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 3(3)
但在当时这一切标准均无法达到，唯一给他信心的是产品的品质：恒源祥绒线全部是按纯羊毛绒线的标准生产的，虽然没有使用进口染料，但经过检查也达到了国际羊毛局的相关标准了，关键是当时只是一家绒线专卖商店的恒源祥，怎样能够打动梅卓林博士，由她认证同意颁发专门发给绒线生产厂家的纯羊毛标志？
任何人都有软肋，梅博士也不例外，她的软肋是喜欢露脸，好出风头！她喜欢热闹，外出交际，尤其是能够在报上露露脸。因为经常在媒体上露脸，也是她工作业绩的一个标志。于是刘瑞旗亲自出马，与梅博士联络感情，他请梅博士到翠亨村喝酒，然后唱卡拉OK。梅博士完全放了开来，将外交官的恃才傲物丢在一边，玩得非常开心放松。不久刘瑞旗又将梅博士请到恒源祥店里来实地考察，并预先通知了当时上海《新闻报》的记者沈百祥，由他亲自执笔，写了稿、拍了照，并刊登在第二天的《新闻报》上。第二天，刘瑞旗让部下将这一天刊登梅博士视察恒源祥的报纸共10份送到梅卓林手中，梅博士非常高兴，于是便将恒源祥申请纯羊毛标志的信息正式报告了设在英国的国际羊毛局总部，并说了一大堆好话。刘瑞旗的公关自然是非常成功，但应该讲梅博士的目光也没有错：恒源祥发展到今天的巨大规模，实实在在给梅博士争了一口气，长了一回脸！这一年的5月12日，国际羊毛局在北京举办大型信息推介会，梅博士亲自从北京打电话给刘瑞旗，说是国际羊毛局已批准颁发给恒源祥纯羊毛标志，执照号码是400号。这也是全球绒线零售企业获得纯羊毛标志使用权的第一家，当时也是唯一的一家。梅博士特别幽默了一句：我们没有与商店签约的合同文本，我现在是在为恒源祥打工，为你们商店准备文本。这期间的工资要由你来支付……
有志者事竟成，刘瑞旗梦寐以求借助于国际资源为恒源祥服务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91年的9月28日，国际羊毛局全球市场总监舒马克先生以及梅卓林博士、常锦雄先生等一行亲自来到上海，来到刚刚完成装修完显得富丽堂皇的恒源祥，为恒源祥挂牌。刘瑞旗特意请了锣鼓队，管乐队，吹吹打打，举行隆重的挂牌仪式。自然还有许多记者前来报道拍照。当时担任黄浦区常务副区长的胡炜也参加了这一隆重的庆典。遗憾的是当时南京东路还不是步行街，车水马龙，交通繁忙。上海人又喜欢看热闹，一看恒源祥披红挂彩，白鸽飞天，鼓乐齐鸣，众多的人挤将过来，将恒源祥挤得水泄不通，交通也堵塞了。急得胡炜连忙将刘瑞旗叫到身边：小刘，今天够热闹的了，你看路都堵了，快点结束吧！
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尤其是电视广告的播放，恒源祥在上海已经有了很大的知名度。但是大家都晓得，绒线的主要市场是在外地，尤其是在北方。藕塘绒线厂的陈伯清至今还记得，199２年初，他和刘瑞旗以及厂里的供销员丁国勇等一行4人到福建参加全国针棉织品交易会的情景。当时并没有人邀请恒源祥，而是小丁探听到信息后，刘瑞旗拍板决定主动去参加的。刘瑞旗、陈伯清等4人每人扛了一箱绒线做样品坐火车从上海赶到福州。刘瑞旗是个“蒸笼头”，扛着几十斤重的箱子热得满头大汗。他们赶到交易会上自己租了一个小摊位，然后四处联络推销，这一场交易会外地客户预订了400吨绒线，刘瑞旗不要讲有多么高兴了！于是他当即拍板决定，不仅这样的交易会今后年年要参加，而且恒源祥要组织自己的市场推广会。
1992年底，寒气逼人，刘瑞旗将全体员工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大会。在会上，他以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对大家讲：“从明年起恒源祥商店只卖恒源祥绒线，不再卖其它牌子的绒线。如果恒源祥绒线卖不动，大家就没有饭吃。”他目光炯炯看着大家，大声发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声音寥落，有气无力，三三两两，明显底气不足。刘瑞旗又看了大伙一眼，提高了声音，再次发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有！”这一次回答响亮多了，继而是一片掌声，整个会场已热气腾腾。不久刘瑞旗将恒源祥旗下所有的市场推销员、营销商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针对大家提出的恒源祥绒线在全国经销困难重重的状况，刘瑞旗回答：“大家说的，我都明白，恒源祥是一个新品牌，新品牌要想走向全国，新品牌要想在全国都站住脚，自然困难不少。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有了对策！”紧接着刘瑞旗说了一段非常豪迈但又褒贬不一的话：“恒源祥毛线走向全国势不可挡！哪一家商店，哪一个绒线柜台不经销恒源祥毛线，那就让它灭亡！”底下自然是掌声雷动，许多手拿肩扛恒源祥绒线走遍全国但又屡屡碰壁的经销商们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但这两次讲话一经传出，上面反映不小，有人又发话了：你看，这个小刘，多么狂妄……
对于这些议论，刘瑞旗听了也是轻轻带过，用“狡猾”的上海能人习惯性的做法，便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如果他把别人的闲言碎语都记在心上的话，也许他早已被口水淹没了。但恒源祥人将恒源祥绒线卖得很好，反倒是真的有几个绒线店或绒线柜台因为不卖恒源祥绒线而被“灭”掉了。
北京亚运村，北京最著名的广告公司之一、北京新世纪广告公司的所在地。1993年9月，刘瑞旗在上海电视台广告部马宝兴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在兆龙饭店找到了新世纪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包方。他住的房间号是1615，刘瑞旗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他刚学会开车，车牌的尾号也是1615。刘瑞旗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加大广告的投放量，尤其要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包方，宋朝著名清官黑脸包公的后裔、香港巨商包玉刚先生的亲戚，一个非常精明豪爽但为人处世却十分低调的人。当时新世纪广告公司已经是北京的十大广告公司之一，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包方，替在上海的许多名牌产品“服务”过（他始终坚持用“服务”这二个字——笔者注）。包方的新世纪广告公司当时一年已经有10多个亿的营业额，包方也算得上是个大老板了，但他却与刘瑞旗一见如故，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破茧 3(4)
经过与刘瑞旗的多次交谈，包方觉得在刘瑞旗的身上有着一种做男人的最可贵的品格，那就是勤奋与责任。刘瑞旗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悟性极强，他的悟性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是在商品市场的反复磨砺中产生的。以后他读了一些书，发现自己的理念与国际上最前沿的营销大师的理念与思想居然一拍即合。现在他可以毫无愧色的替中国任何一所工商学院的大学生们授课。他总是在不断地思索着，他是一位策划型人材，他有着预知未来的本领，他提出的一些想法往往令人目瞪口呆！他提出的一些理念，比如：不是将现在的事情做好，而是要选择更好的事情去做；比如：做品牌要奢侈，做企业要精简；比如：品牌是消费者的记忆，品牌价值是消费者对你的认可；再比如：今后资本发展不是靠制造力量，资本发展真正核心内涵在于无形资产，在于品牌，等等。这些想法不是许多人一下子就能想通的。包方与人做生意，话不投机半句多。但与刘瑞旗做生意，是一种享受；与刘瑞旗交谈，是一种快乐，从中能感悟到许多道理，能获得许多启发。与包方有着极为相似见解的还有朱全海，无锡地区相当有名的一位乡镇企业家。他认识刘瑞旗是在2002年，他加盟恒源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听刘总谈话”——关于朱全海的故事我们在下一章里还将向读者详细描述。
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到1993年。包方得知刘瑞旗准备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答应做他的代理，并决心帮助他。当时中央电视台价格最高同样也是最好的广告时段在晚上7点新闻联播节目的后面，15秒的广告收费大约为每次2万元人民币。刘瑞旗送上去的依然是自己创造的15秒即5秒钟连播3次的广告。广告制作得朴实无华，广告词改作了“恒—源—祥，绒线羊毛衫羊发财”。包方以多少价格与中央电视台广告部谈下来的，不得而知，这自然是刘瑞旗的一个商业秘密，但广告带送上去没有被通过，说词儿不好，羊是动物怎么会发财？其实，刘瑞旗自己也嫌“绒线羊毛衫羊发财”太累赘，他灵机一动，干脆将这一句改作了通俗易懂的“发羊财”，结果“恒—源—祥，发羊财”通过了。这一次他已不是当初揣着10万元支票走进上海电视台那个忐忑不安的刘瑞旗了，他开出一张100万元人民币的支票，将这15秒钟的广告从绒线销售最好的季节10月初播到年底。刘瑞旗算过一笔账，他是做品牌的，任何广告都要在品牌上花功夫。现在恒源祥旗下加盟厂已经有4家，依照惯例如果每个厂家都要做广告的话，每家都投100万，就是400万。现在他统一为4家恒源祥的加盟厂做了品牌广告，同样花100万，每个厂家分摊只有25万——自然，按照“恒源祥模式”，广告费用是要由刘瑞旗的恒源祥公司承担的。但无论怎么算，他总归是花了1分钱做了4分钱的事，是合算的。而加盟厂、特许加盟店越多，做品牌广告而不是做单一产品的广告，总归是划算的。
在1993年至1994年初的绒线销售旺季里,恒源祥品牌的绒线销售空前的好,加盟厂的各位老总都尝到了广告的甜头, 刘瑞旗趁热打铁,决定增加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投放量。不料广告播到1994年的7月，却被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部撤了下来，理由是内容通不过。刘瑞旗通过包方四处打听，这才明了：原来是有几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了意见，说“发羊财，发羊财，不是发洋人的财发外国人的财吗？人人都想着发洋财，外国人还敢进来吗？国际影响多么不好……”这一回大伙儿都乐了：这不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吗？底下人纷纷鼓动刘瑞旗，说刘总，挺住，我们不理睬他…… 但中央电视台毕竟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它宁可不赚这一笔广告费也不播此类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责疑过的广告。
刘瑞旗起先还想拖一拖，攻攻关，但是到了1994年的9月，又一个销售旺季开始了，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而且广岛亚运会马上要召开了，再拖下去，广岛亚运会的电视转播中广告就插不进去了。他有点沉不住气了。这些日子他终日在寻找最佳的广告词，他是个左撇子，常常会反过来思考问题，他将发羊财、发财羊、羊发财几个词翻来复去地叨念着。有人提出反正是5秒广告连播3遍，将发羊财3个字拆开来，各念3遍，变成“恒源祥、发发发；恒源祥、羊羊羊；恒源祥、财财财”不就行了？这一下打开了思路，给了刘瑞旗很大的启发，他灵光一闪，将广告词最终敲定了下来，这就是恒源祥最经典的广告“恒源祥、羊羊羊”。前3个字由大人配音，充满阳刚之气；后3个改为童音，奶声奶气。“恒源祥、羊羊羊”，言简意赅，琅琅上口，一经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迅速传播大江南北，搞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无论是喜欢它创意的人也好，无论是咒骂它创意的人也好，大家都在议论它。广告关键就是到达率，就是传递到受众，为受众所接受。“恒源祥，羊羊羊”，作为广告，无疑是极大的成功！“恒源祥、羊羊羊”，这个广告在1994年的某家网站的评选活动中，被一些正人君子评定为该年度的“十大恶俗”广告之一。但是它在广告界上所产生的“恒源祥现象”却谁也无法忽视，各大企业争相效仿，要在中央电视台做5秒广告。这也给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部一个极其重大的启发，也从这一年起，它开始将新闻联播后的这5秒钟广告公开拍卖，价格空前的高。而竞拍到这一时段5秒广告的企业被广告界的圈内人称之为“标王”。1995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广告部还专门发了个文，说是５秒钟1次连播3次的广告，加收60％费用。包方戏称：央视广告竞拍的始作俑者是刘瑞旗，5秒广告连播3次挑中央电视台发了大财的始作俑者也是刘瑞旗。
破茧 3(5)
从1994年到1996年，刘瑞旗连续3年，每年投放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广告的画面、制作的手法，自然也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但广告词却始终不变，就是“恒源祥、羊羊羊”。有一段日子这个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停播了，竟有不少观众写信给刘瑞旗，说是他们家的孩子听不到“羊羊羊”，就不肯睡觉！广大观众，广大顾客似乎也认准了靠羊吃饭、靠羊发财，与羊共舞的恒源祥。恒源祥的绒线生产与销售突飞猛进，代理商、特许加盟店与日俱增，可以说是遍布全国。1994年末，恒源祥在全国动用了2044名市场调查员，访问了1995个县区市，共采集了5894个样本。在1995个县区市中见到恒源祥特许加盟店的有1636个；在采集的5894个样本中销售恒源祥产品的有4091家；其中销售恒源祥某一种产品的有1112家，销售2种产品的有1495家，销售３种产品的有726家，销售4种和4种以上产品的有758家。也是在这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中，刘瑞旗发现购买恒源祥产品79％是女性，21％是男性。这也为今后产品的设计打开了思路。
经过恒源祥各加盟厂与代理商、特许加盟店的共同努力，1995年恒源祥的绒线产量与销量为7000吨，1996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1000吨！国际羊毛局驻中国的代表席锦雄先生专程赶到上海，宣布恒源祥为世界上最大的手编毛线生产企业，并颁发了匾额。
1996年11月，一队中国人在北京新世纪广告公司包方和他的创作总监房小洁的率领下，风尘仆仆赶到澳大利亚。这正是澳大利亚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春暖花开，空气湿润清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满眼绿意盎然。包方一行一下飞机，带着事先早已订好的大大小小30多箱器材，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位于墨尔本市200公里外的小镇德瑞纳伦镇。
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场之一，是世界著名的美丽奴羊生活繁衍出产羊毛的主要基地。恒源祥公司临时租下了全澳州最富有的牧场主之一法国移民安东尼的一个牧场，选中了他放牧的14000头美丽奴羊。目的就是要拍摄一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万羊奔腾的大广告片。
1996年初刘瑞旗已经开始意识到，用最简单的方式制作并播放广告，其实已经走到了尽头。恒源祥必须有新的创意、推出新的广告来抓住观众的眼球，他突发奇想，想到要拍一部万羊奔腾的广告片。有人听到这个消息，撰文讽刺说：羊再怎么奔，也奔不出马的威风。但刘瑞旗却不信这个邪。开始他选择的是在宁夏，除了牧场还要动用直升飞机航拍，但报价下来吓了他一跳！于是他想到了澳大利亚，经过反复协商，并请澳大利亚羊毛局的朋友帮忙，在澳大利亚拍摄的费用居然比国内还省！
但为什么偏偏用14000头羊呢？其实在此以前安东尼与刘瑞旗有过一次越洋电话中的“对话”，主题就是14000头羊。安东尼问：“我这儿羊很多，为什么你租用的羊不是13000头，也不是15000头，偏偏是14000头？”刘瑞旗回答：“对的，就是14000头。”“难道14000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含意的吉祥数字？”安东尼不解地问。刘瑞旗笑了：“这个数字对我们恒源祥公司来讲有特殊的含意。因为它正好是恒源祥公司1天的用毛量！”“哇……”这一下子轮到安东尼先生惊讶了！
牧场是辽阔的，美丽奴羊确实是美丽的，14000头羊奔跑的场面十分壮观，但交给包方的任务却是异常的艰巨：他要指挥这一群绵羊在宽广的草原上排出恒源祥3个字，然后拍摄下来制作成广告。他动用了直升飞机，聘请了当地最好的飞行员，自然还有安东尼手下最好的牧羊人与多只牧羊犬，用去了电影胶片10000多英尺，终于将这条广告制作成功了。
1997年春节的前一天,令人耳目一新荡气回肠的“恒源祥、羊羊羊”新广告如期播出。从小年夜一直播放到年初六，占据了中央电视台最宝贵的“黄金时间”。
到澳大利亚拍摄，以广阔无垠的牧场为纸，以美丽奴羊为笔，写出恒源祥3个如椽大字，这个创意来自于刘瑞旗。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走出国门到国外去拍广告。海内外100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刘瑞旗甚至还专门为这则广告的拍摄、推介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一掷千金，就是为了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恒源祥一旦进入中央电视台便决不会轻易退出的。事实正是如此，尽管历经风雨，但从1993年至今，恒源祥连续11年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总量已逾亿元。作为恒源祥集团在北京总代理的始终是新世纪广告公司的包方。据包方请专业评估机构评估，这1亿元广告产生的效益超过寻常企业6、7亿元人民币的广告投放。恒源祥做的是品牌，是消费者所需求、所感知的品牌，用包方的话来讲，刘瑞旗算是摸透了消费者的心思。“恒源祥、羊羊羊”，它所传递给观众的是一股气势，是一种力量，是一个信心。同样，它也在向观众诉说着，恒源祥离不开羊，它是大自然的赐予，是大自然的恩惠……
破茧 4(1)
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1996年。恒源祥品牌战略大获成功，引起广泛注意。恒源祥撤出南京东路。刘瑞旗两次讲话令人瞠目结舌！患难见真情，他以赤子之心结识了一些真正的好朋友。
1993年底，对于刘瑞旗，对于恒源祥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经上级领导的决定，恒源祥公司以总资产评估293万元人民币，加入万象集团，准备上市。
发行股票上市，这在几年以前都还是一件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处于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上海作为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作为对中国的国民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城市，更是牢牢地被计划经济束缚着。上一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克服了党内外的重重阻力，决定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毗邻港澳的几个城市设立经济特区，突破计划经济的模式，要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相继成立。而这几个经济特区的成功，打开了中国一扇又一扇的窗户，更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国人看西方的眼界！
80年代末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场“政治风波”，使中国又一次面临了极大的危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人极力主张将刚刚打开的窗户关上,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中去。又是那位矮个子的钢铁巨人邓小平，在9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讲话，并打出了一张王牌，那就是开发与开放浦东。
1990年的4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日子，一个令所有的上海人都欢欣鼓舞无法忘怀的日子。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的大会上，突然脱开讲稿，宣布了这么一个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特区的政策。”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令在场几乎所有的中外来宾目瞪口呆！而当时浦东新区的领导班子尚未确定，新区办公的地址都还没有落实。
然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似乎一直就没有平息过。
1990年5月7日，在江泽民主持的一次中南海高层会议上，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起作用，不能喧宾夺主。有人甚至将1989年的天安门风波都归结于是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而主张市场经济的人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不能走回头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痛心疾首，慷慨陈词，会后甚至还就此事向中央领导写了封长信。
1992年春节，小平同志再一次南巡，他在沿途讲话中正式发表了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与计划都是经济手段。”关于“姓社”与“姓资”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判断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2年的6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对着几百位中共党内的高层干部说出了以下这么一段话：“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这是他为十四大召开准备的“政治报告”的一场预演，这是他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党外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到底走哪条路的一槌定音！他成竹在胸，声音洪亮，没有丝毫的迟疑与犹豫。这让西方世界，甚至包括所谓的“中国通”基辛格在内的所有人，都对中国共产党这位“第三代领导核心”刮目相看，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定位。也在这个夏天，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一夜之间爆发了出来。上海一位著名作家借用古希腊的哲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要说：给中国一个支点，她一定能把地球上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撑起来，推向繁荣和富裕。这个支点就是市场经济！”而于光远、薛暮桥、杜润生、吴敬琏、董辅礽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一个个竟感动得热泪盈眶！
于是，作为市场经济的重头戏，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了！
1993年底，黄浦区作为上海商业最发达的一个区，为自己旗下的区属百货公司争取到了一个上市名额。区领导斟酌再三，给了万象百货公司。万象百货也是上海一家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字号了，在当时来讲，实力比恒源祥还要强。但是公司上市当时有一个要求，就是净资产要超过5000万。于是黄浦区政府决定将同属于区管辖的万里百货与万象百货捆绑在一起争取上市。恒源祥当时还只是万里百货下属的一个全责子公司。经过评估，1993年恒源祥的净资产为293万，对外号称300万。其实，刘瑞旗心中有数，就在当时，恒源祥的资产已远远超过了300万。这里面有两笔帐没有算：一是公司所在土地的使用权。恒源祥地处南京路西藏路附近，是上海地产中最值钱的“钻石地块”。如果说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不能评估折合成金钱的话，那么其二是恒源祥这个品牌的价值。从1987年花200元注册恒源祥，经过几年的运作，已在市场上颇有名气。虽然不能与今天评估的８个亿人民币相比，但就在当时仅仅是恒源祥这3个字，就远不止300万！更何况它的旗下还有这么多的加盟厂和特许加盟店。1994年1月，万象集团成立，1月8日举行集团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刘瑞旗当选为董事。这也是万象集团下属各基层公司商店的经理中唯一一个被选为董事的，责任重大。集团的董事长由万象百货的老总于文娟女士担任。
破茧 4(2)
于文娟，一个精明能干、好胜争强、有事业心的女企业家。尽管今天人们对她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刘瑞旗始终对她怀着崇敬之心，一直到今天还称她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万象集团上市共募集到了1亿多元人民币的资金，在讨论这些资金的投资方向时，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提出：改造旧的商店，建3幢大楼。即建造在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万象商都（以后又改称过帝王百货，以后还叫过什么名字，但给人的印象是关门歇业的时间比开门的时间长——笔者注）、位于南京东路贵州路上的帐子公司副楼、以及万象大厦（即现在的恒源祥商厦——笔者注）。刘瑞旗颇有些不解地问：楼是要造，但不能把募集来的资金都用来造楼吧。总应该投入一笔资金发展主营业务，尤其是要投入资金用于发展品牌战略？参加董事会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大眼瞪小眼地朝他看了看，不了解刘瑞旗所说的“品牌战略”是怎么一回事。这似乎预示着刘瑞旗与万象集团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不怎么顺利。
建造3幢大楼的事就这么决定了下来。有关领导还是非常欣赏刘瑞旗的才华与他的“拼命三郎”的精神的，明确指示：万象大厦由刘瑞旗全权负责建造。董事会让万象集团拨给他2000万元资金。其余的钱由恒源祥公司来负责筹集。等到楼盖好后核算下来，总共用去了6000万！
刘瑞旗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他决定要做的事，他就一定会全身心地投入。1994年2月，万象大厦所在的地块中的住家居民以及一些沿街商店开始动迁，仅用了2个月时间便动迁完毕。1994年的4月开始打桩，当时原定的建筑物是6层楼高，总的建筑面积是4000个平方米。建筑单位将设计图纸都做出来了，但刘瑞旗左看右看、左思右想总感到不对劲。上海的金陵东路建筑物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建筑物沿街都有一个骑楼，可供行人遮风挡雨。这与法国殖民主义者有关，当初他们侵占越南，对越南的热带气候很不适应，于是沿街的建筑物前都造有一个骑楼，并联成一线，行人在路上逛街行走碰到大雨也不必打伞。因而当他们在上海划定租界建造第一条马路即法大马路（现在的金陵东路）时也将这种习惯带了过来。刘瑞旗心想：骑楼应该保持，这是上海金陵路特有的建筑风格，但骑楼不能仅仅是一种装饰品，骑楼上同样可以盖楼。他将设计图纸拿了过来，涂涂划划，自己作了修改。这一改非同小可，增加了1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以后刘瑞旗还与左邻右舍打交道，这里加一点，那里添一点，尽可能地增加建筑面积，最终又将楼盖到8层，后来一计算，总面积为7600平方米，几乎比原设计面积4000平方米增加了1倍！
1994年12月，上海万象大厦建造成功，这是金陵路上八大商厦的改建中第一个落成完工的，也是建筑质量最好，外貌最漂亮的一座商厦。1994年12月28日，商厦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以后，金陵路8大商厦改造落成的庆典也是在这一幢漂亮气派的万象大厦里举行的。冯国勤副市长以及其它相关领导都出席了盛大的庆典。由于恒源祥在商厦的底层开设了一家分号，于是这幢商厦一开始便被称作恒源祥商厦。原先的万象大厦倒是很少有人再记得了。
刘瑞旗是为了打破计划经济时代对绒线的生产与销售的垄断而开始实施恒源祥的品牌战略的。他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更重要的是他碰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是一个聪明的实践者，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伟大的实践者。但是他知道自己对于世界上成功的或是失败的品牌的知晓与研究很少，知识很浅，于是下决心读书。这一段时间他读了许多书，请教了不少老师，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参加了当时兴起的许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团体与活动，结交了许多朋友，开拓了他的眼界。
1995年初，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研究交流中心在海南岛召开年会，刘瑞旗作为恒源祥公司的代表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刘瑞旗讲：“商标、品牌、名牌是企业形象与经济实力的体现。名牌商品更是集中了企业的智慧，是高质量、高效率、高信誉、高市场占有率和高经济效益的集中体现。一个企业只有拥有自己的名牌，才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考验。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无形资产，品牌资产是一种经济价格的再造。”
紧接着，刘瑞旗举了美国著名的饮料品牌可口可乐的例子。他说：据国际传播的研究：可口可乐商标的价值达250亿美元，其品牌价值（含商标）为365亿美元，可口可乐总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即使公司立即倒闭，价值365亿美元的可口可乐品牌资产也足以使之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崛起。”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这些话足以发人深省。
最后他提到了恒源祥：“恒源祥是一个有70年历史的老品牌，但恒源祥却是在1987年花了200元去注册的。恒源祥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值多少钱？我想现在应该值几千万了吧。从1991年开始，恒源祥没有投资，没有控股，没有兼并，就是以品牌为纽带，即以无形资产调动有形资产，在各企业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了跨地区的强大联合体，充分发挥了规模经济的优势与垄断优势。在中国市场上为什么买不到外国绒线？在我国绒线行业中为什么没有外国资本家合资、独资企业？就是因为中国绒线业有恒源祥。”
破茧 4(3)
于是刘瑞旗得出了一个结论：做企业关键在于做品牌。做品牌是做企业的最高境界！
这一番话振聋发聩，在当时的企业界里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石破惊天，引起了在座的号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智囊、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马洪的注意。是啊，改革开放以后，全世界著名的外国品牌纷纷踏上中国大陆。而绒线是舶来货，为什么传统舶来货中的绒线，一个个外国名牌却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呢？马洪深深地思考着，他觉得这小伙子了不起，说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刘瑞旗与马洪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马洪：你就是刘瑞旗？这么年轻，你是哪个学院毕业的？
刘瑞旗：我没有读过多少书。我是经商出身，已经工作20年了，只有实践经验，不懂经济理论……
马洪：不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刚才说的就是最好的理论。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洪的提议，刘瑞旗当选为常务理事，1997年任副理事长，1998年任理事长。这虽然是一个非官方、非赢利的机构，但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权威的机构。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经济界与理论界开始着手探讨与研究著名的“恒源祥现象”，而马洪与刘瑞旗也结成了忘年之交。
1995年上海企业管理学会在上海召开企业家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市场化问题的讨论会。刘瑞旗应邀出席。他以自己近10年来在恒源祥工作的经历，又作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言：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还处于萌芽状态。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极不完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不论所管理企业的大小，身价是一样的，即一张16K纸上的几行黑字和一个红印章。你今天还是企业家，明天一纸调令就会让你不再是企业家了，而是坐冷板凳……即使作为一个企业家，在现阶段的状况下也只有身份，而没有身价……
这一番话博得满座喝彩，但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说在这次会上的发言都是要在第二天摘要见报的，但翻遍第二天所有的报纸，关于刘瑞旗的这个发言一个字也没有登。其实刘瑞旗当时还不知道，新华社的记者与文汇报的记者都专门摘编了刘瑞旗的讲话，新华社作为“国内动态清样”、文汇报作为“内参”发表了。当时中央分管经济的一位领导将刊登刘瑞旗讲话的这份“内参”批给了劳动部的部长。部长又批给了该部综合司司长。该司长专门派人到上海找刘瑞旗了解情况，并带着他上北京向司长作了专门汇报。刘瑞旗精心作了准备，他结合正在经济界议论纷纷、广泛讨论的“恒源祥现象”，特别提出：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市场，企业家只有身份没有身价，而没有身价的企业家是不可能真正把企业家推向市场的。
当然刘瑞旗的发言以及这两份“内参”，以及“内参”在北京引起的反映，上海的市领导同样十分关心。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陈良宇专门作了批示，要市委研究室专门研究这个课题。陈良宇，这位目光敏锐、敢冒风险、敢担肩胛并从黄浦区领导岗位上出来的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从此记住了这位还在黄浦区一个基层岗位上苦苦奋斗的刘瑞旗！
1995年的秋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刘瑞旗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妇女报华东记者站担任站长的袁乃中。这位袁乃中对刘瑞旗今后的岁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现在两个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这一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已过天命之年的袁乃中走进了恒源祥的大门，说是要找刘瑞旗，给他写一篇文章。恒源祥公司办公室的施佩芬接待了他，说是刘总不在，他随中国纺织总会的代表团到南美的乌拉圭、阿根廷等国考察去了。袁乃中心中颇为懊恼，但却声色不露，与施佩芬聊了起来，旁敲侧击，掌握了不少关于刘瑞旗的材料。过了不久，袁乃中再一次来到恒源祥，刘瑞旗出访还没有回来。但说来也巧，正当袁乃中准备悻悻而归的时候，刘瑞旗打来了越洋电话，刘瑞旗与施佩芬说了一会话后，施佩芬将电话递给了袁乃中。袁乃中尽可能简洁地说明来意，不料刘瑞旗一口回绝，讲不要写。袁乃中搁下话筒，心想你不让我写，我倒偏要写一篇，反正材料都有了，而且题目也有了，就是《奇人刘瑞旗》。
其实袁乃中本人也是一个奇人，他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
1970年袁乃中从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便首先被安排到安徽县城的南湖农场劳动，这是大名鼎鼎的李德生将军指挥的第12军的部队农场，条件自然非常艰苦。然而袁乃中在这儿似乎什么苦也没吃到，到农场仅一个星期部队来大学生连队挑选宣传干部，真是百里挑一，一千多人中仅选中袁乃中一人被安排到部队政治处工作，主要负责当时盛行的样板戏的宣传。
也许是老天爷作为一种平衡，作为一种补偿，正式分配时袁乃中却去了安徽铜陵县的钟仓公社，在钟仓中学当教师。铜陵钟仓，位于长江之畔，离苏东坡写著名的《赤壁怀古》的地方不远，“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诗人李白，一生也多次涉足，并留下了不少诗篇。风景固然不错，生活却十分贫苦。袁乃中虽在乡村做教师，也常抽调县委宣传部工作，一干就是10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万象更新，铜陵市恢复市委机关报，在全省招聘记者。这自然是一个机会，袁乃中平素自己喜欢写写弄弄，又爱摄影，照片拍得非常好。他欣然前往应聘，果然一蹴而就，当了记者。他从资料室里剪报开始，筹建报社大楼，一直干到铜陵日报的新闻部主任，工作勤奋，兢兢业业，然后被上级看中，调到铜陵市委宣传部担任新闻文化科科长。当时担任铜陵市市长的叫张润霞，48岁，东北工学院研究生毕业，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地级市女市长。袁乃中技痒难熬，就执笔写了一篇数千字的长篇通讯《女市长的心上事》，刊登在中国妇女报的第一版上，同时还配发了袁乃中拍摄的5张照片。第2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还摘播了这篇文章。说来也巧，此刻安徽省正在召开省人大会议，中国省级女的领导干部刚刚开始实行。安徽沿江四市的女代表就联名提出，要推选张润霞为副省长，结果张润霞果然被选上了——成为名符其实的民选省长。于是有人讲，是袁乃中的文章成就了一个副省长！虽然话不能这么讲，但舆论的力量确实是不可低估的。
破茧 4(4)
然而袁乃中的意向并不就在安徽、就在铜陵。当时由于十年文革造成的断层，人才奇缺，报上的招聘广告非常多。不久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招聘记者，文汇报招聘在安徽的特派记者，刚刚创办不久的中国妇女报同样也向全国招聘记者。袁乃中分别应聘，结果都录取了，但中国妇女报求贤若渴、动作最快，随即派人亲自到铜陵来找他谈话，要调他到北京工作。袁乃中答应了，但铜陵市委急了，书记亲自出马，连同组织部、宣传部的两位部长摆了一桌饭，请他吃饭，并再三挽留。欲抢先安排铜陵日报副总编位子。但袁乃中志存高远，他百般无奈只好向在合肥当副省长的张润霞求救，请她做做工作，高抬贵手。张润霞答应帮忙，于是袁乃中去了北京。当时中国妇女报正在筹建华东记者站，站址设在上海。于是袁乃中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热又调到上海，担任华东记者站站长兼办事处主任。其实只有头衔是真的，只管印一张名片用，其余的一切都是空的。站址没有，好说孬说才在上海市妇联的宣传部摆了一张办公桌；人也没有，要他自己招聘；经费更缺，报社给他的任务，除了发稿还要存点心思拉广告，每年的指标是五六十万。这时已经是1988年，袁乃中44岁。
1990年，中国的长江流域爆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洪水。安徽受灾尤为严重，中国妇女报要华东站派人赶赴安徽负责报道抗洪救灾，袁乃中脚拐了，但还是自告奋勇去了安徽，一去就是2个月。他来到安徽寿县，发现全县都淹了，唯独县城固若金汤，又听说这个县里的县长是个女的，叫乔传秀，只有36岁。于是他便坐着一条小舢板来到寿县，他转了一圈，发现寿县的城墙很坚固，据说还是八百年前宋朝时修筑的，乔传秀组织人力将所有的城门都堵住了，寿县就像是一片汪洋中的一只大澡盆子，飘浮在水面上保了下来。他坐舢板划到城边，翻墙而入，寿县的百姓见了他大为吃惊：俗话说水火无情，都到这份上了，不是寿县本地人，别人跑都来不及，你来干什么？袁乃中回答说，我是来采访的。但寿县城内人人都在忙着筑堤堵水抗洪救灾，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于是袁乃中找到了乔传秀。乔传秀已经不知是多少天没有回家了，而且孩子连续高烧不退，她东奔西走，忙得不可开交，自然也无法接待他。但袁乃中讲，我不需要接待，让我跟着你就是了。于是他一拐一拐地跟在乔传秀的后面，整整跟了她两天两夜，他与所有的寿县人一样，一天只吃3只烧饼，喝一瓶矿泉水，最后在月光下泪流满面写了一篇4000字的通讯《灾难中的父母官》。临别时他问乔传秀：此刻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乔传秀回答：药。说罢，给他开了一张清单……
这篇文章第二天在中国妇女报头条刊登，轰动全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又进行摘播，一时间，不胫而走，传遍大街小巷。不久，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乘坐直升飞机专程去看望这位抗洪女英雄，乔传秀成为全国妇女学习的楷模。袁乃中还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所拍摄的照片，在北京、上海等地作了66场报告。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专门作出批示，由部队派直升飞机和冲锋舟，将药品、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到寿县……
后来乔传秀被提拔为浙江省委副书记，有人讲：又是袁乃中的文章成就了一个省级领导，这番话自然只能故妄听之。但袁乃中的文章荣获中国新闻奖，又实实在在受到中国妇女报的重奖：除记二等功外，获奖金3000元。
中国妇女报，顾名思义是为中国的女同胞们服务的，它主要反映中国妇女中的工人、农民、干部、企业家等的精神风貌，同样也可表现为女同胞生产产品的男性企业家。这些年袁乃中骑着他的那辆摩托车，栉风沐雨，几乎跑遍了整个长三角地区，与许多女企业家成了好朋友。自然他在患难之中结识的乔传秀、张润霞等也给了他许多帮助与支持。这一日，袁乃中采访了上海万象集团的董事长于文娟，听她谈到了刘瑞旗。袁乃中想绒线这个玩意儿自然主要是给女同胞使用的，他是个有心人，从侧面了解到了刘瑞旗的许多传奇故事，便萌生了为他写一篇文章的念头。同样，他心里还有个小算盘，希望从刘瑞旗那里拉到一个小广告。但是两次上门，两度碰壁，他反倒来了倔劲，就根据侧面采访的材料，写就了《奇人刘瑞旗》一文，并将刊登此文的报纸寄到了恒源祥。不久，他“三顾茅庐”，这一回总算见到了刘瑞旗。刘瑞旗被他的一片诚心所感动，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而袁乃中利用他做记者的便利，以及终年累月所积累起来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关键时刻给了刘瑞旗宝贵的帮助，自然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