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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条件下，企业应是主体，而企业家则应是主角。当代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以商为本，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当成自己人生的职业追求，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和行家里手，把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强做大企业当作自己的天职，并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实干兴邦，实业报国。

当然，如今的一些企业家“优则仕”与地方政府用人导向有关。多少年来，某个企业家搞的不错，就提个什么级，升个什么官，这样的事例太多了。这种用人导向，称职不称职暂且不论，但从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以山西无线电厂为例：当年该厂开发的“春笋”牌电视机，比四川长虹要早七八年，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市场占有率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成为电子工业部的“金牌产品”。可惜的是，这任厂长因为能干被提拔到太原市当副市长，后来又提了一个厂长，干得也挺好，又被提拔成省经贸厅副厅长。第三、第四任厂长就差点，结果长虹也起来了，康佳也起来了，而山西电视机业却败落了。

山东和山西在这方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92年青岛市就有人提名让张瑞敏当青岛市副市长，结果青岛市委、山东省委开了常委会，最后一致决定不予提拔。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张瑞敏不好，而是他们认为在山东大地上，在青岛大地上，找一个副市长比较容易，找一个能够做成国际名牌，能够在美国搞一条“海尔街”的企业老总非常难。

企业家应该心无旁骛，在商言商，以商为本。当了企业家就不要再追求当大官，而要实业报国。历史上晋商后代以及徽商衰败的例子，还有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像流星一般仅仅风光了10年。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所谓企业家“各领风骚三两年”的闹剧，还有这几年每出现一个贪官，就会连累一批企业家倒台。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惊醒和深思。商道二艰苦创业忍耐克己

晋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500年，与其“不畏艰辛，忍耐克己”的开拓创业精神有关，西方学者称之为“山西精神”。正是依靠坚忍不拔的实践品格，晋商在经商实践中战胜了许多无法想像的苦难，从而在大漠风沙、崇山峻岭、浩瀚大海之间，走出了一条条沟通四海财富的商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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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常人不堪忍受之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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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矢志不渝，敬业执著

晋商先辈创业的艰难在各大商帮中是绝无仅有的。无论餐风露宿向长城边运粮，还是服牛驾车去俄罗斯贩茶；无论涉河过江下岭南，还是西出阳关进新疆；无论跨海东去日本贩铜，还是深入戈壁荒漠劳军，其艰辛远非常人所能想像。白手起家创业，需要的是忍耐、坚毅、果敢和聪慧。被创造财富的激情所驱动，他们会义无反顾、矢志不渝，最终走向成功。

忍受常人不堪忍受之苦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天寒地瘠，地物鲜少，生存艰难。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出身的山西人，养成了与自然抗争的品格。他们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以求生存。生计困难迫使山西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谋取什一之利。正是这样，在山西一些州县形成了“重迁徙，服劳商贾”的风俗。

往来于“茶马之路”的晋商，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一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是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逾越语言和生活习惯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

虽然“商之利倍农”，但远地贸易却是一件相当艰苦和危险的事业。明代政府实行食盐“开中法”，为北方边镇80万驻军筹措粮草，允许商人运粮运草到边镇驻军之地，领取卖食盐的执照——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这一政策开始实施时山西人便捷足先登，从事贩运粮盐的贸易。运粮的艰难远远超出了人的想像，试想，千里迢迢，驱车服牛，风雨无阻，昼夜兼程是何等的辛苦?同行倾轧，强盗出没，官府勒索，是何等的凶险?

在古代交通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出外经商取得成功的不乏其人，但明至清乾隆年间，数十年毫无音讯、病死在异乡、甚至旅途被杀或货物被抢也时有发生。出外经商的失败与危险，丧财亡命，令人心寒。即使同治光绪以来，国内安定，交通条件改善，但出外经商之苦依然如故。这种苦，主要表现为：数年才能回籍探亲一次，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加之长年劳累无一休息之日，因此积劳成疾，死在回籍的途中。

出外经商尽管有苦和危险，但毕竟比死守在家，日不腹饱强些。出外经商可以养家糊口，改善家庭生活，以至稍有积蓄甚而发家致富。所以受雇于人出外经商的人也愈来愈多，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理念，又进一步扩大了商人的群体。

山西人如不具有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敢外出经商的。晋商的活动区域，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在广袤的欧亚大地上，都有晋商长途跋涉的身影，晋商活动范围横跨了欧亚非澳四大洲。正是有了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国内外创造了辉煌成就。

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并非是山西商人的专利，而是成功商人的共同特征。创业之初，往往没有什么资金投入，开创者只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一点一点的积攒，此外难有别的选择。李嘉诚从当茶馆跑堂开始，王永庆16岁卖米为生，霍英东20岁就有了南沙群岛冒险采海草的经历。

香港富翁霍英东幼年家境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收入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他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霍英东7岁那年，年仅40多岁的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此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霍英东就是在这样的贫困状况下渡过了他的童年。他18岁时找到第一份工作，在一艘轮船上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他的工作就是铲煤。那时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他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后来，霍英东又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到机场当苦力，到仓库去帮人磅米。直到他母亲倾其所有和他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霍英东才结束打工生涯，开始管理这家杂货店。

霍英东20岁时，买了一条旧的运输船雇人到南沙群岛冒险采海草卖钱，结果没有赚到钱，几乎丧命于荒岛。25岁那年，霍英东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再后来，霍英东苦尽甘来，时来运转，从房地产发迹，又从挖海沙、承包工程中赚到很多钱，事业逐步发展，最终累积了亿万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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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常人不堪忍受之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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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里，印度尼西亚富商林绍良还只是一个小伙计或者跑单帮，出卖劳动血汗的人。他每天必须在三更半夜，大地一片黑暗的时候就起身，用手工磨碎咖啡豆，然后用旧报纸分包成1盎司(1盎司=283495克)，或者半盎司的小包，骑着单车跑到六七十公里外的三宝垄市，在那里兜售咖啡粉。林绍良在回忆自己从“单车跑街的小贩”开始干起的经历时，总是教导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要勤苦耐劳，不要背弃吃苦耐劳原则。

在私营企业中，企业掌舵人往往是一个多面手，既是总裁，又是日常工作的顾问，也是处理难题的能手，他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被称为“标准型工作狂”的台塑董事长王永庆，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跑步6000多米，然后开始工作，除了吃饭时间之外，从不间断工作，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他的家族成员和员工称他是“像是24小时上紧的发条”。胡应湘、蔡万霖、霍英东、王安、庄永竞、陈玉书、吴水阁等，都是这样有名的“工作狂”。

吴水阁从10多岁开始谋生，艰苦创业，刻苦耐劳，终于成为新加坡第五大银行老板，而且还投资到橡胶种植、棕油等行业，现在已拥有马来西亚种植股森美兰公司、印尼维基尼亚橡胶公司等。不管是银行业，还是种植、加工业，吴水阁都勤于深入第一线。他虽然是老板，但每天上班总是比员工到得早。直到快90岁了，他仍坚持每天上班视察业务。他的这种勤劳精神在无形之中对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上述这些杰出的代表人物，都是用辛劳的汗水奠定了自己的基业。他们艰苦奋斗的经历，早已演绎为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传给了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成为企业奋进的动力，不仅是企业的一大竞争优势，也是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2敬业忠诚负责任

山西商帮的兴盛，与其艰苦创业的精神密不可分。晋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终年风餐露宿，酷暑严冬，盗匪横行，丢命失财时有所闻，处处表现出艰苦创业、无畏冒险的敬业精神。掌柜、伙计合力同心艰苦创业，任劳任怨、不计艰辛的执业态度，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票号企业文化。票号掌柜、伙计长年伏案劳作，经常熬夜，加上环境阴暗潮湿，半数以上的得痨病，他们毫无怨言，仍是一丝不苟，爱岗敬业，形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票号业队伍。

日升昌票号海南分号的郝可久，携带大量钱款从海上乘船回山西总号。途中遇到台风，飘流到菲律宾，辗转三个月才回到总号，钱款无一缺失。广西分号的白沛李携带钱物回总号，途中遭遇到土匪，他赶紧将钱物埋到树下，与土匪巧妙周旋，终于满载而归，银钱分文未失。商号伙友忠心事主、协力同心的敬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做到钱物不丢，满载而归。正是由于伙友这样执著坚韧的敬业精神，使票号业长盛不衰。

晋商对事业的执著追求，顽强的毅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在品行修养上“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喜辛苦、戒奢华”，在经营上一丝不苟，受一事诺一言，且终身不渝。这种良好的品行和严谨的经营作风，体现出了对工作、对事业强烈的责任感。

“蔚丰厚”票号分号经理李宏龄在任上海分号经理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取道汉口返晋休假。汉口分号经理侯克明对李宏龄说，“江西抚台奏定立案，每月接济甘饷3万两，由南昌分号一家领汇，可是总号信电俱至，让递禀退办。在南昌各钱铺闻讯，纷纷来汉口探听兑费，企图领汇。果若如此，我南昌分号恐不能立足。”

李宏龄说，“既然总号措置有误，为何不向总号拦阻?”侯克明说，“此事我不能插手。”李宏龄最后说：“我虽是过路人，也不能不管。老号不知外情，我等坐视成败，岂能对人。请将我的名字参入合词致信，以为何如?”并让侯克明告诉江西分号，不必告诉平遥总号，待他自己回到平遥后向总号交待，如果责怪违令，与江西无关。

李宏龄回到平遥后向总号说明了情况，总号并未提出异议，而南昌分号在其后的二三年结利甚丰，并受到了总号的表彰。本是休假，且是过路之人，汉口分号经理侯克明也非江西分号主事，但为了票号的利益，却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携起手来。就是在今天，他们这种精神境界及胆识都应是我们潜心学习和追求的。3晋商艰苦创业的借鉴

艰苦创业精神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可以作为传家宝继承发扬光大。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现在的某些企业家心态也颇有些浮躁。有的热衷于购置高档车、豪华别墅，购物时大把甩钱，消费时争富斗阔，甚至醉生梦死、花不当花。

贫穷可怕，富足也可怕。贫穷时，可怕的是由贫穷导致的困苦难以忍受；富足时，可怕的不再是困苦而是奢侈。挥霍财富是浪费、是犯罪，更是对自身心性、灵魂的侵蚀。一旦进取心丧失了，财富还会有吗?堆积如山的金银，如果流失起来，那比流水还快。所以，没有进取心比没有财富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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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常人不堪忍受之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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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的商人，要做到富而不骄，穷而有志，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创大业。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不要忘记应尽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不要学什么“贵易交，富易妻”，而应该坚持“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要端正心态，力戒浮躁，厉兵秣马，再创辉煌。

此外，企业的发展壮大，绝非年月之功，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我们应该摆正心态，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有的人办企业存有暴利心态，急功近利，拼命铺摊子，盲目追求规模化、多元化；有的缺乏战略眼光，盲目跟风，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有的热衷于广告炒作，花巨资造名，送票子寻租，觅求保护伞，甚至发起了官瘾，玩起了政治；有的盲目跟风，标王豪赌，乱炒概念等等。

浮躁是企业发展的致命伤，心态浮躁者只重眼前，忽视长远，只重战术，忽视战略，过一时算一时，捞一把算一把，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再加上轻诺寡信，声誉不佳，这就注定了其不可能做强做大，必然成为短命者。

脑袋空空比口袋空空更可悲，思想贫穷比物质贫穷更可怕!我们需要对管理界的三句名言“智力比知识更重要；素质比智力更重要；觉悟比素质更重要”更加深刻地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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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勤克俭，厌恶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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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克己，富而不骄，俭约自律

山西人有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勤俭质朴，服事勤劳。《丰城朱氏诗说》曰：“唐风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节，圣人教之不越乎此。”的确，勤俭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使人们懂得“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古往今来，凡成功的商业大贾，都十分注重节俭，厌恶奢侈浪费。虽然他们家财万贯，但勤俭是持家之正道，也是创业精神的另一种体现。

克勤克俭，厌恶奢侈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这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勤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古老的训诫。古语云：“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话说的就是勤俭作为一种美德在兴衰中的重要作用。

《杨氏家谱》上说：“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晋商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到大富大贵的富贾时代，他们一直遵守着老祖宗的遗训，克勤克俭，留下了晋商勤俭持家的美誉，清朝康熙帝南巡时还对晋人勤俭朴实的民风大加赞赏。

有“天下第一乔”之称的祁县乔家，资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属晋商中屈指可数的富商大贾。其最初财富是先祖乔贵发只身一人去塞外，靠磨豆腐一点点磨出来的，其创业艰难可想而知。乔家子孙为了守住祖先一点一滴积聚的家财，继承了祖先艰苦创业的精神。

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乔贵发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

到乔致庸时代，乔氏“在中堂”又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乔家大院老宅门上的“慎俭德”三字，至今尚存。正是这几个字，在乔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商岁月里，节约勤俭，创下了乔家偌大的家业。

“大盛魁”的祠堂前和财神座前供奉着老祖宗创业时的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纪念创始人是以户挑贸易起家；货箱也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木箱；石头是创业时曾经用作秤砣作为秤银子的衡器；稀饭则是纪念当年三人曾因极度贫苦在除夕之夜合吃一碗稀饭的心酸。扁担、货箱、石头、一碗稀粥，警戒着后世子孙要牢记祖宗创业的艰辛，要保持勤俭节约之风。大盛魁就是靠艰苦卓绝的努力，一代又一代锲而不舍地发展壮大起来的。

大盛魁人在大年三十晚所吃的年夜饭不是大家都要吃的象征团圆美满的饺子，而是每人喝一碗小米粥。平时，每当大摆酒席时，也总有一道独特的食物，那就是小米粥!大盛魁之所以对极普通的小米粥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晋地产小米，晋人都有喝小米粥的习惯，而且是由于小米粥曾救过大盛魁的命!

在大盛魁创业最艰难的时候，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三位患难兄弟辛苦一年，分文未赚不说，刚创办不久的商号也面临倒闭的危险。他们窘困到了极点，连大年三十吃饺子都不可能。三人只好围坐在一起，喝小米粥充饥。试想，在万家团聚、鞭炮齐鸣的除夕，屋外风雪交加，屋内三人相对而泣，是何等的凄凉!

度过这次苦难后，王、史、张三人以顽强不屈的精神，终于使大盛魁这家专做蒙俄贸易的商号，达到了员工6000余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年贸易总额上千万两的规模。他们不畏艰辛，走过草原，穿越千里沙漠。他们走过烈日炎炎、灼沙遍地的酷暑，走过朔风凛凛、白雪皑皑的寒冬。他们踏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至俄境西伯利亚，东达扶桑，南到东南亚的国际商路。由于信誉卓著，成为公认的对俄蒙贸易的第一大商号。

没有昔日先辈用扁担创业的艰辛，何来后来大盛魁的辉煌!大盛魁人都明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们长期供奉三件“硬东西”于财神像前的目的，就是以此传家宝来教育后代不忘艰苦创业的传统。

勤俭既是经商的一种美德，也是商业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晋商经营的范围包括盐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干鲜果业、饮食业、典当业、铜业、洋货业、账局、票号等等，这种百业经营，需要具备的是百业的知识与经验。而晋商正是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从而成为这些行业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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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克勤克俭”的借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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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古今中外但凡成功的企业家，都经历过创业之苦，有些甚至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付出过血泪乃至生命的代价。创业之难是尽人皆知的，守业不易就不一定是人人会明白的。晋商先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真是空前绝后，而晋商后裔骄奢淫逸而败家更是令人扼腕痛惜。

许多晋商后代生活奢侈，挥霍无度，名噪一时的晋商因后裔奢糜而衰败者，屡见不鲜。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则衰败得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

当初乔贵发与秦姓在包头经商发迹后，秦某是在原籍筑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结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样样都全，挥霍浪费，入不敷出，逐渐从包头商号内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秦家抽出的股全由乔家补进，最后乔秦二家的复盛公十四个财股中只有秦家一厘二毫五。

太谷曹家，鼎盛时总资产达1000万两，传至曹克让时，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男女老少人人吸食鸦片，家中平时存鸦片万两以上，佣人370余人，家兵500余人，每年家用开支达10余万两，终于盛极而衰。

介休“侯百万”侯萌昌的后代侯奎，是个赫赫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爷。他和另一阔少灵哥一齐竞奢斗富。先是比车马，比仆人，后来侯奎一时兴起，买下一个绸缎店的全部绸缎，而灵哥也不示弱，买下一个钟表店的所有钟表。再后来斗富斗出花样：两人在义盛钱铺比赛吃水烟，用钱票卷成引火的媒子，看谁吃得快，烧得多。当时一张钱票能买50斤白面。这两位阔少一次比富，要耗费几千两银子，几万斤白面。侯奎因纵欲过度只活了34岁，其后人侯崇基连每日三餐都成了问题，最后冻饿而死。

平遥的毛鸿(岁羽)到了第四代，毛家子孙便都成了败家子。他们只会吃喝玩乐、大吸鸦片，把其祖先积攒的所有财富挥霍殆尽还不够，连自身也沦落街头，性命难保。还有灵石王家的后人为抽大烟卖尽家产，沦为乞丐，讨不到就偷，偷不到就练偷的本领，最后用两个铜钱抠住砖缝可以攀上高墙大院，成为“神偷”，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有言道：“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几乎成了一个魔咒。第一代创业者含辛茹苦、矢志不渝，创下了家业。第二代继承者深知前辈创业之艰辛，故也能兢兢业业、勤俭持家，有的还能把先辈的奋进精神发扬光大，创造出远胜于先辈的富足。到了第三代，子孙坐享其成，躺在祖先的遗产上养尊处优，不再去奋斗。创业不创业，对他们而言，似乎意义并不大。所以，第三代往往是“垮掉的一代”、堕落的一代、走向衰败的一代。

因此，秦历二世而灭和隋过二代而亡的悲剧应该是无数中国“创业一代”和“财富二代”们不能不牢记的警钟。尤其是当今中国的“财富二代”，大多生长在1970年代前后，还有一批则生长在1980年代。因为这样那样的自身缺陷，使企业无法永续的“危险因子”则开始大量呈现。

“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如何破解?李嘉诚认为，中国那句“富不过三代”的老话日后需要修改了，因为“今天的教育、组织不同，令事业可以继续。”他相信，父母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对下一代的将来影响很大”。

李嘉诚的两个儿子事业十分成功。大儿子李泽钜叱咤香港地产界，而小儿子李泽楷则是亚洲新经济的风云人物。李嘉诚在教育子女方面，又有什么秘诀?李嘉诚透露，当年他朋友的孩子去外地读书，买了一辆最新款的敞篷车，但是“我两个儿子买的只是两辆单车(自行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行走也十分方便。直到有一天，我在9楼公寓等他们回家吃饭，看到一辆单车冒雨在车群中‘之’字型穿梭，险象环生，看清楚才知道是其中一个儿子，而他到家时已浑身湿透，还背着几十磅东西。这时，我才叫他们第二天去学车考牌，买一辆坚固的、去年款式的新车。”

这样做会不会令孩子以为父母不疼他们?李嘉诚率然回答道：“是否疼爱不是靠金钱或物质去衡量。儿子在外地读书时，我给他们开了两个银行户口，一个他们绝对不能动用，但已经准备足够他们完成博士课程的费用。至于使用另一个户口的金钱，他们必须写信给我报告，我会在24小时内回复。后来因为他们功课太多，才接受他们要求改用电话说明。这才是有用的疼爱，我个人认为太多的物质反而有害。”

李嘉诚说，在儿子上大学前，他每个周日都拒绝所有应酬，带他们到一艘“绝不豪华”的小游艇去，“好处是跟他们说道理，他们也无处可逃。”李泽钜、李泽楷兄弟幼年时，就坐汽车、坐巴士，听李嘉诚的唠叨，到路边报摊看卖报的小女孩边卖报边做功课的苦学情景，同时，还要“旁听”公司董事会。学成之后还得“自己去打江山”，一个搞地产开发，一个去了投资银行，才有今天成功的“财富二代”香港版。可在国内，像李嘉诚这样苦心历练子女素质的似乎不多。商道三信义并举以义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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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克勤克俭”的借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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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崇尚信义，主张义利相通，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这是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和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晋商敬奉同乡关羽，将其尊为财神，因为他重义气。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顾主。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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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最高准则在于诚信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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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信义为商人处世立业之本

诚信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晋商的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而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并把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关云长奉为“财神”，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

做人的最高准则在于诚信忠义

晋商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这揭示了晋商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使他们建立了充分的道德自信，从而能在信、义、利三者之间做出理性而正确的选择与把握。

晋商对关公情有独钟，把关公作为神灵敬奉。作为晋商的精神支柱，关公是晋商心目中唯一的财神!关羽具有“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义不苟取、信义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美德，被誉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关羽是山西人，作为关公的同乡，山西人因而感觉到颇有荣誉感与自豪感。在许多晋商发迹的城市，大凡都有关帝庙。山西人每到一地经营，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子庙和关帝庙，孔庙称为文庙，关庙称武庙，把二者看成文武最高的典型，每年例祭，尤为隆重。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全国最大的关公庙是在他的家乡解州(今运城)。

向以关羽后代自诩的山西人视诚信、忠义为做人之最高准则，即使像远离故土的商贾，也概不能忘。晋商东西奔忙，南来北往，非常需要一个中心，需要把散离四方、五行八作的同乡聚集起来。关公与所有的晋商有同乡之谊，又是大家共同崇拜的偶像，于是，关公便被公推为各地晋商的“同乡会会长”，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

晋商不仅在自己的家中、商号供奉着关公像，而且在经商足迹所到之地，在广建会馆中都专为关公修有供奉的大殿。有的则直接把会馆就修成“关帝庙”，试图借武圣之威，镇邪惩恶、消灾弭祸；试图靠武圣之义，以诚信为本，取义成仁，谋财有道；试图托武圣之福，财源滚滚，惠及子孙。

在商业活动中，晋商借助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借助关公的“信”来招揽顾客，他们希望通过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监督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正义中发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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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入财利之场，坚守义利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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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然而，晋商却能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他们的“以义制利”商业信仰。

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又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兑付了现银本息。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当年留下的唯一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出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山西晋商票号红红火火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今天的我们重温这些先哲先师们的宏伟业绩和经营之道，确实给我们莫大的震撼和启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

选择“相与”是一件大事，必先了解“相与”者的信誉和实力，才可决定。因为“相与”者，即类似于商业联盟，既有对共同利益的保护，更有对彼此责任的承担，一经选定，决无更改，这也是晋商诚信的一种实在的表露。

大盛魁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关照。当天亨玉的东家将要破产时，便登门求大盛魁拉一把。作为“相与”，大盛魁慷慨借银数万两，帮助天亨玉改字号为天亨永后继续经营。后来，当大盛魁也面临困境时，天亨永也回报以鼎力支持。两商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互相支持中，能够渡过难关，靠的就是诚信。

一个经营者，在平时就要保持自己的诚信好义的品德，遇到困难才会有人肯帮助渡过难关。身陷困境时，更要用自己的诚信带动大家走出困境。

“婷美”是国内著名的服装品牌，它的产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当年周枫带人做婷美，一个500万元的项目，做了两年多，花了440万元还是没有做成。眼看钱就没了，合作伙伴都失去了信心，要周枫把这个项目卖了。周枫说：“这样好的项目不能卖，要卖也要卖个好价钱。”合作伙伴说：“这样的项目怎么能卖到那么多钱，要不然你自己把这个项目买下来算了。”于是周枫就花5万元钱把这个项目买了下来。

单干的周枫带着23名员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跟几个朋友一共凑了300万元。他把其中5万元存在账上，另外的钱他算过，一共可以在北京打两个月的广告。从当年的11月到12月底，他告诉员工：“这回做成了咱们就成了，不成，你们把那5万块钱分了，算是你们的遣散费，我不欠你们的工资。咱们就这样了!”

这些话把他的员工感动得要哭，当时人人奋勇争先，个个无比卖力，结果婷美就成功了。周枫成了亿万富翁，他的许多员工成了千万富翁、百万富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义是个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古人尚义，因为义代表着舍己为人，代表着突破个人私利局限的高尚行为。所以大凡义举、义士多为世人所推崇。一个商人，言利无可厚非，但同时人们认为无商不奸，自觉不自觉地把商推到了义的对立面。懂得利在义中求的商人，却能够把义与利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信奉我为人人的义节，自己的人格魅力就能帮助自己达到商业生涯的至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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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信义经营”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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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和仁义是晋商长盛不衰的保障。如今，诚信经营已经是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商人始终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信条。企业要想做大做活，就应该始终以诚信为本，将诚信摆在利润的前面，先生产诚信再获取利润。因此，企业经营者应当把信用视为企业的“底线”，要用信誉去占领市场，去赢得消费者。

旧中国在缅甸仰光的华侨商人胡文虎，被商界称为“世界万金油大王”，他一生就是恪守“信用就是金钱”的祖训，把信誉放在事业之首。

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生前在仰光开中药店，去世时欠下香港药材行一大笔款。胡子钦死后，香港老板十分担心，以为欠账再也收不回来了。没想到，胡文虎办完丧事后，立即将店里所有现款全部兑换成港币，只身到香港去。其父生前的好友都对此议论纷纷，以为他在父亲去世后无人管束，带着现款到香港尽情享受去了。哪知胡文虎一到香港，就主动替父还债。他的这一举动，立即使他赢得了中药业同仁的信任。

当他还清债务后，马上就有中药材商人主动与之洽谈。于是他未付一分钱货款，就从香港带回一批药材。回到仰光之后，他便立即拿钱派人去港付清货款。由于胡文虎做生意极讲信用，在中药业中信誉极高，所以，只要胡文虎药店开列的购货单一到，香港所有的药材行无不尽快发货交运。胡文虎就这样以诚信为基础，开始了他在东南亚中药事业的光辉前程。

古人云：“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时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那么，企业家失信又会如何呢?失信于员工，必然人心涣散，战斗力薄弱，不堪一击；失信于合作伙伴，必然形象受损，处境尴尬；失信于消费者，必然市场萎缩，遭遇生存危机；失信于社会，则必然四面楚歌，难挽败局。

当然，诚信是无价的，但诚信不是无条件的。对于无诚信的人讲诚信，有何意义呢?弄不好，会连自身也丧失了。在这方面，晋商是有惨痛教训的，可作前车之鉴。

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和合盛元票号是一对“相与”，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曾为合盛元北京分号借贷担保。但合盛元北京分号因经营不善，欠债难还，当债主逼上门时，合盛元北京分号经理竟仓惶逃回祁县总号。日升昌受牵连了，当局要求“相与”负责，这无疑加速了日升昌的倒闭。如果当时，合盛元票号能与日升昌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欠债，那何至于出现如此的惨局?是合盛元失信于“相与”在前，日升昌才受牵连于后的。

与日升昌一样，榆次常氏也是吃了诚信的大亏。主做俄蒙贸易的常氏，在俄商手头据拮，无现钱买茶叶时，便同意赊欠，结果多达140多万两白银。后来，这些俄商大多赖账不还。虽费尽周折，仍所收无几，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直接造成了常氏的衰败。

由此可见，诚信也是双刃剑，既能保护各自的利益，也会造成难以愈合的自伤。讲诚信必须要有前提和条件，诚信的前提必须是以诚信回报诚信。

总之，身为商人必须把诚信放在心头。经商的大忌就是轻诺寡言，乱开空头支票。答应别人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地去履行，如果做不到就不要随便许诺。一诺千金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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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就是做人，人品最重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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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修养和商业信誉是盈利的命根

晋商崇商重利的价值观，以义制利的人生观，不被时俗所迷惑，能够毅然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中国古代“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晋商尤其重视修身正己、人格修养。在商业活动中，信誉至上，坦诚相待，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伪饰，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做生意就是做人，人品最重要

晋商极为看重为人之道，认为做生意在本质上就是做人，因而人品最为重要。很多商业实践都已证明：商业的成功与高尚的品德密不可分，商人只有具备高尚的品德，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永久的快乐。

山西盂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交结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前人之愚，断非后人智可及，忠厚留有余。”由于晋商严于律己，为人诚恳忠厚，行商不欺诈，故人都愿意与之共事。

在做人修养上晋商表现出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

运营资本乃商家之生命，犹如血脉，须臾不可缺少。但做生意，难免有短缺之时，互助借贷，自然是常有的事。如何对待借债，对商家和个人的品格无疑是一大严峻的考验。有“天下第一乔”美称的乔家，对债务的态度是：该外的一文不短，外该的听其自便。由此，足见其胸怀宽阔和品格的高尚。

有一家商店关门时，尚欠复盛公1000两银子，复盛公经理就去那家店里拿了一把斧头了事；有一家商号倒闭时尚欠复盛公5万两银子，经理登门向“乔老爷”请罪，“乔老爷”只是安慰，并不追究欠债。若仅从表面上看，乔家让借债人“听其自便”，而借债人的“自便”除感恩戴德外，那就是广为传颂了。无疑，乔家实际上等于借此做了一个永久的“活广告”。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美谈。乔家的信誉越传越广，越传越牢靠，从而财源也就滚滚来。

商人的价值目标追求，首先建立在人格道德信用和商业信誉基础之上，然后才能实现其商人的价值目标和商业的盈利目的。晋商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而自我修养、正身的追求，使得洁身自好成为风尚。若有人一旦失足，人格尊严闪失，遂为同行所不齿，乡里所卑，亲人所指，失去营生，再业无门，也无颜回故土。也正因为如此，明清晋商敬业心强，商业信誉卓著，事业发达，为世人刮目相看。

用单一的道德标准品评人，分出好人、坏人，并不一定公平和正确。人或诚实或虚伪，一时之间，很难分辨。但随着时日的增长，两者分界逐渐明显，一个人是诚实还是虚伪，其日常的言行举止，总会有所表现。所以说，生意人应当爱惜自己的人品，虽然人品不能当饭吃，但人品是立身之本，对事业的成败影响颇大。一个商人无论多么才华横溢，只要品德上有缺陷，终究成不了大器，如果走“歪门邪道”赚钱，迟早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