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是大喜大悲的一年。上半年，国家经济形势很好，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民主气氛空前活跃。下半年风云突变，中共中央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起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打入了在劫难逃的深渊。沈莱舟的一家自然也不能幸免。第一个被打入右派的是他的二儿子沈辑丞。与好好先生沈玉丞不同，沈辑丞“不乐仕进，任情不群”，好发议论，凡是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上一通，这在公私合营后的裕民厂就显得颇为突出。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香港路上海工商界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学习班，沈辑丞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学习。受“大鸣大放”的影响，沈辑丞在学习班上大发议论，一会儿讲“中国民主政治其实还不民主，美国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一会儿又讲“资本家其实是将本求利，经营不好连本钱都要赔进去，倾家荡产。他是在用自己的全副心身，全部精力办厂办店，赚点钱多么不容易，因此算不上什么剥削”等等，于是反右运动一开始，沈辑丞就在厂里被揪了出来，定为右派。
据沈光权回忆：由于沈莱舟先生是全市商业系统第一个带头搞公私合营的，当时市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在沈辑丞被定为右派前，还特地委派刘鸿生先生的儿子专程到东湖路沈府与沈莱舟打招呼，说沈辑丞在厂里“民愤极大”，看样子是保不住了。当时工作组想把沈辑丞定为反革命，定为极右分子，市里都没有同意……沈莱舟没有回答，只是说自己老了，病了，儿女之事也就随他们去了…… 自然他也谢谢了刘鸿生先生的奔走与好意。结果沈辑丞被定为右派，上海的这一批右派总共有几千人集中起来被送到长风公园去“劳动改造”。他们手挖肩扛，开挖了当时上海最大的一个人工湖，并用挖出的烂泥垒起了上海最大的一座人造山。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刚刚发表的《七律·送瘟神》中的诗句，湖定名为“银锄湖”，山定名为“铁臂山”。许多上海人孩提时代都去游过银锄湖，登过铁臂山。但大伙儿在欢快之余又有谁想过这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苦痛与辛劳呢？挖完了湖，垒完了山，沈辑丞回厂以后继续监督劳动，只是工资从400多元降到了76元。
惊梦 1(5)
但是在大连的老四沈光茂，他的命运就远不如沈辑丞那么幸运了！
前已说过，沈光茂是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之中主动要求到大连去参加东北建设的。大连金洲毛纺织厂是日本人建造的，但是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时，最好的设备几乎全部被苏联人拆了下来运回到苏联，剩下的仅是一个空壳子，一副烂摊子。沈光茂以充沛的青春活力，以宝贵的热忱和丰富的知识，与全厂工人一道，几乎是白手起家，将光洲毛纺织厂建设成为东北地区最先进的毛纺织厂。他几乎年年有发明，年年有创造，屡屡被评为工厂和地区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但是他的脾气同老二沈辑丞一样，瞧不起庸人，喜欢发表议论。在大鸣大放期间说了苏联人的一大堆坏话。当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攻击苏联便是攻击社会主义，罪名可大着呢！于是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东北凡事比上海要“慢三拍”，但处理起来却比上海要重得多。1958年春节，沈辑丞已经戴上了“右派”帽子，沈光茂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来度蜜月，小两口喜气洋洋，沈莱舟和王敏珠夫妇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还给晚辈们以及亲戚朋友发了红包。似乎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但沈光茂一回大连，随即被定为“极右”分子，并被送到北大荒一个名叫缸窑口的煤矿里挖煤，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一直到1962年才被摘帽送回到厂里。
王敏珠极少与自己的丈夫生气吵架，但沈光茂被送到煤矿里去挖煤时，她难得地与沈莱舟先生发了一顿火，说是沈先生害了她的儿子。但“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沈莱舟先生又有什么办法呢？1959年6月，沈光茂的大女儿沈万红在上海出生，随后被她母亲带回东北。但仅过了一个月又被王敏珠接到上海，以后王敏珠一直将沈万红留在自己身边，亲自将她带大。老两口对孙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算是对受尽苦难的四儿子光茂的一个小小补偿吧！
沈莱舟先生更加沉默，外出开会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他烟比以前抽得少了，但酒却比以前喝得多了。除了晚上喝上几杯，就连中午也要喝上一点。宋朝诗人贺铸在《病后登快哉亭》一诗中所描绘的“病来把酒不知厌，梦后倚楼无限情”的情景同样出现在了沈莱舟先生身上，他挂念着自己的孩子们，也挂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主动提出除了前已放弃的股息，今后不再拿定息，他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助区里的民办小学。他回东山老家休养，见到唐代古刹紫金庵年久失修又拿出钱来修缮，这是继抗日战争时间他出资修缮紫金庵后，第2次拿出钱来修缮庵堂。紫金庵里9尊唐代彩绘罗汉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沈莱舟先生是立了大功劳的。
1962年刘少奇主席到上海视察，期间接见了上海各方工商界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沈莱舟先生有幸亲逢盛会，他喜悦万分，心情也好了许多。回来他对夫人与孩子讲：共产党真的是伟大。共产党还是讲政策的，老四不是也回厂了吗？刘主席号召我们献计献策，我虽然已经70岁了，但“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春蚕虽眠，总有破茧化蛾腾飞的一天，恒源祥也总有焕发青春的一天。我也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自己办店办厂的经验写出来，贡献给国家。
他开始撰写回忆录，也积极参加市政协召集的各种会议。他期待着春天，期待着老枝勃发春色满园，期待着恒源祥不仅恢复过去的辉煌、并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更大的风暴，更大的苦难，将接踵而至，降临到他和他的家人的头上！
① 见沈莱舟回忆录《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刊《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惊梦 2(1)
文革十年,不堪回首。沈莱舟几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切肤之痛。当他告别文革，进入垂暮之年，时时牵挂的是恒源祥。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让他欣喜地看到：恒源祥已喜获传人。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一页，党和国家，亿万人民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但是，当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奔袭而来的时候，沈莱舟仿佛处在台风的眼里，四周已是风浪翻卷，狼藉遍地，但他这里却是风平浪静，东湖路的那一幢豪宅，以及它72岁的主人沈莱舟先生仿佛都被人遗忘了。
事情的确也是这样：当时市政协和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已暂停了活动。解放后，沈莱舟就将自己创办的恒源祥交给了大儿子沈玉丞经营管理，虽然恒源祥当时已赶时髦改成了大海绒线店，但店里还都是一些老人。老大是好好先生，待人客客气气，对下属脸都没有红过，文革一开始便主动将自己家藏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都交到了店里，还主动削减了工资，他如往日一样上班下班，没有受到一点冲击。老二沈辑丞在裕民毛纺织厂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右派分子”，身在炼狱之中，而此刻造反派们感兴趣的是“走资派”，沈辑丞苦头虽然没少吃，但也不是什么斗争重点。而沈莱舟宅心仁厚，尤其是对恒源祥的职工关怀备至，口碑相当不错，再说他在毛麻公司挂的顾问也是闲职，顾问顾问，顾而不问。如果有什么“路过”的红卫兵，要到这幢花园洋房里去看看瞧瞧，家里人反倒会主动打电话到恒源祥，不一会儿店里的造反派就会匆匆赶来，明斗暗保，这令沈莱舟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1967年的夏天，不知怎么搞的，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到上海来串联的红卫兵看中了东湖路的这幢房子，于是便闯将进来，将沈家的人统统赶到2楼以上居住，一楼成了他们的司令部。这以后红卫兵进进出出，打砸抢的事情便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沈莱舟选择了躲避。白天一大早，他就悄悄地来到离家不远的襄阳公园，在园里打拳散步，读报看书，累了就在公园的长条凳上打个瞌睡，有时甚至连午饭也由在家里干了多年的老保姆奶婶婶送去，草草吃上一点，两人通通消息，说说家里的事情，然后还是散步休息…… 偶尔碰到熟人就凑在一起悄悄地说上一会儿话，一直要到天发黑了才慢吞吞地踱回家去。后来他还曾到过去做羊毛生意的老朋友沈懋章家里去住上一段日子。沈懋章与沈莱舟先生是远房亲戚，他是个单身汉，人生得矮矮胖胖，以前经常到沈府来蹭饭吃，沈莱舟来者不拒，总是对他客客气气，现在沈家落难，沈懋章自然两肋插刀，义不容辞。但沈懋章家里只有一间亭子间，住久了自然不方便，于是沈莱舟便搬回家去，谁知道才回家就出事了。
这是一个秋日的晚上，沈莱舟照例到襄阳公园避祸，很晚才回来。谁知刚一回家，就不知碰到哪里杀过来的红卫兵闯进门来大扫荡。这些10多岁的中学生们手持铁棍木棒，蛮不讲理，一见沈莱舟便棍棒齐下劈头盖脸地打将下去，不一会儿沈莱舟已满脸是血，倒在了地上……
沈府上下大乱，沈莱舟先生的夫人王敏珠连忙叫住在一起的外孙女黄茜玲给恒源祥店里打电话，但天已经晚了，店里早就打烊了也无人值班……
正当大伙儿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东湖路派出所的民警接到看弄堂老汉的报告匆匆赶来，驱散了红卫兵，将沈莱舟从血泊中救了出来。而这位看弄堂的老人，平时也经常受到沈莱舟的接济，沈先生将这当作家常便饭，从不思回报。现在关键时刻，老汉仗义挺身，站了出来。
眼看着在家里是不好住了，沈莱舟与老伴王敏珠一商量，过了一两天便拖着沈万红，带了一些换洗衣服，逃到了东山的老乡、过去也是在兴圣街开绒线店的小老板金春宝那里。这时金春宝在兴圣街（这时已改名叫永胜路）上的一家小旅馆红星旅馆里当服务员，金春宝对头头讲说是乡下来了客人要住一段日子。当时旅馆生意也不好，于是沈莱舟在红星旅馆一住就是3个月。
解放前，沈莱舟也曾两次离家出走外居避祸，每一次选的都是汇中饭店（即今和平饭店西楼），现在祖孙三口躲在兴圣街的小旅馆里，自然不是个滋味。但好在沈莱舟是个非常想得开的人，听到妻子叹息唠叨，他反而会用过去在久康洋杂货店当学徒时的生活来安慰她，于是祖孙三口倒也相安无事。平时一日三顿都是由金春宝的妹妹烧好了送来的，无非是一两个小菜。沈莱舟走得匆忙，没有带什么钱，连旅馆费还是金春宝付的，沈莱舟与夫人王敏珠等一直住到1968年初才搬回东湖路的家里。就为了这件事，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时，金春宝被当作反革命揪了出来。对此沈莱舟深感内疚。虽然当时沈莱舟每个月也仅拿60元的生活费，要抚养妻子王敏珠、孙女沈万红以及奶婶婶4口人，手头相当拮据。但逢年过节，他无论如何都要凑上几十块钱，叫人给金春宝送去，以表达自己的一片感激之情。
惊梦 2(2)
时间慢慢地到了1968年的秋天，“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文化大革命已经2年，似乎还看不到一点结束的苗头。谁道人间秋已尽？晚秋风景倍凄凉。这是一段令沈莱舟、令沈府上下、活着的与死去的人，都永远也难忘记的日子。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解放前曾先后买下东湖路与乌鲁木齐路上的两楼花园洋房。他让已成家的大儿子、二儿子等搬到乌鲁木齐路居住，而让大女儿沈慧新与女婿黄国良一家住在东湖路，女儿总归贴心点，以便上下有个照应。沈慧新生育了4个孩子：3个儿子，1个女儿，其中最宝贝的是大儿子黄玉麟，当时在上海交大读书。黄玉麟人长得颇为清秀，瘦瘦的，功课非常好，就是有点神经质，对事物的反应过于敏感。黄国良原先在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当经理，文革一来也撤职了。这一年的11月，黄玉麟和他的几个同学被打作了“反革命小集团”，据说是因为收听“敌台”，散布小道消息。当时黄玉麟还可以住在家里，但红卫兵天天上门来做他的工作，要他交代问题。黄玉麟有时也会跑到沈莱舟的房间里，闷坐大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对深爱着他的外祖父讲：外公，这一关我是过不去了，他们一定会将我抓到学校里关起来的…… 沈莱舟看着这位天资聪慧，自己非常疼爱的外孙，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也只好随意地安慰他几句。
11月末的一个晚上，冷风飒飒，“霜树全无一叶留”，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伤感，产生悲凉的时光。交大赶来的几个红卫兵从下午便开始找黄玉麟谈话，他们关起门来也不知谈了些什么，一直到11点多钟才匆匆离去。天很冷，沈莱舟夫妇已经带着小孙女沈万红在2楼的大房间里睡下了。等红卫兵一走，刚刚才从乡下学农回来的黄茜玲闪进了3楼自己父母的房间。黄茜玲属牛，沪光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她功课很好，人也长得非常漂亮，平日又深受外公、外婆的疼爱，因而娇气十足。依照当时的政策，68届毕业生“一片红”，统统要分配到农村去当农民。学校里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师傅与老师，已多次上门来做过工作，但黄茜玲就是一声不吭。学校组织“学农”，她去了，刚回到家里便看到造反派、红卫兵在找哥哥谈话，于是她连行李也没打开就躲了起来。一直等到造反派红卫兵离开才走出了自己的房间。黄国良与沈慧新夫妇连同黄玉麟、黄茜玲四个人关起门来说了许多话，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便成了永久的谜！在这中间黄玉麟下来过2次，第一次他匆匆过来看了一下外祖父，便又匆匆离去。第二次他在外祖父的床前逗留了很久，沈万红没有睡着，她惊讶地看着这位本家哥哥，凄凉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洒将进来，她看到黄玉麟清秀的脸上居然挂满了眼泪…… 沈万红想喊，但又不敢，只是睁大着眼睛看着。黄玉麟久久地望着自己的外祖父，任凭着泪水潺潺地落下来，许久许久才悄然离去，一直到今天沈万红都不会忘记表哥那一张清秀、凄苦、嬴弱、悲绝的脸，布满了对亲人无限的爱怜，布满了对世界深深的绝望……
沈府上下都睡了，整幢小楼鸦雀无声。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好像是一块窗玻璃碎了，接着又是一片静寂……
也许是受到这响声的影响，睡在3楼小房间里的黄国良、沈慧新夫妇的另外两个儿子惊醒了。他们披衣起床，来到父母房前。他们推了推门，门紧锁着，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心知情况不妙，便从隔壁房间的窗口爬了过去，翻窗而入，随即兄弟俩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这凄惨的叫声在静谧的夜空久久回响……
沈府上下都醒了，沈莱舟夫妇颤颤巍巍，披衣而上，踏进黄国良、沈慧新的房间，只见几扇窗的窗框上一字排开，吊着黄国良、沈慧新、黄玉麟、黄茜玲4个人。住在底楼的沈光权、杨世玲夫妇赶紧上前，奋力将他们四人一一解下放在床上，虽说身子还是软的，但早已没有气了……
沈莱舟望着心爱的女儿、女婿、外孙与外孙女，颤抖着声音连连说：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国良太悲观了，小兔（黄玉麟小名）太悲观了，不可取，不可取啊……
这是文革中也少有的大悲剧！4条人命就这么被永远地夺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沈莱舟的心灵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份神”，他大病了一场，病愈后步履蹒跚，人也变得更沉默了。
惊梦 2(3)
然而，更悲惨的打击还在后面。
前已说过，1958年老四沈光茂被定为右派，送到北大荒煤矿挖煤，摘帽以后1964年曾到上海来探过亲，文革开始以后便音讯全无，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其实沈光茂的妻子还是有信来的，写给沈光权，而沈光权苦果独咽，始终瞒着沈莱舟与王敏珠老两口。他与几个哥哥商量以后决定，无论老四在东北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告诉自己的父母。父母年事已高，再也承受不了其他打击了。果然文革开始以后，沈光茂又被揪了出来，在工厂里接受监督劳动，只有在工厂里的机器发生故障时，才安排他回车间里去看一看。1970年的初春，东北地区还是冰封雪冻，寒气逼人。晚上，沈光茂与同住在隔离室里的难友，闲极无聊，喝了一点酒，便吹起了大牛。沈光茂故作神秘地问大家：你们知道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以前是干什么的？他四下一望，无人回答，便得意起来…… 据同室的一位难友回忆：当时他拼命地打手势，叫沈光茂闭嘴别说，但他还是说了：她当时叫蓝苹，是个演员…… 那个难友跳上前去，一把夺过他的酒瓶，连声说：别喝了，看你醉的，睡觉、睡觉…… 但已经晚了。第二天有人揭发，有人旁证，说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沈光茂的问题迅速升级，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关进了大牢。当时正逢“严打”，经省公检法军管会批准，沈光茂竟被枪毙了！这真是千古罕见的大冤案，直到10年以后即1980年，他的女儿沈万红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亲赴大连，反复审诉，才得以昭雪！
自从大女儿一家4口自杀以后，王敏珠最挂念的就是她的第四个儿子沈光茂了，她日思夜想，以泪洗面，久而久之居然将眼睛也哭瞎了。而沈莱舟先生明知东北有信来，明知沈万红的小弟妹还曾到上海来住过一阵子，但从来也不向别人打听老四的下落。他默默地承受着，承受着这一切的屈辱与苦难。
1971年，沈莱舟先生已经76岁高龄了，不知是那一位高人出了个馊主意，说是老先生太空了，在家闲着也要闲出病来，还不如让他每天到杨树浦高阳路羊毛仓库去捡羊毛，也就是将成捆的羊毛进出仓库时散落在地下的碎羊毛捡起来。活儿不重，但每天都要去，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
这件事在恒源祥激起了公愤，几乎遭到了员工一致的反对。好几位老职工对店和公司的革委会领导讲：人都是要老的，国家规定年过60岁还要退休呢！沈莱舟已经76岁了，怎么可以让这么一位古稀老人天天都出来劳动呢？
领导回答：这是上面定的。就凭你们这么多人为他说情，可见让他出来劳动改造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
其实最泰然处之，不把这当作一回事的反倒是沈莱舟。他对妻子讲：出去劳动，散散筋骨也好，再苦也比不上在久康洋杂货店里当学徒吧！沈莱舟一生都不曾忘记自己是学徒出身，淡泊名利，忍辱负重，这是支撑他度过人生的许多难关，活到90多岁高寿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他一大早起床，为了节省几分钱的车费，只要不下雨，沈莱舟都安步当车走上2站路才坐电车，准时赶到高阳路仓库捡羊毛。开始他还硬撑着蹲着捡，蹲着蹲着累了，干脆跪了下来……王敏珠看着沈莱舟若无其事的样子，晓得他心头的苦楚，只是吩咐奶婶婶做了几付厚厚的护膝，每当他出门时替他亲手套上。等他晚上回来，让奶婶婶为他加一个菜，无非就是炒一个鸡蛋。沈莱舟每天都将饭菜吃个精光，他又回忆起自己的学徒生涯，说自己是老来当学徒，以前光伺候老板吃饭，老板以后还有大师兄、二师兄，现在每天有奶婶婶伺候，日子比过去要好多了！说得夫人王敏珠老泪纵横……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此刻沈莱舟先生更注重家人间的亲情。稍有空闲，他便携扶着老伴从二楼走下来，在小花园里转上一转，晒晒太阳，说说话。星期天，他还会与奶婶婶一道，携着王敏珠到襄阳公园去，后面跟着小孙女沈万红。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近晚期，相对而言，环境也宽松了些。他已年近八旬，到杨树浦高阳路仓库去捡羊毛的荒唐事也已成为过去。他比几个孩子还要乐观一点，相信最艰难的日子快要过去了……
惊梦 2(4)
1974年春天，81岁高龄的沈莱舟先生得了一场大病，家里人非常焦急，都以为他这一次是过不去了，不料沈莱舟却挺了过来，反倒是他的夫人王敏珠急得一病不起。5月，上海的天时雨时晴，王敏珠进入了弥留时期。沈莱舟坐在她的床前，将王敏珠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他望着相濡以沫近60年的妻子，热泪盈眶。王敏珠睁开眼睛，虽然已经看不见了，但分明感受到了丈夫焦灼而又关爱的心。她将自己的手从沈莱舟的掌心抽出来，向上抬去，想要摸一摸沈莱舟的脸。沈莱舟将王敏珠的手搁在自己的脸上，只听见王敏珠低低地叹了口气，讲：“莱舟，我要走了，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沈莱舟强忍着悲痛讲：“怎么会呢，我们俩还要搀扶着一块走下去的。”
王敏珠摸着沈莱舟的脸讲：“唉，其实我应该让你讨个小的，那么我走了，她还可以照顾你…… 先生，你不怪我吧，其实我在店里也是有人的……”说着说着，她仿佛不好意思起来，苍白的脸上泛出了红晕……
原来这是王敏珠旧话重提，当年绒线业非常发达时，兴圣街稍大一点的老板都娶有大小几个老婆。尤其是沈莱舟先生的好友吴颖荪，妻妾成群，还时常带着沈莱舟一块儿去吃花酒。王敏珠怕沈莱舟也讨小老婆，特意在恒源祥安插了亲信，看到沈莱舟跟哪个女的亲近，便跑来告诉她…… 沈莱舟倒是没有这个意思，后来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店里的职工几乎都是男的了。
沈莱舟将王敏珠的手又重新握在自己的掌中，打趣着说：“我和你是一对鸳鸯，怎么可能中间再游进一只野鸭呢？妻贤夫祸少，老来永相陪，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会好起来的。”
“不会好了。”王敏珠将手抽了出来，慢慢地放进了被窝。她无神的眼睛望着天空，突然几滴混浊的泪水滚了出来：“我最放心不下的是老四，他…… 他一定不在了。”
这一讲，沈莱舟先生也不禁老泪纵横：“十年了，都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王敏珠一字一句，慢慢地念起了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江城子》。
沈莱舟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想到初通文字，平时只喜欢待在家里听听评弹，偶尔出去看看戏文的妻子居然会记得苏东坡这一首最著名的悼亡词，他再也忍不住了，无声而泣，眼泪滴落在爱妻的脸上……
王敏珠带着无限的思念与哀愁走了，终年76岁。而沈莱舟先生不仅熬过了10年文革，还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沈莱舟先生没有读过书，老大、老二因为抗战也没系统地受过教育。但他想办法设法让儿女接受最好的教育。除了前已说过的几个儿女外，老五沈光宇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华师大博士生导师。老六沈光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是电机工程师。最小的女儿沈蕴新是市八医院的伤科专家。
人老了喜欢忆旧，沈莱舟特别喜欢回忆当年自己创建恒源祥时的风风雨雨。“文革”结束以后，沈莱舟家里又是宾客不断，来得最多的就是恒源祥的老人，其中一位名叫席孟博的人几乎天天都来，伴着沈先生走完了最后的岁月。
席孟博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早年做过恒源祥的掮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恒源祥这个品牌的经销商。他与沈莱舟先生是几十年的朋友。从前他将恒源祥当自己的家，来了就吃，吃了便走，没有人会说他一句闲话。现在他又将东湖路沈府当作自己的家，来了便吃，与沈莱舟一起喝点黄酒，然后两个人都小睡一会儿，便结伴到襄阳公园去。沈莱舟先生走不动了，席孟博就让沈先生坐在轮椅上，推着轮椅到公园里去。两人边走边聊，谈谈两人都相识的老朋友，自然谈得更多的是恒源祥……
1987年1月1日，我们这本书下卷的主人公刘瑞旗来到了恒源祥。席孟博特地到恒源祥去转了一圈，然后来到沈府，将自己对刘瑞旗的印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沈莱舟。沈莱舟听着听着，突然冒出了一句：“这个小伙子不简单，做事倒蛮上心的。”他甚至提出要席孟博推着自己到南京东路上的恒源祥去看一看。席孟博对他讲：“现在恒源祥在装修，过些天等装修好了我一定推你去。”
惊梦 2(5)
1987年的9月16日，沈莱舟先生病重，躺在了淮海医院（现徐汇区中心医院）的病房里。席孟博兴冲冲地跑来看他，带来了这一天的《新民晚报》。他打开晚报，让沈莱舟先生看了报上恒源祥的一则广告，说是为了庆贺恒源祥装修竣工暨店庆59周年，恒源祥举行绒线羊毛衫汇展，同时举办绒线看样订货会。
沈莱舟接过报纸看着，感慨万端：不容易，不容易，都30年了，恒源祥总算开始装修店面了。他仔细算了一下说：“你回去告诉他，恒源祥应该是60岁了……唉，我都老了，只记得是民国16年恒源祥开张，哪一天已经记不清了……”
席孟博还告诉他，新开张的恒源祥装修一新，店堂里挂着恒源祥的金字招牌，再有三只巨大的绒线球，二根绒线针…… 沈莱舟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再次对席孟博讲：这个叫刘瑞旗的小伙子不简单…… 席孟博回答讲：他有点你像年轻时的你，个头不高，人很精神，做起事来很有魄力。
“不，他比我要强。”沈莱舟讲：“现在做生意，比当年要难多了。恒源祥交到他的手里，以后他的市面会做得很大……”
两位老人相约，趁着秋高气爽，等沈莱舟身体好了，席孟博一定推他到恒源祥去看一看……
但是沈莱舟没有等到这一天，刘瑞旗也没有等到这一天，两人擦肩而过，留下的是永久的遗憾。
1987年9月25日，沈莱舟在东湖路自己的家里去世，终年94岁，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服侍了自己50多年的老保姆奶婶婶讲的。这天晚上奶婶婶为他炖了一只老母鸡，沈莱舟喝了几口，对奶婶婶讲：“今天这只鸡汤倒是蛮鲜的……”
蛰伏
蛰伏 1(1)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父亲、母亲一辈子辛劳，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在贫困和期盼的双重压力之下长大成人。
1987年1月1日，元旦，开岁发春，百卉含英，万象更新的一天。这是这一年的冬日里难得的一个好天气。清晨，薄雾笼罩，太阳懒洋洋地升上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上空，给冬日带来丝丝暖意。
上午10点，我们这本书下卷的主人公刘瑞旗在黄浦区百货公司党委副副书记林珊瑚的陪同下，踏进了上海闹市中心南京东路广西路口的恒源祥绒线店──今天这里已是豪华的南新雅大酒店了。店门已经开了，稀稀落落地有几个顾客。林珊瑚将刘瑞旗介绍给大伙，店堂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就这样，刘瑞旗走马上任，担任起恒源祥绒线店的经理，为本书的下卷拉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序幕。说来也巧，当时恒源祥绒线店的职工人数为39人，与恒源祥从四马路搬迁到法大马路开张时职工的人员数完全相同。那时沈莱舟先生已过耄耋之年，而刘瑞旗还不满30岁。
据当时担任恒源祥绒线店副经理的周维乔回忆：年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刘瑞旗要到我们店来当经理，说实话，我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店是上海的一家老字号，又地处南京路的黄金地段。俗话说，在南京路就是石头也能卖出金子价。但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10年了，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还没有打破，处境不好不坏，一年几百万元的营业额，几十万元的利润，养养自己是足足有余了……熟悉那个时代的人都晓得，绒线是配给商品，市面上非常行销，拿到全毛绒线就是拿到钞票。但那时给恒源祥多少绒线是由国家规定的。如果给中百一店100斤，华联商厦只有80斤，而恒源祥属于专业绒线店，国家是特别照顾的，也只有60斤，全按这样的比例配额，其它店就更少了……再说价格也是国家规定的，一点也不能动。营业额不足就卖其它商品，羊毛衫、拎包，样样都有。说是专营绒线店，其实还是百货铺。
至于刘瑞旗，我早就听说过了，多年劳模，市财贸先进工作者，离市劳模就差一个台阶……他年纪轻，目光敏锐，胆子大。再说我快要退休了，再加上身体也不好，力不从心。恒源祥这家老字号的振兴，真的就靠他了……
周维乔几次强调恒源祥是家老字号，用了“振兴”这个字……
据现在担任恒源祥集团科研部负责人的何爱芳回忆：我是1980年进恒源祥的，在这以前已经在崇明的医院里当了10年麻醉师。我上调到恒源祥当营业员，明显专业不对口，但一来我已经结婚了，刚养了孩子；二来我的丈夫在海运局工作，经常出海，一去就几个月，照顾不了家庭，于是我也就安心当营业员了。但没过多久我就当了柜组长，物价员……原先的经理（副经理），人倒也老实，从小在恒源祥当学徒，是个老绒线了，就是保守，墨守成规。全国各行各业轰轰烈烈，都已经在改革了，但我们这里还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我们早就企盼着刘瑞旗来了，他是市新长征突击手，在财贸系统的青年中，相当有影响……
据一直在刘瑞旗身边工作、原先担任恒源祥集团绒线公司副总经理的胡文忠回忆：我是1979年进恒源祥的，我父亲是恒源祥老职工，叫胡善定，也曾担任过恒源祥的经理，我到黑龙江军垦农场10年，是顶替父亲进恒源祥的。上海做绒线的老字号，原先还有几家，淮海路上的麒麟，还有老西门、四川路都有，但后来就剩下恒源祥了，关键是进不到货，靠国家配给根本吃不饱。刘总来以前，恒源祥至少还来过四五位正、副经理，但改变不大。再加上店里年轻人本来就比较少，店就更显得没有啥活力……
对于刘瑞旗，我是翘首以待，他与中国跳高名将、三破世界纪录的朱建华是同一届的新长征突击手。当一个基层小店的领导，吃苦肯干自然是不用说了，关键在于他有一种异乎常人的超前意识……恒源祥的事业做到今天这么大，几乎所有跟随他的老职工都没有想到的。
据始终在恒源祥当一名普通营业员的詹彐芬回忆：我是1977年进恒源祥的，当时店名还叫大海绒线店。恒源祥多灾多难，地方搬了几次，店名也改了2次，1966年改名大海绒线语，一直到1978年才改回来。我进店时只有18岁，是店是最年轻的营业员。当时沈莱舟先生的大儿子沈玉丞也在店里当营业员，我和他站一个柜台，关系相当好。沈先生每天晃晃悠悠来上班，拎一个包，包里总是装着吃的东西，他老爱从包里拿出东西来给我们吃……一直到前几年，沈先生身体还可以走动时，还常到店里来，碰到我，还会送一点小礼物给我。
蛰伏 1(2)
其实，我和刘瑞旗很早就认识了，与刘总是在一个团支部的。我当时年轻，干劲足，工作非常努力，与刘总一样多次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还有三八红旗手等等，至今翻翻，奖章有一大叠，当然刘总获奖的层次比我要高一级……
我们店里，周维乔经理是老绒线，除了他没换，其它经理换了五六位。刘总是最年轻的一位。他来了以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工资提高了。我进店拿十几块钱工资，奖金仅两三元；后来工资加了一些，但还是很低，而且做好做坏一个样。刘总来了以后，将奖金与营业额挂钩，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奖金就大幅度提高了。刘总是个做事业的人，他来以后提出要振兴老字号。其实我从沈玉丞先生嘴里，早就听说过，大海绒线店前身是恒源祥，恒源祥是他父亲沈莱舟创办的，是一个老字号，已经有60年了。至于其他嘛，自然就不会思考得那么多了……
上海老字号，今天看来十分荣耀。因为字号（招牌）就代表了历史，代表了文化，代表了品牌的信誉，自然也代表了金钱。不久前，上海滩发生过两场官司，其一是为了争夺吴良材眼镜店的控制权，其二涉及到张小泉剪刀店。不要讲文化大革命了，就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碰到这种老字号，躲还来不及，现在却争得不可开交。结果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吴良材、老吴良材，张小泉、上海张小泉等等。“井水不犯河水”，皆大欢喜。但就是在80年代初叶，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老字号的真正价值，意识到老字号其实就是一堆开挖不尽的金矿。上海的老字号源远流长。上海开埠以后，1662年创建于苏州的雷允上，1663年创建于杭州的张小泉就将商业企业搬迁到上海。而在上海土生土长的王宝和酒店，创建于1744年。到了上一世纪初叶，上海老字号林立，业绩显赫，比如中药业的蔡同德、徐重道、余天成、童涵春；饮食业中的老半斋、杏花楼、德兴馆、老正兴；比如制笔业中的绿宝、关勒铭；再比如兰棠、博步、朋街、老妙香、裘天宝、培罗蒙、盛锡福……这么多家的老字号，大多数比恒源祥的历史还要悠久绵长。但时至今日，有的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仅留在文人骚客封尘的记忆之中；有的尚在苟延残喘；自然也有的被后人拾起，发扬光大，勃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据有关方面统计，但凡有50年历史以上的所谓老字号，不论是在中国其它地方（主要集中在天津）或是在上海，百分之七十已经泯灭；百分之二十尚生存着，但情况不佳；真正在改革开放年代重新焕发生机、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社会影响能够超过以往历史的，仅占百分之十！
让我们还是回到恒源祥，回到刘瑞旗。
在中国，一个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往往是与第一把手的能力性格，与第一把手的魄力意识是密不可分的。旧社会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社会也是这样。
中国有一名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一个真正大有作为的人，必定要经过贫穷、苦难、反复挫折的磨练。
1958年，刘瑞旗降生在上海一个穷苦的城市贫民家庭里。他的父亲刘宏祥早年在河南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他吃尽千辛万苦从旧军队里逃了出来，一路流浪，到了上海，在黄浦江畔一个煤炭装卸码头里当了一个挑煤工。看过京剧或电影《海港》的人都晓得，这是一个何等危险而又辛苦的工作，说得白一点就是一个苦力，靠搏命、靠力气挣几个血汗钱。不幸的是他20岁那年，由于喝了不干净的冷水得了伤寒——命运竟有如此奇怪的地方，当年沈莱舟的父亲也是得了伤寒而丧命的。但刘宏祥的命运似乎比沈莱舟的父亲沈绥之要稍稍幸运一点，或许讲是更为痛苦。他没有死，但却发烧烧坏了神经，听得见，但不会说话，只会咿咿呀呀非常吃力地吐出几个音节。刘瑞旗出生以后，一直到父亲2003年去世，都没有听到父亲稍微完整地说过一句话。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真可谓“内心的痛苦无法叙说”。解放以后，走“过山跳”、扛大煤筐这样危险的行当一去不复返了。刘宏祥进了煤球厂，当了一名工人，不幸的是晚年还被冲床冲去了一个手指。刘宏祥没有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对自己的子女却寄予厚望，再穷再苦也要让他们读书——这是刘瑞旗终生感激父亲的。刘宏祥待人热心豪爽，非常肯干，退休了还闲不住，帮别人修自行车……一直到刘瑞旗当了集团的老总，有了钱，让他在家里享清福，但他依然闲不住，邻居有什么事要帮忙，都能看到他苍老的身影。刘瑞旗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不无感慨：父亲正是以自己一个劳动人民朴实的品格，潜移默化，教会了我去怎样做人。
蛰伏 1(3)
刘瑞旗的母亲王秀英也出身农村，8岁就跟随父亲逃难到了上海，在上海摆一个小菜摊安身立命。但不幸的是不久她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二女一男三个孩子。王秀英是长女，很小便挑起了养活弟妹的担子，女大当嫁，于是便由亲戚介绍，嫁给了同样贫穷但心肠甚好的刘宏祥。此时上海已经解放，但许多劳动人民的生活依然相当清苦，生第一胎时，为了省些钱，王秀英是挺着大肚子回到河南老家去生产的，结果生下的是颇为罕见的龙凤胎，但由于乡下条件有限，女孩活下来了，就是刘瑞旗的姐姐，而男孩却不幸夭折了。
1958年，刘瑞旗在上海出生了。作为长子，父母自然十分宝贝，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毛头”，以示疼爱。现在有些老邻居看到刘瑞旗依然会叫他“毛头”。而身为一个大集团总裁的刘瑞旗就会笑得十分灿烂地爽朗回答“哎”！当时他们住在南京路上海杂技场对面的弄堂里，与静安区中心医院仅一墙之隔。父亲晚年得了风湿病，腿肿起来有水桶那样粗。刘瑞旗总忘不了，父亲住在医院里，他站在后窗还能看到父亲站在病房的窗口前向他招手并露出苦涩的微笑。
刘瑞旗生下来十分瘦弱，个子也小，但相貌英俊，国字脸，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而且非常安静，他不爱说话，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大半天。当时，没有电视机，家里贫穷甚至连收音机也买不起，刘瑞旗只是默默地坐着，瞪着明亮的大眼睛，观察人生，品味生活。一直到今天，刘瑞旗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他在集团公司的大办公室里，从来也不开电视机。如果没有会议，没有客人，他喜欢一个人坐在桌子前，燃起了一枝烟，静静地看着书，更多的时间是在默默地思索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市民的生活也大受影响，刘瑞旗终生难忘这么一件小事：这一日早晨，他提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弄堂口晒太阳。虽然已经吃了早饭，但肚子依然饿得咕咕叫，母亲急着上班，匆匆从他身边走过，随手朝他手里塞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烘山芋……他想站起来，对母亲说一句话，但母亲步履匆匆早已走开了。他把烘山芋一直握在手里，他知道这是母亲一天的吃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他望着母亲的背影，眼泪如线一样地挂了下来……
1965年9月，刘瑞旗走进了江阴路第一小学，这是一座由清朝末年的大庙改成的小学校，他上学了。1972年他又进了中学，读的是储能中学。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多么不易，学习非常用功。但由于父母都没有文化，底子差，因而文科只有中等水平，但数理化绝对是第一流的，尤其是化学，还当上了课代表。此时，他碰到一生中的第一个关口，他得了一种颇为凶险的疾病：血小板减少症，整个下半身几乎每个毛孔都发出红色的疹子，医生关照，如果疹子蔓延到上半身，便会危及生命……父亲将他带到自己单位的医务室，找了一位姓顾的医生给他看病。这位顾先生颇有水平，给他吃了一种丸药。当时药价便宜，不过一毛钱一粒，一天3粒，需要连服3个月。但当时人们的工资也低，刘瑞旗的父亲工资算高的，每个月69元；而他的母亲在里弄生产组拉黄鱼车，每天8小时上班，拉着装满纸板箱的黄鱼车，不知要走多少路，一天的工资才只有7毛钱。隔壁邻居介绍了一个偏方，说是吃生花生米的皮能治这种病，她正好在酱菜厂工作，于是每天下班带回来一包花生皮，用水煮着给刘瑞旗吃。这种东西自然十分难吃，但刘瑞旗坚持下来了。母亲站在一旁，看着他一口口艰难吞咽的样子，就会摸着他的脑袋对他讲：好孩子，乖孩子，你是爹妈的命根子。你要快快的长大，好好的长大。吃这点苦水我们不怕，吃下去病就好了。就这样洋方土方吃了3个月的药，病情控制住了，但刘瑞旗看着父亲付费时那种精打细算、颇为为难的神情，心里非常着急。因为当时他们一家5口，一天的小菜钱不过5毛钱，而他的药费就要3毛。于是他下决心要靠锻炼身体来增强自己的体质，他选择的是长跑，一项需要毅力，需要吃苦，但不需要什么器械也最不会受到伤害的运动。每天天蒙蒙亮，他就起床，从南京路上海杂技场他家门口出发，顺着南京路跑到西藏路，再从西藏路跑到延安路，随后从成都路拐到家里。一个大圈子兜下来足足有4000多米。他不论寒暑，每天坚持不懈，只有碰到下大雨才偶尔停上一天……他认为这也是对他意志力的考验，一年多下来，他的身体明显壮实了许多，个子矮矮的刘瑞旗，长跑在班级里始终名列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