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主体追求的目标——利润最大化
“利润”这个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已经耳熟能详。它就像碧波里的珠宝，荡漾着诱人的光芒。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利润的内涵有所不同，计算利润时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方法，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
一个从事生产或销售的厂商，如果他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那么他就会有剩余。这个剩余就是利润。
生活中有一句俗话：“有谁会嫌钱多？”甚至有人说得更加直接：“有准会嫌钱扎手？”它表明的意思不言而喻——“钱，当然越多越好。”与之相应，对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来说，也有一个鲜明的目标：“利润最大化。”它已经成为企业高呼的口号，行动的指南。身处市场大潮之中的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也不敢违背这一目标，而只能去尽力实现它。
那么，如何进一步深入理解利润最大化呢？如果我们单凭直观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利润越多越好，这样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原因很简单，企业的利润来自于自身的生产或者销售，在市场里，一个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利润也在随之改变。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企业得判断出自己的经营在何种状态时能够取得利润的最大值。这就意味着，在恒量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时，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实际上，经济学家们早已经给出了这一标准，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是每多卖出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收入，边际成本是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工人工资、原材料和燃料等变动成本。需要指出的是，边际成本往往随着企业的生产发生变化。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会时刻监督自己的经营状况，如果从某一刻起，再增加一单位产量时，该单位产量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说明增加产量可以增加总利润，于是厂商会继续增加产量；反之，如果增加的这一单位产量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就说明增加产量将发生亏损，这时会减少产量。这样，只有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厂商的总利润才能达到极大值。在经济学里，通常用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对此加以分析。边际收益用MR表示，边际成本用MC表示，所以，当你看到“MR=MC”这一条件成立时，便说明企业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即利润最大化。我们举例加以说明。
假设有一家皮鞋厂，在一个销售期结束后进行盘点。它的总收益便是卖出皮鞋后的全部收入，它的平均收益便是每卖出一双皮鞋所增加的收入，规范地说，就是“出卖每单位产品所得到的收入”。大家不难看出，平均收益其实就是每双皮鞋的价格。假设该鞋厂生产一单位产品，也就是生产一双皮鞋增加的收益为20元（边际收益），而每多生产一双皮鞋的边际成本为l5元，那么，企业一定要增加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把能赚的钱尽量都赚到。但是，如果一双皮鞋的边际收益为20元，而边际成本却变为25元时，鞋厂每生产一单位产品就会赔5元，那么，企业就一定要减少生产，因为它正在“贴钱卖货”。只有当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都为20元）时，企业既不会增加产量，也不会减少产量，这时就说明企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在这个例子中，设定皮鞋的价格不变，因此其边际收益也不改变，但是生产皮鞋的边际成本却在发生变化。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这里，还需要对边际成本的变化加以说明。
以汽车客运为例。它的边际收益是指增加一名乘客所增加的收入，即乘客买票所支付的费用。如果乘客买票需要10元钱，那么汽车的边际收益就是10元。由日常经验我们知道，增加一名乘客，汽车的磨损、油费、司机和售票员的工资等基本可以看做无须增加，也就是说，为这名乘客支付的边际成本可以认为没有变化，多拉一个少拉一个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乘客越多越好。
但是，现实生活中，边际成本往往是在变化当中的，比如铁路货运。
铁路货运的计算单位是吨·公里。假设某一铁路区段在运输饱和时，每吨·公里的成本是5分钱，在此可以暂将其边际成本视为0.05元／吨·公里。如果在这一饱和的基础上，再增加运量，其收益自然会增加，但是其利润却会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对于铁路来说，这往往意味着重大的技术改造，如更换大马力的机车、铺设铁轨辅线等，而这些技术措施都需要巨额投资，都要计入成本。也就是说，在运输饱和的情况下，如果要增加运量，那其边际成本就不会是0.05元／吨·公里，相反将会迅速增加。如果运输定价维持不变，铁路货运的利润将会迅速降低。这种情况对于生产型的企业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当产量很低时，再多生产一件产品的成本（如机器损耗、电力等）会呈下降趋势；但是当超过生产规模时，边际成本便会急剧上升（导致其上升的因素包括机器的超负荷运转，工人的加班费等）。本文提到的鞋厂生产，也符合这一规律。
在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在现实当中，许多企业家并不清楚什么“MR”和“MC”，并没有刻意追求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相等，也照样赚了不少利润。在市场之中，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确实如此。但是，规律就是规律，它的特点就是不管人们是否清楚，它总是在起着作用。那些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意也好，无意也罢，必然都遵循了这一规律。反过来，如果企业在生产中能够主动、自觉地按“利润最大化”规律办事，分析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就可以有效避免盲目、弯路所造成的浪费。在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感叹“钱不是好赚的”，现在看来，这里边不仅包含着对工作辛苦的感慨，还应该有利润最大化规律不易掌握的意味吧。
看上去挺美，却马上就要破碎—一市场泡沫
凡是吹过肥皂泡泡的人都会被它的七彩绚烂吸引，而孩子们更是乐此不疲。不过，我们也都明白，泡泡越大越圆越光鲜，离它的破灭往往就越接近，而且，这种破灭是瞬时完成的。在经济学里，也有一种现象和肥皂泡泡非常相似，那就是“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是指经济过热所造成的不正常膨胀，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和股票方面。两者价格往往先是反常地急剧上涨，到了最后，当其价格已经严重背离其实际价值时，必然导致价格突然暴跌，资产猛然收缩，从而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
说起来，泡沫经济倒还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早在400年前，西欧就第一次出现了“泡沫经济”，不过它的主体有些特殊，不是现在常见的房地产和股票，而是美丽的郁金香。
当时郁金香从土耳其传入了西欧，善于开发的荷兰人很快就栽培出了更具观赏性的变种郁金香。物以稀为贵，这些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也随之迅速上涨。在利益的驱动下，鲜艳的花朵成了投机的对象，以至于后来许多与培植郁金香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人也参与进来，并且许多人还真的一夜暴富。长此以往，渐渐地现货交易已经难以满足需要，于是期货交易又开始产生。投资者们不分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满怀期待，希望借助郁金香的华丽让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为此，不知有多少人高息贷款，放手一搏。
然而，此时泡沫经济突然显现了它的可怕。1637年2月4日，价格已经严重脱离其实际价值的郁金香一夜之间变得像魔鬼一样恐怖。这一天，希望郁金香出手而获得暴利的人们震惊地发现，郁金香的价格急剧下跌，市场几乎在转眼之间就迅速崩溃。那些欠着高额债务进行买卖的人，一下子变得一文不名，许多人自杀，社会动荡不安。事态的混乱使得荷兰整个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郁金香上演了一次著名的“泡沫事件”。
“郁金香事件”之后，人类经济史上的泡沫事件便频频发生。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个肥皂泡沫发生在日本，而这要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说起了。
在当时，日本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曾红极一时。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市道是多么景气。在东京街头，动辄就有人甩出大把钞票，要打的到300公里外的名古屋，面东京的出租车司机一年收入可以达到1000万日元。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学生就业，当时流行一种“割青麦”的做法，即公司在学生临近毕业时就与之签约，但是还不会让这个学生来公司参加实习，而是将他送到风光旖旎的夏威夷去度假——当然，是以“进修”的名义。公司为什么这样做？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怕人才被其他企业抢走。
但是在这种繁华的背景下面，却隐藏着巨大的经济泡沫。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现代泡沫经济的主角基本上是房地产和股票，日本也概莫能外。全球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东京银座，在1989年泡沫经济的最高峰时，其地价曾达到每坪（合3.3平方米）1.2亿日元，而一个东京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土地价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投资者将资金砸向房地产行业，从而使得曰本地价疯狂飙升。自1985年起，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上升，东京在1990年最高峰期的地价竟然是1983年的2.5倍之多。“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可以买下美国”，这样的言论让大部分日本人引以为傲。在那个年代，一向务实，对投机、股票没有好感的曰本人，竟然有超过一半的国民购买了股票。谁不买股票，谁就是笨蛋，因为一年的投资就会有100%的回报。
在这样的形势下，银行拿出大把金钱来劝人买地，利息几近于零，地价却在不断上涨。如果贷款购买土地，肯定会因土地升值而大赚一笔。除了房地产，老百姓还纷纷把银行存款拿到股市。日本股市的市盈率曾高达80倍（当时美国、英国、香港的市盈率仅为25—30倍）。在“地市不倒”和“股市不倒”的神话里，日本举国欢腾。
然而，泡沫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它必然会突然破灭。日本房产和股票的价格早已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人们的买卖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投机和炒作。从1990年市场交易的第一天起，日经股价便迅猛地跌入了地狱，其跌势之快令人瞠目结舌，随后，日本股票市场陷入了10多年的熊市。同年9月，日本NHK电视台连续播出有关土地问题的特别节目，指出地价可以下跌，主张进行土地税制改革，限制房地产恶性炒作。以此为转折点，日本地价自二战结束后开始了第一次急速跌落。在泡沫经济之前，花5亿目元购买的一套房子到了1990年中期一下子降到了l亿日元，贬值80%。尽管这样，大批的土地和房屋还是根本卖不出去，竣工的住宅空空知也，没有住户。1990年当年日本的各大城市的房价平均下降15%-20%。而到了2005年，日本全国的平均地价已经连续14年呈下跌趋势。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股价、地价大幅下跌，不动产业萧条，股市长期低迷，欠息欠账等不良债务大幅增加，企业对风险产业的投资热情下降。而股价下落直接损害了一般的中小企业以及广大的家庭。当这个人类经济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破裂后，整整15年，日本都在为之还债：经济萧条、政局动荡、犯罪率上升。以东京地铁的JR中央线为例，在泡沫破裂后，一度成为破产者自杀的热门地点，为此，东京的地铁不得不都安装了屏蔽门加以防范。直到现在，日本经济还处在恢复期里。
除此之外，泡沫经济的案例还有很多。由于泡沫经济的影响面广，危害性大，世界上各个国家，包括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都在研究泡沫经济，探究它的深层机制，并采取了种种措施，以便预防或者降低它造成的不利影响。
仍然以房地产为例。近几年来，包括我国在内，全球的房价几乎都在迅速上涨。如何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楼市泡沫，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一大问题。特别是在各国楼市中的一些新情况，更是敲响了警钟。比如，2007年8月份的一份数据统计‘表明，俄罗斯房价上涨，而其居民的住房购买力持续下降；英国、印度的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扬，尤其是在印度，有越来越多的海外资金加入到印度的“炒房”中来。面对这样的市场形势，各国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防止房产泡沫。以韩国为例，针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出现明显泡沫迹象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房地产加大税收力度，政府对居民拥有的第二套以上的住宅征收重税，将转让第二套以上住宅的交易税从9%-36%提高到50%，此举有效抑制了住宅投机；韩国政府还将对非土地所有者自住的土地交易征收交易税，税额达到60%，此举有效抑制了土地倒卖的情况；同时，韩国财政经济部、建设交通部等部门还频频对房价虚高的泡沫现象发出警告，并计划自2008年起，在5年的时间内于房价涨幅最大的首尔江南区建造10万套住宅，并计划提高银行贷款利率。这些举措对房产泡沫产生了有力遏制，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人人都想好，为何结果都不好——囚徒困境
这既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又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学悖论。
警察抓获了两个重要的嫌疑犯，却只掌握了很少的证据，如果就此量刑，嫌疑犯将只受到很轻的惩罚。所以，警察就动用了这样一个办法，将两人隔离，然后分别对每个人说：
1．如果你认罪，而你的同伙沉默，那么他将被判10年监禁，而你将马上获得自由；
2．反过来，如果你的同伙认罪，而你保持沉默，那你将被判1O年，他将自由；
3．如果你们两个人都认罪，每人都将被判5年监禁；
4．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沉默，你们每个人只会坐1年牢（因为警察证据不足）。
稍加分析，我们会发现，每个嫌疑犯可能面临的监禁分别是10年、5年、1年和0年。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避开10年的漫漫铁窗生涯，从而马上自由。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每个人最终的刑期并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两个人一起作出选择后的结果，即需要两人共同来达成。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设身处地，将自己置于嫌疑犯的角度去考虑，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奥妙，甚至还能体会到有关人性的问题。
当然，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其中蕴藏的“博弈论”原理。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过，做生意的人都不是傻子，你希望利益最大化，我也肯定如此。假设我是其中的A嫌疑犯，当然希望自己“坦白从宽”，而B“抗拒从严”，可是多年的“社会经验”告诉我，B肯定也会这么想。退而求其次，只坐1年监禁也不错，前提是两个人都得沉默，但是那样做我将冒极大的风险（因为B可能会招供）。思来想去，决定自己还是招供，这样避开了10年牢狱，最多也就是坐5年，而对双方都有利的1年刑期就不作指望了。
“两人共坐五年牢”的结果，在博弈论中被称为“纳什均衡”。它的定义如下：
假设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从而使自己效用最大化，这样所有人的策略就构成一个策略组合。纳什均衡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组成，并且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的理由来打破这种均衡。在“囚徒困境”中，两名嫌疑犯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且都知道对方将要采取的策略（其他人策略已经给定），结果产生了一种“纳什均衡”，而任何一名嫌疑犯都无力将其打破。需要指出的是，将“囚徒困境”作为重要课题之一的博弈论几乎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市场和竞争的看法。在这里要提一下纳什，作为一个天才的数学家，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他提出的“纳什均衡”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到了今天，博弈论研究都以这一概念为基础。而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纳什，其克服精神分裂症，坚持研究的经历更是跌宕起伏，令人敬佩。
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囚徒困境”显然不是一个最佳的结果。然而，它竟然是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被誉为经济学圣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句名言：”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常常会比他实际上想做的那样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将达到利他的效果。通俗点说，就是“人人都为自己好，社会就会变更好”。但是上面的“囚徒困境”却对斯密提出了有力挑战：对两个嫌疑犯来说，在斯密精神的指导下完全为了自己好，结果却是大家都不好。最有利的1年监禁没有出现，两个囚徒损人而不利己，一个悖论就此出现——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悖论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
我们已经知道，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两个嫌疑犯相互串供（经济学上要文雅一些，称之为“合作”），就能达成最好的结果；或者换个角度，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也能共同获得最短时间的监禁。这时，问题就变得深刻了：每个人的利己行为，导致的最终结局却是对所有人都不利，只有合作，才能使得大家获得最多的利益，形成所谓的“双赢局面”——话说回来，这个结论又何尝不直指人性的本质呢？
如果将“囚徒困境”和“纳什均衡”运用到真实的生活中来，我们会看到在社会、经济、政治、管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司空见惯的博弈现象。
在我国，老百姓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冰箱、空调……无一不疯狂降价，以期占据市场。消费者当然是受益者，但是，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却往往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前面提到了，它就像“囚徒困境”的结果，损人而不利己，最终是谁都没有钱赚，甚至还濒临破产。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无疑意味着自杀。因此，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厂商采取合作的态度，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等方式避免这种没有意义的价格战。
“囚徒困境”还适用于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该说，有些企业很清楚环境污染的危害，也不愿意这么做，但在很多情况下却被迫放弃污染治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作个假设，即政府没有严格的管制，那么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然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如果其中一个企业家良心发现，自愿投资治理污染，那么他的生产成本必然增加，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最后，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导致破产。由此，所有的企业最终都会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乡镇企业因为盲目发展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就属于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从长远看，这种“纳什均衡”是极为有害的，它必将导致个人、企业，乃至整个国家成为“陷入困境的囚徒”。而在政府加强了污染管制后，企业都投入了成本以有效降低污染，即在“治污”上采取了合作的姿态，结果是获得了与高污染时期同样的利润，但是环境却得以大大改善。
经济学的理想实验——完全竞争市场
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牛顿第一定律：
“一切物体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
如果还有些印象，也许能想起这样一个实验：让一个小球从一个斜面上由静止状态滚动下来，并爬上另一个斜面，假设没有摩擦力，它就会上升到原来的高度。如果逐渐减小第二个斜面的倾角，并使它最终成为水平面，小球就会沿着这个平面以均匀的速度一直运动下去。而且在最后，物理老师还会来一笔“画龙点睛”：这是伽利略的“理想实验”，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彻底消除摩擦力，所以是无法做到的，但是这种“理想实验”的方法却非常重要，因为它忽略了次要，抓住了关键。
在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物理的“理想实验”。在这里，我们就要提到“完全竞争市场”。严格地说，这种市场是一种“理想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完全竞争市场，又称纯粹竞争市场，是指一种购买者和销售者的买卖行为对市场价格没有任何影响的市场结构。它的特点主要有四个：
一、市场上有无数的买者和卖者；
二、同一种产品都是同质的，没有差别；
三、市场资源是完全自由流通的；
四、所有人都掌握着关于市场的全部信息。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对这四个特征作一些补充说明。既然市场上有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那么其中任何一个人买与不买，或卖与不卖，都不会对整个商品市场的价格产生影响；既然产品都是一样的，那么对消费者来说，购买任何一家厂商的商品都是一样的；既然信息是非常充分的，那么也就排除了由于信息不畅可能产生的市场同时存在几种价格的情况，价格只能是一种，否则顾客当然会去挑最便宜的商品。
在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里，商品的价格将彻底地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并且，每一种商品都会在最后形成一种均衡价格，也就是当市场供需相等时的价格。
伽利略的理想实验固然无法完全付诸实施，但还是可以利用小球和木板进行相对的模仿。完全竞争市场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和其相似的市场来。比如鸡蛋市场，我们用完全竞争市场的四个特征来进行分析。
如果多逛逛农贸市场，你很快就会发现，作为生活必备食品，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提个袋子或篮子去买鸡蛋，而且，卖鸡蛋的摊位也实在是很多。如果我们“理想”一下，就可以认为鸡蛋市场上有无数的买者和卖者。每个摊点的鸡蛋都大同小异，只要不是碎的、坏的，一般没有人会去较真，硬要比较不同摊位的鸡蛋有什么区别，否则，那就真成了“鸡蛋里挑骨头”了。所以，可以看做所有的鸡蛋完全同质。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其他两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买方和卖方都能自由选择进入还是退出（也就是鸡蛋买卖完全自由），至于鸡蛋市场的信息，并没有多少值得掌握，所以也可以看做人们全部了解相关信息。在这个鸡蛋市场里，各个摊位的价格都一样，而且是由供需决定的均衡价格。通过鸡蛋市场，我们可以更形象地理解完全竞争市场——实际上，大多数农产品市场基本上都和完全竞争市场近似。
那么，这里还有问题，在完全竞争市场或者近似的市场里，因为同质同价，卖方究竟怎样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呢？难道只能靠运气的青睐吗？的确，在这样的市场里，卖方完全受到市场支配，竞争激烈，在产品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卖方就不得不在降低成本上大做文章（比如降低运费、减少商业开支等）。除此，卖主还要进行价格外的营销竞争，比如要热情周到地服务，把鸡蛋装进盒子便于顾客提携，给鸡蛋贴上商标等，都可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我们已经知道，现实中并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但是就像伽利略的理想实验一样，现实中能否实现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这种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并对之进行分析，我们就有了一把尺子，一面镜子，就可以很好地加深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解。
几个企业说了算的市场——寡头市场
看看这几个词，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朕”，“寡人”，“孤家”。
它们立刻让人想到古代的皇帝。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是“朕”、“寡人”的人物，基本上都是说了算的角色。可以说，这几个词意味着强大权力。现在没有皇帝，也没有人以“寡人”自居了，但是在市场领域，却还存在着“寡头”一说。虽然它指的不是皇帝，却与之有着相似的地方，即有着强大的“说了算”的力量——经济力量。这就是将要提到的寡头市场。
寡头市场，也称寡头垄断，是指某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由少数几家大企业所控制的市场，其特点是在该行业中厂商数量少并且相互影响，而商品的价格比较稳定，厂商们进出这个行业都不容易——在这里补充一句，实际上，像这样的大企业几乎就相当于该市场中的皇帝，起码，也是诸侯。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寡头市场——民用飞机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有两个寡头：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在全世界的天空里纵横穿越的客机基本上都是产自这两家公司，中国概莫能外，民机市场亦被“波音”、“空客”两个寡头共同垄断。到现在，民机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统计数据表明，在这一市场，特别是干线飞机领域，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已经完全瓜分完了世界市场。飞机价格极其高昂而又不可或缺，可以想象，在这一领域，占据垄断地位的波音和空客会获得多么丰厚的利益。
读者也许会问，其他的飞机公司为何不能进入这一市场呢？难道波音和空客真的就像皇帝一样专制，不许别人进来分一杯羹吗？两者当然没有权力禁止其他公司（包括本国或者外国）进入客机市场，但是，他们却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在这一市场上打压其他公司，从而确保自己的霸主地位，成为实际上“说了算”的“飞机皇帝”。而这，又要从寡头市场的行业特点说起。
在现实当中，寡头垄断常见于重工业部门，比如汽车、钢铁、造船、石化，以及我们正在谈论的飞机制造等部门。这些行业的突出特点就是“两大一高”——大规模投入、大规模生产、高科技支撑。这些苛刻的条件使得一般的厂商根本难以进入，再有钱的老板在这些行业门口一站，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做的只不过是“小本生意”。而且，那些已经历长期发展（动辄几十、上百年）、具备垄断地位的“巨无霸”企业，为了保持对技术的垄断和丰厚的利益，也势必要采取种种高压手段打击竞争对手，绝不允许任何后来者与自己分享这一市场。这是现实，也是一种市场竞争的必然。
在民用飞机市场里，一直以来，波音、空客把精力投注在干线飞机市场，而不太关注支线飞机市场。加拿大庞巴迪宇航公司则活跃在支线领域，并占据了20-92座支线飞机市场的41%的份额。随着羽翼渐丰，庞巴迪有意寻觅更广阔的天空。由于不甘心干线市场被“双寡头”垄断，庞巴迪决定研发110座和130座的C系列民用飞机，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使用了大量类似于波音和空客的干线飞机技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一贯是竞争对手的波音和空客马上联合起来予以强烈反击，依仗富可敌国的财力，对相关企业抛出种种合作策略（实际上就是“恩威并施”），以至于在两大“寡头”的影响下，出于对利益的考虑，全球没有一家发动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敢于拿出实质行动支持庞巴迪的研发计划，既没人向其出售发动机，也没有人敢向其订购大飞机。到了最后，庞巴迪公司不得不放弃了已成“空中楼阁”的宏伟计划。实际上，日本、荷兰、俄罗斯、印尼甚至还有中国的民机制造业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波音和空客的压制。两大寡头可以允许外来者进入狭小的支线飞机市场，但在大飞机市场里，是绝不容许外来者进入的。不过，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企业盯着这一市场，并为进入该领域进行着不懈的工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寡头市场有着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优势，也有着明显的劣势。总的来说，就经济效率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寡头市场的市场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企业利润有着稳定、可靠的保障，加之缺乏竞争者的加入，因此寡头企业在生产经营上要缺乏积极性，这会导致其效率降低。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寡头企业规模较大，往往便于大量使用先进技术，所以又有效率较高的一面。有鉴于此，许多国家都在试图“扬长避短”，在发挥其高效率一面的同时，制定相应政策法规抑制其低效的一面（比如保护与寡头企业密切关联的其他中小企业的权利，打击垄断等），从而促进寡头市场的竞争。大鱼吃小鱼兼并企业兼并在当今已经屡见不鲜。“合而为一”，当优势企业兼并了劣势企业，后者的资源便可以向前者集中，这样一来就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显著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企业兼并有利于其调整产业结构，在宏观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对兼并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的重点课题。不过，在此需要指出，人们提起兼并的时候，往往会把这样几个词混淆：“兼并”、“合并”与“收购”。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这三种行为都是企业产权的有偿转让，即都是企业的买卖，都是企业为了谋求发展而采取的外部扩张措施。但具体来说，合并是指两家以上的公司归并为一个公司。兼并是指把其他企业并入本企业里，被兼并的企业将失去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收购在操作程序上与合并相比要相对简单，只要收购到目标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组就可以达到目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可以这样认为：收购是兼并中的一种形式，即控股式兼并，而兼并又包含在广义的合并概念中，它是合并中的一种形式，即吸收合并。
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多次企业兼并的浪潮。以美国为例，在历史上就曾发生过5次大规模企业兼并。其中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兼并浪潮便充分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在微观上和宏观上“双管齐下”的巨大威力，不仅使得企业走上了腾飞之路，更是基本塑造了美国现代工业的结构雏形。
当今世界航空制造业排行第一的美国波音公司有过多次兼并其他企业的案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兼并美国麦道公司。在1996年，“麦道”在航空制造业排行世界第三，仅次于“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该年“波音”以130亿美元的巨资兼并“麦道”，使得世界航空制造业由原来“波音”、“麦道”和“空中客车”三家共同垄断的局面，变为“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家之间的超级竞争。新的波音公司在资源、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实力急剧膨胀，其资产总额达500多亿美元，员工总数达20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企业。这对于“空中客车”来说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以至于两家公司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经过艰苦的协商、谈判后，波音公司最终被迫放弃了已经和美国几十家航空公司签订的垄断性供货合同，以换取欧洲人对这一超级兼并的认可。但是不管怎样，前无古人的空中“巨无霸”由此诞生，并对世界航空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兼并涉及两家以上企业的合组，其操作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成功的企业兼并要符合这样几个基本原则：“合法”、“合理”、“可操作性强”、“产业导向正确”以及“产品具有竞争能力”。同时，企业兼并还要处理好“沟通”环节，包括企业之间技术的沟通，以及人与人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兼并发挥它的优势，否则将会适得其反，在未能达到兼并目的的同时反受其害。有统计表明，全球一半以上的企业兼并行为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从表面上看，企业规模是增加了，但却没有创造出经济效益，更有甚者，因为兼并使得企业失去了市场竞争力。
以互联网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网民的计算机上同时使用着两种浏览器：一种是微软的Explore，另一种则是美国网景公司的Netscape。微软凭借强有力的竞争措施逐渐在浏览器市场上占据了优势地位，网景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
1998年，美国在线(AOL)以4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Netscape。当时，Netscape,在微软所提供的免费浏览器面前已经显得非常渺小，但美国在线却对其前景颇为看好。在他们看来，依靠美国在线的雄厚财力和技术优势，可以使得Netscape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与微软竞争的对手。然而，无情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失败的兼并。首先，该次合并在一开始就受到很多人的质疑，认为两个公司在程序设计上，技术差异太大，难以兼容；其次，美国在线急于求成，于2000年直接跳过Netscape*5，推出基于一项新技术-Mozilla*0.6原始码的Netscape*6。但是，由于Mozilla*0.6一时并不稳定，结果Netscape*6进一步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用户。这两大失误使得美国在线不得不于2008年3月1日起，停止开发网景浏览器，作为一款曾经改变互联网、有着辉煌历史的浏览器，Netscape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为什么东西越贵越有人买——吉芬商品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讲究“货比三家”。以张女士为例，她在购买时，总是会将好几家超市、商场的价格进行查询、对比。有一回，张女士的儿子要在一超市购买某种品牌的T恤衫，一看标价100元，张女士赶紧阻止，因为她刚刚查到离家三站地远的另一超市，同一款衣服正在打折促销，仅需80元。不仅如此，张女士还总结了好些省钱妙招，还常常对别人介绍经验：“买就要买个价廉物美，这才是过日子。”
张女士的做法想必大家早已司空见惯，这也是大多数百姓的购物哲学。但是，事情总有其特殊的一面。有时候，某种商品的价格如果上涨了，消费者对它的需求量却不降反升。听起来这似乎和商品需求规律是相悖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我们将这样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
“吉芬商品”是以英国经济学家吉芬的名字命名的。原来早在1845年，爱尔兰爆发了一次大饥荒，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上涨。令人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土豆、肉和奶酪的价格都已经很高，按常理讲，它们的消费量都应该降低，实际上肉和奶酪的情况确实如此，唯独土豆的销量却一反常态，大大增加。吉芬仔细研究了这种现象，他发现，由于土豆在当时爱尔兰人的生活支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在大饥荒里生活大大恶化，人们为了生存，被迫大大减少了对肉和奶酪的消费，而把节约下来的钱花在相对而言还算便宜的土豆上。自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价格上涨反而使得销量增加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可以想象，如果开头提到的张女士身处这种特殊的情况时，面对土豆这样的吉芬商品，恐怕也顾不得什么“价廉物美”了。
其实，生活中的吉芬现象并不少见。最突出的就是这几年来的房市。房价涨得越来越快，而买房子的人却越来越多，许多没钱的人也在想方设法购买，借钱、按揭、攒钱……无不希望自己“有房一族”的美梦早日成真。在股市上也经常看到吉芬现象。当某一种股票持续上涨的时候，经常看到的局面便是人们争相抢购这种股票，以便能够赶上“牛市”多赚一笔。相反地，当一种股票的价格持续下跌的时候，购买它的人反而会明显很少，而拥有它的人也都希望尽快抛出，以便避开“熊市”。另外，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所谓的“雨伞现象”。刚下车的乘客突然遇到大雨，早有准备的小贩趁机推销自己的雨伞，而且价格明显超出平时。结果是价格虽然上涨了，雨伞却卖得很不错。
那么，归根结底，“吉芬商品”是不是违反一般的商品需求定律呢？需求定律的定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需求价格与需求量呈反向变动关系”。这里需要指出它的前提，即“其他条件不变”。这个不变其实涵盖了关于需求的许多概念，如“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以上述“雨伞的需求量上升”为例‘，雨伞销量的上升，关键原因不是价格上涨，而是由于天空突降大雨，即“需求定律”的“其他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了。这时“需求弹性”急剧降低，对价格已经不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价格还不是高得离谱，人们就会购买。试想如果雨并不是很大，人们可以赶到商店再去购买的话，小贩们的高价雨伞自然就无人问津了。这一道理对于爱尔兰的饥民同样适用。土豆价格上涨而需求量反而上升，是因为人们收入所限只能去选择土豆。同时，在饥荒的压迫下，他们预期价格还会再涨，于是就去抢购。从这一点上说，“吉芬现象”并不等于推翻了需求定律。
信息不对称的产物——逆向选择
有这样一则趣闻：
一位大龄男青年多次在婚姻介绍所征婚都没有结果，不是这里不满意，就是那里不中意。时间长了，渐渐也就对征婚失去了信心。不料，婚姻介绍所又一次给他精心推荐了一位女士，称对方长得温柔贤惠、楚楚动人，但是男青年根本不信。婚介所就给他一段关于此女士的个人光盘以证明所言非虚，再加上婚介的一番夸赞，男青年动了心思，向婚介所付了费用。然而在经过一段时回的相处后，男青年发现自己再次上当，因为对方有着女性里比较罕见的口吃病。愤怒之下，男青年去婚介所索要费用，但是对方却明确拒绝，理由很简单：我们最初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她确实长得不错——我们并没有说谎。
我们可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下，男青年吃亏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在市场上（比如本例中提到的婚介），任何一方都应尽可能多地掌握信息，另外，如何传递信息也很重要。婚介提供女士的信息时，肯定了解该“商品”（女士）的详细信息，但是却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使男士处于不利地位，他并不了解她的某些不利的特性（严重的口吃）。结果，在付费之后才惊觉上当。由此可见，买卖双方对商品的了解如果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时，信息较充分的一方将更加有利；反之，信息不充分的一方就被动了。
在生活中，有些人常常会因虚假广告而上当受骗，蒙受损失，这便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最常见的就是那些“神奇的”医药广告，厂家（卖方）的宣传多是包治疾病，甚至还制造出一些“医学权威”做幌子。每个患者都希望自己早日康复，但是他们却往往缺乏对相关的医药知识和医疗动态的了解，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容易轻信那些虚假广告。
“一个人掌握的信息达到何种程度，就会采取相应的选择。”这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总体而言，谁处于信息劣势，就会处于博弈劣势。因为虚假广告上当，从表面看是因为受害者目光不够准确，一时冲动花钱当了冤大头，但是以信息经济学的眼光看，则是由于受害者掌握的信息不够充分，只能根据手头仅有的信息作出选择。消费者总是希望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但是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买回的东西用了不久才发现质量糟糕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他当初购买该商品时掌握的信息处于劣势，不能发现真相。
以上所列举的是个体在接受外界信息时的情况。反过来，我们也会向外界传递自身的信息，求职就是其中一例。这时情况就反过来了，招聘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公司不可能在短期内对应聘者（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能力、经验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在这时，用人单位在进行“信息选择”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你提供的文凭。一般情况下，文凭信息是不容易造假的。尽管也会出现“高文凭低能力”的情况，但总体而言，企业对应聘者的信息掌握不完全时，借助文凭信息还是简单实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