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见陈宦，惧然曰：“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语传遍京师，人初以为太炎偏执，后乃服太炎神慧，而陈宦深恨之，乃设计囚太炎于龙泉寺。
芥川龙之介说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师。
周作人说：章太炎是中国最后一个朴学家。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傅斯年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陈铭枢说陈独秀：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业师寿洙邻说蔡元培：“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中共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胡汉民谈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章伯钧与女儿章诒和议论男人的相貌，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为那是孙中山“唤起民众”、“抉助农工”的具体化，他称陶是“孙中山死后一位孙中山”。
鲁迅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瞿秋白谈鲁迅，说他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李长之说：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列宁说孙中山：“天真如处子”。
魏金斯基曾与陈独秀一起去见陈炯明。陈炯明给他的印象是：“意志坚强，遇事非常镇定，从他的谈话内容和态度看，他是个清教徒类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谈论着孙逸仙，但认为孙是个理想家，而不是个讲求实际的人。”
邓铿曾为弥合孙中山、陈炯明之间的嫌隙做了不少工作，他对人评说两人：孙中山遇事勇锐，间或要求过高；而陈炯明则过于持重，每不肯降心相从，常使自己左右为难。
张奚若说：“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
胡适说：汪精卫是一个有烈士情结的人。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金岳霖说胡适：“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
郑超麟说：胡适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极致，它的统治形式就是民主统治。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陈独秀说李大钊：“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章士钊说李大钊：“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梁漱溟说章士钊：“行严先生，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马寅初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胡汉民说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何廉说蒋介石：“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张学良曾对赵四小姐说：“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这个年轻人认为自己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他认为军阀多“望之不似人君”。对赵四小姐说：“蒋介石言谈举止，像领袖的派头，阎锡山不行，穿个大衫，像个买卖人似的。”
张群说：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晏阳初说：卢作孚是个完人。
梁漱溟说卢作孚：“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李公朴称武训为“现代的圣人”。武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因其没有文化，外人称他为“无声教育家”。
熊十力极少称许别人，但他对马一浮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评论马一浮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
钟开莱是数学天才，年轻时却受过林语堂影响。许多年后，钟已是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时，他特为去香港看望林语堂——晚年的林语堂一度住港——钟看后大失所望，说他看到的林语堂“精华全失”。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陶孟和说丁文江：“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曾称颂梁漱溟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梁漱溟说：熊十力“晚年一顿能吃一只鸡”。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
张申府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
冯友兰说话有点结巴，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金岳霖说：林宰平是他唯一遇见的儒者或儒人。
林宰平说张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的可快。”
徐悲鸿说过：“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傅斯年说：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位理学大儒”。
罗家伦说：段锡朋身上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
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
罗家伦说：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人。
王芸生说张季鸾：“先生之视报业，一非政治阶梯，亦非营利机关，乃为文人论政而设，而个人则以国士自许。”
江亢虎是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人，梁漱溟说，他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的人。
宋美龄远离祖国多年，在美国度过了性格成型的时期，已经变得如此美国化，以致她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了。她的口头禅是：“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黄侃为人无行，时人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
郑超麟说：蔡和森是“囚首垢面而谈马克思主义的新王安石”。
瞿秋白说蒋光赤：“这个人太没有天才！”
周培源夫人王蒂澂说张奚若：“完全是西方的”。
张幼仪说：林徽因是“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章伯钧说：“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
张大千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台）静农一人也。
胡适说：吴稚晖是“中国近三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
曾朴自称是“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
金岳霖晚年对自己学生的政治选择仍持批评意见：“殷福生（殷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逃到台湾？”
胡茵梦说李敖并非“具有真知灼见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只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者”。
李敖自承晚年成了演员。
林海峰口讷讷若不能言。金庸说：他在武侠小说中，写了郭靖这样一个拙实的人物，称为侠之大者，十余年来，在实际世界里，并没有碰到过；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认为：先生的姨妹张充和的悼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确切的。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英风第八
丁宝桢做山东巡抚时，大太监安德海以给太后置办龙衣为名，出京沿运河南下，丁命人将其捉拿押解到济南，亲自审讯。安德海破口大骂，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奉太后之命南下，你们抓我是自寻死路。丁宝桢当即反驳：太监出宫违反祖制，我作为封疆大臣也没有接到朝廷的圣旨，你这一定是欺诈无疑。于是决定先斩后奏，连夜将安德海正法。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曾国藩由衷称赞：“稚璜（丁宝桢字），豪杰之士矣。”李鸿章说：“稚璜成名矣！”
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游，谭不听，再四强之，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故及于难。
谭嗣同还在牢房墙壁上的题诗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他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康有为多次上清帝书，曾专折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请预定开国会期。及至变法六月，代折请定立宪开国会，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之意。据称当时廷议不以为然，而光绪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
寇连材以太监之身哭谏慈禧，在家写《上太后书》，书与太后，慈禧大怒，声色俱厉地问寇是否受人指使，寇以复述明其无人指使，慈禧搬出家规威胁说：“本朝成例，‘内监言国事者斩’，你知道不知道？”寇说：“家规早已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国家的大好河山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而今我参加变法维新，就是以身许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慈禧即命内务府把寇连材关押起来，半月后移交刑部处斩。临刑时，寇神色不变，从容就义，年仅28岁。光绪听到噩耗，痛哭流涕，几日不思饮食。京西百花山寇公祠即民间祭祀寇连材而立。
光绪虽久知道韬晦，而英锐之气往往不能自抑。王士珍之补副都统也，光绪对他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袁世凯之留京议订宪法时，光绪冷语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对。
刘铭传年十八，土豪假团练虐其父。豪去，铭传自书塾归，怒谓诸兄曰：“丈夫当自立，安能耐此辱哉？”徒手追豪，请决战，豪于马上回头狂笑曰：“孺子！敢当我哉？我把刀给你，你能杀我，就是一条好汉！”铭传手举豪刀斩杀之，乘其马，举其头，登高大呼曰：“某豪虐乡里，吾斩之，能从吾者当保吾里。”众人大喜，归者数百人，遂筑堡寨为其长。
张之洞对康有为宣扬孔子改制学说不以为然，委梁鼎芬面康转达，并许以负担康的费用。康有为冷言以对：“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以一两江总督供养而易之？”张康由此生隙。
唐才常、谭嗣同两人曾自命一个是“横人”，一个是“纵人”。均以变法维新纵横天下为志，谭既前赴临难，唐誓为“后继”。然唐才常组织自立会起义准备不足，很快流产，事泄后，唐在汉口被张之洞捕获，旋即被杀。审讯时，唐说：“我们的举动，张之洞以为是造反，实际我们是讨贼。讨的那一个？就是那拉氏，她非但是我们中国的罪人，并且是清朝列祖列宗的罪人。戊戍年造许多罪恶还不够，现在指使义和团，杀人放火，盲目排外，攻击使馆，危害国家，难道张之洞还不明白吗？”据说，满堂的胥吏鸦雀无声，好像都被麻醉了。
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
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许多留学生踊跃入盟。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锡山是同盟会争取的对象。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
陈璧君有俄国十二月党人之风，她与汪精卫并不认识，当汪精卫决定去刺杀摄政王时，她作为革命党人鼓励汪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就这样，她跟汪精卫睡了一晚。
张静江初遇落魄的孙中山，表示愿意为革命捐资，他把名片给孙说：“这上面有我在巴黎的地址，我必当尽其所能。孙先生需要多少，我就付多少！”两人约定，孙需要经费时，即给张发去“ABCDE”五个英文字母中任何一个字母的电文。这些字母分别代表1、2、3、4、5万法郎。1907年，孙中山为起义四处筹款无着，一筹莫展之时，突然想起了在法国轮船上邂逅的张静江，就跟黄兴说起此事，黄兴不信，最后病急乱投医，叫胡汉民按地址向巴黎发了一个只有“C”字母的电报。同盟会人听说此事，或笑孙幼稚可笑，或说孙滑稽荒唐，或跟孙打赌：“就凭一个C，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不到二十天，一纸三万法郎的汇票，从巴黎汇到东京的同盟会总部，令孙黄大喜过望。
1908年，清廷钦差、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巡视南洋，马来亚华侨陈文襄当面斥骂杨：“满奴来何为？岂吸四万万内地国民之脂膏犹不足，而必及此别乡离井骨肉，艰难困苦之华侨耶？若云抚慰，内地国民，日加残害，何有华侨？华侨回国，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陈后来在广州参加革命牺牲。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说：“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吴说：“至少要1000元。”孙说：“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1200元，你们就拿1000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那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言者为之语塞。
吴樾为安徽桐城人，性格豪爽，读书通大意，好谈时事，出乡访天下士。其乡前辈吴挚甫有重名，为莲池书院院长，他欣赏吴樾，就帮助吴求学。而樾志不在此，学习无成就，只是作文有桐城风味，为同时少年所不及。当赵声游历到保阳时，与吴于酒楼相遇，谈话极为投机。赵论革命大势，擘分两部，一暴动，一狙击。吴樾慨然说：兵革之事，请君任之，君为其难，吾为其易，吾志已经决，愿君自重。赵声说：你不找个副手吗？吴答说：秦舞阳之前例在，人多转心棼，不如一个人做事专注。声壮其语，一拊手而计定。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审问者说：“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大笑语：“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在供词中自称“专为排满而来”，斥责清廷以立宪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指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恩铭抢救无效死亡，徐被处极刑，临刑时视死如归。清廷对其剖腹剜心，祭奠恩铭，肝为恩铭卫队分食。
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前给妻子遗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1912年1月，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出以后，亲贵良弼、铁良、毓朗等人极力反对，他们成立宗社党，要求维持君主立宪。担任军谘使的良弼，自请督师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彭家珍对人说：“有此军事知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何堪设想乎！”他表示要挺身而出，以暗杀良弼为己任。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论功行赏。柳亚子则说陈范：“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功绩，多次要求政府发还清廷没收陈的财产，并对陈有所抚恤。陈说：“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章士钊说他，《苏报》案后，“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一战时，不少人愿振兴民族工业。范旭东等人办碱厂，劝陈调甫担起制碱的技术责任，共同奋斗。陈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范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又说：“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干出来。”陈大为感动，即相约共同为碱业奋斗。他们到厂外散步，看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形如小山，数之不尽。范对陈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
康有为在海外亡命的时候，其女康同璧曾只身到印度探问父亲。其时中国女子很少出门，休说到外国去。故康同璧自豪于此，写诗说：“若论女子西来者，我是支那第一人。”中共开国，毛泽东接见康同璧，就吟此诗向康致意。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如亡命客一样在东京过苦难日子，袁世凯仍不放心，派蒋自立到东京去刺杀并收买国民党人。湘支部长覃振认为蒋是一个大威胁，召集同乡开会商议对策，许多人主张行刺，但问何人愿去，却又无人答话。座中有人指着林修梅说：他是军人，应该可以去干。林推说无手枪，荆嗣佑说他家正有一个朋友寄了一支手枪，可以借给林用。林又说还要一个人同去，替他巡风。座中无人答应，忽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惊动了会众。原来是新到的桃源留学生吴雪梅，其人年龄不过十八九岁，大家问他为何发笑，他神气地说：“我是笑你们这些饭桶，连一个姓蒋的都无人敢去杀他，还想打倒袁世凯吗！”覃振奇其言，忙问他：“看来你倒是一个好汉，有勇气敢去行刺么？”吴答说：“怎么不敢，只可惜我不是你们的党员。”大众欢呼道：“如此我们今天就欢迎你入党。”登时要他填了入党誓约并置酒欢迎。晚餐过后，吴头都不回地去把蒋自立刺杀了。
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的要求遭到拒绝，“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全国示威游行，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年轻而才气横溢的吴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军阀抓住了工会主席林祥谦，逼令他下令复工，林拒绝。当刽子手砍断林的左臂，再度威逼时，林祥谦说：“头可断，工不可复！”
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他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奉调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曾因惨遭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刘派参谋处长符昭骞负责指导构筑工事任务。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事他和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作法！”
瞿秋白刚被捕时没有暴露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当时上海的鲁迅等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就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将军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自忠将军在，乃增援反扑，务期要消灭张将军所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晨战斗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蒋廷黻非为纯粹学者，故交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没有正面作答，他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回答：“济之，现在是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李是研究上古史的专家，蒋不好当面贬低“写历史”的贡献，况且自己也曾写过十多年的历史，但他显然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并引以“自豪”。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遇罗克有诗，赠友人：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稼先回国后“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忍不住请示周恩来，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江小燕获悉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后，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她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信一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意志第九
胡林翼多次说：“天下糜烂，特吾辈二三人撑持。吾辈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给曾国藩写信说：“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事必不济。”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等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魏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曾国藩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为“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过后，他从苦读的考生变成了入直的翰林，可是反躬自省，发现身上毛病不但涤除未尽，反而越来越多。于是痛下决心，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欢吟诗作赋，寻章摘句，而没有把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认为症结在于好名，同样“可耻”；给地方官员写信，口气亲热了点，那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该重写一封，“作疏阔语”；喜欢侃大山，争口头上的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黄段子过嘴瘾，“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贵州当差，以为“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敢负良友厚意。”他到任“遍谒光荣，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
李鸿章二十岁言志：“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其入都诗说：“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丁日昌回乡之后，病体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钻研古文，不再问人间事。李鸿章很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你这样做，不是不可以成为一大名家，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无穷，但从汉朝到现在，不患无文人学人，察其究竟，仍不过是文学而已，“于当时奚益？于后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件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话语锵铿有力，丁日昌由此再次扶病出山。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二姊、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谭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说：“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
孙中山曾对蔡元培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黄兴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曾说：“丈夫处蛮夷猾夏之秋，当有事于大者远者。”
邹容少时即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他问父亲：“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后来，她对王时泽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归国后，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经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四过杭州，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1905年，徐锡麟游历浙江各地，交结了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他对人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吴樾幼年进私塾读书，12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19岁后不再学习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