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除了自己的亲兵亲将，也起用一批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调到小站，就很快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一次，袁世凯请德国军官观操，那军官用马鞭指着王、段、冯三人称赞说：“他们不愧为杰出的将才。”因此，三人被吹捧为“北洋三杰”，后来，更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终年在家里表示忏悔，和靳云鹏、吴光新等人交往了一些所谓高僧法师之流，在一起讲经说法。那帮和尚贪图他的布施供养，恭维他是菩萨转世，为了救度众生，才降在人间来的。段居之不疑，宣称在佛前发下了宏誓大愿，从此不问世事，皈依三宝，并说：“这班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渡众生的慈悲愿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
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1925年2月，陈诚指挥炮兵连参加第一次东征，在关键的棉湖战役中发挥了作用，使战局转危为安。他自己说：“我的炮兵连只有几尊旧式七五山炮，炮弹少得可怜，但每发必中，似有神助。”当别人称赞他立下战功时，他谦虚地说：“我当时并没有把握，也许是总理在天之灵保佑着我们。”
刘伯承年轻时与北洋军作战，被一颗子弹打进右眼，造成右眼球坏死，医生决定开刀把坏死的眼球和烂肉割掉。刘伯承不愿使用麻醉剂，因眼睛离脑子太近了，担心麻醉剂影响脑神经。手术做完，刘告诉医生：“我一直很清醒，在记着刀数，一共是72刀。”医生感动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可以被称为“军神”。
孙传芳说：“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当是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北伐战争中，汀泗桥攻坚战最为激烈。1926年8月27日，北伐军攻占该桥后，吴佩孚的部队退守贺胜桥。吴闻讯亲抵贺胜桥，先枪决旅、团、营长九人，后派大刀队督阵，于是日晚反扑汀泗桥，北伐军不得已撤出。28日晨，汀泗桥再为北伐军所夺，旋又为敌马济部夺回，两军激烈拉锯，直至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第一军参加战斗，方于29日攻克汀泗桥。当汀泗桥战斗激烈进行时，蒋介石于28日抵蒲圻，亲赴前线。因战况惨烈，又有将领请求暂停进攻，蒋答道：“北伐成败关键，在此一战，如果稍一泄气，以后就再也没有争取胜利的机会。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是孤注一掷，只要我们能坚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一定能获得胜利。”对此，吴佩孚日后曾赞蒋曰：“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
会昌战后，陈赓对张国焘说，叶挺和钱大钧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很多是好朋友：在黄埔时，或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同营同连。现在竟成为国共两个阵营的人，在肉搏中，彼此叫着小名或诨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地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陈赓在前线目击此种情形，也为之心酸，但也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往前冲锋。
蒋、冯、阎大战前，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当他和冯见面的时候，冯紧握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指盗陵）。”孙听了这番话，满脸通红，忸怩不安，却很受感动，事后对人说：“总司令真伟大，他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才会含糊！”
冯玉祥在察哈尔一带抗战，蒋介石调中央军逼其解散，冯的老部下庞炳勋跃跃欲试，激怒了宋哲元等将领，宋授意冯治安和秦德纯去当面问庞，他们对庞说：“听说大哥要打冯先生，是吗？”庞看情形不对，赶紧解释说：“这怎么能够。不错，是有人叫我打冯先生，可是请二位老弟想一想，他是我多年的老长官，我怎么能够打他呢？”冯治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也不相信你会打冯先生；如果真的要打，那么，我们就要对不起大哥了！”庞赶快说：“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刘戡同何应钦吵架，桌子上的茶杯打翻，茶水洒了一地，何没办法，只好说：“假使你是军分会的代委员长，我是师长，我以这种态度对你，你作何感想？”刘没说话就走了。何对留下来的符昭骞说：“要抗战，首先要军队服从命令，目前华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命令要宋哲元的部队集中通县，他们却到廊坊去。要傅作义部队集中高丽营，他们却到长辛店去。像这种情况，如何谈得上抗战。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人谈判停战。”
1933年，陈济棠拒绝蒋介石调兵赴赣剿共，他宣称：“不要说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去江西剿共。”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刘湘焦急万分，因为各军都想保存实力，影响剿匪战事，必须物色一位可以统一指挥的人主持军事，他最敬奉神道设教的老师刘从云，于是刘被礼请出任“剿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到任后，驻节南充，自称便于居中策应。其命将出兵，不但要选定时辰，还要指定方向，为一般所未闻。一次命潘佐率部截断红军后路，但又根本不知地形。潘师照其所指定的方向前进，则面临大山，又遇断岩。以电话向其请示，则回话责说：“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请示人员气极，答以“是不是还要临岩舍命”，一时传为笑柄。
赵登禹忠诚果敢，一生勤苦耐劳，慷慨好义，有燕赵豪杰的风度，生得体格魁梧臂力过人，传说他曾只手搏虎，所以绰号“打虎将”。七七事变，日寇进犯南苑，他躬冒战火，身先士卒，和顽敌死拼，我军士气为之大振。赵不幸身负重伤，士兵劝他离开火线，他含泪答说：“命在旦夕，你们不要管我。城内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说：‘忠孝不能兼全，万一不幸，她儿子为国死了，也是光荣，不用以我挂在心里！’”话说完，就与世长辞，年仅42岁。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续范亭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剖腹自杀”的方式抗议“不抵抗主义”。1935年，他赴南京呼吁抗日，在中山陵放声痛哭：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又赋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1938年1月，蒋介石到河南开封主持军事会议，责问韩复榘不发一枪之罪，韩顶撞蒋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蒋声色俱厉：“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1938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殂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发出了“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他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张自忠死前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起意“不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他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薛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军队与日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会战，取得歼敌各4万多、4万余、5万多的胜利。薛岳受到蒋介石嘉奖，美国总统杜鲁门为薛岳颁发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其在抗战中的贡献。
1942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4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抗战期间，魏德迈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他对中国军队多有指责。例如他坚决主张兵员的给养，一定要使每人每日有3600卡路里的热量，所以每人每日必须吃肉半磅，黄豆或花生米四分之一磅及少量奶制品、水果、油盐等。当时何应钦曾以“中国人从幼不必吃肉，只吃饱就行了”，俞飞鹏曾以“补给鲜肉为难事”来推诿，都遭到魏德迈的驳斥，魏说：“最好你们留着肉给日本人来吃。”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
1944年夏，中日会战，蒋介石要方先觉“死守衡阳”，日军两次攻城失利，乃调重兵围攻。到8月6日拂晓，日军突破阵地，拥入城内，双方展开激烈巷战。方先觉等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说：“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叩鱼（6日代号）。”蒋介石给方先觉等的答复是：“祝上帝保佑你们！”“鱼电”后第二天，即8月7日晚上，方先觉等决定投敌。
1946年初，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均同时被撤销，广东全省划入张发奎所辖，余部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先后脱离余汉谋掌握。余所部官兵都非常气愤，他不以为意地说：“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五十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
1947年，龙云最忠实的部下张冲投向共产党，新华社播出这条消息，蒋介石为之大惊，立即责备龙云说：“张冲是你的部下，你要负责。”龙云回答说：“不错，张冲是我的部下，那么请问，林彪也是你蒋委员长的黄埔学生吧，为什么林彪也会反对你蒋委员长呢？这又该谁负责呢？”
40年代末，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强迫市民把金子银子兑换金圆券，把上海市面搞得天翻地覆。黄绍闳问薛岳：“如果小蒋硬要你把金子去兑金圆券，你怎么样呢？”薛岳开口就骂：“丢那妈！我们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出生入死，才挣得这些金子，如果兑成了转眼一钱不值的金圆券，以后我们吃什么？他敢来，我就开机关枪打死他。”
1948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与傅作义通过北平防守大计时，突然接到宋美龄的信，信中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要蒋火速到上海去救外甥。蒋于是不顾北平防务大事，飞往上海，傅作义因此对蒋更失信心：“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
蒋介石独裁，虽下野仍控制军政大权，宋希濂唯蒋命是从，招致何应钦不满，在电话中两人争执起来，何气愤地喊道：“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宋答道：“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完把电话挂了。何气得面色发紫，立即去李宗仁处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从未受过这种侮辱！”李宗仁亦无可奈何。
杜聿明和黄维同为中共战犯，在狱中表现大为不同。两人都想有所建树，杜聿明想发明“无极发电机”，黄维则要发明“永动机”。黄维的计划得到公安部领导批准，试验成果交由郭沫若的中国科学院签定，结论是属于空想，予以否定。但黄维仍坚持试验，结果在很长时间里受批判，而杜则主动收回自己的空想。他们都想入第一批特赦名单，但黄维坚持试验，并做出许多对自己不利的事，直到1975年才最后特赦，比杜聿明晚了16年！时人以为杜比黄要灵活。在战场上也如此，杜是有名的“撤退专家”，黄是军事上的“书呆子”，掉进了共军的“口袋”还强硬。
革命第五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回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894年6月，孙中山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梁启超曾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名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1905年《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但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甚至吹捧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訢、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着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地改变了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说：“革命的向前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进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人来比喻我们。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变法、庚子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世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李朝晖说，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问世第六
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讨论时质问：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康有为反问王照：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条路如何来得及？
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孙中山问严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鲁迅在日本留学初期时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林觉民问：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
鲁迅在五四期间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初，王光祈问：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
刘半农在诗中写出了文明转型时代的国家意识：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陈独秀在爱国声中问：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20年代，孙中山问：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举行善后会议，邵飘萍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
徐志摩在诗中自承：我不知道风向哪个地方吹？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济棠问胡适：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28年，林彪在井冈山上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蒋介石问：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张伯苓问李济：人类学有什么好处？
梁实秋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艾青写诗时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杨靖宇被捕前问：这些天遇到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余杰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人论第七
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国及润芝宫保（胡林翼）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就被迫赋闲，回乡一呆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指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访欧，德国人款待最优异，德皇威廉二世称誉李为东方俾斯麦以取悦之，其意盖以为中国以东亚大国而见挫于日本，必复兴军备，力洗雪耻，一切所需，德国可乘机供应，故于李加意联络，以专其利。结果大失所望，因不悉其时中国之情与李之真实地位也。梁启超亦以为李断不能与俾斯麦相比：“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劣胜败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继任直隶总督。
张之洞性行怪僻，起居无节，对部下严格，部下“小有过失，诃责之声达于户外”。曾与袁世凯相会于保定，袁率部属中有直隶藩司杨士骧，因出身翰林故，为张之洞引为同调，座间张惟与杨士骧娓娓而谈，于袁世凯若无睹，所谈者又皆翰林故事。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赞一词。士骧敏于应付，甚为之洞赞赏，张后来对人说，“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仍有杨莲府！”袁闻此事，谓士骧曰：“君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俾可日常相处？”士骧笑曰：“纵便香帅有此意，司里亦不愿伺候这种上司！”论者以为张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济，无能镇慑袁世凯，反为后者所轻，至于袁跋扈不臣，问鼎轻重。
黄远庸说，《红楼梦》中李宫裁笑平儿云：你奶奶还要什么钥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总钥匙——袁世凯与梁士诒的关系“颇复似之”。
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严复说：黎元洪“德有余而才不足”。
王闿运曾评论他两个根基最好的弟子：一个是廖登廷（即廖平），“思外我以立名”；一个是杨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犹能自立”，杨则“随风转移”。
谭人凤说宋教仁“英而不雄”，并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
左舜生说宋教仁，“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
左舜生说宋教仁是一个书生：“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