果迅速逃离，便留下恐惧和萧条。”专家沃尔特·白芝浩曾对“笨钱”做过如此经典的描述。
他们天真地以为，来到这个市场就一定会赚钱，根本不考虑亏损问题，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做好亏钱的准备，买入卖出完全是人云亦云。或许会有盈利，但改变不了自己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许多散户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更偏好持有和交易小盘股、低价股、绩差股、高市盈率股、频繁交易。如湖南娄底的一位股民，在一年间，24万元的积蓄和借款缩水到不足7000元，亏损达97%；账单显示，这位“股神”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交易次数高达500次、支付了超过3万元的手续费和超过3万元的印花税。
几番跌撞，几多被套。于是，人生的第一条“股经”总结出来了：“大家都赚钱，不一定意味着你也能赚钱。”
一项调查显示，从2006年11月开始算起，亏损的人高达70%，而赚钱的人只有21.45%。深沪两市总市值从2007年11月最高的33万亿元大关跌破24万亿元，只用了短短不到4个月的时间，总市值已经蒸发了近10万亿人民币，按全国13亿人口计算，每人损失人民币7000多元。
潮起必有潮落，对于正在“朝觐”股市的投资者来说，也许你可以在这场盛宴中饕餮而归，但股市毕竟不是财富的正门。
再牛的股市，总有不涨甚至亏损的股票，须知证券市场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别人赚的钱是什么钱？是“笨钱”；别人投机的成功，是建立在有“笨钱”的基础上的，“笨钱”羊群迟早会被机构吃掉。
现在许多股民被深度套牢，或收益腰斩，或本金亏空，很多散户亏到不敢看自己的帐户。现状如此，开户的热情也急剧下降，一个营业部员工在一个月内开了3个户，竟得到表扬，和去年排队入市的情形相比，恍如隔世。
机构们在闲着吗？明着唱空，暗中重仓是它们的拿手好戏。如上轮牛市，1300点的三年大底击穿，公募基金割肉，老QFII抄了底。据报道，截止今年1月底老QFII仓位甚重，一些老QFII仓位高达九成。现在，国内A股跌破3700点时，又将有200亿美元新QFII额度准备入市。
为什么机构总能抄底，成熟的股市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如在美国，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基本上以长线投资为主，持有股票的时间一般都在一年以上，有的长达数年。我国的投资者还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数据显示，我国股民的平均持仓时间只有20天。据心理学家对我国股民的心理承受力测定，投资者持有的股票若3个月不涨，就会产生换股的心理欲望。这使得投资者对于市场的短期波动更为敏感与直接。
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是巴菲特的名言。而我国的散户投资者往往是：在别人贪婪时贪婪，在别人恐惧时恐惧。
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尤其在资本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投资更需要专业的视野、精神和素养。对于当前的股市暴涨暴跌的现状，温总理说：“政府密切关注”。政府在培养成熟的股市，也需要股民在成熟中走向理性。
中国股市为什么毁人不倦作者：刘兆辉
天来自全景网络的消息：“08年入市基民全线套牢”
你也许很难相信，在中国股市有吏以来的大牛市中，竟然套牢了绝大多数股市投资者。
也许你不会相信，在一个口口声声要教育投资者的市场里，管理层竟然不止一次的制造着系统性风险。而从来没听他们说过，中国股市最应该接受教育的是管理层！而且管理层一句“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推托掉所有责任之后，还放出话来说“股市不是人人都能炒的”中国股市岂止是不是“人人都能炒的”，就是号称专家理财的基金经理，不也把基民的钱亏的一踏糊涂吗？根本上而言，中国股市根本不是常人能炒的，只有那些有源源不断的外来财富的贪官污吏，他们才是能来这炒的。因为这些人亏了钱从来不会心痛！
一个交易成本过高的市场，在股市上涨的时候，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推出提高印花税的政策制造系统风险教育投资者。而相反在股市持续阴跌需要管理层给予安慰的时候，管理层连最起码的安慰都没有，更别奢望管理层纠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高市场的效率了。
中国股市始终在重复着一个游戏，那就是用更多的钱来解放以往少数的投资者，然后更大规模的套牢，来牺牲更多的投资者。说白了中国股市到现在还是一个资金推动的市场，是一个基本不创造财富的赌场。而这个赌场总是以套牢绝大多数的投资者为代价。
为什么此次下跌管理层到现在还没有一点表示呢？是不是另有苦衷？
是不是管理层又认识到中国股市估值过高，必须用下跌才能跌到一个合理的估值水平呢？这已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问题了，想当初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这个问题就存在。中国股市估值过高，发起人股东和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成本不统一。中国股市01年2245点下跌到05年的998点这个过程中不是也没有实现吗？
尽管现在管理层进行了所谓的股权分置改革，但还是没有实现中国股市从政策市向市场市的转轨。如果放任股市继续下跌，那么是不是要承认以往的股权分置改革就压根没有成功？新股发行发起人股东一元钱成本的东西，往往要二级市场投资者用几元钱甚至十几元钱来购买？否则为什么大非、小非的变现欲望如此之大？在香港一港元发行的中石油，国内投资者一级市场用了16元人民币，而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竟然用48.60购买？ 股改成功后的合理定价，市场询价果真合理？
我认为当前管理层最应该做的就是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因为今天我在银行网点已经看到了大跌到现在唯一一次开始排队赎回基金的现象。这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早在07年10月9日，笔者就写了一篇题为：《基金做庄的大牛市早晚以套牢最后一批基民为代价》的文章，今天的结果不幸被笔者言中。股市继续下跌，基民由于经不起亏损大规模出逃，那么来之不易的大牛市就会一下子转化为大熊市。
对于中国股市当前最应该做的就是通过降低印花税（印花税应该改为单向征），来恢复市场的信心。这无论从提高市场效率，从保持市场繁荣，从管理层掌握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等目的，都是首要之选。对于股市上的财富增值和区区几千亿的印花税那简直是西瓜和芝麻的区别。
而对于试图靠下跌来规避经济风险的高层们，我希望他们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股市是虚拟经济，是信心经济。靠下跌是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无论解决股市问题，无论是为国有企业圈钱，无论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更无论是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社会和谐都需要一个让投资者有信心的市场。需要有一个让投资者可以信赖的管理层。
对于中国股市，对于当下管理层最好的选择，那就是继续试错，直到有一天试对为止。这大概符合无神论者生物自然进化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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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何时跳出“暴涨暴跌”的惯性轮回？
作者：郑慧清
这是中国股市1990年12月以来的七次心惊肉跳的暴涨暴跌轮回──
中国股市第一轮暴涨暴跌
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中国股市从100点起步；1992年5月26日，上证指数就狂飙至1429点，这是中国股市第一个大牛市的“顶峰”。在一年半的时间中，上证指数暴涨1300多点。随后股市便是迅猛而恐慌地回跌，暴跌5个月后，1992年11月16日，上证指数回落至400点下方，几乎打回原形。
中国股市第二轮暴涨暴跌
上证指数从1992年底的400点低谷启航，开始了它的第二轮“大起大落”。这一次暴涨来得更为猛烈，从400点附近极速地窜至1993年2月15日1536.82点收盘（上证指数第一次站上1500点之上），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上证指数上涨了1100点。股指在1500点上方站稳了4天之后，便调头持续下跌。这一次下跌基本上没遇上任何阻力，但下跌时间较上一轮要长，持续阴跌达17个月之久。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跌至这一轮行情的最低点333.92点收盘。
中国股市第三轮暴涨暴跌
由于三大政策救市，1994年8月1日，新一轮行情再次启动，这一轮大牛行情来得更加猛烈而短暂，仅用一个多月时间，上证指数就猛窜至1994年9月13日的最高点1053点，涨幅为215%。随后便展开了一轮更加漫长的熊市。直至1996年1月19日，上证指数跌至512.80点的最低点。这一轮下跌总计耗时16个月。
中国股市第四轮暴涨暴跌
1996年初，这一波大牛市悄无声息地在常规年报披露中发起。上证指数从1996年1月19日的500点上方启动。1997年5月12日达1510点。不到半年时间，大盘暴涨1000点。自1997年下半年股市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持续调整”，1999年5月17日跌至1047点。
中国股市第五轮暴涨暴跌
1999年“519”行情井喷，在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股指上涨将近70%，1999年6月30日上证指数上攻至1756点。它第一次将历史的“箱顶”（1500点）狠狠地踩在了股民的脚下。随后股市大幅回调。2000年1月4日，上证指数直抵1361点。
中国股市第六轮暴涨暴跌
正当欧美股市早已回调一年有余之时，中国股市莫名其妙地滞后发动“全民总动员”，奋力一搏，终于冲上了本轮行情的“至高点”。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冲向2245点的历史最高峰。自此，正式宣告我国本轮大牛市的真正终结。
2001年10月22日，上证指数快速跌至1515点这一敏感点位。1500点究竟是中国股市的“箱底”，还是“箱顶”？历史似乎跟我们股民开了一个大玩笑。原来1500点仍是中国股市的“箱顶”，曾经的“箱底”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是吗？就在中国股市在1500点的上方稍作停留后，她依然还是回到了她熟悉的1500点的历史“箱顶”下方，这样的指数点位似乎让人感觉更真实、更安全、更踏实可靠。
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跌破1000点，最低为998.23点。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相比，总计跌去1247点，这与此前专家预言“推倒重来”的1000点预测是十分巧合的。这便是一种技术性的报复，更是上一轮疯狂的大牛市自制的“苦果”。
中国股市第七轮暴涨暴跌
2005年5月，管理层启动股改试点，上证指数从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附近再次启动，2006年5月9日，上证指数终于再次站上1500点。 2006年11月20日，上证指数站上2000点。2006年12月14日，上证指数首次创出历史最高记录，收于2249.11点。8个交易日后，2006年12月27日，上证指数首次冲上2500点关口。 接下来是捷报频传，2007年3月16日，上证报收3001点；5月9日，突破4000点；10月15日，登上6000点高位，然而，6000点上不过3天，之后便进入了水深火热的大跌时期！11月22日，突破5000点；2008年3月13日，跌破4000点，3月18日，是3667点！跌回去年4月分的指数！从6124点跌到3667点，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下跌2457点，下跌40.12%！这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最新小品《炒股》中的这几句可以作为对股民心理的最好诠释了──东方财金上做节目的申劲松说,"中国平安"这四个字就值200元,我寻思中国平安从149元跌到100元就是地板价了，没想到地板下面还有地窖，地窖下面还有地狱，更没想到的是地狱还有十八层！
在股市搏击中，上天堂的不能说没有，比如说，以前的那些个“杨百万”什么的，最近那个“股神教授”炒股赚5000万元！然而，更多的是下地狱，最近媒体热报的那个湖南娄底小股民义武从去年3月13日初涉股海，一年间，24万元的积蓄和借款缩水不足7000元，其月工资仅有千余元！他的两个同伴的遭遇和他一样！
股市的大起大落，是股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记得温家宝总理去年年底在香港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不愿意看到股市的大起大落。怎样跳出这个股市的历史轮回呢？这不仅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也是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转帖]朗咸平在多伦多中国经济论坛的讲话
北京时间: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1:30
地点: InterContinental Toronto Centre
225 Front Street West Toronto, ON M5V 2X3, Canada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各位来宾大家好，KVB昆仑国际2007中国经济论坛现在开始！
首先让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来宾：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王勇领事、杨学刚领事、陈国治先生、陈志辉先生、陈丙丁先生、香港特区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萧显扬先生、还有我们KVB昆仑国际执行董事刘先生、还有KVB昆仑国际主席吴先生。其他的嘉宾还有环球时报等媒体和记者和我们KVB昆仑国际忠实的客户，还有来自多伦多中国留学生的代表，欢迎各位嘉宾光临。欢迎郎咸平教授！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多伦多，来做一场演讲，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来宾，对于中国的现状，以及未来是给予高度的关切，不然也不会来听我的演讲。今天我一来就接受了两个电视媒体的采访，他们问我的问题，可以代表在座各位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看法？那么我的回答，我既不说乐观，也不说悲观。我说这是路径依赖，我说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经济成长每年高达10%的经济成长率，在全世界各国来看那是匪夷所思的增长率。那么中国经济的实力也陆续展现在各个国家的面前。包括中国对外的扩张、收购等等的行动。我今天谈的问题不是这么的简单，而是在这个表象之下，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呢，是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全面性通货膨胀，所得分配的持续恶化、环境污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等。这些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谈的主题！
郎咸平：我相信今天提出的观点，也是我最近这一两年首次针对这么大的一个话题，提出的所谓的综合性的看法，今天由于这个理论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简单的TTP，希望能够协助我的演讲！
这一切的乱象来源于什么？来源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首先我要谈一谈，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拨以阶级斗争的乱。所以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就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以钱为纲，走到今天这个制度，我觉得我们应该针对几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郎咸平：我们首先谈一谈医改、教改、房改。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告诉各位，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被以钱为纲的理念误导的。举一个例子，你们到急诊室看病，医生问你的问题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主要是问你有多少钱？然后看你带了多少钱，决定给你用什么样的药，在加拿大是先看病再收钱。在香港看急诊，香港的医院是不收钱的，免费给你看急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有困难的时候。香港同胞很愿意在大家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就这么简单。
可是在以钱为纲的基础上，你没有钱就不行。
郎咸平：那么再谈谈教改，什么叫做以钱为纲的教育改革？那么当时推出一个政策，我相信各位很清楚，叫做“大学教育产业化”。这就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就是将几个大学合并在一起，大幅增加招收的名额，多收学费。如果你没有钱，对不起，你不能上大学。可是搞教育改革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20、30年之前，你们在农村长大的时候，你考上了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父母送你上火车时候的感觉，买不起坐票，给你一个站票。经过四年的学习，你成了大企业家，你开始搞教改了，开始搞产业化了。你完全断绝了和你同样出身农村子弟的情况。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打着改革的旗号，你可以无恶不作。那么我想请您拿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美国做一下比较，你晓不晓得美国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到高中公益学校都是不收钱的。美国的哈佛大学一年收费接近4万美元，但是你只要是美国的公民，你都可以申请免费的，等你工作了再给钱。因为美国政府不能剥夺你学习的机会。在中国你没有钱你上不了大学，你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做？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发言，只想找一个正确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我看了很多的国际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有人说专业不对口。任何国家的大学、本科就没有对口过的。你念过加拿大大学，什么时候对口过了，专业不对口是一个常态。但是中国的问题在这儿，那就是当你搞大学教育产业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机构和美国和加拿大是不同的。你晓不晓得，美、加两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因为这两国的产值以服务业为主，尤其是美国占了8成以上，所以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是服务业比重非常小，而是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很大。像这类制造业基本上不需要大学生，甚至有些工厂从老板开始到保安就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不需要的。那么难道你当初搞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学生的出入问题，没有人想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重要。教改的目的就是图钱大学，你出去找不到事我不在乎，只在乎通过教改能赚多少钱。一旦进了大学，没钱进不去，进去了出来找不到事。
郎咸平：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大家知不知道上涨指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卖地的地价。因为政府官员有这个欲望提高 GDP，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的。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
郎咸平：比如说把自己的办公室盖的富丽堂皇的，以北京、上海为例。各个区的区政府比白宫还要豪华。从北京开始一直到广州，各地搞什么？就是艺术中心。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艺术中心各个腐败。那么当然了还有很多的用途你们都很熟悉的，包括公款吃喝、考察旅游，反正名堂多了。让他们给老百姓做事不高兴的，搞一些这些事情，是很积极的。
郎咸平：那么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那么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利、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就这么简单。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
郎咸平：那么第四个就是国企改革。大家关切我的言论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我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我们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荒谬的改革，叫产权改革，为什么国企不行呢？是你的就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就做不好。那么“冰棍理念”就出来了，什么是“冰棍理念”呢？就是是你的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做不好。因为是自己的就做得好了。
我觉得很奇怪，是这样子的吗？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我告诉你，这个理念贯穿了28 年的国企改革。你晓不晓得，这个理念，破坏了中国的伦理道德以及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因为东西不是你的就做不好，真正的受害者是谁？真正的受害者是民营企业家。当民营企业家做到一定的时候，你要不要聘请职业经理人、副总、财务总监等等？当然要了。那么请这些民营企业家，虽然你是民企，你的公司是不是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呢？当然不是。如果当然不是，他们是不是可以不做好了呢？
郎咸平：到最后你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走到最后，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的员工从来不为他打算，不是对付竞争者，而是对付员工。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人的信托责任扫除一空，再也没有了。员工对老板没有信托责任，这就是现今的中国。而且社会败坏如此，如果哪一个干部被抓了以后，贪污被抓了，要是20年之前的话，舆论会说你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父母和子女。今天不是，今天是被抓了，“哎，好倒霉噢，”社会的堕落。
那么以前的国企改革是怎样的？地方政府认为国企包袱重，没有效率，市场化，把它卖给某一个民营企业家，一个以钱为纲的企业家做什么事呢？干脆这些公司强迫下岗，工厂拆掉，建高楼，把楼卖了，所有的利润付给贪官污吏。什么是国企改革？就是国企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而且改革的成本归于全社会，这些下岗人员由全社会负担。你说老百姓能够不怨恨吗？
郎咸平：所以为什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初期获得全国老百姓的支持，但是95年之后的改革，一旦以钱为纲之后，逐渐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像我说的，医疗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28年前，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在一家没有效率的国企做事，但是回家有一个破房子可以住，没有问题的。儿子、女儿考上北大、**党拿钱读书没有问题的，生病以后拿点药吃没有问题的。
虽然过得不咋的，但是过得下去。改革开放之后，再也过不下去了。你说怎么造成的呢？你发现原来这些问题，不是因为邓小平本身出的什么问题，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出了问题，造成了今天这种乱象。
郎咸平：你们谈了汇率的问题，以钱为纲的市场会为我们造成什么压力？对于美国政府对人民币的压力很多，美国侵略中国什么什么的，什么话都讲了。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是汇率？难道汇率是像我们教科书上面说的，各种货币之间的价格吗？我告诉你是错的。汇率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叫汇率”！
所以，当美国要整治中国汇率的时候，就不会单独出规定，会像打伊拉克一样，找了很多的盟邦，联合起来逼迫人民币升值。只要升值一次，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今天的电视媒体问我，会不会重蹈覆辙。当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联合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当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时候，灾难开始了。为什么呢？一旦签订了就告诉各国日币要升值了。不签没事，一签就有事。签了以后，日币肯定要升值了。所以大量的日币升值了。你以为汇率是价格吗？就像买矿泉水一样，需求多了一调整就平稳了，那是教科书，教科书基本上是错的。
到时候你会发现，汇率一上升，真的上升了，再买，更多的热钱流入，汇率再上升再流入。一直到日币升了一倍。当时发生的时候，日本的央行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火上加油，助长日本经济的崩溃，问题出来了。为什么当时会采取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当时在国内没有谈出来了，那是因为日本腐败的财团在后面施加压力，要以低利率的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好了，最后的结果使日本的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整个大幅度的崩盘。由谁来买单？由全体日本人买单。
那么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呢？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那就是中国人民币汇率，在美国以及其他美国盟邦压力之下开始调整，一旦升值就停不下来了，那么日本的故事重演了，就再升值再流入。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不一样的。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呢？是提高利率，紧缩货币的政策，和日本相反。
我们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我们叫支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我请问在座各位，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不断升值是什么结果？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不像美国一样，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服务业它的利润是非常之高的，没有什么成本，利润肯定高的。中国以制造业为主，而且是传统制造业大国，利润5%就了不起了。那么我们利润上升了5%以上，我们的汇率不断上升，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将有大量企业倒闭，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些问题出来了，你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难道你不知道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吗？怎么走到这一步呢？很遗憾的告诉各位，又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带我们走进这个绝境。我们过去时代出口创汇是一句神话，各地政府为了出口不择手段，包括环境污染不在乎、剥削劳工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只要出口创汇就可以了。我们中国是一个资源贫困的国家，还敢出口煤炭，这种错误不可思议。
什么叫制造业国家，就是一个把资源挖光的国家叫做制造业国家。我们把树给日本，日本怎么自己不砍树，我们砍呢？这不是傻瓜吗？就是出口创汇的理念，把我们最好的产品给全世界别的国家了。到最后你发现，你一旦给了大量的外汇之后，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央银行要抵制人民币升值，但是不是这样的，数字发展的很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人民币升值是很可能的。做到这一步本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各地政府，对于出口创汇理念，这种以钱为纲理念的过度执行，出口、退税到最后让我们全体老百姓买单。
告诉各位这么多的故事是什么意思呢？真正把我们带入这步田地的是我们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被彻底的驱赶。所以我要谈下面一个话题。
那就是“以钱为纲”理念走到今天，这么多的改革是谁席卷了改革的利益？我的结论就是“腐败铁三角”。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牢固的“腐败铁三角”。那么这个铁三角是由学者提供一些冰棍似是而非的理念，地方政府执行，透过医改、教改、房改、国企改革。那么资本家赚了钱以后回馈给学者，这个铁三角已经在中国形成庞大的势力，他们操纵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
但是，腐败铁三角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讲到这里，要告诉各位一个悲观的事情，就是在座各位问郎教授，你认为亚洲各国哪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好？只要你们想到的一定是错的。亚洲最好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菲律宾，完全是美国的体制。可是我告诉你，菲律宾的经济在1960年代是亚洲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走到了2000年之后，他的女人要去别的国家做保姆呢？原来政治体制本身是中立的，问题是看谁在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