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1935年初，“恒源祥公记号绒线店”的招牌挂在了法大马路装饰一新的店堂门口，职员总数为39人。这个职工的总数与60年后刘瑞旗来到恒源祥当经理的人数一模一样！或许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巧合吧！恒源祥公记号门售与批发并重，门市、栈务样样具备。高升震天，鞭炮不断，兴圣街各家绒线字号的老板几乎人人手执喜帖红包登门贺喜。沈莱舟身着崭新的长衫，气宇轩昂，笑迎宾客。但是在这“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寒暄声中，在这弥漫的鞭炮硝烟的气息里，几乎人人都感觉到了，新一轮剧烈的竞争又将开始。
圆梦 2(1)
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商业运作，令人目瞪口呆。兴圣街8大绒线商号联手对恒源祥进行封杀，背后由英国人撑腰。沈莱舟痛定思痛，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绒线行业想要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工厂。
前已说过，绒线是舶来货，中国没有自己的绒线厂，不生产一寸绒线。当时绒线店的货源，都是向洋行订货进口的，主要为英商洋行，此外还有德商和日商的洋行。比如怡和洋行、礼和洋行、怡德洋行、禅臣洋行、中和洋行、德记洋行、锦隆洋行、三井洋行等。进口绒线的牌子很多，在众多老上海的心目里，比较有名的牌子有蜜蜂牌、杜鹃牌、学士牌、双钱牌、鸳鸯牌、老鸭牌等。当时各大洋行批发给兴圣街的绒线，主要通过买办来经营，选中的绒线店有8家，即隆兴昌、泰隆、兴申泰、义源盛、裕泰来、义生恒、源茂永和同昌。这8家绒线店也是兴圣街上最大的几家绒线店，号称“八大号”，它们为了进货发货的方便，还联手开了一家联丰办事处处理这类业务，它从洋行里拿到的货物不垫货款，还能享受九二折到九三折的优待。除了以同价发给自己的8家绒线店外，其他的绒线店从联丰办事处进货，则统一为九八折，如果谁嘀咕几句，那么干脆就不给货。据沈莱舟先生晚年回忆：当年他们的总买办叫唐禾芗，气焰极高，他曾亲口对我讲过：我不给你货色，就叫你们商店开不下去。
1933年，英国商人首先在上海开办绒线厂，即英商蜜蜂毛线厂，厂址设在杨树浦。这家厂的机器设备是从英国运来的，即翼锭5千枚，帽锭7千枚，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绒线厂，雇用的买办依然是唐禾芗。蜜蜂厂生产用的原料即毛条也都是从英国或澳大利亚进口的，但它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力使成本大为降低，产品同样由联丰办事处经销，获利比直接从英国进口绒线更为丰厚。
著名海派作家程乃珊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曾描述过：当时时髦的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太太，均以穿毛线衫为时尚。而打毛线（即编织毛衣）也是最时髦的一件事。年轻太太到红房子吃法式大菜，到凯斯令喝下午茶，如在家里消磨时光，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坐在客厅里，听着收音机，打着毛线衣……
将恒源祥搬迁到扼住兴圣街的法大马路上，沈莱舟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恒源祥一开张，他便使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运作。原先设在兴圣街的这么多家绒线字号，不知道因袭哪一家的旧规矩，所有的店都没有玻璃橱窗，同样所有的店都没有玻璃柜台，顾客走进绒线店黑乎乎的，绒线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放在木头柜台里，你要买时，伙计才拿出来让你瞧一瞧摸一摸，买错颜色的事时常发生。但是你来到恒源祥，面貌大不一样，门面全是大玻璃橱窗，柜台也是玻璃柜台，亮堂堂的。橱窗里还装上了当时极为罕见的霓虹灯，华灯初上，霓虹灯闪烁，令人眼花缭乱。而玻璃柜台里的绒线依照全毛、混纺、粗细、色彩一绞一绞地放在着，顾客一目了然。再加上恒源祥店里的学徒大多数受过中等教育，有些还会讲几句洋泾浜的英语，穿着统一的制服，一个个衣着光鲜整齐，顾客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绒线与其他纺织品相比，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拆了结，结了拆，编织出各种各样的新花样。但由于绒线是舶来货，传入中国不久，大多数家庭主妇还不会编织毛线。少数几个会编织的，只不过区区几种花样，久而久之，兴趣索然。沈莱舟深深明白这一点。说来也巧，上海就有几位心灵手巧的职业女性，设计了几十种花样，会编织各种花式的毛衣毛裤，围巾、手套、帽子对于他们来讲更是小菜一碟。其中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绒线编织大师冯秋萍，上一世纪30年代时，她年仅二十几岁，刚刚出道，踏上社会。另一位是黄培英，中国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的堂妹。最早的还有一位叫鲍国芳，她或许也是中国第一个绒线编织师了。沈莱舟得知这个信息非常高兴，用重金聘请她们到恒源祥来坐堂，当众讲授编织技巧，向顾客传授编织绒线衣的窍门。1938年11月，上海著名的《申报》第14版，就曾以整版篇幅以恒源祥绒线号为标题，介绍了恒源祥与著名绒线编织大师冯秋萍、黄培英。沈莱舟还专门花钱印了一些“冯秋萍毛衣编织花样与技巧”的小册子，在店堂里免费散发。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介绍绒线编织的书籍，一直出到了第4本共16册。上一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地又揭起过一阵手工编织毛衣的热潮。进入耄耋之年的冯秋萍还专门到电视台去教授编织技巧，她的书发行量达100万册之多！不要忘了，她的第一本毛线编结书是沈莱舟自掏腰包印刷了在恒源祥散发的。
圆梦 2(2)
这时候沈莱舟已经想到了上电台打广告和请明星当模特来扩大恒源祥的影响。著名演员周旋、白杨、上官云珠、童芷苓、竺水招、徐玉兰、尹桂芳等都曾到恒源祥来穿过冯秋萍专门编织的毛衣亮相造势。沈莱舟的儿子沈光权还记得：父亲先是在电台里做几天广告，说是什么时候有明星要到恒源祥来。明星尚未到来，店堂里已经挤满了人，还有各报记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明星一到，穿上冯秋萍精心编织的毛衣一一亮相，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当时，明星们的“出场费”很低，不过就是身上穿着的这一件绒线衫……
绒线编织毕竟是个新鲜事物，编织毛线用的竹针当时也十分畅销。沈莱舟专门从日本进口了一批竹针，两根一副两根一副地重新包装。顾客在恒源祥买一磅绒线就送一副竹针，这种买一送一的做法也是兴圣街的其他绒线店老板们想都没有想到的。
沈莱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广告攻势和商业运作，使恒源祥名声大噪，生意日益红火，同样也使兴圣街的其它老板们目瞪口呆！于是一项恶毒的阴谋终于出台了……
前已说过，上海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绒线都是通过由兴圣街“八大号”联手的联丰办事处向各大洋行进口的，后来英商在上海开蜜蜂厂，进出货渠道依然没变，恒源祥概莫能外。这一日，沈莱舟的副手、时任恒源祥副经理的周红喻到联丰办事处进货，只见办事处几乎所有的人一个个冷若冰霜，办事处的负责人冷嘲热讽地对周红喻讲：你们恒源祥店太大了。恒源祥的货我们供不起……
沈莱舟闻讯大吃一惊。此刻他的大女儿沈慧新已经和“八大号”之一的义盛源老板的儿子黄国良结婚，晚上他让大儿子沈玉丞将亲家翁悄悄找来一问，这才晓得，原来“八大号”已经联手通过了决议，拒不向恒源祥供货，将恒源祥封杀，达到最终将恒源祥赶出绒线行业的目的……
其实，沈莱舟早已对联丰办事处制订的不公平的折扣不满了，“封杀”让沈莱舟提早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想将绒线业做大，必须自己办厂，这样才能有稳固的最便宜的货源。于是他一方面请德记洋行的亨特生先生帮忙，进一点各式绒线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与同样有办厂意愿的义生昌华洋杂货店的老板冯莲生、兴申泰绒线店的老板刘文藻等商量，共集资35万元，以后陆续增资到60万元，合股集资办厂。
沈莱舟在英租界马白路（今新会路142号）觅得了一块地，共3亩，得到了各位大股东的一致同意。紧接着便是建厂房，选择进口机器设备和进口生产绒线的原料毛条。机器订购的是英国普林斯密司公司制造的翼锭式绒线机800锭。谁也不曾料到，厂房还未造好，毛条倒已运到了。沈莱舟灵机一动，找到了专门生产帆布的安乐纺织厂，让他们拿出一些锭子，改造一下，先生产绒线。第一批绒线生产出来了，沈莱舟、冯莲生、刘文藻等高兴地将它取名为“金钱牌”。它与不久前降生的“英雄牌”与“美女牌”堪称上海绒线的三大名牌。英雄爱美女，美女爱英雄，至于金钱人人皆爱，只要取之有道。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批国产绒线，生产厂家不是一家专业的绒线厂，而是一家帆布厂。历史应该给它记上一笔。1936年初，一家专门生产绒线的裕民毛绒线厂诞生了，职工200余人，生产的绒线起名“地球牌”与“双洋牌”，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生产绒线的毛纺厂，是沈莱舟等为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的重大贡献。随后几年又有几家绒线厂先后在上海诞生，如生产皇后牌、红美牌、绿美牌绒线的中国毛线厂；生产双猫牌、小囡牌绒线的上海绒线厂等，中国的民族绒线业就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这是沈莱舟一生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恒源祥店厂合一，生意蒸蒸日上，沈莱舟踌躇满志，前程似乎是一片锦绣！
圆梦 3(1)
裕民厂红红火火，日食万钱，引起各方人士的眼红。眼看着工厂存亡危于一旦，沈莱舟百般无奈，拜杜月笙为师，加入恒社：借助钟馗，以求打鬼……
上海帮会泛滥，非近现代事。比如洪帮，相传明末清初就已创立，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民间活动。而清帮则以保护大运河的米粮槽运而兴盛……但帮会一开始便路数不正，良莠不齐，后来大多被恶势力所利用，危害一方。上海帮会的极盛在开埠之后，租界当局和地方政府对帮会势力或明或暗加以扶植，帮会，尤其是青帮，在此时期走向鼎盛。
上一世纪20年代，上海青帮最有势力的是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位大亨。后来杜月笙异军突起，其影响与势力超过了他的前辈黄金荣、张啸林等诸人，在上海独树一帜。30年代初叶，杜月笙势力进入极盛时期，为了改变其打打杀杀、粗鲁恶俗的丑恶形象，他自己洗心革面，穿长衫、学文化，礼贤下士，当着外人从不说粗话，摆出一副斯文的形象。同时听从了他的学生与谋士陆京士、陈群等人的建议，于1932年11月成立恒社。据澳大利亚人赖恩.马丁在《上海青帮》一书中介绍说：“构成杜月笙不断增长的权势力量网络的各种线索汇聚在恒社之中……这个组织的重要人物是陆京士、万墨林和陈群。”“根据陆京士的建议，恒社是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成立的，其人员仅限于那些有社会地位的人，那就是政客、军政官员、实业家、金融家和自由职业者”。换言之，它是用来提高杜月笙在当地华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地位的工具。因此，其成员的大门不是对杜月笙的所有弟子敞开的，大多数帮会团伙被排除在外。
据统计，“在已有较详细资料的402人中，多数为商人和实业家，占54％；其次是政客和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教师等等），占13％；数量最少的是工会领导人，占6％；还有军官，占3％。”（见赖恩·马丁《上海青帮》）
1938年初，恒社又加入了一个新成员，他便是沈莱舟。
据沈莱舟先生的小儿子沈光权先生回忆：父亲当时并没有按照一般的规矩向杜月笙行跪拜之礼，因为当时抗战已经爆发，杜月笙奉蒋介石的旨意跑到香港去避难，并担负秘密工作。但沈莱舟先生还是备了厚礼，下了帖子，托杜月笙在上海的大管家万墨林打点一切，正式向杜月笙拜了师傅，加入了恒社。
沈莱舟为什么要加入恒社？这件事还应该回到裕民厂成立的时候说起。
裕民毛绒线厂成立，各种粗细、各种颜色的地球牌和双洋牌绒线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恒源祥与投资方的各大商号获利丰厚，真可谓日食万钱，各方皆大欢喜。然而隐患从一开始就埋下了。
裕民厂成立前后，沈莱舟为了商店和工厂的正常运行，为了便于采购生产绒线的原料毛条以及推荐工厂生产的产品，专门成立了一个源兴祥贸易号，办事处设在恒源祥的二楼。为了调集头寸，他甚至还寻求过汇丰银行席立功的后人，以及他的表弟、当时担任东莱银行襄理的翁受宜等人的帮助，劳心费神，心力憔悴，身体很不好。为此，他特意在法大马路恒源祥新号的三层楼顶平台上，加盖了一层，建了几间小屋，专供自己静养。同时还请了精武会的几位武林高手教自己习拳，以强壮身体。据沈莱舟先生的几位儿子回忆：父亲甚至还喜欢舞刀，粗通一些刀术，原先家中还藏有几把好刀，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了去……这段时间店里的事、贸易号的事还好办，平时就全权委托周红喻管理，一旦发生了什么较大的事情，无非是楼上楼下，周红喻跑上来一次就行了。但裕民厂就不同了，远在苏州河畔的马白路，沈莱舟不可能天天去，便由董事会派出了一个忠厚老实的李润生先生管理，他也是裕民厂出资人方的一个亲戚，而工厂的经营就由厂长寿贤襄全权负责。
寿贤襄，英国留学生。由于裕民厂的机器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寿贤襄精通技术，交给他管应该说是再好也不过的了。寿贤襄平时一副英国绅士派头，但其实野心十足。他不仅是国民党的党棍，还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当时上海各厂的工会大都由杜月笙的弟子操纵的黄色工会所掌握，因而寿贤襄不论是在工厂的技术人员中，或是在工厂的工人中都很有势力，可以说是飞扬跋扈，一呼百应。
圆梦 3(2)
寿贤襄处处与李润生作梗，动辄以工人罢工相威胁，要求董事会增加他的工资，送他干股，甚至要求将李润生等一干人全部从厂里撤出去，他几次威胁李润生，说如果他前脚进厂斩前脚，后脚进厂斩后脚，由他一个人来掌控裕民厂的一切事务。这个无理要求遭到了董事会的拒绝，于是寿贤襄真的发动了工人举行了罢工……
罢工没几天，董事会作了让步，为寿贤襄和工人们不同幅度地增加了工资，工厂正常开工，但隐患还在，怎么办呢？
几个大股东明知沈莱舟在家中静养，但还是跑到了他的家里来，要沈莱舟拿出个主意。刘文藻甚至还非常担忧地讲：再这样下去工厂就要被寿贤襄拿去了！
其实沈莱舟也明白厂里的情况，据沈莱舟先生最喜欢的小儿子、与他同居一室的沈光权先生回忆：几个大股东冯莲生、刘文藻等来过以后，父亲也是一筹莫展，饭也吃不下……但父亲不是一个轻易被困难压趴下的人，唉声长叹以后更多的是在寻求对策。
这时候又有一个对沈莱舟的一生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人物出现了，他叫吴颖荪。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沈辑丞与沈光权都还清楚地记得吴颖荪这个人：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秃顶，平时西装革履，手拿司的克，很有风度。说他是政客，他又没有一官半职；说他是商人，他又没有什么工厂字号，但他路路皆通，样样兜得转、摆得平。他喜欢白相，爱好收藏，也常将一些字画拿来向父亲兜售。父亲是个厚道人，有时明知是假货，也总是爽快地买下来。他还是花街柳巷的常客，经常请沈莱舟一起去吃花酒，沈莱舟碍于面子，也去过几次，但沈莱舟人很老实，一直不忘自己是学徒出身，又颇为惧内，不敢有过分举动，自然钱也就由沈莱舟开销了……吴颖荪是杜月笙的门生，据说还是开山门的徒弟，在杜门中很有势力。他为人古道热肠，在杜门里非常兜得转。
这一日他到沈莱舟家中探视，见沈莱舟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问明原由便说：这事好办，你何不来个以毒攻毒，请杜先生出来摆平？让寿贤襄卷铺盖走路。
沈莱舟回答：你说的办法当然好，但杜先生远在香港，怎么去拜托杜先生呢？
吴颖荪回答：最好的办法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
这一下轮到沈莱舟犹豫不决了：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加入青红帮，这是他万万不愿干的事。
吴颖荪想了一下，微微一笑又说：你可以加入恒社嘛，这是杜先生联络各方神仙的高等会所，参加者大多数是实业家，我们这些人要想进还进不去呢！说罢，又将恒社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告诉了沈莱舟。
于是事情便定了下来，沈莱舟托吴颖荪牵线搭桥，通过万墨林，给杜月笙写红帖子，正式加入了恒社。
没过几天万墨林打来电话，请沈莱舟到杜公馆去一下。于是沈莱舟又备了份礼，由吴颖荪陪同到八仙桥附近华格臬路（今宁海路）上的杜公馆见到了万墨林。
万墨林非常客气，见面就讲：沈先生加入恒社，杜先生非常开心。他老人家吩咐下来了，你有什么要帮忙，尽管开口。
于是沈莱舟便将裕民厂与寿贤襄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万墨林。听完沈莱舟的诉苦，万墨林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说：这事好办，你到长寿路上去寻尤阿根，闸北一带地面上他说了算……
过了几天，沈莱舟又由吴颖荪陪同到长寿路去寻尤阿根。真是“杜镛门下三千客”，三教九流，鸡鸣狗盗，无奇不有。这个尤阿根就是个怪人，古道热肠，办事效率非常高。他住在闸北一条弄道的过街楼上（上海旧式里弄房子向新式里弄房子过渡的一种特有建筑物，即在弄堂口上搭一个房间，连接弄堂两边的建筑物，俗称过街楼），下面一条木头楼梯，人踏上去吱嘎吱嘎直响……
尤阿根其貌不扬，人很瘦弱，满脸烟容，不知道他是干什么营生的，但说话非常客气。他听完沈莱舟的话，眯着眼微微一笑，说：沈先生请放心，过两天我就让寿贤襄变成独脚蟹，叫他卷铺盖走人。倒是吴颖荪在一旁连连替寿贤襄说好话，说是万万不能动粗，多给些钱，打发他走路就是了……
也不知尤阿根施了什么法术，没过两天寿贤襄便向董事会提出辞呈，说是要到英国去度假休息。沈莱舟听从吴颖荪的话，给了他一笔钱作“旅资”。工厂仍由李润生全权负责，厂长一职由从英国人开的蜜蜂厂里挖过来的技术员曹义康担任。沈莱舟托人向尤阿根打招呼，说是准备好好谢谢他。但尤阿根的回答倒出人意外：大家都是杜先生门下的人，不用谢了。如果沈先生真心谢我，就送我几听香烟好了。于是沈莱舟在儿子沈玉丞的陪同下再次登门，爬上吱嘎吱嘎响的木楼梯上得过街楼，送给了尤阿根10听英国名烟红锡包……
圆梦 3(3)
在沈莱舟先生的晚年，他曾多次对自己的子女讲过：在旧社会想要干点事、想要办实业是何等的艰难！光有志向不行，有了钱还是不行，还得有背景，政治背景，什么军阀官僚的亲戚朋友小姨子……否则就得找靠山。我加入恒社，就是为了寻一个靠山，借助钟馗，是为了打鬼。
圆梦 4(1)
日本人占领租界，小鬼子三顾茅庐想请沈莱舟出山。但沈莱舟宁可关门歇店也不当日本人的“统制会”会长，恒源祥惨淡经营，与职工共度难关，情急之中他甚至想到过做棺材生意。
杜美路（今东湖路），法租界一条僻静而优雅的马路，在它的南端靠近霞飞路（今淮海路）处是犹太巨商约瑟夫兄弟的大花园洋房，现挂上了大公馆的招牌，成了时尚人士的活动场所。在它的北端是杜月笙用金廷荪从卖航空彩票获得的巨额利润中孝敬给他的50万银洋建起的完全洋派的杜公馆（今东湖宾馆）。只不过这幢洋房杜月笙自己一天也没有享用过。
紧挨着杜公馆是一条宽阔的弄堂，并排开进两辆小轿车还绰绰有余。弄堂两边是一幢幢漂亮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绿阴深处有一幢3层楼的小洋房便是沈莱舟先生的公馆，他从上一世纪40年代初叶一直到他去世就住在这里。这幢洋房造得非常讲究漂亮，客厅里面西洋式的圆柱、柚木护板壁、水晶大吊灯、金线勾勒的画框线，画框线上全部雕花，精雕细刻着中国古代的官吏、侍女、马车以及日月星辰。楼前还有个小花园，种着各种花草树木。花园里有一棵白玉兰，每逢春天便开满了洁白的白玉兰花。此外还种着桂树，养着兰花，一年四季花香扑鼻。家里虽有仆人，但沈莱舟喜欢养花，一早起来便在花园里莳花弄草，从不要人帮忙……
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中日两国百万大军在淞沪激战，到了11月末，日军占领了上海。许多人从各地逃到了上海租界，一时租界畸型繁华，绒线生意非常好。沈莱舟细细算过一笔账：经营绒线的流程非常短，从（羊）毛条运到裕民厂到生产成绒线运到恒源祥上柜，只要短短7天时间。于是便大量进口毛条，日夜3班加足马力生产，一时原料供应不上，他还用绒线和别的厂家商号换毛条，一吨成品绒线换三吨毛条。这么一来，着实让他赚了一大笔钱。这段时间他家里人口激增，夫人先后生育了9个孩子，一直居住在法大马路恒源祥店的楼上也有诸多不便，于是便买下了杜美路上那一幢刚刚建成的花园洋房。
但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袭珍珠港后的第二天（12月9日）凌晨，日军随即向驻扎在上海的英美军队开火，炸沉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旗舰彼得烈尔号，美国旗舰威克号向日军投降，日军开进了英美租界；1943年7月30日，日军卵翼之下的汪伪政府又宣布“接收”上海法租界，整个上海处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上海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开始了。
1942年3月27日，上海日本陆海军司令部颁布布告，规定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羊毛制品、橡胶、木材、药品、颜料等18种物品为统制物资，所有库存，非经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发给许可证，一律禁止移动和使用。所谓“禁止移动和使用”，就羊毛而言，说白了就是不能用库存的毛条生产绒线；而即便有了绒线，也不准随便买卖。于是裕民厂便关门大吉，这一关便是3年半，一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与其同时，恒源祥绒线店也陷入了开业以来最大的困境。
这是沈莱舟先生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世事茫茫难自料”。抗战一开始，他就将老大沈玉丞、老二沈辑丞和老三沈文丞送到东山老家，书也不念了，就在家里服侍风瘫在床的祖母，体察人生的艰难。而沈翁氏也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咽下了她最后的一口气，结束了她要强而又苦难的一生。玉丞、辑丞与文丞待在乡下常见逃难的人一拨一拨地从家门前走过，背井离乡，扶老携幼，不知走向何方……日本人占领了租界以后，沈莱舟见时局稍稍稳定，又将这3个孩子接了出来，书也不让他们念了，说是在日本人的奴役下不可能学到什么真才实学。他让老大在恒源祥从练习生当起，学做生意；同时又介绍老二到盛宣怀的孙子开设在现在四川中路汉口路东亚银行上面的协泰人造丝号，也让他去当练习生；老三还小，继续读书。沈莱舟这时候事业已经做得较大，自己有厂有店，在不少厂和店里都有股份，但学徒出生的他相信“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便要自己的儿子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底层做起……整个抗战期间，沈玉丞和沈辑丞一直是在上海做练习生。
圆梦 4(2)
其实当时恒源祥也不是什么绒线专号了，而是什么东西都卖，什么生意都做。六神丸、行军散、十滴水这些中西成药；火柴、蜡烛、拎包、雨伞这些洋杂百货；油漆、涂料这些装潢材料，总之，什么赚钱做什么。有一天，沈莱舟先生的一个老朋友找上门来，说是他的一位朋友在柳州屯了一批木材，如果将这些木材买下运到上海做棺材，一定可以赚不少钱。沈莱舟居然也相信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生意经：粮油生意一分利，布匹百货十分利，棺材嫁妆百分利……棺材生意利之厚可见一斑。中国不是还有一句老话吗？叫做“住在杭州（风景好），吃在广州（美食多），娶在苏州（女人漂亮），死在柳州（做棺材的木材好）”。于是他还真的给了他的这位朋友一笔钱，让他到柳州买木头做棺材……自然，一直到抗战胜利，这笔生意都没有做成。
这段日子对沈莱舟来讲是非常艰难的，沈光权第一次见父亲呆坐在家里喝闷酒，母亲就在一旁劝慰他：莱舟，我们当初不是学生意起家的吗？什么苦没吃过？大不了再回去当学徒学生意……在最艰难时刻，亲人的抚慰其实是最重要的，说着说着，沈莱舟也就慢慢地宽心了。但是不管世事如何艰难，店里的生意怎样惨淡，沈莱舟始终没有裁减解雇过一个店员。
据恒源祥老职工刘仰候回忆：我是1941年进恒源祥的，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真可以讲是经历了恒源祥的大苦大悲大喜大乐。进店时我才14岁，当时已经不叫学徒叫练习生，但还是要点起蜡烛跪在红地毯上磕头拜先生，然后签署保证书。保证书上说“如在职期内倘有违背店规或营私舞弊挪用银钱亏空等事，概归保证人愿负完全责任，及赔偿一切损失。被保人则任由贵号革除，决无异言。”当时替我作保证人的是我的亲戚刘梓芗，这份保证书一直到解放后恒源祥公私合营时才还给了我，真是感慨万端，顺便说一下，保证书上还贴有照片，这也是我第一次拍照。
签了保证书，老板给了我一本“店规”，即《恒源祥公记号服务规约》，然后领着我一一拜见了我的各位师傅、师兄。我记得见到大小开沈玉丞时——他当时也在店里当练习生，沈玉丞还摸了我一下头，骂了一句：小赤佬，这么小就来学生意，让他多吃几年萝卜头饭。他的父亲还狠狠白了他一眼。但这就刺激我公余时光刻苦练身体，几年以后便长得又高又大。
晚上，我细细看了“店规”，觉得沈莱舟不愧为自己也是学徒出身，各项规则还是蛮宽容的。“店规”好像有19条，现在还记得的有：职工应洁身自好，不能营私舞弊；职工不能在店堂里或货栈里吸烟；本号为职工提供食宿，住在店里吃在店里，如需回家住宿，要经总经理同意。工作时间早八晚七。对顾客，尤其对女顾客要有礼貌……再有，事假30天不扣薪，病假15天不扣薪，全年事假在20天内赏薪金1个月，10天内赏薪金1个半月，全年不告假赏薪金2个月……当时我身体好，经常1年能拿到14个月的薪金。
沈莱舟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只到店堂里来一次，一来就站在账房先生的柜台旁，向四周望去，整个店看得清清楚楚。他个子不高，但就那么一站不怒自威，整个店里安安静静。只听他问账房先生：今天生意怎样？账房先生一五一十报给他听。如果生意很好，他便会讲：嗯、嗯，不错，关照下去，今天晚上加个菜。
说来也是，我刚进店时生意好得不得了，绒线一上柜就卖个净光，一来是租界畸型繁华；二来是老百姓怕货币贬值不值钱，老百姓买绒线，就是买软黄金，也是为了保值。于是我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加菜……但是到了年底，太平洋战争一打，日本人进了租界，裕民厂关门，生意一落千丈。
1942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恒源祥来了几个身着便装的日本人，翻译官介绍说为首的矮个子是日本国驻华的所谓“公使”叫田尻。田尻先生很客气，他咿哩哇啦说了一通，经过翻译，大伙儿才晓得他是来找沈莱舟的，想请沈莱舟出面担任“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毛统会”的会长。负责店面的周红喻连忙出面挡驾，说是沈莱舟不在店里，他身体不好到医院看病去了……田尻公使阴森森地一笑，用流利的汉语说了起来：那没关系，刘备求见诸葛孔明还要三顾茅庐，我还会来的。说罢扬长而去……
圆梦 4(3)
前已说过，日本人进驻租界以后将18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列为统制物资，“禁止移动和使用”，结果百业凋蔽、民怨沸腾。为了更好地使上海巨大的生产力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所用，经过汪精卫亲自与日本人协商，决定成立“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作为全国物资统制的最高决策机关，由汪伪政府的所谓上海市长周佛海任委员长。然后由日伪双方指派中国工商界头面人物组成“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下设“米统会”、“棉统会”、“粉麦（面粉小麦）统会”、 “油粮统会”、“毛（羊毛绒线）统会”、“日用品统会”等机构，负责各个行业物资的收购调配及生产业务。比如羊毛绒线，由“毛统会”分配额度，然后各厂各店到指定地点用外汇黄金去购买羊毛或绒线，然后用作生产或到商店销售。这样一则可以使工厂开工、商店开门，保持上海这座大都市表面上的繁华；二则日本人将这些物资的流向了解得清清楚楚，不让它们落入蒋介石政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手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日本人借此机会搜括藏匿在中国工商界私人手中宝贵的外汇与黄金。真可谓一箭三雕，何其毒也！
被日本人看中，希望他们出任各行业“统制会”会长的都是上海滩各方面的头面人物，如周作民、唐寿民、袁履登、闻兰亭、林康候、吴震修等，这些人抗战胜利后大多数被当作汉奸由国民党当局关押。而沈莱舟从1935年起就已担任上海毛绒线同业分会主任委员，会员有28家，囊括了上海主要的绒线字号。日本人找上沈莱舟也是顺章成理的事了。
其实沈莱舟为了办裕民厂，曾经到日本考察过，对日本人的设备和办事效益还是颇为赞赏的。他的买一包绒线送一副竹针的促销方法也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但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恶痛绝，对日本鬼子残杀中国老百姓的滔天罪行更是无比憎恨。他抱定一个宗旨：决不和日本人合作，决不当日本人的傀儡。但现在日本人找上门来了，又该怎么办呢？
沈莱舟焦急万分，连夜将一些至亲的好友找来商量，其中就有吴颖荪。其间，有人这么劝沈莱舟：“人在房檐下，不能不低头。与其让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来做绒线业的‘统制会’长，倒还不如由先生您来做，您来做还可以多多少少保护一下我们绒线行业的利益……”他话尚没说完，沈莱舟就生气了：“我宁死不当日本人的会长，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那怎么办呢？房间里一片静寂。
吴颖荪站了起来，他用手指沾了点茶水，在桌面上写了一个字“躲”。
“躲？躲到哪儿去？”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提出躲到东山老家。吴颖荪连连摆手：“不不不，跑到东山，荒山僻野，万一被日本人捉到，一怒之下将人做（杀）掉了，也没人知晓……”
那躲到哪里去呢？
“大隐隐于市，就躲在上海南京路，找一家最热闹的外国人开的饭店，化一个名开一个房间，将这一阵风头避过。”吴颖荪回答。
于是依照吴颖荪的安排，沈莱舟就对外托病说是回乡下去了，实际上一个人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悄悄地躲了好几个月，一直到这些米粮油盐麻毛棉布的什么“统制会”统统成立，傀儡会长一个个登台亮相后，才悄然在公开场合露面……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着过去，到了1944年初，兴圣街其它绒线店兴起的“撬地板”风蔓延到了恒源祥。
说起“撬地板”，还得从绒线行业的同人互助会说起。
据绒线业（当时还称毛纶业）同业公会的发起人之一的汤金声先生回忆：“兴圣街绒线行业盛极一时，因货源来自国外，都是向洋行定货，货价以外汇结算，对于结汇非常重视，否则成本高于售价，就要亏本。在过去待业中亏耗后倒闭歇业者有之。店友平时收入并不富裕，时有失业之痛苦。当年曾有一个店友失业之后贫病交加，身亡后家属无力收殓，就来本街上募化。……刘文藻先生（兴申泰绒线店老板）看到此情景，非常同情，又感到遗憾，就想在行业中组织一个团体，募得一笔款项进行互助，免得临时募化之苦。”由此便成立了上海毛纶业同人互助金。除了各大绒线店老板捐助外，基本上各店店员都参加，每个职工在月度工资中扣1元钱，作基本资金，这样店员凡生病，都可享受到同业互助会聘请的医师免费治疗，一旦病故，家属可得150元的抚恤金。一般来说，店员中途辞职离店，这笔钱都是不退还的，留作后人急需之用。因此，不少店里职工戏称这笔自己参与出资的互助会基金是埋在店堂的地板下的，看得见摸不着。如果你离店一定要取回这笔钱，被称作“撬地板”，意思就是你和绒线店恩断义绝，永无再回的可能，而其它绒线业同人也决不会再收“撬地板”而走的店员。
圆梦 4(4)
据沈辑丞回忆：这一天我有事从店里回家，正好碰到父亲与母亲在商议“撬地板”的事。
父亲对母亲讲：“店里有几个职工要“撬地板”……”
“噢，有这样的事？”母亲颇为吃惊。因为恒源祥对职工相对而言比较宽容，开业以后从未有人撬过地板。
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世道不好，绒线早就卖空了，店里也不晓得在卖些什么！不要讲有些职工想‘撬地板’。要不是还有这么多跟随我多年的老职工老朋友，我自己也想‘撬地板’了——关门大吉！”
“店不能关。”母亲回答：“‘撬地板’的人，也是事出无奈，走投无路才想到这一步。唉，他们该拿多少厘金，一分钱也不能少给了人家。我想……还留在店里的人也要多多少少想着他们一点，帮着他们一点……
“这……大概要不少开销……”父亲颇为踌躇。
母亲显然已经打定了文章：“这样吧，前几年生意好，我私下买了点黄货（金子），现在拿出来给店员分了吧！我还是这句话：大不了我们从头来过，从当学徒学生意开始……”
据刘仰候回忆：店里有几个师兄要“撬地板”，与老板的代理人在一品香饭店还谈判过几次，店里人心惶惶，有人讲他们对，有人讲他们错。结果沈莱舟先生来了，将这件事妥善地解决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沈先生连我们这些没“撬地板”的人也想到了，每个人都拿到一点金子，连我也拿到了6钱……于是恒源祥的人心一下子安定了下来，连“撬地板”的人都有些后悔。
这些日子，兴圣街的街头巷尾，甚至法大马路的一些弄堂口，都有从各绒线店“撬地板”出来的人拿了几绞绒线在摆小摊头。他们也是万般无奈，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出此下策。账要算到日本人头上。绒线卖光了怎么办？恒源祥“撬地板”出去的几个人先后找周红喻和恒源祥的账房先生沈光荣，托他们向沈莱舟求情，让他们回店。倒是周红喻、沈光荣他们狠狠数落了这些人一番，而沈莱舟一句话也没讲，通通让他们回店了。沈先生毕竟是学徒出身，宽容待人也许是他在旧社会百般艰难中事业做得这么大的一个关键原因。
圆梦 5(1)
抗战胜利，沈莱舟兴奋不已，“海陆空”销售，恒源祥名声大噪，他春风得意，要圆自己一生中的大梦。但“8.19”限价，让他希望破灭，他终于明白一个道理，要圆一生的梦想，只有在新中国。
1945年8月20日，上海市南京路最繁华的商厦大新公司楼上，悬挂起了一幅大幅标语，每个字都有一个楼层的玻璃窗那么大：“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中国以死伤几千万人的惨烈代价，终于战胜了横蛮而又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重庆沸腾了，延安沸腾了，上海沸腾了，整个中国彻夜无眠，“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甫的这两句诗，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普遍的心情。蒋介石的威望也达到了历史的顶点。在大新公司楼上悬挂出这样的标语，表达了饱受屈辱与苦难的上海人民摆脱了奴役与枷锁的无比喜悦。自然，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仅过了3年半的时间，也就是1949年的5月末，也是在这商厦上悬挂起了一幅更大的标语，上面的大字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5年8月末的一个早晨，沈莱舟将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沈光权从床上拖起来，对他说：“来，快一点，阿爹带你坐汽车到江湾飞机场去接钱大钧。”
一听坐汽车，沈光权喜出望外。其实沈莱舟早就买了汽车，到了40年代初已经有了好几辆车，但日本人一开进租界，沈莱舟便将汽车锁在车库里不再开了。
等沈光权收拾完毕走到院子里，司机已将那辆福特车擦得亮锃锃的，就等着沈莱舟乘坐了。
其实沈莱舟也只不过是昨天才刚刚得到蒋介石委派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即将抵达上海的消息的，当时也没有任何人发布命令说要沈莱舟一定要去接钱大钧，他这么做完全是自发的，是堂堂正正欢庆胜利的一个上海商人无比自豪、无比喜悦的心情流露。父子俩坐在车里，但车行得比乌龟爬还慢，倒不是车不好，而是路实在太差了。江湾一带原来是国民党军队与日本鬼子激烈作战的地方，到处都是弹坑，8年了也没好好修理。1944年底与1945年初，这里又遭到盟军飞机的轰炸，弹坑更大，有时车开到一半，碰到大弹坑，绕不过去，还得倒回去换一条路重新来过，这么开开停停一直开了6个小时才从市中心赶到江湾机场。幸好飞机也误点了，沈莱舟这才在机场上见了钱大钧一面，沈光权还代表任绒线行业会长的父亲给钱大钧献了花。
但是沈莱舟的热忱很快就被当局泼上的一桶冷水冲得无影无踪，裕民厂被当作“敌产”由政府当局“劫收”了。
其实当时的“劫收”大员在上海肆意抢掠别人的财产，大搞“五子登科”，根本就没有什么公道可言。当时上海流传着这么一句名言：“无法无天，有条有理”，意思讲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法理可言，只要塞上金条，没理也变成有理。于是沈莱舟双管齐下，一面通过吴颖荪找杜月笙帮忙通路子，一面向有关人士塞条子，这样裕民厂被劫收几个月以后，终于又回到它的主人沈莱舟先生手里，于1946年初重新开工生产。
为了庆祝裕民毛绒线厂重新开工，沈莱舟特地借座位于虞洽卿路（今西藏路）上的宁波同乡会，请了上海戏剧界的名伶唱了一整天的堂会。杜月笙很给面子，也特意赶来听了堂会。
抗战胜利后，上海各界妇女民主空气日益浓烈，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自食其力成为一种时尚。沈莱舟审时度势，决定再次将因8年抗战而静寂多时的冯秋萍女士请将出来。他特意买下了上海复青玻璃电台与新运电台的各档黄金时段，请冯秋萍讲授绒线编结技法。同时出版了汇冯秋萍绒线编结技法之大全的《秋萍毛线刺绣编结法》。海上闻人严独鹤、王晓籁、程中行等为这本编结大全题签，沈莱舟还重金聘请了上海小姐谢家骅、著名京剧艺术家李蔷华、明星张翠红等担任模特儿，在书中一一刊登了她们身着新编织的绒线衫的大幅照片。冯秋萍在书中的前言里详细介绍了自己通过绒线编结自立于这个社会的经历，给人许多启迪。与此同时沈莱舟还资助冯秋萍女士在龙华路（今雁荡路）开设了“冯秋萍绒线编结班”。这是一个各界多赢的做法。沈莱舟的这一系列举动深获社会好评，毕生从事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就称赞这种做法为妇女走上职业地位提供了一个机会。与此同时，沈莱舟又为推广裕民厂生产的绒线，以及扩大恒源祥的影响作了极好的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