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 5(2)
1947年7月，上海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上海裕民毛绒线厂举办“绒线编结有奖竞赛”的启事。启事中称：
晚近各界人士咸乐用绒线编结为服御品，以其轻暖舒适经久耐用种种优点早为世所公认。本厂出品地球牌双洋牌粗细绒线品质高尚，售价低廉亦早为各界所称许。兹为提倡编结技术，增进用户兴趣起见，特举办“绒线编结品有奖竞赛”。征集各式出品陈列一堂，行见经纬有端，花色翻新纵横万变，各出机杼有特显示绒线应用品之广，更足以增手工艺品之光。尚祈名媛淑女踊跃参加，襄兹盛举，幸哉幸哉是为启。
该项竞赛开出了丰厚的奖品，即超等奖2名，各得现金国币200万；特等奖3名，各得现金国币100万元；优等奖5名，各得现金国币50万元；上等奖10名，各得现金国币25万等。（当时币值尚还稳定，国币约三四千元可买上好的大米一担）。
这仅是沈莱舟推出的绒线系列广告的一部分。
9月中旬，上海各报刊出了“由梅兰芳博士、刘海粟博士、沈莱舟先生、鲍国芳女士与冯秋萍女士”担任评委评出的“绒线编结品有奖竞赛”的获奖者名单。然后在同一版面上又推出了绒线编结大师冯秋萍为其绒线新装促销的广告，同时宣布“秋萍编结学校招收新生”。
深秋，是绒线销售的旺季，秋萍编结学校招收的新生结业，沈莱舟又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恒源祥绒线店推出“海陆空有奖销售”。所谓“海陆空有奖销售”，就是超等奖的获得者，可在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到天空遨游；特等奖获得者可乘海轮到宁波游玩2天；优等奖获得者可坐火车到苏州、无锡游玩2天。当时乘飞机还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买绒线有机会得奖乘飞机，一时轰动沪上，恒源祥各绒线店号的生意日日攀升。沈莱舟先生还特意与上海各界名流以及超等奖的获得者在龙华机场的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刊登在上海各报上，以示公正，此举再一次在上海引起轰动。
当时恒源祥绒线店的生意确实好。据刘仰候回忆：当时沈莱舟在南京西路王家沙、南京东路大新公司斜对面、霞飞路贝勒路等处都开设了分号。到这3家分号去上班的职工，沈莱舟一个个都亲自面试过，店员人人着西装、戴领带，仪表堂堂。他还鼓励店员学英语、学会计，他甚至专门请了英语教师晚上店堂打烊后到店里来教授英语。沈莱舟要求店员人人都能用简单的英语会话来招呼顾客。他说绒线是舶来货，恒源祥是沪上第一流绒线店，中外人士名媛淑女都会光顾，仪表好，讲礼貌，会用英语招呼顾客，一定会受到顾客的欢迎。同时他还将这些“软指标”与销售业绩的“硬指标”挂起钩来，对店员进行奖励。当时恒源祥这3家分号的职工几乎天天吃加菜自然是不用提的了，职工中还有人买了进口摩托车和自备小汽车，比如管仓库的周虹生就买了摩托车，搞批发的徐子渭就买了小汽车，这在别的绒线店里是无法想象的！沈莱舟对手下的职工买汽车非常开心，他自己还兴致勃勃地坐上徐子渭的汽车在马路上兜了一圈，他讲店员买汽车是他这个做老板的光荣。
1948年初，沈莱舟的事业走到了一生中的顶峰，他将自己多年来在东山老家置下的1000多亩地捐献给了乡亲，在家里办了所学校。这个义举也帮助了他的哥哥沈汝舟，使他在解放后的土改中逃过了一劫。但是沈莱舟最大的举措还是在事业上，他要圆自己一生中的大梦，就是办一家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独资的毛纺织厂，这便是恒丰毛纺织厂。他经常对自己的子女讲：如果你想当一个中国的绒线大王，那就不仅是看你一年卖掉了多少绒线，还要看你一年生产多少绒线。他让二儿子，当时年仅24岁的沈辑丞来全权操办这件事，同时让在光华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老三沈文丞协助老二。父子几个经过一次次的勘探，选中上海虹桥的一块地买了下来。依照沈莱舟原先的设想，所有的机器都要用最好的，全部从美国进口。但是由于战争，这件事后来办起来非常困难。当时在中国纺织工学院担任教授的一个朋友对沈莱舟讲，其实这种纺机并不复杂，只要拿到图纸我们自己完全可以仿造出来，成本还不到进口的三分之一。于是沈莱舟托人从美国买来了图纸，通过这位教授的改造，由上海纺织机械厂全部生产了出来。自然这是后话。
圆梦 5(3)
1948年初，沈莱舟又买下了迪化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子女们渐渐长大，一个个成家立业，原先东湖路的房子已住不下这么多人了，沈莱舟和他的夫人王敏珠决定，让成家的都搬到乌鲁木齐路去住。但也是王敏珠，希望大女儿沈慧新一家住在自己身边，无意中酿成了一场大悲剧，自然这也是后话。
1948年5月，沈辑丞与兴圣街上另一个绒线业大老板金鑫声的二女儿金菊英结婚。金鑫声当年在兴圣街开办了金源茂与源茂永两家绒线字号，生意一度比沈莱舟先生的恒源祥还要大。沈金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沈莱舟借下了上海著名的丽都花园为二儿子举办婚礼，喜宴共摆了120桌。上海钱业协会的头面人物秦润卿作证婚人，杜月笙和孟小冬也出席了婚礼，再次给了沈莱舟很大一个面子，1000多名来客在丽都花园吃酒喝茶听堂会，整整热闹了一天。
此刻的沈莱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不仅拥有恒源祥，拥有裕民厂的大部分股权，还在康家桥开办了2家染织厂。此外还在不少厂拥有多多少少的股份，细细一算有20多家。然而好景不长，仅过了3个月，局势便急转直下。这不是沈莱舟所能掌握得了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实业家所能掌控得了的。1948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从这一年的下半年起，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依次展开，在国民党所谓的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紧急关头，蒋介石在庐山听信了半是聪明、半是迂腐的所谓大学者翁文灏、王云五先生的建议，决定推出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而上海首当其冲。
8月中旬，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蒋方良、子女孝文、孝章悄然来到上海，住进了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逸村2号，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的要职，督导专员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担任，但俞鸿钧明确表示：自己只是个摆设，一切听从蒋经国先生。
蒋经国一到上海，即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最高峰时达10万人之众，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
1948年8月18日下午，上海绒线同业公会接到经济督导办公处的通知，要沈莱舟下午4点到外滩海关大楼参加会议。其实当时上海金融、经济、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接到了这一通知。沈莱舟刚要出发，碰巧接到要他去另一个地方开会的通知，便临时委托同业公会主任秘书张意平先生到外滩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蒋经国一身戎装，操着一口宁波官话颇为恳切地说：经国“经最深切之考虑，以最大之决心，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他随即宣布，从8月19日起，对全市20余种主要商品实行限价，限价商品均按18日的售价出售，不得涨价。同时宣布，法币以300元比1元的比价，兑换成金圆券。私人收藏的黄金、美钞和银元，以1两黄金折合成200元、1元美钞折合成4元、1枚银元折合成3元的汇率，兑换成金圆券，如隐匿不换者以犯法论处。
8月20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钱新之、陈光甫等10余人到南京开会，并在南京励志社接见了他们，要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几乎同时，蒋经国在上海邀请杜月笙、王晓籁、刘鸿生等头面人物，先礼后兵，口口声声以晚辈相称，要他们帮忙。
从9月初起，蒋经国大开杀戒，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
仅2个多月时间，蒋经国在上海共搜去了黄金114万两，美钞2443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银元369万元等，并从12月起分三批运到台湾，这一大笔（并加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100多万两）为蒋家父子在台湾的苦心经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为台湾的所谓经济腾飞提供了物质基础。
对于蒋经国实行的“限价政策”，沈莱舟一开始是坚决拥护的，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妻子王敏珠讲：现在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日涨夜大，不治不得了。重病下猛药，小蒋的限价或许会奏效……于是恒源祥总店及各分店均将库存的绒线拿出来天天“挺卖”。兴圣街各店的老板看在眼里，有的学他的样“挺卖”，但大多数人都讲他是“寿头”（傻瓜），将货藏了一部分，一天只开架供应一两个小时。有几个与沈莱舟私交不错的老板还上门来偷偷规劝沈莱舟，不能这么傻，要留一个心眼。
圆梦 5(4)
限价开始10天，一片风平浪静，蒋经国窃以为喜，但一到9月市面就开始刮起了抢购风潮。蒋经国出动军队弹压。9月13日，申报刊登蒋经国在青年联合大会上的讲话，他痛斥奸商有“不可告人的后台”，但对掌控局势还显得很有信心。会后他故作轻松邀请记者同游黄浦江，有记者问：“风闻上海正有一个有力的集团，和你斗法，要在2个月内把你斗垮，你对此有何看法？”蒋经国皱了皱眉头，避而不答。
此刻，沈莱舟已经在炉火上烤了：裕民毛绒线厂生产绒线的毛条用完了。原料没有了，那让它停产便是了。但依照“限价”法令：“8·19”以前一天厂里生产多少绒线，以后每天都得生产同样数量绒线，否则以违法论处……于是沈莱舟只好偷偷地在黑市上用高价买进毛条送到厂里生产绒线，然后运到店里以“8·19”所限的低价硬挺着卖给顾客，2个月时间，损失了5万多磅绒线，而收进的40多万金圆券，到了1948年底便成了一堆废纸。沈莱舟与恒源祥真正做了一回“寿头”，真可谓大伤元气！
10月下旬，蒋经国的弹压已不起任何作用，整个上海时局动荡，市面上人山人海，抢购成风，天天都有轧死人的消息传出。而黄国良作为“毛毛虫”还被关在狱中，一点消息也没有，他的妻子、沈莱舟的大女儿沈慧新天天在家里哭哭啼啼，沈莱舟百般无奈，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决心孤身一人到金神父路上的三井花园（今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宾馆）去见蒋经国。原先已经打了电话预约好了的，但沈莱舟坐在三井花园的接待室里从上午10点一直等到下午8点，才见蒋经国铁青着脸匆匆进来。他很不耐烦地听沈莱舟讲了5分钟，回答了3个字“晓得了”，便匆匆离去……但事情倒有了结果，第二天，黄国良就被放了出来。
10月30日，蒋经国通过广播，发表了《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限价失败。第二天宣布物价解冻时，所有商品的价钱1天涨了100倍！11月2日早晨，蒋经国在三井花园的草坪上召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骨干开会，他声泪俱下，痛哭流涕，声称“上海是奸商和流氓的社会！他们有组织地破坏限价政策。政府每天抛售几万袋大米和面粉，都被他们抢购屯积……他们有后台！”当他宣布解散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时，已是泣不成声……
这是沈莱舟先生终身难忘的一段日子，也是他最为心灰意懒的一段日子。他经常会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花园里的玉兰树下，泡一壶茶，慢慢地喝着，一坐就是大半天，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只有当他疼爱的小儿子沈光权跑到他身边，叫他父亲时，他苦涩的脸上才流露出一丝笑容……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日子，沈莱舟先生还是表现出了浓浓的人情味。沈光权当时尚在阜春小学读书，学校里的老师都晓得他是上海绒线大王的儿子。先是班主任托他回家问父亲买2磅毛线，沈莱舟关照店里送来2磅让沈光权藏在书包里带到学校给了班主任。紧接着任课老师，最后几乎是阜春小学所有的老师，都托沈光权到他父亲处、到恒源祥买过绒线。沈莱舟来者不拒，他对自己的儿子讲：老师都是读书人，清苦得很，我能替他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其实这些日子沈莱舟反复思考的是自己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国民党败局已定。尤其是通过“8.19”限价这一场风波，沈莱舟损失惨重，对国民党失望至极，他想起前些日子为了支持政府限价，自己敞开商品“挺卖”，尤其是自己的夫人将首饰都拿了出来兑换金圆券的举动是何等的愚蠢！然而对共产党，自己并不熟悉。虽然他是学徒出身，从小受苦，但现在毕竟是一个大老板了，共产党不是讲要“共产共妻”吗？自己把打拼了几十年才赚下的一家一当都搁在上海安全吗？
这些日子，兴圣街几个大字号绒线店的老板互相之间也跑得更勤了，聚在一起反反复复、议来议去就是一句话：怎么办？其中兴生泰的老板申子荣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沈莱舟讲：“沈先生，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上海去香港，店啥人要我就留给他。家里的那幢小洋房啥人要我就三钱不值二钱的卖给他。”沈莱舟颇为惊讶：“那你准备把家眷都搬到香港去？”申子荣长叹了一声：“统统搬去，一个不留！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八年抗战，天天盼老蒋，现在老蒋来了更遭殃！”“那你为什么还要走，不留在上海等共产党？”“不行！”申子荣回答，“无论如何，蒋介石还是允许我们做生意发财的。共产党‘共妻’我不相信，但‘共产’是一定的。资本家没有生意可做，没有生存的空间。听说在苏联，资本家是统统被枪毙的。”
圆梦 5(5)
沈莱舟将信将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他抽出一部分资金，在澳洲买了20万磅毛条，屯积在香港的仓库里。其间，他风尘仆仆两次去了香港，据说还去过一次台湾，四面出击，想去探探路。①
在香港，沈莱舟碰到了不少上海滩上的熟人与朋友，他们有的已经买房置地准备开店办厂，在香港以图东山再起了。但沈莱舟却颇为失望。其一是他的身体不适应香港湿热的气候，一到香港他便水土不服。其二，当时的香港还是一个弹丸小岛，远不及上海繁华，做生意的气氛不好，他的儿子沈辑丞就被香港人骗过，损失惨重。其实，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1946年初，由于上海各绒线厂都处在准备复工阶段，市面上绒线货源奇缺，于是沈辑丞受父亲委托到香港通过一家代理公司向澳洲订了几万磅绒线，但是在签合同时，在毛线的颜色这一点上疏忽了。对方写了一个“杂锦”。还解释说：绒线的颜色红、黄、蓝、白……各种都要一点，由对方去配吧。其实最根本的一条原因还是当时绒线价格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差距很大，做贸易利润丰厚。如不按他们的要求订货，他们干脆就不发货。沈辑丞信以为真，便将合同签了下来。结果运到上海的绒线斤两不缺，但颜色都是黑的、灰的、白的……都是市面上非常滞销的。沈辑丞吃了一个哑巴亏，大多数绒线只好送到厂里重新染色才上柜供应，有的还报废了。此外还有一条原因，当时沈府家庭庞大，子女众多，年迈的老丈母娘也在上海依赖沈莱舟照顾，说走便走，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就是沈莱舟先生的最后一次香港之行，他碰到一个朋友，从他那儿看到了一本小册子。这件纯属意外的小事，却改变了沈莱舟下半生的命运。
这一天晚上，沈莱舟吃罢晚饭来到了香港旺角的志成公司看望一个老朋友。朋友不在，他手下一位常与沈莱舟打交道的职员刘先生见四下无人，便从抽屉里取出一本薄薄的书递给我说：“沈先生，这本小册子是朋友寄放在我这里的，很有意思，你今晚拿回去看看，明天上午还给我。”沈莱舟不知道刘先生神神秘秘塞给他的是一本什么书。他回到寓所细细一看，原来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写的剖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义政策的小册子，书中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还指出了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最后一次抢掠人民财产的腐朽本质……看着看着，沈莱舟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推开窗户，维多利亚港湾的冷风阵阵袭来，窗外一片漆黑。但他心里却是暖洋洋的，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在香港逗留徘徊了，他急着要赶回上海，他的事业永远在上海。②
其实，共产党也早已在关注沈莱舟，关注恒源祥，在他店里共有3位中共地下党的党员，其中他的一位远房亲戚沈恒春，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沈恒春1940年10月来恒源祥当学徒，不过几年时间便学得了一手绝活，即左右两手能够同时打算盘。以后更是学会了左手打算盘，右手记帐。沈恒春待人歉和，于是沈莱舟就将他提升为恒源祥的财务总出纳。沈恒春1948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洞庭东山的老乡在上海有旅沪同乡会，沈恒春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同乡会上，并于1948年9月成立了中共洞庭党支部。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交给沈恒春一个最主要的工作，便是说服与帮助沈莱舟先生留在上海。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军如摧枯拉朽一般，横扫整个中国，很快就兵临城下，上海已经听到隆隆的炮声。沈莱舟早上来到店里，拉开抽屉，时常看到共产党“约法八章”等宣传文告。沈莱舟对沈恒春等人的活动心照不宣，对他们晚上留在店里开会、印传单等等活动也眼开眼闭。炮声越来越紧，大家都晓得，上海的解放也就是几天时间了。
这一天早上，沈莱舟来到店里，只见沈恒春跟着就进来了，他对沈莱舟讲：“沈先生，我要离开店里，到外面去几天。”沈莱舟望了他一眼，也不问他到哪里去？去多久？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银元递给他说：“这些钱你带上，也许用得着，一路上要小心。”沈恒春望了他一眼，随后将钱藏进了口袋说：“那我就不客气，你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回来的。”
圆梦 5(6)
果然没有过上多少日子解放军开进了上海，5月26日早晨，沈莱舟家里的佣人回来报告说，解放军已经进城了，都睡在马路上。沈莱舟大吃一惊，他连忙吩咐家人称为奶婶婶的女佣烧了两壶开水，然后和女佣一人一桶，提着开水到马路上去欢迎解放军。
临近中午，沈莱舟来到恒源祥，碰巧接到沈恒春打来的电话，说他已经到上海了，现在正忙着参加接管工作，他希望沈莱舟多做兴圣街同行业中老板的工作，并要恒源祥带个头早日开市。沈莱舟一口答应，他一个店一个店地去做工作，好在都在兴圣街，兜一圈不过一个来钟头。到了下午4点，整个绒线街都开门营业了。
6月2日早晨，沈莱舟接到沈恒春亲自送来的一张大红请柬，要他参加当天下午由饶漱石书记、陈毅市长在外滩中国银行楼上召开的会议。沈莱舟兴致勃勃，准时前往。只见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会议室里，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胡厥文、颜耀秋、刘靖基、蒉延芳、侯德榜、荣毅仁、王志莘、许资新等几乎都到齐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共94人，上述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担任了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沈莱舟幸逢盛会，跻身身于上海名流之中，自然也是喜悦万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曾山、潘汉年等也悉数出席，偌大的礼堂挤得满满的。陈毅市长身着一身土布的草绿色军装，穿一双布鞋，推一个光头，他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操一口好懂的四川话，一口气讲了一两个小时。陈毅市长望了大伙儿一眼，一开口便讲：国民党说我们青面镣牙，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共产共妻”，你们看我陈毅和在座的各位都没有什么两样吧！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接着，陈毅市长循循善诱地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大家回去安心发展生产，工厂开工，商店开业，好好过日子……最后，饶漱石还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会议从2点开始，一直开到5点才结束，几乎每一个听了，心里都暖洋洋的。
1949年7月6日，上海600万市民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民联合大游行”。大游行的检阅台设在北四川路今鲁迅公园的大门口。从下午4点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坦克车、装甲车、骑兵、摩托兵，还有各式各样的炮车威武雄壮地通过了检阅台，然后是100万市民的大游行……沈莱舟应邀登上了主观礼台。天公不作美，从下午5点起，大雨滂沱，陈毅市长等中共高官，忙上忙下吩咐部下将来宾一个个都安顿好后，自己却站在雨中，巍然挺立，检阅百万军民的盛大游行。整个游行从下午4点一直持续到深夜，风声雨声，欢声笑声，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沈莱舟站在主观礼台上，他望着陈毅市长魁伟的背影，热泪盈眶。他回到家里，当即作出决断，将储存在香港的20万磅毛条运回上海。他让大儿子沈玉丞管理恒源祥，二儿子沈辑丞和三儿子沈文丞全权负责管恒丰毛纺厂，而自己也将大部分心思放在恒丰厂里，一心要让恒丰厂早日建成开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说来也巧，恒源祥也在当日发行股票，为筹建恒丰毛纺厂与扩大恒源祥的规模募集资金。这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张股票。今天恒源祥集团总裁刘瑞旗的手里就珍藏着这一张十分珍贵的股票原件，记录了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1950年1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元旦，开岁发春，万卉含英。恒丰毛纺织厂建成正式开工，第一绞优质的毛线生产出来，沈莱舟喜气洋洋，将其命名为“红福牌”。他托沈恒春将这一绞绒线赠送给陈毅市长。当日，红福牌绒线就在恒源祥上柜供应，被顾客一抢而空。沈莱舟先生把自己所有的厂所有的店都留在了上海，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留在了上海。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国家好了自己才会好。他开店办厂，实业救国，圆一生中的大梦，而梦想的实现，只有在上海，只有在新中国。
① 据沈光权回忆：父亲在此期间曾两次去香港，一次去台湾。但据沈辑丞回忆：父亲仅去过香港，没去过台湾。录以备考
② 见沈莱舟《一步一个脚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统战工作史料》选辑3）
惊梦
惊梦 1(1)
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 沈莱舟事事争当第一，然而他的子女却迭遭磨难。恒源祥更是日见萎缩，回复到当年的一家小店铺。沈莱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空前惨烈，对世界的影响无比巨大。首先它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留下了一个分裂的朝鲜，北南陈兵百万，严重对峙，使朝鲜半岛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火药桶。其次，它在台湾海峡两岸，留下了一个尚未统一的中国。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集聚了上百万的精锐之师，一代名将粟裕任前线总指挥，只待一声令下便挥师东渡。然而朝鲜战争一打，美国一下子意识到了台湾岛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将原先抛弃蒋介石的政策，改为支持蒋介石。这一点连蒋介石也感觉到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讲：现在不再是考虑台湾可不可以保的事了，而是应该考虑什么时候反攻大陆……（见《蒋经国大传》）在美国远东地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极力鼓动下，美国的第七舰队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使那一汪浅浅的海水成为留在中国人心头永远的苦痛……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其中包括我们这部书上半部分的主人翁沈莱舟。
新中国诞生以后，沈莱舟的心情一直非常愉快，他再一次明确，将恒源祥交由大儿子沈玉丞管理，将恒丰毛纺厂交由二儿子沈辑丞管理，沈莱舟自己担任董事长，裕民厂的厂长还是由董事会原先委派的曹义康担任。但沈莱舟似乎比原先担任这么多厂家和商店的董事经理还要忙，他经常是一早就出去，天抹黑了才回来，连星期天也没有休息。
1950年下半年，上海毛绒线同业公会改组。这个行业公会自从沈莱舟先生1935年担任会长以后，会长一职从来也没有变更过。1950年大改组，沈莱舟依旧担任会长，由上海中百公司的公方代表陈圣溪担任副主任委员。这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当时国家对若干影响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实行统购统销，绒线也是其中之一：即所有厂家生产的绒线由国家统一收购，然后定额分配给各商店销售。顺便说一句，这一政策延续了近40年，一直要到我们下半部书的主人公刘瑞旗执掌恒源祥时方才打破。于是乎当时的行业公会内还设立了一个绒线市场，行业公会内的各会员商店与绒线生产的厂家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集聚时间，在市工商局有关人士的指导下核定价格，相互调剂，互通有无。绒线号称“软黄金”，它的价格波动还受国际市场羊毛价格的影响。于是在所谓的集聚时间内，沈莱舟几乎天天到场。当时兴圣街的各绒线店老板们牢骚很多，因为价格由上面定下来，货色品种及货物能向商店提供多少也是由上面定下来的，商店一点主动权也没有，这样自然获利不多，有些小店还关门了。沈莱舟除了空泛地安慰大家几句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但他对国家的大势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国民党时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共产党执政不过一年，就将飞涨的物价稳定了下来，民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也是在这一年，沈莱舟由陈俊明与吴振珊（当时为棉布同业公会理事长）两位先生介绍，加入了民主建国会。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国家号召全国人民向“最可爱的人”捐钱捐物，捐献飞机大炮，连周恩来总理也在中南海亲自为志愿军炒米粉充军粮。沈莱舟几次召集绒线行业的同仁开会，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献，他自己积极带头，代表恒源祥捐献1000磅纯毛绒线。他还将这些绒线扎上红色锻带、精心布置，在恒源祥的橱窗里展览陈列了一个星期。之后他陆陆续续多次捐献，总数达5万磅之多。不久，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他又带头认购了10万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沈莱舟先生的种种爱国举动，受到了市有关方面的多次表扬。
也是在抗美援朝的岁月里，沈莱舟先生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沈莱舟的四儿子沈光茂从上海华东纺织学院毕业了。
沈光茂是沈莱舟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沈莱舟属马，沈光茂也属马，比自己的父亲整整小了三轮。沈莱舟自己从小就到上海当学徒，没有读过什么书。他的大儿子沈玉丞和二儿子沈辑丞读书时期正逢抗日战争，断断续续，也没受过什么系统的正规教育，唯独这第四个儿子学业优良，系统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他身上寄托了沈莱舟先生毕生的希望。沈光茂读的是纺织机械，父亲就希望他学成以后能够在技术上将自己的几家厂管理起来，实现自己毕生追求的“实业救国”的梦想。但沈光茂思想进步，在学校里便是学生会的干部，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冲过鸭绿江，为国保家乡”，这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首歌，激励了无数热血儿女。沈莱舟虽有些不舍得，但倒也没有什么非常激烈的反对意见。但他的夫人王敏珠坚决不同意。王敏珠生育了9个孩子，唯独生这个儿子是难产，九死一生，耗费了她许多心血。她一再对光茂讲：你如果不想在大陆读书，我可以送你到香港去读书，或者到英国去深造，圆你父亲毕生的梦想。但要去朝鲜，万万不答应…… 结果母子俩僵持了好一段日子，待沈光茂一毕业，他坚决响应国家号召，要求到东北去参加建设，最后进了大连光洲纺织厂当工程师。这一下王敏珠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临走前母亲替他买了许多衣物和食品，但他一样也没拿，两个大皮箱里装满了各种参考书籍。这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独特的一种思想品质，只讲奉献，无所索求，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沈光茂思想单纯、待人热情，他孤身一人前往东北，结果酿成了巨大的悲剧！
惊梦 1(2)
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1952年的小年夜，这一天沈家的上上下下都记得非常清楚。下午沈莱舟难得清闲，独自一个人到街上去买鞭炮。沈家有一个习惯，农历初一排场很大，除了家里的儿辈、孙辈要到沈莱舟这儿来拜年，他的亲朋好友、甚至恒源祥的许多老职工都会上门来贺岁拜年。沈莱舟也依照老习惯，每个人都会大大小小地发一个红包。拜了年放鞭炮也是“传统项目”，孩子们都会从沈莱舟那儿拿了鞭炮在弄堂里放，炮竹声声，喜气洋洋，一直要闹到晚上吃饭……
沈莱舟买了鞭炮，走到东湖路新乐路口的“马和记”牛肉面馆门口，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四周墙上都贴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马和记是黑联络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沈莱舟只觉得一阵冷风忽地朝他吹来，他神情恍惚，三步并着两步急忙朝家里走去，结果不知道在哪儿绊了一下，将脚也崴了。
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说是脚病，其实更多的是心病。虽说解放了，但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资本家有几个钱，就喜欢聚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同时对时局作些评点议论，久而久之就将这种聚会方式固定了下来，起名叫“礼拜天俱乐部”，地点之一是东湖路沈莱舟的寓所，还有是长乐路上的刘园唐家，固定的成员也有20来人。当时，资本家这种形式的聚餐活动非常多，三五知己，亲朋好友，吃吃饭，议议国事，发发牢骚，大家都不已为然。“礼拜天俱乐部”的聚会场所之所以都设在长乐路东湖路一带，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东湖路新乐路口子上的那一家“马和记”牛肉面馆。
“马和记”牛肉面馆是一位姓马的回族兄弟开的，店里只卖一样东西，就是牛肉面。一小盘白切牛肉，一碗汤面，往你面前一放，可和着吃，也可分开吃，下面的是高汤，卤汁随意添加，味道极为鲜美，吸引了众多食客。有拖黄包车骑三轮车的车夫，也有坐着豪华轿车来的老板阔少，大家同坐一条板凳，吃完跑路，互不相干，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沈莱舟他们的俱乐部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便是喜欢吃“马和记”的牛肉面，这么多食客走进沈家或唐家，家里的车夫佣人就会开着车去买上一锅子的牛肉面，带回家来分而食之…… 自然酒足饭饱，牢骚也是有的，但不过就是几句牢骚罢了，发完了一走了之，谁也记不得自己还说过点什么。
沈莱舟后来听自己的小儿子沈光权讲，“马和记”的老板被捉了进去，理由是他用马肉和驴肉冒充牛肉欺骗顾客。其实谁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肉和驴肉都比牛肉要贵，而且很难买到，有谁会“以贵充贱”做赔本买卖呢？但此刻沈莱舟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因为他自己还有一家公司在“五反”中出了大事情。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恒源祥的二楼还开了一家叫源兴祥的贸易公司，做点小生意，公司由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刘新罗当经理，沈莱舟虽是董事长，但由于业务不大，他对公司的一切基本上都不知晓。刘新罗做生意很有一套，但路子不正，行贿受贿吃拿回扣样样都干。五反时工作队一进驻，他就跑了，跑得音信全无，一两年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源兴祥的职工们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将一切账都算到沈莱舟头上，弄得沈莱舟灰头土脸，焦头烂额！其实他对源兴祥的事真的是不知晓。他一会儿听说刘新罗在东北，一会儿又听说他逃到了天津，沈莱舟私下派人去寻找，也没找到，还倒贴了不少车钱。而这时候恒源祥的“五反”运动也已开始，沈莱舟终日里提心吊胆，担心恒源祥再会出些什么问题。
市有关方面的领导非常体察各行各业头面人物的微妙心态，特意选择了303个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采用极其温和的“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自查，各厂各店职工的揭发与他们并不见面。同时有关方面还定下一条明确政策：资本家同仁相互之间聚餐吃饭不能算什么问题，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一下沈莱舟算是吃了定心丸，他带头一口气交代了自己偷税漏税的一些问题，故意夸大其词，将自己违法所得的金额交代为8万元人民币。结果人民政府经过反复核查，砍去一半，核准为4万元，收缴国库。源兴祥定为犯法户，关门大吉。后来刘新罗回到上海，还被关了几年。考虑到源兴祥的因素，恒源祥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在政府核定的5项标准中位处中游。
惊梦 1(3)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迎来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高潮，各行各业供销两旺，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绒线价格虽然提高一成，但全毛绒线和好的花色品种依然供不应求。单单这一年，恒源祥就足足赚了20万元人民币，1954年春节，沈府上下笑逐颜开，沈莱舟给上上下下都发了一只大红包。以后他多次提到这一年，将1953年称为“难忘的1953年”！①
1956年1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曹荻秋与沈莱舟亲切握手的情景，曹市长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热情地向沈莱舟表示祝贺，祝贺上海市绒线行业在整个上海市的商业系统中，第一个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大合营。
其实，对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俗称公私大合营），从1955年就开始了。当时许多民族资本家走上公私大合营的这一步是自愿的，但也有人心存忐忑。然而沈莱舟的心却是真诚的，他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一心一意地走公私合营之路。这里面是有历史原因的。
1955年初，市有关方面提出了要对8个工业行业进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沈莱舟代表裕民毛纺织厂参加了毛纺业召开的会议，随即提出愿意将由他控股的裕民厂、恒丰厂、以及恒源祥染织厂一并交给共产党，进行公私大合营。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经过市纺织局的批准，公私大合营成功；由于裕民厂厂房大，经济宽裕，产品销路好，于是就由裕民厂牵头，将恒丰厂、茂新绒线厂、恒孚毛纺厂、振兴毛纺厂等统统合并到裕民厂里来，成立公私合营裕民毛纺织厂。沈莱舟担任裕民毛纺织厂的总经理，他的二儿子沈辑丞担任私方副厂长。同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每年给予沈莱舟定息5万元人民币，他每个月的工资有人民币1000多，就连沈辑丞每个月的工资也有400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毛泽东主席拿国家干部一级薪水，工资也只有500多元。而当时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经过1年实习，转正后的工资为60元。
沈莱舟心甘情愿地把厂交出来，除了他出身贫苦等诸多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所创办的恒源祥染织厂经营不善，从来也没有赚过钱。就是在“难忘的1953年”，恒源祥各绒线字号以及沈莱舟先生参股经营的12家厂，大赚特赚，但染织厂依然不行，一度处于倒闭边缘，沈莱舟从其它厂家或店里赚来的钱，倒贴到了染织厂里，弄得他经济相当拮据。但染织厂是由沈莱舟先生夫人的一个亲戚经营的，开办之处便说好是为了帮助王家的亲属。于是沈莱舟对这家厂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955年，沈莱舟应中央统战部及全国工商联之邀，到北京开会，他连续2次见到了刘少奇。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宽松，沈先生带了夫人王敏珠以及最小的儿子沈光权一同前往。当时会议的安排也很宽松，据沈光权回忆，当时沈莱舟经常到北京的琉璃厂去闲逛淘宝。有一次他在琉璃厂看到了一只珐琅质的西洋座钟，是清宫里流出来的宝贝，非常精美，沈莱舟极为喜欢，店主开价600元人民币，沈莱舟带着夫人孩子去看了几次，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没有买下。沈莱舟毕生喜爱收藏，在收藏上舍得花钱，他曾收藏有400多幅字画，各种扇子、扇面多达2400把。但沈莱舟先生待人又非常慷慨，他曾在解放初时将自己珍藏的一棵翡翠白菜敬献给国家。而现在为了一口珐琅座钟却看了又看，舍不得花钱，可见其经济上的尴尬。因而当大合营时，他每年单单从一个裕民厂就能拿到几万元的定息，沈莱舟真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一再对子女讲：现在我把厂都交给了国家，由国家去经营管理，我坐在家里不用花一点心思收股息，这又有什么不好？有财不长福，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年纪大了，是该享享清福了。
1955年秋天，当时的上海嵩山区有6家中小型绒线店，以同泰昌的周永华和杨建章为首，联合成立公私合营商店，这件事对沈莱舟触动很大。11月3日，他在报上又看到北京天坛商场公私合营的消息，像做生意一样，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商业系统公私大合营是大势所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个。于是他就以行业公会会长的身份，召集各区各店同仁商议大合营。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争议讨论，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在1956年1月1日实行全绒线行业的大合营。这一申请得到了政府同意。于是元月一日，在万象更新的这一天，上海绒线商店的全体同仁，在兴圣街集合，沈莱舟和一些店主还胸前插花走在前排，大家举着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到位于外滩的市人民政府报喜，这才引出了曹荻秋副市长接见及合影的佳话。
惊梦 1(4)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绒线业全行业大合营，带动了全市商业系统的大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全市商业系统，大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小到街头的烟纸杂货、夫妻老婆小店，统统实行了公私大合营。全市工商业代表，在静安寺集合，然后手执红旗横幅，胸披彩带红花，敲锣打鼓，前往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今工业展览馆）开会。大会开幕，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向曹荻秋副市长送呈了由90高龄的工商界老前辈荣敬修先生亲笔书写的全市各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顿时锣鼓喧天，欢声雷动……不管是是非非，这历史性的一幕由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真实地纪录了下来。这色彩浓烈的一笔同样也镌刻在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之上……
会后，曹荻秋副市长曾几次会见并宴请沈莱舟，并表扬他，说沈老先生您带了个好头…… 沈莱舟还沉浸在欢乐之中，他年过6旬，政府就安排他担任上海毛麻公司的顾问，一直到他1987年去世。他当时的收入很高，除了裕民厂，恒源祥每年给他的定息也有12500元。除此以外，他在20余个工厂和商店有投资，有的拿定息，有的拿车马费，一笔一笔算起来还真不少呢！但沈莱舟先生陆续将这许多股息的大多数都放弃了，有的捐给了国家，有的补贴给旁人。他一心希望国家好。因为国家好了，才有恒源祥好，而恒源祥好了，自己与自己的子孙后辈才会更好。但没想到仅过了半年时间，即1956年的7月，绒线营业网点大调整，恒源祥绒线店由金陵东路137号至141号的门市部，调整到南京东路711号至713号。这里东半间是飞轮制线厂的批发部，西半间是新光内衣厂的样子间，一楼店堂面积只有250平方米，而且是风格极不统一的“鸳鸯楼”，连柜台也是高高低低。与原先的恒源祥相比，无论店堂面积，内外装璜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沈莱舟去看了一次，他只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现在恒源祥绒线店由他的大儿子沈玉丞作为私方代表担任副经理，沈玉丞生性软弱，是个好好先生。沈莱舟先生曾几次对沈玉丞讲过，你还是要努力将恒源祥管起来，争取有一点发展，至少店面应该装修一下，搞得漂亮一点吧！但沈玉丞只是朝他笑笑而己。王敏珠私下对自己的先生沈莱舟讲：你不是要老大不可为而为之吧！沈莱舟心里自然明白，此刻他已进入迟暮之年，“白发无情侵老境”，他自己也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