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英雄，谁是英雄(4)
民间情感的这种固化，有可能把历史上的人物读成两张面孔，这种历史与道德的冲突，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完全没有冲突的也可能这样。比如说李隆基这个人，在历史上一个是作为唐明皇的形象，一个是作为唐玄宗的形象。如果我们去读正史，那起码的开元盛世，那样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历经四十年的辉煌治世，这是唐玄宗的一个大的功业，青史留名。只不过是天宝十四年以后出了“安史之乱”，但是造成安史之乱的最重要原因——藩镇割据，也不是到他这里才出现的。所以你会看到，李隆基在历史上是个有做为的皇帝。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唐明皇是什么样的？红颜误国，唐明皇就是一个多情天子，今天说起来，就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就是那样一种“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都是文学上的描述。但有一点，民众情感的血脉，最主要的是来自文学而不是历史。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道德与历史的评价之间，在文学的演绎、情感的延伸与所谓“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这样一种史家笔法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巨大的断层。
人人都要有不较劲的心态
易中天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按照《三国志》的记载讲“三国”，怎么挨那么多骂呢？因为我颠覆了太多人固有的想法了。大家的想法都是文学的想法，都是《三国演义》的想法。这样一来，一个历史人物就有了三种形象：第一个是我讲的历史形象，第二个是文学形象，还有一个是民间形象，就是庙里供着的那个关公。
我有个观点，曹操和诸葛亮有惊人的相似，就连他们的官职也是一样的，都是丞相；曹操封武平侯，诸葛亮封武乡侯；曹操领冀州牧，诸葛亮领益州牧。而且他们当政的时候，他们的皇帝都是“橡皮图章”，汉献帝就不用说吧，这刘阿斗也没什么权力，这个《三国志》记载得很清楚，“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就是芝麻大的事都得诸葛亮拍板，但是为什么到后世，两个人却有了截然相反的舞台形象呢？说到底是人性的问题。我觉得，因为人性本来就有两面性，任何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性的善恶两面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个东西要投射到文学艺术当中去，然后被传统的民间艺术脸谱化，然后分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阵营，一方是红脸的关公、一身正气的诸葛亮；一方是白脸的曹操，贼眉鼠眼。
所以我们不能把民族的情感过于扩大化、分极化，我们的民众要学会理智地对待历史，当然更要理智地对待现实。曾经有一个学者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看到所有国家领导人都穿唐装的时候，他说，哎呀，21世纪肯定是中国的世纪了，你看他们都穿什么衣服了。我说他们到菲律宾穿菲律宾的，到印度尼西亚穿印度尼西亚的，那21世纪是谁的世纪啊？现在连流行歌曲都大唱三国和中国话，像周杰伦啊，还有S.H.E.，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正在或即将统帅全球？反过来说，是不是说明中国人面临着信心危机，需要借古人以服天下？用不着这么小题大做，不就是唱唱歌、穿穿衣服嘛！既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也不意味着中国文化走向衰亡。
于丹其实我很认同易老师这种心态，我把这种心态叫做“不较劲心态”，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东西过于较劲，但是较劲之后，就会适得其反。有个词叫“局限”，什么叫局限，有局才有限。我们老是人为地做一个很小的局，然后为其所限，那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其实在个人生活中，我更喜欢庄子，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分地攻伐异端，不要过分地把一种庄严肃穆的东西变成我们的主旋律。“无为而治”，有时候可以从无为达到无不为。我觉得一个人生命的成长，不能揠苗助长，要尊重人的性情；文化形态的局面也不要刻意去修建，一定要用什么去打败什么，用什么去取代什么，就以一种审美的方式去看待，顺其自然是最好的。
其实周杰伦的歌我非常喜欢，从最早的时候我就喜欢。周杰伦的歌我都很熟悉，大家可以看到2006年的乐坛，那是一个网络音乐的天下，专业歌手里面只有第一没有第二。销量最好的就是周杰伦的《依然范特西》，在这张碟里面，就收了很多很中国风的曲子，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菊花台》，整个他的造型，他的词，包括前面的《东风破》、《发如雪》，方文山整个的创作，我觉得都是很中国意象的。但这种中国意象是非常时尚、非常前沿的。它其实是完成了对中国诗词意象的解构，而不是结构。我们去写格律诗的时候，是从一个平仄格局里面去一点一点地完成七宝楼台的堆砌，但在周杰伦的歌里面，在方文山的词里面，是做了一种情趣的解构，最后总会放上一点点中国音乐的造型元素。
我喜欢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呢？就比如现在的时装设计，它可能会设计得非常时尚，但里面有一点点中国元素在，有一点元素，中国文化就被启动了。文化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长，不一定非要端着面孔庄严肃穆地出来亮相，说我一定要在意识形态主流的位置上被大家尊重。非得要“罢黜百家、独尊一种”之后它才是健康的吗？真正的健康就是被孩子们喜欢。比周杰伦还年轻的乐队——南拳妈妈在《牡丹江》里唱道：“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这句多深刻呀，是吧？其实这就是中国文化。
我们都是性情中人(1)
于丹这种“不较劲心态”不仅体现在文化上，它更应该是个人的一种人格修养，也就是说，要顺从人性，顺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像我和易老师，我们都是性情中人。性情比学问重要得多。当然易老师学问比我好得多，这句话不是谦虚，认认真真。我跟易老师私下是好朋友，我们没有觉得高山仰止，我尊重易老师的人生经历，他比我多了一种东西，就是他生命中比我多一种苦难，他经历过磨砺，我是从校园到校园的这么一个成长过程，他有苦难。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知识固然重要，比知识更重要的是经验，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悟性。
其实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一个人应该有他的生命激情，有他永不衰竭的理想主义，有他的职责承担，这些东西比读经典更重要，因为读得久不一定意味着读得深。所以我说生命的“觉悟”，“觉”是一个瞬间，听别人讲看书的体会，都能怦然心动、醍醐灌顶；但“悟”是一个过程，终其一生。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悟性最重要。
性情中人做的事就是兴之所至，有兴致的时候做一件你觉得快乐的事。快乐的事不计功利，但是它往往能融进生命。孔子那时候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是为生命快乐的学问，“为人之学”是为了写文章、评职称的学问。我们今天是“为人之学”太多，老是在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做合适，这是一种用脑子的生活。其实要是我说，忘记技巧，用心生活，简简单单，兴之所至，生命放达。那最后活的这个境界是什么，读书就读出陶渊明那种“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人生一大乐事就是，任情挥洒，无往不至。
易中天我完全赞同于丹的话，但是我们俩的话仅供参考。为什么呢？因为“为人之学”还是必须要有的，那么多人要评职称、要考试、要弄文凭、要找工作，你不能说不要他做呀。所以我还是说，君子独善其身，小人自得其乐。
像我这样一个“真小人”，我就特别能自得其乐，做一点我喜欢、我能做的事而已。阅读经典就是一件兴之所至的事情。什么时候想读什么时候读，从你想读的那天开始。家长不要强迫孩子去读，如果你作为一个母亲或父亲感觉不干点什么就没有尽责的话，那我给你一个建议，从怀孕那天开始读，准爸爸在准妈妈耳朵旁边读《论语》好了呀。我教育孩子很简单，从他自己想读的那天开始。
于丹经常有人问我怎么看待现在的“于丹热”，我觉得我同样以一种谦逊的态度来对待。讲《论语》本来就是我率性为之的东西，就是本着我的快乐和真诚做的事情，它在客观上可能造成了另外一种效果，但是没有必要说一开始非要刻意怎么样。
21世纪对我们来讲是多元价值并存，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出现了各种变化、挣扎，乃至断层，我们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就说和谐，与其说现在有和谐的氛围，不如说人心中都在呼唤和谐。那么和谐是什么？《论语》里面为什么讲“和而不同”？因为这种状态很好，就是一方面鼓励多元，“不同”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君子和而不同”，就是你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独立的见地、独立的禀赋；但是需要大家来共同做事的时候，需要观点来协调的时候，也能“和”到一起。五味调和才是天下美馔，五彩调和才是天下景观，五音调和才是至美音乐，没有哪一种东西是单一的，它必须是在坚持不同之后的一种和谐。
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当我们被一个角色所规范，当我们追求一个名誉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束缚了。这个过程中，没有别人可以解放自己，只有自己解救自己的心，释放自己的魂，做到漠然无魂，一切一切已经自自然然了，到这样的时候，天下的芸芸万物，会各复其根的，因为人不再娇情了，人不再强制了，去掉了所有的强制，这个世界会是一副葱茏的面貌。其实我们今天繁华的物质世界，不是不够美好，而是这种美好有了太多人为的痕迹和社会化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贴近自然的地方，已经太少了。如果万物可以各复其根的话，那么天地之间“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自由生长，你不必去窥明它其中的道理，不必去追问，不必去计较，世界真正的和谐其实就在这样一些杂乱丛生之中，让各种生命自然蓬勃，于是构成了天地和谐。
我们都是性情中人(2)
我们小时候做过一个试验，一张白纸，划七等分，涂上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然后用铅笔在中间一戳，“啪”地一转，老师说你看到什么了？我们认为会是七彩混合旋转得极其绚烂，但是转起来才发现，是白色的。而这种白跟一张白纸的白是不同的，它是一种飞动之白、融合之白，各种光谱交融之后一种很高级的融合。其实我们现在的“和而不同”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我听过一个小故事。有一次青蛙遇到蜈蚣，青蛙说你看我只有四条腿，我要是走的话，两条前腿一撑，两条后腿一使劲，我就往前蹦了，我这四条腿都有分工。它说蜈蚣啊，你是百足之虫，你往前走的时候最先迈的是哪条腿呢？蜈蚣听它一说，“咔嚓”就停在那儿了，然后蜈蚣很沮丧地跟青蛙说，我劝你以后永远不要问任何一个蜈蚣这个问题，你只要一问，它一定就卡在那儿了。
其实这多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大家理出头绪想一想，只会比蜈蚣多，不会比蜈蚣少的，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交友，从老人到孩子这一切一切，当它顺理成章成为你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过多思考的。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叫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一思考，我们的日子就会像蜈蚣一样，就卡在那儿了，我们就运行不下去了。这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一种顺其自然的真实，所以庄子说“有大物者，不可以物”，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把真正的物质当成物质去役使，不要真正地拘泥于这种物质，一定刻意想要怎么样去做，顺乎自然，这一直是道家至极、根本的简单观点。
易中天幸好我们两个人不是蜈蚣，好在我们也不是青蛙。
做正常人就好
于丹在生活中，我们不做青蛙，也不要做蜈蚣，只要做个正常人就好。
我在很多场合都被问到家庭，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啊。大家关心我就说一句，我可以简单地告诉大家，我对自己家庭的评价就是“很正常”。其实什么叫正常呢？比如说有老人，跟妈妈住在一起，我有丈夫，我有孩子，我想我们中国绝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有自己的长辈，有自己的伴侣，还有自己的孩子。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必追求一个家庭多么多么完美，这个家庭有什么什么样的传奇，实际上最朴素的东西最恒久。我孩子出生的时候修正了我一个很大的观念。其实每一个妈妈在孕育孩子的时候总在想，我希望我的孩子是最聪明的，希望我的孩子是最漂亮的，希望我的孩子是多么多么了不得，我要为我的孩子做什么，每天就像是揣着一个梦想。但是我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带她去做各种检查，说一个孩子应该在多少公分到多少公分之间，说这个孩子正好居中，然后写上“正常”两个字。然后一个孩子什么头围啊，胸围啊，体重啊，各种东西它都有一个上限跟下限。我跟亲戚曾经讲过，生一个大胖孩子多骄傲啊！后来这孩子不算胖也不算瘦，正常。我看我的孩子的检查表格上一片“正常”的时候，当时觉得很骄傲，她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其实“正常”是我们生活中最好的尺度。不要追求所谓的卓越、优秀，人的生命能量就这么大，如果有哪个方面你表现得过分超常的话，一定有其他的方面低于正常。比如易老师说我“找不着北”（迷路、缺乏方向感），我说话说得很好，但是“找不着北”这件事是不可救药的。我就在我住的酒店里面已经走丢N多次，有时大家约好去吃饭，我就找不着了。
所以我说，人就是这样，你可以亮出来你的长项，那你也得承认你生命中肯定是有短项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没有人是完美的，我小时候是个偏科的孩子，当我语文作文从小就写得好得不得了的时候，我的数学就一塌糊涂，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算错应用题；不光是数学题，还有政治，我经常算出地主欠张大爷多少多少斤粮食，张大爷反过来剥削地主了，因为乘和除多了，弄不清楚。实际上我可以很坦然地看到我缺乏数理逻辑，我缺乏方向感，我生活中有很多缺憾，这样我觉得真实，这才会让我知道一个人必须要看到生活最朴素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别想说“我是完美的”，完美太累了。我觉得最好的标准就是正常而健康。
所以，关于家庭，关于自己，我都告诉大家一个判断，正常而健康。没有太大的野心，没有长久的规划，一切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如果一定要说出所谓规划，我觉得我现在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在学校做老师，这件事我打算一直做下去；然后在家里做妈妈，我得带好我的孩子。有可能进入我的人生规划的就是这两件事，我是认真的。但是其他，我可能做什么，可能不做什么，都不敢说，但我想说，我做事情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enjoy的事情。那么它可能会附带来了一些价值，但是那个价值不在我预先考虑之列，我做让我自己快乐的事情，做可以使我生命性情豁达、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又要说庄子的一句话，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就是所有那种很较劲的、一定要做什么的事情我不做。比如中国文学史的这些诗派里面，我不喜欢“郊寒岛瘦”，你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费那个劲干吗呢？我还不如去放牛，是吧？作诗作成那样！我觉得作诗就要像李白那样，喝完酒以后，洋洋洒洒，倚马可待。那样你就去写，因为很快乐；如果说又推又敲，还得捻断多少根胡子，那这诗不作也罢。所以，生命就这么长，无需较劲。我已经规划了这么两个角色，一个职业角色，一个伦理角色，剩下的生命角色就随着我的性情吧。做出来什么，大家不用惊讶；什么都不做，大家也不用惊讶。
之二：《论语》《庄子》里的生活智慧
儒与道：中国人的一天一地
讲完《〈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后，我见过各式各样的评价。我想，对于我个人来讲，我的态度就是：人活在当下，就用心去做好一件事，至于做完以后的好坏评说就任由大家了。大家怎样评说，我都接受，因为我做的事情摆在那里，任何事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我永远只能站在我本初的意思上去讲我为什么要讨论《论语》和《庄子》。
或许《庄子》相对《论语》来讲，会小众一点，大家对道家的理解没有对儒家那么广泛。那么为什么我要一起来讲呢？我不是想做一个学理性的阐述，不是要讲中国儒家学理体系和道家学理体系的区别，讲它们在学术地位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血液之中都会有或儒或道的文化基因，它其实是我们生活的坐标系，它提供了我们生命的参数。
一个人如何安生立命呢？我很喜欢《三五历记》里讲述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如果是西方的神话故事，我们可能会看到盘古是一个神，用斧子把天地劈开，世界瞬间突变，绝对不是中国化的讲述。中国化的讲法是：天地之间是一团气，混沌如鸡子，盘古在其中与其共同成长，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一共长了多少年呢？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经过这个成长以后，孕育起来的人有一个理想，被表述为六个字：“神于天，圣于地”。所以神圣这个词不是一个层面，而这“神于天，圣于地”，是中国人可以企及的最辽阔的人格。
“圣于地”，在土地上做一个圣贤，这就是儒家理想。儒家理想是给我们一种社会人格的自我实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这样一种担当，在大地上行走，去担当，去尽责，来完成士阶层的使命，这种自我实现给了我们一个重任，这就是圣贤境界。
那么，“神于天”是什么？我的理解，是道家。庄子说，每一个“自我”都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一个“自我”虽然短暂、渺小，但是当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合一的时候，我可以完成“乘物以游心”、“磅礴万物”的逍遥游，其实这就是一种神仙翱翔的境界，所以，庄子教会我们的是一种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
如果说圣贤的境界教我们入世实现，那么神仙的境界教我们出世去遨游；如果说儒家教给我们在这个土地上去承担重任，那么道家教给我们的态度不是要忍辱负重，而是要举重若轻，当我们生命轻扬潇洒的时候，你照样可以为这个社会尽职尽责。所以我认为，儒与道是中国人的一天一地，“神于天”的时候我们心思远游，“圣于地”的时候我们责任承担。那么，有了这样的一进一出，一个人不至于因为过分地飘游而显得不尽职，也不至于因为过分地担承重任而不堪重荷，缺少飞扬的力量。所以我经常想，生命的长度其实不在自己的手里，短则五六十年，长则八九十年，总归是人生不满百；但是人就如同河流，究竟活成一条小溪或是一条河流，生命的宽度在自己手里，宽度就在于我们把河床的两岸打在哪里。在我看来，一儒一道，天高地阔，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生命坐标。我其实不是站在学理的意义上解读儒、道，我并不是在做一种唯“体”的研究，而是在做一种唯“用”的延伸。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体会，用生命的名义就够了。我们去触摸经典，去分享智慧，给自己一个人生的界定，遨游其间，那我想我们每个人至少可以活得宽广一点。
让心灵去飞扬(1)
有人说我喜庄厌孔，实际上我是我喜庄不厌孔。其实，每一个人开始读书的时候，都是从儒家进入的，儒可以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行走得稳健踏实，但是道家会给我们摆脱地心引力、向上飞扬的力量。我之所以更加喜欢庄子，是因为他让我觉得人的生命可以有一种任达的自由，可以有一种让心灵飞扬的能力。但是我也并不厌孔，人在这世界上的审美就如同桃红李白，各有其妙，可以乐山同时也可以乐水，人喜欢的东西都不是一元化的，只要你能从这个中间吸取自己喜欢的、对自己有价值、可延伸的东西。
就好比我读，我喜欢杜甫，可以为他的沉重而热泪盈眶；但我更喜欢李白，我一样可以为他的天真而热泪盈眶。也就是说，你的泪水可能是相同的，但令你感动的缘由可以各有不同。同样的一种春花秋月，当这样的一种古今徘徊，从历史、从我们心中走过的时候，我觉得儒与道在我的生命中无法分家，无法准确地分出来哪一种是儒家的情怀，哪一种是道家的思想。在我看来，真正的神圣都是殊途同归的。比如说对于人生很高境遇的描述，儒家说，从年十五志于学，经过毕生的成长历练，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两个标准的内外合一。所谓“不逾矩”，是指我们在现实社会中，不超越规矩法度，不违背害社会规则，不违背他人情感，这是一个好公民的规范，它是很外在的；但前四个字“从心所欲”，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心灵的，它要求我们听从心灵的声音，跟从心灵指引的方向，去追求你生命的真正价值。
芸芸众生，大多数人只能在一个标准上做得很好，或者做到“不逾矩”，无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娶妻生子，别人怎么活，自己也怎么活，倒是做到了“不逾矩”，但是自我已经泯灭了；或者另外一些人可能做到“从心所欲”，可能今天不合作、明天离家出走，这样的人倒是活出了自我的性情，但同时伤了很多人，伤害了外在的规矩。
怎么样才能做到内外合一？这是要通过整个生命成长，不矫情，不刻意，大道天成，最后达到的一个境界。而这个境界在道家的表述中更简单，只有五个字，就是庄子说的“外化内不化”。
所谓“外化”，就是融入规矩法度、顺应人情世故；在外在，一个人越融合、越进入，他的生命就越有效率。而一个人的“内不化”，就是用生命恪守的那份信念；每一个人之所以为“我”的本质，在于灵魂深处的反省与坚持。这样的“外化”与“内不化”融为一体，一个是内在的生命，一个是外在的生存，生生不息，你可以生活得很好。这两者不是殊途同归吗？
所以，包括我们经常所说的理想，我们说道家的“道法自然”，热爱天地山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让你真正在游历之中，达到心游万仞。
我们总觉得儒家是沉重的，它总是担负着使命，要牺牲自我的。但是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几个学生围着孔子在那里各言其志，子路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内忧外患，国内闹饥荒，国外还大军压境，我都能从容处理。这样的理想能说不大吗？但“夫子哂之”，孔夫子不以为然。往后谈理想的学生冉有、公西华就保守多了。冉有说，我不要那么大的国家，再小点，“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就这么大一个国家，我给它治好了，我让老百姓吃饱肚子，礼仪的事不敢说了；公西华又缩一点，说人家祭祀的时候我做一个小司仪就可以了。孔子都不表首肯，最后到曾点了，在师兄们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仍在弹琴，听到老师提问，也没有扔下琴、紧张失措地去应答，而是从从容容地说，我的理想和他们不一样，无非是大家在一个暮春天气里，穿着薄薄的青衫，一帮朋友、若干学生到刚刚开冻的沂水里，洗干净自己的头发，走上高高的舞雩台，沐浴着春风，踏青而归，在歌声中让自己的心灵完成一个放飞的仪式。就这样的一个理想，反而让孔子叹曰：“这也就是我的理想了。”
让心灵去飞扬(2)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儒也罢，道也罢，我们可以以一个名义打通，就是生命的名义。一个人无论为社会做多少事，他必须是清醒的、有活力的、能快乐起来的。这样的人，才可以使他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家国百姓都对他有一份信任和托付。如果一个人心灵是混乱的，身体是脆弱的，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担承的话，何谈家国大业？
所以我认为，儒与道，在生命的名义下可以打通，永远不矛盾；而且我也不认为它们和我们远隔千古，对于今天来讲，我更不认为它们的思想都是过时的。尽管文化的诞生，一定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制约，很多思想在今天是不适用的；但是我想如果回到最朴素的生活层面，古人的心灵未必就比今人的心灵狭小，或者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他的内心世界就一定没有我们丰富。
就拿四季来说，夏天时，外面热得要死，屋子里有冷气，要长衣长裤；冬天时屋子里有暖气，外面冰天雪地，屋子里可以穿衬衣。物质的发达，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去享受简易的生活；借助高科技，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舒服。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改变，让我们失去了感受春花秋月的能力，古人所谓“临秋云，神飞扬；沐春风，思浩荡”那样的一种四时穿越，在寒暑之间，用生命去感知，那样的一种心灵敏锐，我们还有吗？我们过去的中国文化，比如说古人弹琴，他要在山川之间，扶琴动操，欲令众山皆晓；古人画画，用石涛的话说，要“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
而今天，物质也造成了人的异化呀！物质的发达，让我们的愉悦享受变得廉价，让我们心灵飞扬的力量受到削减。所以我觉得去重新阅读经典，不要把圣贤当做高高在上、用以顶礼膜拜的偶像，要把经典当做我们身边最朴素、天真、恒久、温暖的生活方式。我们去触摸它，其实丰富的是自己的感知和生命，这就是我对经典和圣贤的态度，敬而不畏，真正的道理都是道不远人的。
兴之所至，随处可及(1)
道家精神有三个精神层面：道，法，术。相比较来说，我更喜欢心灵沟通的层面。其实我是一个反技巧主义者，我从来不信任任何的“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一种悲哀，是运用脑子过的生活太多，用心过的生活太少，我们过于信任外在的规则和技巧，而忽略了一种诚意的自然表达。语言是什么？无非是一种思想的载体，只要你的生命有着一种真诚的热情，你的语言，它不一定是澎湃的、华丽的，即使它是木讷的、简约的，它也能流露出真实的意思。所以，在道家层次中，我最喜欢的也是它作为哲学的层面，对生命的阐发，而不是作为宗教的层面。
儒与道也一样，不仅是道教，儒也曾经和道、和释一样，庙堂之高；也曾经作为“罢黜百家”之后的儒术被放在统治术里；也曾经作为儒学，让历朝历代书生为之皓首穷经。所有的这些，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兴趣，对于普通人来说，抛开学理，抛开学术研究，只在大众文化权利的分享层面上，以生命的名义去触及，就足够了。人在接触自己热爱的事物之前，不能带有太多的礼赞，这种尊敬之心，有的时候也是过犹不及的，你敬到了无法去触摸、心中产生障碍的时候，对自己也是一种约束。
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有太多太多可以依靠、依凭的商品，我们可以借助高科技放大自身的力量，其实我们同样需要放大自我的能量，放大心灵的力量，也就是说，“兴之所至，随处可及”。
我觉得对经典的阅读，不见得非得是系统性的，也不一定要具备什么资格，只要你有这种觉悟就足够了。读一本书，看一回电影，和一个人讲话，瞬间心有所感，醍醐灌顶，那是一个“觉”；我们自己终其一身的历练，自己内心慢慢地参透，那是一个“悟”。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觉”而无“悟”，听别人讲的时候，看一本书的时候觉得很对，而过去了就丢掉了。其实，建立在我心澄净这样一个基础上的、终其一身的参悟，才是最重要的，古圣先贤、山川万物、世间造化，都能够终得心源，变成自己的人生经验。
在讲完《〈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以后，我自己也在回过头去想，我和经典共生共长，去揣摩、研读，这是一个多长久的关系！其实说到儒与道，中国哲学这两大源头，在我最初接触的时候，是处于一种孩提的蒙昧状态，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要去读，要去记忆。
我自己出身和成长的年代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是独生女，我的爸爸妈妈是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不同的农村，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我们家三进的院子里就我们一户人家。我小的时候连幼儿园都没有上过，因为他们不放心我出去，所以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女孩就锁在这个大院子里。干什么呢？就读诗词啊，写毛笔字呀，临帖呀。但我很庆幸的是，我的家长从来都没有以一种强制的方法来教育我。
我最早接触《论语》里面的一些道理，大概是在四五岁的时候，现在想起来，我父亲从一开始就没有要求我死记硬背，却经常带我去叔叔、阿姨家参加聚会，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爸爸就悄悄地跟我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人，孔子说过一句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么些人里头，肯定有能当你老师的人，你去看看，你觉得他们谁对人特别有礼貌，谁特别博学，谁做事做得特别麻利，你去看看谁能当你的老师？小孩子嘛，我就这样跑来跑去看，有的时候看到有些行为是好的，也有的时候看到的是不好的，就会跑回来问爸爸，说你看，有一个叔叔他随地吐痰了，有一个阿姨她高门大嗓地抢别人话了，这个人肯定不是老师吧。然后我爸爸会告诉我说，这也是老师啊，因为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你看到比你好的人，你要跟他一样好，这是老师；但是见到不好的人，你就要反省一下，你会不会跟他一样不好，所以他也是你的老师，因为可以让你反躬内省。
兴之所至，随处可及(2)
有些朋友经常问我，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整个背诵下来《论语》的？我可以诚实地说，到现在我也不能背诵全部《论语》。因为我对《论语》的介入一直都是这样只言片语化进生活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论语》是艰深的、远离现实的，需要我去敬畏、去费很大的力气琢磨的，我总觉得它对我来讲是笃定的、真实的、亲切的、温暖的。
所以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小孩子对形式感一旦产生逆反，那么内容就再也不能进入他的生活。其实任何一种健康的文化，都有助于生命的成长，所以尊重成长本初的规律，让孩子在游戏中自然而然地进入，这才是我们家在我小时候给我的最好的教育。
用仁心温暖世道(1)
曾经有人跟我说，日本当局在研究我的那两本“心得”，说要从中看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我当时吓了一跳。日本人真了不起，能从中看出中国未来的社会政治发展方向。也许是他们在“上纲上线”，也许也不无道理。但我并不关注这些，我们都知道儒家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境界，我目前关注的仅仅是“修身”这两个字。
我们的生活，已经无比辽阔地向外拓展，但我们缺少一种内心的复归。今天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想知道的事情，用Google一搜，几万条就出来了。但我们却没有一个心灵的搜索引擎，不知道就在当下，就在此际，我们最真心想要的是什么。不要说相比于两千五百年以前，就仅仅相比于半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物质选择都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但是丰富一定能带来幸福吗？可以说，对于有准则的心灵来讲，丰富的选择是一种享受；但对于没有准则的心灵来讲，越是丰富就越是灾难，因为他会为选择而选择，陷入不断的忙碌中，但始终没有目标。
黎巴嫩的诗人纪伯伦说：“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我们其实总是在一次次地重复，但是不知道依据在哪里。从这一点来讲，复归内心，重新发现自己，这是我做“心得”阐发的唯一目的。我所做的不是对《论语》的解读，也不是对《庄子》的注释，我所做的无非两个字，叫做“心得”，一心有一心所得，千心万心，只要用心，皆有所得。
这样的一种心得，其实无所谓正确与否，我不提供任何答案，只提供一种感知的方式。我不提供任何的结论，只提供一个开始。我不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讲《论语》、《庄子》，因为作为学者，我的研究领域是影视传媒；我只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所完成的是对文化基因的唤醒，而不是任何知识、道义的灌输。而这样的一种基因是存活在我们心里的，比如今天你走在中国的农村，他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待人接物的方式，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那种善意，一定是和儒家思想有默契、有关系的。这就是文化基因，它不一定要读了书才能到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所谓的“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些远程的理想，都不是我想讨论的；我想说的就是在一个多元的、变化万千、价值断层的社会形态中，我们每个人如何从仓皇中找到镇定，从变动中发现自我，于这样的一种忙碌迷惑之中拥有更多轻盈和快乐，让自己生活得更有效率。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我们的文字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语言方式也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但传统文化的血液仍留在我们身体中。血液之中，一定会有某种文化基因的存在。上一个世纪，整个20世纪，中国的儒家思想经历过两次全民性的颠覆。一次是在上世纪之初的“砸烂孔家店”，因为这样的一种文化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障碍，这是一次。接着是半个世纪之后的“批林批孔”，又是一次全民性的批判。即使是经过两次大规模的颠覆之后，到今天，我们又开始回归和寻找我们的文化基因。其实，并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做到什么，我只是现象之一，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回归和寻找，有太多太多回归和寻找的行为，不见得一定要站在理论的高度，在一种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它都是自发的行为。
中央电视台，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台大型的节目叫《感动中国》。这个节目是将中国能够让全社会感到温暖、善良的行为挖掘出来，然后集中起来，最后选择十个人，进入当年的“感动中国榜”。这几年来，我一直是这个节目的推选委员，他们会把几十个人的材料拿出来，让我们看材料然后去推荐一个人。前几年的推选中，我见到的都是真正的英雄，有排爆除险三百多次的排爆专家，有奋不顾身解救人质的警察，也有高山上的哨兵，都是一些极端的个案，很传奇。
用仁心温暖世道(2)
但是在2006年的材料中，我看到了一个叫林秀珍的农村妇女，河北衡水人，终其一生，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她从二十多岁嫁到这个村子，就义务抚养村里所有的孤寡老人。她作为一个新媳妇去认人的时候，看到刘爷爷刘奶奶这样一户人家，很穷，她就说我婆家也不富裕，那我吃窝窝头，你们也跟着吃，我喝粥你们也喝粥，但我保证你们不断炊。这样说过以后，她就每天去给人家做饭，天天做，一直做了八年。刘奶奶有一天从炕席下拿出一包安眠药，她说：“本来这是我和刘爷爷准备最后动不了的时候用的，这是我们的下场。八年了，我看你一天都没断过，现在我才觉得我们大概不需要了！”说着就把药扔进了火塘。林秀珍不光养这一家，最多的时候她养了六家老人，有一户养一户，她养上了，就一直养到送终。如今她已经六十多岁，这么多年来，她自己的四个儿女陆续出生，孩子们都管这些老人叫爷爷、奶奶，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儿女就会去帮忙给老人们洗脚、剪指甲。这就是林秀珍被推荐的全部理由，她没有过惊天动地，也没读过圣贤经典。如果不是《感动中国》这个节目发现了她，她也许一生都不会走出那个村庄。
当时的推荐语是我写的，我写了一句话：“如果富人做这样的事叫做慈善，那穷人做这样的事，她就是圣贤。”我看她材料的时候，就想到了“仁”这个字，二人成仁，仁爱之心，永远是从与他人的关系中生发出来的，区区两万字的《论语》，“仁”字被提到109次，“仁”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思想核心中的核心、基石中的基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世界上安身立命，那么，就用树立自己的心去帮助别人去树立；“能近取譬”，就是将心比心，将自己的心去与同类的人做一种心灵的模拟，这就是仁义最基本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后来被孟子推演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非是讲眼前人、身边事，当下完成，把它推广开来，不需要多么远大的理想，也不需要位高权重。我看见林秀珍的材料，脑子里就真的跳出这些话来。后来她当选的时候，舞台上每个人有一座“丰碑”，我还记得在她的前一位就是霍英东先生，他的丰碑镌刻着四个大字——“辉煌一生”，这是一位伟大慈善家的碑铭。接着就是林秀珍的丰碑掀开，她的碑也有四个大字——“温暖世道”，这也是推委会对她的评价。推委会说：“三十年来，善良流过村庄，她用自己的仁心温暖了世道。”这句话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世道有点苍凉——不苍凉，为何需要温暖？但这样一个农村妇女，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就真的可以温暖这个世道，这不就是圣贤吗？这还用说，我们的文化可以人为地被改变吗？可以在文字中被终止吗？林秀珍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她在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蛰伏着的基因，一种温暖、善良的愿望。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言说，即使我们不去言说，当我们“敏于行”的时候，它也永远活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
寻找自我救赎的力量(1)
我在签名售书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对我说的话，让我感触很深。那位八十岁的老人说：“谢谢于老师，你把孔子给中国人找回来了。”这是一个老人的话，因为他觉得孔子一直没有丢失，它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有寻找之心，才会觉得他回来了。那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说：“阿姨，我看完你的书，才知道孔子说的不是废话。”我当时很想抱抱她，十二三岁的孩子，当他们打着游戏机、吃着麦当劳、听着流行曲的时候，她还能知道孔子说的不是废话，已经足够了。我们不需要她了解多少，不需要她系统地诵读——诵读也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形式。其实只要抛开成见，我们就会知道，各种文化在生命中的激活都是需要的。她只要觉得这不是废话，值得她去关注，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谈到的远景，我不希望我们的文化是一元的，我不希望只是儒家文化的简单回归，不希望把东方文化看作我们唯一的根本或是源泉。我这十几年来跟香港的渊源很深。1996年，我在香港前前后后逗留了半年的时间，因为当时做了一个大型的专题片，叫《香港沧桑》，一共十八集。我当时作为它的撰稿人，就要了解香港，从那个时候，我就跟香港接触很多。我觉得香港多元文化并存的特征特别明显。我们对于每种文化，就应该像我们的口味一样，不会因为喜欢吃西餐而放弃吃中餐，也不会因为喜欢吃中餐而放弃吃日本菜或面条。其实在口味上，一个人可以是多元的，在文化和伦理上也可以是多元的。
文化从来都是一种从容的流变，我想不应该抱功利心，我们的心忠诚地去对待自己的内心态度，去葆有一种幸福的提升。其实不计较功利，也许我们可以走得更好。比如说对于读书的态度，我喜欢的是陶渊明说的“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个读书的态度很好。对文化也是一样，你可以泛览，可以流观，仰观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之间，人生不乐复何如？只要人生是宽广的，是快乐的，那么各种伦理、各种文化，只要你需要，你就会吸取。这样的话，它不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而作为一种内心的需要，在丰盈饱满、富足快乐的人生状态下，我想应该得到的文化最终都会被整合到自己的生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