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依旧飘，叶依旧落，太阳依旧升起又降落，我们贫寒而苦涩绵长的日子，依旧如水一样从屋前屋后不声不响地流过。在薯米饭的喂养下，在对美好生活永无尽头的羡慕与渴望中，我长成了一个圆圆脸的有着一头淡黄头发的少年，不变的蓝咔叽或灯心绒的衣服不变的一寸左右的运动头。偶尔戴一顶有着红五角星的旧军帽，端一支自己用柴刀精心制作的木头枪，自豪地在田间地头冲锋陷阵。而饥饿依旧袭来，肉、白米饭、包子和面条依旧是我们永远的诱惑。那天，我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家的饭还没有熟，就在老屋一侧的坪里玩。当时我们每天都只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早上吃一顿，要到天墨黑墨黑的时候才能再吃上一顿。我想，那天我一定是很饿了，当隔壁的蚂蚁（一位与我同龄的男孩，不知为什么，大家从小都叫他蚂蚁。他哥哥的外号更有趣，叫做老鼠精）端着一碗热热的面条到坪里来吃时，我居然厚着脸皮对他说：“蚂蚁，给我吃一口吧！”蚂蚁家跟我们家一样的穷，一碗面条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盛宴，怎么舍得分一口给我吃呢？他用眼睛瞟了我一眼，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我还是不死心，又说：“你以前在我们屋里吃了东西的！”言外之意是，他以前吃了我家的东西，今天理所当然应该给我吃。他还是不肯。我继续求他：“一口，好喃？就吃一口。”“你想呢！”他不耐烦，边吃边闪到一边去。眼看他就要吃完了，我的饥饿感突然特别强烈，他碗里的面条也格外的香。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竟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把手直接伸进他的碗里，抓一把就往嘴里塞。也许，这是我这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口面条了。多少年来，我走南闯北，吃过湖南津市的牛肉面，四川的酸辣面和担担面，北方的拉面和刀削面，可真的还没有一种面条，比我小时候在邻家小孩碗里抢来的那把没有任何作料的清汤面好吃！蚂蚁显然被激怒了，他把碗朝地上一摔，拣起一块瓦片，像只凶猛的小野兽一样哭着骂着向我追来。我以闪电般的速度逃进屋里。蚂蚁扔来的瓦片砰地一声砸在我家的木板墙上。那一瞬间，我不敢做声，一种强烈的羞辱感像一只魔爪一样痛苦地攫住了我。当妈妈问我是不是真的吃了蚂蚁碗里的面条时，我坚决地否认了。时代过去了，我们长大了，年少时的羞辱感却如一道荆棘筑成的栅栏，永远横亘在我和蚂蚁之间。我们始终没有成为很好的玩伴和朋友，甚至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常常相见却从没说过一句话。这不能不说，是那个苦难的时代在我们本无怨恨的心灵上写下的遗憾。
在我五岁那年，我年仅42岁的二姨妈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和嗷嗷待哺的两岁半的女儿。在娘家，母亲排行老大，底下有五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因为从小带弟弟妹妹长大的缘故，母亲非常能吃苦，也很有责任感。哭着喊着把可怜的二姨妈送上山后，姨父红着眼圈对母亲说：“大姐，你妹妹走了，没办法，我满妹子就只能拜托你了。”母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问父亲，父亲也满口答应。就这样，两岁半的满妹来到了我家。我那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家庭，步履更加艰难。
日子过得真苦啊，可是，再苦也得撑下去。母亲一年四季忙里又忙外地劳动。父亲照例在木材站上班，大姐先是在父亲所在的单位做临时工，快转正时却被副站长的亲戚通过关系硬挤掉了，这一层阴影从此跟随了她大半生，大姐因此少有开心的时候。当时，每到星期六，父亲就会披星戴月从单位赶回来，星期天忙一整天，担柴，挑粪，挖红薯，打稻谷，连夜又赶回单位去。由于劳累过度，生活又过于节俭（他和大姐曾经吃一个辣椒就下一顿饭），父亲病了，患了肺结核。知道他生病的消息，母亲带着我清早起程，沿新修的湘黔铁路步行了几十里路，赶到父亲所在的坪口木材站。到了木材站，才知道父亲已经住院了。我们娘儿俩只得又折回二十余里，赶到建在一片菜地和稻田之间的团结山医院。在路上，我和母亲心里都非常焦急，待见到了父亲才放心了些。父亲见到我们特别高兴，情绪也不错，乐呵呵地招呼着我们。如果不是瘦一点黑一点，还真看不出是个在这里住院的病人。父亲有着坚强的毅力，这毅力帮助他不久就战胜了疾病。肺部铜钱大的病灶清除了，扛木头出身的父亲又拥有了强有力的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