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写在前面的话
想起写作《中国人盗墓史》，是因为上海电视台。
早在两年前，该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即希望我去侃侃盗墓。但我因为做手术时面神经受伤过，一直不太想出镜，之后，又拒绝了包括CCTV在内的一些栏目的邀请。碍于面子，期间还是在江苏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山东卫视、湖南卫视等几家电视台“献丑”了。可能随着“献丑”次数增多，心理渐渐没了多少负担，最终同意作客“文化中国”。
盗墓，可以侃的故事很多，但从哪方面侃确有讲究。2009年3月，在纪实频道的小会议室内，与《文化中国》制片人王文煜先生、主持人今波先生、编导吴琼小姐等一起商讨后，决定从最容易的“盗墓者”侃起。我觉得，以“人物”为主线比较好入手，当即表示，半个月后拿出讲稿。
但真正动笔，才知道不那么容易。自然，半个月也不可能拿出稿子，一直拖到六月底才成稿，此即现在读者看到的《中国人盗墓史》。
不那么容易在哪？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明是一个可以讲得清楚，记得准确的历史事件，史家非要七拐八绕，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弄得一头雾水，后人只能去猜释，此即中国古代史家玩得最熟练的——所谓“春秋笔法”，其始作俑者就是中国古代第一文化名人、大圣人孔仲尼。
“春秋笔法”，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笔法？《春秋公羊传?闵公》说得相当精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是什么意思，《广雅?释诂三》称，“讳，避也”，意思就是回避忌讳，常见的如皇帝的名字，别人是不能用的，也不能同字同音，这就是“讳”。
盗墓是不光彩的行为，盗墓史在正统的学者看来是一种“秽史”，是不予研究的。所以，盗墓行为往往被史家“讳”掉，特别是帝、王、将、相、臣、儒……这些所谓的尊者、贤者的盗墓行为，很难在正史中找到完整的记述。
如，东吴大帝孙权，即便是三国迷，也多不知道孙权还是一个“盗墓贼”。在陈寿的《三国志》上，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只言片语也无。他盗南越王墓，仅见于晋人王范的《交广春秋》。《交广春秋》已佚，后人从《广东新语》等旧籍转引中，才了解到孙权盗墓真相。
再如，曹操盗墓。曹操是中国盗墓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是一位盗墓名人、狂人，中国最早的专职盗墓者——“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就是曹操发明的。但在《三国志》上，同样不见记载。
《三国志》记事过于简单，皇帝看了都不甚明了。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下令，要当时的大学者裴松之作补注。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卷六）中补注“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事迹时，引了东晋史学家孙盛编撰的《魏氏春秋》里文字——
“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因为这段补注，曹操盗墓一事，才被揭开老底，为后世知晓。
即便正史上有记载，也多惜墨如金”。石勒、石季龙（石虎）这对叔侄皇帝，都是盗墓狂人，他们在当皇帝前后，曾将中原一带包括帝王陵在内的许多坟墓都盗毁了。史书上对他们的盗墓行为，记述算是较为详细的——
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邯郸城西石子冈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