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最低工资制度，在立法层级上亦颇有不足。最低工资标准，由于系国家以强制力保证实施，则自传统民法角度观之，实际上是限制了劳资双方自行确定劳动报酬的自由，正因为此，世界各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普遍以法律规定之，墨西哥最低工资制度的基础性法源甚至是规定在宪法之中。而我国现行的《最低工资规定》仅仅是部门规章而已，限于立法层级，在权威性方面显然有所欠缺。
不唯立法层级，《规定》在确定最低工资的机构和程序等方面也是左支右绌。最低工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只有提出修订意见这样一种模糊的权利，全国性的、全行业性的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当然无从产生。最低工资标准的拟订其实是极为重大和复杂的问题：谁来做调查以取得讨论、决策所需的基础性数据，谁来拟订，谁来审议，企业代表如何产生，工人代表如何产生，独立人士如何产生，是否举办公众意见听取会，谁来最终确定标准，谁负责颁布标准，不一而足。而根据《规定》，标准的确定和调整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从形式上来看，这样的条文可谓草率而窳陋，而其内容也极不合理。鉴于省级工会组织属于准政府机构，工会领导、干部均系国家公务员编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机构的组织实质上已经是两个机关（劳动部门和工会）加一个企业协会的格局。在普通劳动者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们的意见在方案拟订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反映吗？本书作者刘植荣先生也对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持谨慎态度。究其原因，我国工会囿于国情，在与企业主的工资集体协商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对企业进行单方面制裁的能力几近于无。唯其如此，以国家强制力推动的最低工资制度才更让人寄予厚望。
以最低工资推动社会平均工资上升，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张，然则其现实可行性究竟如何呢？历史地看，在发达国家中罕有通过此路径实现社会平均工资上涨的典型，而发展中国家则不然，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家都有过成功的例子。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几乎是世界经济史上最特殊的例子，然而无论如何，伴随着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连续十几年下降，2010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更是下降到历史最低点的43%（按照郎咸平的观点甚至低至10%以下）。我国内需不足，内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70%，长此以往，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就业、财政收入、高科技产品等方面均会受制于人，而长期的低工资发展模式又将中国锁入低工资陷阱，从而难以自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高污染、高社会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转身。内需不足，肇因于劳动者的低工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12年间竟然仅增长了68元。在此背景下，最低工资制度固非灵丹妙药，但用之得当，其效用将是其他经济调控手段所不能取代的。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