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占华北后，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以为当时住在平津的官僚军阀适合他的理想人物，他计划以靳云鹏、吴佩孚之一任总统，如两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而以曹汝霖为总理。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与喜多诚一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相识，对参加伪组织的问题，他既不敢公然拒绝，更不敢再给自己加一层罪戾，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等周旋。正在举棋不定时，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并嘱他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才决定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虚云上人在昆明办滇藏佛教分会时，云南民政长官罗容轩秘访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数十万，多对上人供养，罗从上人处证实上人积蓄过百万，便向上人要钱。虚云带罗容轩出房走进大殿，手指菩萨说：“他若开口说给你多少钱，无论多少我都给你！”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史量才办《申报》，为政府不喜。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54岁。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史量才办《申报》，力排众议延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革新时期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并推荐张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吴醒亚等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黎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
蒋介石曾想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通过王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这番对话，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当时任行政院长职务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傅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1940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俞颂华离开重庆到香港。他说：“我们所珍重的是名节……名利身命，粪土而已！”香港沦陷后，他在友人的店中当管账员。在日机的轰炸下，他坦然地对朋友说：“吾人所重者，志节。身命土苴耳。今其试验时矣。”
1945年秋，戴笠陪同梅乐斯去东南视察，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江山县。他们到达一处农家门前停车，下来后，一位老农连忙招呼儿孙们为他们搬出桌椅，叫人冲茶。戴很得意地向梅介绍他家乡人如何好客，如何对远方人有礼貌。为表示亲近，戴笠用家乡话和老农交谈起来，满以为会受到更大的欢迎。谁知他的家乡话一出口，老农便问他贵姓，等他说出之后，老农马上大声对他家人说：“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戴春风，不要冲茶了。桌椅给我搬进去！”他的孙儿们立刻“撤座”，弄得戴笠无法应付，也不知如何叫翻译向梅乐斯解释。随从们责问老农，老农很干脆地说：“别的人我们还愿意招待一下，戴春风他自己清楚，他在我们家乡干过什么？他的母亲还住在家里，他敢把我怎样，他还要不要娘？”原来戴笠年青时为江山县有名的恶棍，家乡人恨之入骨。他虽然发迹了，但有骨气的人始终看不起他。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党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因为张东荪自中共建国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叶笃义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张拒绝了，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刘鬃要新凤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新凤霞说：“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1967年元月，《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胡风在四川服刑，有人让他揭露周扬，为胡拒绝。胡风对自己的论敌周扬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哪里是讲文艺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居然评起周扬来了！”
50年代初，林徽因为了保护北京城墙，曾在人代会上据理力争，还闯进过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争辩。据说，彭真说不过她，最后拿出毛泽东的批示来才将她压下去：“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动，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梁漱溟对批林批孔表态。于是81岁高龄的梁漱溟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他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狂狷第十二
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由此有据。
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康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
韩衍生活清贫，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高语罕后来回忆说：“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瓫中只余糙米三升。”韩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
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陈独秀曾去拜访。章的弟子钱玄同、黄侃在座，听到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未必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袁世凯做总统后，以礼贤下士自居，曾派专使迎王闿运到北京，接见时，命秘书以车恭迎。王闿运穿戴了清代官服蟒袍补褂而入。当汽车抵总统府大门时，其时尚存一牌楼叫“新华门”，王问袁秘书，此何门邪？告以乃新华门。王说：我观之似新莽门也。及见袁世凯，袁说：现已民国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邪？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装了，乃夷服也，我着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章太炎写信痛斥袁违背就任总统时期的誓词，袁接信后，大为震怒，想杀掉他，但恐为舆论所不容，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认真呢？”章疯子外号，从此驰名天下。袁死后，章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候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他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为莫大憾事。”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忘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忘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杨步伟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时即“胆大妄为”，上家塾时，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北伐胜利后，傅斯年等人在蔡元培家吃饭。几个人喝醉了酒，傅斯年肆口胡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听了，很不耐烦，说：“这除非你作大将。”
唐兰博学。民国时期，他在天津教家馆，任教之余，还给天津《商报》办学术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办，用不同笔名发表，内容涉及经学、小学、诸子、金石、校勘以及诗词等等。吴其昌曾对他壮语：“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邓之诚性情狷介，对同辈人多所臧否，在课堂上经常说：“城里头有个胡适。”他对学问要求甚严，常说：“研究学问每年都要有所长进。”
鲁迅的脾气是很倔的，曾有鲁迅不愿见者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来人却声称他亲见鲁迅回了家才来敲门的，鲁迅大怒，大声向保姆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是对他客气！”夏衍曾回忆说，鲁迅不喜欢田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欢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汉对藤森成吉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很反感，鲁迅对夏衍低声说：“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起身退席，给田汉一个很大的难堪。
华罗庚读初二时，他国文老师是胡适的崇拜者，要学生读胡适的作品，并写读后心得，分配给他读的，是胡适的《尝试集》。华罗庚只看了胡适在《尝试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那序诗是：“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他的“读后心得”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梁实秋听梁启超演讲，见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黄侃到中大教书，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作校长，朱是党国机要，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是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滚蛋。国文系再三挽留，朱亲自出马挽留，他还不肯，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销路不好，他们去问时，书店老板很冷淡地答复他们：“2000本书只销掉1500。”他们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走在上海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郁达夫突然跑向街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作手枪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郭沫若则伤心两人是“孤竹君之二子”。
闻一多父母为其在乡下娶妻，使得闻极为不满。但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他跟父母说：“……我为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唯敢求于俩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情也……如俩大人必固执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谓俩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同样不修边幅，两人相处颇为相得。而闻曾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对三位学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语，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仍感意外。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叶浅予自学成才，对学院派言论敏感。他与徐悲鸿初次见面，徐无意中给他留下狂傲自大的印象，徐认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国画非得从素描写实入手。而当时中国画坛上，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蒋兆和，一个是他自己，还有半个是梁鼎铭。叶浅予听了很不舒服。
冒孝鲁为人狂傲，逾于老父，每读父诗文，必指摘之，连呼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默认而已。盖其国学造诣深厚，故敢如此。凡有自命不凡的文人雅士者，以诗文就正时，至多读三行，即言：好好。便掷还了。有一年，冒求太极名家乐幻智为之医病，乐以气功治愈后，两人畅谈虚字语助词。乐云：读通《论语》，虚字也通了。冒孝鲁自此称乐老师不已矣，并对人曰：斯人非徒以拳术鸣也。
1940年浙江大学流徙到遵义，在艰苦的流亡时期，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接受了职位，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
王实味到延安后，做了特别研究员。时延安物资匮乏，特别研究员的待遇相当高。毛泽东每月拿五元津贴，王实味可拿到四元半，比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当时边区棉布缺乏，大家都穿土布，从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的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王瘦削，没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跟着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才平息风波。王只要了帽子，因为范个子大，他的衣服王根本不能穿。
塞克为延安四怪之一。毛泽东曾派李卓然上门邀请塞克到毛住处晤谈，被塞克拒绝，原因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他不去。这事很快传来，后来邓发劝他说：“去吧，不去不好的。”邓发还主动愿意陪塞克一起去，这样塞克就同意去了。在去杨家岭的路上，有相熟的人笑问：“塞克同志你去杨家岭吗？”塞克听了很不好意思。
冼星海拙于言辞，表面看近于木讷，内心热情似火。他到了延安，跟周围环境时时发生冲突。有时，他无处发泄，就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
延安整风期间，何其芳和刘白羽由延安到达重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约集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请他俩做报告。何报告了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何给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气让人感到他只是标榜自己是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就跑来改造我们！冯雪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日本投降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要分配到各解放区去，毛泽东专门找一些著名人士谈话，高长虹也被邀请。哪知一开始谈话，就不和谐。毛泽东问：“高长虹先生，抗战胜利了，你有什么想法，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哪个解放区去？”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想到美国去考察经济。”毛听了高的话，当时就生气了，请他立即出去。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秋原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写信，抗议“美国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赫尔利邀请他面谈，胡到了大使馆把赫尔利驳得体无完肤，赫氏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断他说：“如果大使先生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要告辞了！”赫恭敬送胡出门，说：“胡先生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胡答：“不对，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会或宴会上少见而已。”
中共建国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
李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自信，他的名言之一便是：中国的白话文，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很多读者看了一本李敖的书，便忍不住到处搜寻李敖的书来看，因为李敖的文字极为真性情，敢说敢做而且幽默迭出。他自称：有话直说，有屁直放，小心求证，当仁不让。
叶公超名士风范，他做所谓“外交部长”时，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而他被蒋介石训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斥司长。有人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了。”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杜维运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文革”后，萧军复出。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重返文坛，有讲话中说：“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来竟埋在土里……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老年萧军仍爱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头破血流，萧知道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小伙子，对着打人的流氓家门连续叫骂，要他滚出来，见个高低，否则，就不是他老子的“种”。打人者缩了头没出来，老朋友竟也再没受到欺负了。萧军说，对于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训它们，而不能礼让，对于流氓，就应该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语：有理讲倒人，无理打倒人。
“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聂绀弩在文怀沙家看见钱钟书送文的诗，其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第二天就送来了题赠钱钟书诗一首：“诗史诗笺岂易分，奇思妙喻玉缤纷。倒翻陆海潘江水，淹死一穷二白文。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吾诗未选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钱看后颇为欣赏，以为聂有王船山的风味，并为聂诵出王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1980年，林同济访美前受到胡耀邦的见面邀请，林对见面似乎很满意，他对胡耀邦的印象是“天马行空”，“不拘泥陈腐”。辞别时，林说：“我是个老学者。我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懂多少，但我向你保证，这次出国访问会让我的国家受益的。”
1985年，胡风去世，除了海外，国内一片寂然，唯有聂绀弩诗见诸报端：“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聂还有一诗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仅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钱钟书拒绝新闻界采访，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他也从不做寿。在他八十岁要过生日时，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识见第十三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光绪戊寅，曾纪泽奉简出使英法大臣，召对时，言及教案。曾氏谓：“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西太后说：“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慢慢要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访荣禄，两人对“立宪”、“练兵”做过一番深谈。袁氏归后，对心腹说：“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何能为？”荣禄则对同僚说：“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
王韬说：“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惟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潘祖荫、翁同和都以好士知名。潘为人朴实，翁则客气，潘真率，翁则一味蔼然，虽其门下士子亦无不答拜，且多下轿深谈者。潘对王伯恭说：“翁叔平虽然做了皇上的老师，其为人专以巧妙用事，不可全信之也。”又笑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后来又说：“翁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愚不可及。”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两人意见合起来，就是由小学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近代中国，奇女子无数。有吴孟班者，人称“女中杰也，有大志，娴文学，通西语”。她曾经“有身，自坠之”，其丈夫为之惊骇，吴说：“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情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
李宗吾先生1912年发明厚黑学，从中外古今的历史来考查，发现从古及近的大人先生们没有一个人脱出厚黑范畴之外。最初的灵感来自三国英雄。他说，曹操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什么都不畏惧，真是心黑到了极点。刘备的成功全靠脸皮厚，依附这个依附那个，而且生平善哭。他们一个心肝最黑，一个脸皮最厚，并为双绝，谁也奈何不了谁。而孙权呢，心黑比曹操差一点，脸皮比刘备薄一点（比常人还是厚多了），于是三人谁也降服不了谁，只能将天下一分为三。他由此为起点发明了厚黑学，并自封厚黑教主。别人问他为什么骂人，他就说：“我那里敢骂人，我是在骂自己。”
张伯苓比较了美国与德国一战时的交战情况：“比起来德国是整齐，美国是散漫，然而美国能胜德国，其中不无原因。德人为机械的，其脑筋为兵官，其灵魂为国，为大皇帝，为国魂；美国人则一人算一个，如不打即不打，打则手脚打，脑筋亦打，灵魂亦打。这个分别，一个是机械的，一个是主体的，德国人是有头有户，美国人则纯然是民主精神，个人都为头，组织起来则整然有序，散之则各自为主。”
林琴南古文情调的译述倾倒过一代人，本人却有怪脾气，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而又是赞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国初立，他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他劝告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说是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自己矛盾的行为，他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1914年3月15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说：“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1919年初，王光祈怀疑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他对朋友说，这些国家“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于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痛苦”。他理想的社会，“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冯至听鲁迅讲课，感到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孙中山曾说：“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俄国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所以抓住它。美国和英国在岸上大喊，千万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1923年，孙中山派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但是，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赴俄考察归来，不仅撰写报告书给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中常委，如实呈述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警惕苏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还专门写信给倾心苏俄的廖仲凯，敦劝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绝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蒋廷黻对军阀不满，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责备他说：“廷黻，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比你对国家更有贡献。”
张国焘曾和陈独秀为党务争吵，陈对张国焘的做法极为气愤，他说：“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张国焘冷笑说：“我看你虽然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却脱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更生气，追问说：“我怎样是无政府主义者？”
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多年来随口编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顾称这种现象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丁文江主张直接干预、改良政治制度。他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能力。”胡适支持丁文江，打破了不谈政治的誓言，“我实在忍不住了”，他在北大作“好人政府主义”演讲，说：“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听了这个神话般的怪论，觉得蒋太敏感，自忖“将来中日两国开战，无论怎样，我们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
顾维钧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他以为内政的对象是人民，外交的对象是与国。在内政上有时候可以开大价钱，可以开空头支票，反正人民无知无力，对你也莫可如何。至于外交，那就得货真价实，不能假一点，不能要大价钱，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自食其果。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顾维钧认为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众情绪激昂，喊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顾维钧对这一点最有反感。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那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章士钊。其辩护词随后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章士钊说：陈独秀“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
1931年底，朱家骅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掌管全国文教，颇有建树。他的信念是：“我们教书的今天参加中枢政治，至少要为文教方面做点事。”他注重教育改革，努力促进中国教育制度的现代化，他说：高等教育“应求充实，勿事铺张，必须提高研究学术之程度，并注意于实用人才之培植”；中等教育“应切合社会需要，救济国民生计”；同时，“对于成年文盲之充斥，须力谋扫除”。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要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杨杏佛答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
1933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事。《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后来回忆，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施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叶赞扬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