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一般人来说，有生儿育女的需求是正常的，生育需求并不等于生殖崇拜。但是，如果把生殖需求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例如把生殖和鬼神联系起来，那么就是生殖崇拜或是生殖崇拜的残余影响了。追求生育，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有许多人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为了家庭快乐，有些是为了老来有靠；也有一些女子追求生育，是为了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富贵之家，有的妻妾无子或丧子，或所生子体弱多病、品种不佳，所以妻妾们有时就去“借种”，生了孩子以后，其地位马上今非昔比了。
这种情况在古书上多有记载，如宋人《苇航纪谈》记载，南宋宁宗嘉泰年间，内臣李大谦在杭州九里松玉泉寺侧建功德寺，有个受雇的漆匠张某，有天晚上在外洗澡回家，路上遇到一个老妪，老妪说要引他去个好地方，左拐右绕到了一个屋中，进来一尼姑，又提着灯笼引他曲曲折折地来到一间华丽的屋中，陈设十分气派，张某惊住了，也不敢多问。尼姑领进一个美丽华贵的妇女来，共进晚餐，那妇人一言不发，尼姑倒是频频夹菜劝酒。酒足饭饱后尼姑把灯烛携带出房，把门锁上，这漆匠就和那妇女发生了性关系，在全过程中这妇女仍不说话。事毕之后，尼姑则把张某送走，左弯右绕了好久，才到了当初遇到那老妪的地方。张某以后和人谈起这番艳遇，以为是遇到了鬼，别人却说这是“固宠借种”。
宋人王明清在《投辖录》中说：神宗、哲宗时拥护王安石变法的尚书左仆射章年轻时也曾有过类似的被“借种”的遭遇，但来就枕的女子有好几个，章差点没有累死，后来还是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子偷偷地放他出去，才捡回一条命。
这种“借种”的事多发生在富贵人家的妻妾之间，这是有原因的。有的是空房难守，为满足性欲而饥不择食，但这不叫“借种”。“借种”主要是因为缺少子嗣。
在古代有关生育的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事例中，既反映出生殖崇拜的观念，也反映出女子作为生育工具的可怜的地位。
生殖器崇拜（1）
生殖器崇拜也是性崇拜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原始初民来说，对生殖器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原始初民们早就发现，男女两性在外表上的最大差别主要在生殖器上，其次是在发育后的女性乳房上。他们最初只认识到通过性交即男女生殖器的接触可以获得极大的愉快，以后认识到了性交与生育的联系，只有通过性交才能繁衍后代，因此更加认为生殖器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了。那时，人们还不懂得人体生殖器官的实际构造与功能，认为长在人身上的阴茎和阴户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人的东西，它们控制和决定着人的性行为，它们和天地万物一样都有灵魂，都有人所无法抗御的魔力，顺从它们就有性的欢乐，就能繁衍后代，违抗它们就会伤害身体，受到惩罚，这样，生殖器崇拜就产生了。
“性器者，万物孳生之源也”。在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中，常用“阴”、“根”泛指男女的生殖器，如男阴、女阴、男根、女根。“阴”有时专指女性生殖器，而“根”则有祖先、本源的意义，对男性生殖器多称“男根”，这就明显地具有崇拜的含义了。
和生殖崇拜、性交崇拜相同的是，生殖器崇拜也有许多文化遗物可以说明。英国杰出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遗留物研究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他把许多原始文化现象都归结为遗留物的范畴；他认为不论遗留物本身怎样的微不足道，而遗留物的研究必定有助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发现。有关生殖器崇拜的文化遗留物大致包括这几个方面：
岩画从岩画这一原始人类生活的形象记录中，可以发现生殖器崇拜的许多痕迹。例如在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和内蒙桌子山岩画中都可以看到许多男女生殖器的图形，十分形象逼真。在一幅内蒙桌子山岩画中，一个蛙形的女性和男性生殖器连在一起，这就把生殖器、性交与生育连在一起了，因为蛙是生殖崇拜的象征。
有许多岩画并不是专门表现生殖器的，它们表现跳舞、打猎、放牧和战斗等等，而在这些动作者身上都有一个明显的、硕大的男性生殖器，因为这是阳刚有力的象征。
为什么在这些密切结合生活的岩画中，较少表现人体上的女性生殖器？这可能是因为放牧、打猎、战斗等都是男子的事，也可能是在这些岩画出现的时代，人们已经过渡到重视男性甚于重视女性的时代。在学术界，曾经发生过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和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孰先孰后问题的争论，有人认为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在先，因为原始初民最早发现婴儿从女阴中出来，真是不可思议；同时，女性生殖器崇拜不仅源自妇女分娩时的直观，而且源自当时的社会发展，母系社会中女性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也有人认为，对男女生殖器的崇拜是同时出现的，把两者分割出来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人们以后发现了怀孕、分娩是男女生殖器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男性在社会发展中地位的加强，都推动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发展。这正如魏勒在他所著的《性崇拜》一书中所写的：
在很早的时代，人们便注意到，如果男子不同女子交配，女子就不会生孩子。于是人们断定，男子对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享有完全的荣誉。这种观点来自阿那克萨多拉（前450年）的理论。阿那克萨多拉认为，胎儿完全是由父亲的种子形成的，母亲只为它的发育提供了一个场所，就像一个植物的种子植入大地后可以生长一样。这种认为男人“给妻子以孩子”的理论至今仍为某些人所主张，习惯用语“他使她有了孩子”就表明了这一点。在《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三十章中的拉结就是有这种观念的人：“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去。”[5]
崇拜物古人用石头、陶器等制成类似男女生殖器一类的东西而加以顶礼膜拜。
从女性生殖器崇拜来看，1974年在青海柳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件人像彩陶壶，上面绘塑了一个女像，全身袒露，乳房丰满，用黑彩绘成乳头，捏塑成夸张的女阴，又用黑彩勾勒成轮廓。在河南省淮阳县流行的“泥泥狗”，也是重彩勾绘，女阴特别夸大而突出，这都具有女阴崇拜的含义。
在女阴崇拜物方面，“阿白”是十分著名的。在云南剑川县有个石钟山，山上有剑川石窟，这是从南诏到大理国时期几百年间逐步开凿而成的，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石窟中全是石雕的佛像，奇怪的是，在第八窟中有个一米多高的女阴石雕和许多佛像并列在一起，当地的白族人称它为“阿白”，又称“白乃”，意思是婴儿的出生处，即女性的生殖器。把女阴石雕和佛像并列在一起，毫无亵渎神明的意思，因为当时人们也认为女阴是十分神圣的。
在福建漳州以南一百多公里的东山岛的大海边，至今还有一个巨大的石女阴，刻有阴核、阴毛、阴唇、阴道，十分写实，惟妙惟肖。现在仍有些岛民对这个石女阴供奉敬拜，常有人攀上去抚摸，所以石面被磨得十分光滑，磨得最光滑的是长圆形的阴道口。在阴道穴内还有一些小石子，这是求子者故意投掷进去的，根据当地的传统民俗，人们认为这具有一种巫术和预验的效用，求子者须将石子投进小穴，才能生子。
从男性生殖器崇拜来看，古代有许多石制或陶制的男根作为崇拜物，被称为“石祖”、“陶祖”。这些男根崇拜物大都很小，只有几寸长，大致和男性阴茎的大小相仿；但也有很大的，如绍兴大禹陵中距今四千多年的“窆石”（实际上是石祖）就有一人多高。这些男根崇拜物大都制作得相当朴拙简单，但是逼真而生动，例如1988年在陕西宝鸡西郊福临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石祖、陶祖各一件。石祖长约十三厘米，男子阴茎状，系用青石稍加工而成；陶祖长五厘米多，前端有小孔，形如尿道口，系捏塑而成，根部和两个睾丸粘接在红色陶钵的内侧。这一类的男根崇拜物在河南、甘肃、湖北、湖南、山东、山西、云南、广西、新疆、江苏、浙江、陕西等地都有发现。
在汉人东方朔的《神异经》里，有这样的神话记述：
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
生殖器崇拜（2）
从“男露其势，女露其牝”的描述来看，依稀可见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影子。
象征物生殖器崇拜物是直露的，此外还有许多象征物暗喻与影射男女生殖器，也具有崇拜的含义。在这方面，全世界有共同性，它充分表现出原始初民丰富的联想。
弗洛伊德认为，凡是长形的、会膨胀的、具有动力和穿透力的物体，都可能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如果加以分类，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种。
自然景观及人为景观包括石柱、树干、摩天大楼、烟囱、塔、旗杆等。
动植物包括鳗鱼、萝卜、茄子、香蕉、蛇、兔、犀牛、鸟等。
服饰包括帽子、领带、拐杖、雨伞、口红等。
武器及器械包括刀、剑、枪矛、弓箭、鞭子、加农炮、来复枪、匕首、太空火箭、犁、锤子、除草机等。
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蜡烛、笔、钥匙、香烟、雪茄、香槟酒、冰棒、棍棒、水管、帚柄、吉他、跑车等。
弗洛伊德的联想实在太广泛了，当代人恐怕也不太可能把以上列举的这些东西都和男性生殖器联系起来，更不要说是原始初民了。但是，从原始性文化看来，总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中国古代，以石柱或类似石柱等物象征男性生殖器而加以崇拜，是十分普遍的。古代南方民族（例如巴濮荆越一带）流行一种“柯”崇拜，“柯”就是指各种形似男根的柱状物。《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的时候，每到一处，就要“随山刊木”，祭奠高山大川。《神异经》说：昆仑山上有一根高耸入云的铜柱，人称“天柱”，朝它顶礼膜拜。《华阳国志》说：古蜀国开明王朝时候开始建立宗庙，每个国王死后都要立一块三丈长的大石为墓志，现在称作“石笋”。所谓“刊木”、“铜柱”、“石笋”以及“华表”等，同“柯”一样，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物，或由此演变而来的。现在四川还有许多这样的东西，竖立在山上或田间，人们俗称为“尾子”。
与石柱相类似的还有塔，中国和世界许多民族、地区，都认为塔是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象征。魏勒在《性崇拜》一书中指出：
我们的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塔和尖顶，全都无意识地保留了原始的男性生殖器石柱的直立形式。圣路易斯的圣维森特教堂的塔，最初是相当逼真的男性生殖器形状，但在1896年的飓风摧毁了过去的尖顶之后，新的尖顶不再能显示出所有尖顶最初的动机。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没有男性生殖器形状的石柱或塔。
以上魏勒最后一句结论是十分肯定和正确的。中国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云南大理，有著名的“大理三塔”，它由一座大塔和左右对称的两座小塔构成，造型别致，是著名的名胜古迹。对这“大理三塔”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最主要的一种说法是，这一大二小的三塔象征一个阴茎、两个睾丸，即所谓“三位一体”。
再如，在四川岷江边上躺着一个乐山大睡佛，绵亘起伏，从岷江对岸望去，这个睡佛头右脚左，静静地躺着，那尊闻名于世的七十多米高的乐山石佛正好在那大睡佛的心脏部位，而在大睡佛的下身则耸立着一座灵宝塔，它的位置正好是这大睡佛的生殖器部位，高高耸起，古人选择这个地点建塔，含义是明显的。
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认为宝塔是压邪的。托塔天王所托的塔的威力，“宝塔镇河妖”的说法，都表明了这一点。可是，塔为什么能压邪呢？如果追根刨底地研究，这是因为塔是男根崇拜的象征，塔的威力来自男性生殖器的威力。还有，为什么在古代塔中往往要存放“舍利”（得道高僧火化后的残骸）？这也是因为塔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意味着“生生不已”，葬在塔内得以永生。
男根还有其他许多象征物，而鸟纹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它首先见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此外，在河南、浙江、甘肃、青海、陕西的许多考古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同时还出土了许多鸟形的器物，这都和男性生殖器崇拜有密切关系。有些考古专家认为，以鸟象征男根，是因为鸟头与阴茎相似；鸟生卵，男根也有卵（睾丸）；鸟蛋白与精液相似；等等。
郭沫若在论说“玄鸟生商”的神话时认为[6]：
“玄鸟旧说以为燕子”，“玄鸟就是凤凰”，但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
对此，直到今日还有许多说法可以证明，如我国北方有些人的口头语都带个“鸟”字，正像《水浒传》中的李逵一样。在民间，有不少人称阴茎为“鸡巴”、“鸡鸡”、“雀雀”等，都有这方面的含义。
原始初民把鸟和生殖连接起来，认为生儿育女乃是男卵之精进入女腹孕育孵化的结果，从而认识到了男根的生殖机能，也就是领悟到“种的作用”，这样就把生殖与男女生殖器相结合的性交联系起来了，这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个带有飞跃性质的发展。
男根的象征物还有蛇、龟、蜥蜴、葫芦等。蛇、龟酷似男根，所以人们还把男性生殖器的顶端称为“龟头”。葫芦（还包括瓜瓠）由于形圆多子，人们有时以此象征女性的子宫，但有一种葫芦呈圆柱形，顶端又酷似龟头，人们也以此象征男根。
关于女阴的象征物，原始初民们最初崇拜一些有孔的东西如陶环、石环等，因为这和女子的阴门十分相似。据考证，中国古代流行的玉璧也是女阴的象征物。辽宁省喀左县曾出土了一个带有羊头的陶环，陶环象征女阴，羊有吉祥之意，这就是指女阴为吉祥物，与以后的造字“女子”为“好”一样。
生殖器崇拜（3）
古代有些礼器，都是生殖器的象征物。例如多数学者认为玉琮是女阴的象征，代表女性的祖先。琮的形状外方内圆，呈长条状，大约有七八厘米至二三十厘米高不等，有些琮的表面还有《易经》的坤卦文。琮和女阴的关系，除了器形本身的圆孔、圆通道给人带来的联想外，还因为琮是祭地的礼器（古人有“天圆地方”的概念，所以琮呈外方内圆），中国人一向把大地比喻为母亲，琮的形制很容易让人想到地母的子宫为人死魂归之所。
除了祭地之外，琮也是古代皇后所持的瑞器，皇帝执圭，皇后执琮，圭状如男根，琮状如女阴。圭是中国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礼器，在周代的墓葬中常有发现。《书·禹贡》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圭有大小之分，表明持有者权位的大小。圭以后又发展成不少种类：天子用“大圭”见天地、祖宗，用“”见诸侯、大夫；诸侯用“荼”见天子；大夫用“笏”见天子。以后，又把这不同种类统称为“笏”，在汉朝以后逐渐演变为大臣上朝专用的手版。“如意”也和“笏”一样，都由男根演变而来，以后都成为礼仪用品了。
以玉璧、陶环、石环、玉琮等作为女阴的象征物，这只是一种最肤浅的表面认识，只是一种形状的类比。以后，又十分流行以鱼作为女阴的象征物，一方面，鱼形特别是双鱼和女阴十分相似，双鱼宛如女子的两片大阴唇，中间还有个孔；另一方面，鱼产子多，繁殖力强，原始初民以此寄托人丁兴旺的美好希望。同时，这种崇拜物的出现也是和原始社会渔业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
以鱼、双鱼作为女阴的崇拜物，为我国大量出土文物所证明，许多文物都有鱼形图案和花纹，年代比较久远的，例如西安半坡出土的大量陶器，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墓葬出土的两枚绿松石鱼形坠，浙江省余杭县反山墓葬出土的白玉鱼等等；年代较近的如金代流行的双鱼铜镜、宋代的双鱼纹陶罐、清代的双鱼瓷瓶、双鱼木雕挂件等，说明这种以双鱼作为女阴崇拜物的风俗，从原始时代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的末期，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特别是古人以双鱼木雕挂在门上，或以双鱼作为檐饰，这在现代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仍可见到，据说还有辟邪的作用。双鱼的图案有时在明清时代的年画、办喜事所用的铜烛台上也能见到，不过，这可能又有“吉庆有余（鱼）”的含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以鱼形象征女阴，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物，在古印度的许多圣所里也有不少象征女阴的鱼形图案。在中东，有些民族如果母马或母骆驼死了，人们就把它的阴门割下来，钉在门板上以辟邪，或是为了“带来好运”，这和中国古代的双鱼门饰是何等相似。
除了以鱼特别是双鱼图形象征女阴外，贝壳图形（贝纹）也具有同样的含义：贝壳可以张开，可以夹住，其中还有个小小的肉体，更使人产生女阴的联想。这种贝壳图形在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所出土的陶器上都不难发现。与此相类似的是，无论是国内外，都把橄榄形的器物象征女阴，这也就是全世界基督教教堂门窗形状的由来，这不是什么“猥亵”，而是神圣，因为这是“生命之门”。
在中国古代，还盛行以花作为女阴的象征。据考证，佛像所踩的莲花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在佛经上，“莲花部”是指女阴，“金刚部”是指男根。但是佛像代代相传，人们只记得莲花意味着圣洁，“出污泥而不染”，反而把它的本源意义忘记了。以花比喻女阴，在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例如，把阴道称为“花径”，把和处女性交称为“开苞”，把因处女膜破裂而流的血称为“落红”，把强而深的性交动作称为“直捣花心”。“玉树后庭花”本为一曲牌名，后又指男女性交等等。
生殖器崇拜（4）
风俗习惯生殖器崇拜不仅可以从一些遗留的文物或文字考古中考证与发现，而且可以从千万年来流传下来的一些风俗习惯中得到证明。
例如，在皖南的宣城地区，田地里竖有一个和尚的石像，他的生殖器大得出奇，当地人经过这里，总要触摸瞻拜，以求逢凶化吉。清代初年钮的《觚剩》云：北京元夜，妇女连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阳门下摸钉乃回，旧俗传为“走百病”，而钉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当时的相国陈之遴的夫人徐灿所作的词有“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纤手摩挲怯”，指的就是摸钉这件事。
清人袁枚在《子不语》卷二十四《牛卑山守岁》中说：
广西柳州有牛卑山，形如女阴，粤人呼“阴”为“卑”，因号“牛卑山”。每除夕，必男妇十人，守之待旦；或懈于防范，被人戏以竹木杆抵之，则是年邑中妇女无不淫奔。有邑令某恶之，命里保将土块填塞，是年其邑妇女，小便梗塞不能前后溲，致有伤命者。
清代清凉道人在《听雨轩笔记》中还记述了这么一件事：
广西……自梧州之南宁，挂帆西上，路过砧板塘，遥见塘之南岸，有奇石数峰……石之高者六七尺，低者三四尺，悉肖妇形……石前二丈许，有涧一条横其前，自南迤北，而涧口临江处，则一巨石蔽之，高与岸等……中通一缝，酷似女人之私，涧水自缝中出，而入于江，其上小屋数间，俯临涧口。舟人曰：此名留人洞，离此上里许，为相思村，涧水所自出也；人或塞其洞口，则阖村妇女皆腹胀而不能溲，故设此巡视之所，村民轮流守望，相沿旧矣。
民国初年，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情是：在惠阳淡水间向北约二十里左右，有个小布仔村，村民皆同姓，在路旁辟了一亩田，田中挖土为圳，成少妇阴形，纵二丈，广半之，大小阴唇和阴核一一具备，阴唇内禁止种稻植草，村民称之为“渴妈田”。“渴妈”就是性饥渴的女人之意。当地父老相传，村民祖先在此定居时，即有此田，村民只是每年按土型加以修筑而已。村民最怕元旦时有人践踏阴田，说踏之则阖村妇女必然淫荡不堪，要跟人走。所以每当旧历元旦，村中必派壮丁若干，挟械防范，不令人踏，犯者必加以痛击，但“渴妈田”平日倒是任人践踏，出入不禁的。
为什么大自然中的一块石头、一片田地会使附近居住的妇女产生生理上的变化？这种生理变化是由心理变化造成的，而这种心理就是生殖器崇拜。
清人俞蛟《临清纪略》记有一传说。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发生了以王伦为首的暴动，官兵守城，王伦的军队攻城。城上的官兵看到王伦军队中有个穿黄绫马褂的人，在距城墙仅几百步处坐着，口中念念有词，官兵用密集的炮轰他，可是铅丸打到离他的身体不远处就坠地了。官兵认为他有魔法，不知怎么做才好。这时，有个老兵急忙叫了一些妓女上城墙，裸露下身，以阴户对准这个人然后开炮，才几发就把这个人打倒了。
这种“露阴破敌”的事不仅中国有，日本的神话传说中也很多，《古事记》的“天之岩户”一节中记述了一个故事。高天原和苇原中国被恶神起哄捣乱，灾祸齐临，天空漆黑一片。天宇受卖命神以天香山的日影蔓束袖，以葛藤为发蔓，手持天香山竹叶，扣空桶于岩户之外，脚踏作响，状如神魂附体，同时袒露乳房，裳扣下垂，露出阴部，于是高天原震动，八百万神哄然大笑，恶神被驱，天照大神即出岩户，高天原和苇原中国自然明亮起来。
日本古代神话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女子被一群鬼怪追赶，她们乘船逃走，鬼怪穷追不放，两个女子走投无路，巧遇女神，女神教这两个女子露出阴部，自己先做示范，两个女子照着做，于是众鬼怪惧而散去。这种有关女阴魔力的传说和神话故事很多，并且广为流传于后世。
在中国有些古书上还记载了所谓“阴门阵”，即组织一大群妇女，裸露阴部以“破敌”，这真是太荒诞不经、太愚昧落后了。但是，不论这类记载是多么荒诞，有人这么说，还有那么多人相信，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千千万万年流传下来的生殖器崇拜的观念还有那么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些游客在湘西坐橡皮舟漂流，到了一个叫聚仙池的荒无人烟之处，会看到一群群赤裸身体的少数民族男子在河里洗澡，他们十分仔细、专注地搓洗生殖器，长达半个时辰。看到驶过的运煤、运沙、捕鱼及旅游的船只，马上直挺挺地站在岩石上，将生殖器袒露给经过的陌生人看，人们如果不理他们，他们就会生气地扔石头。他们自称是“哈乱族”，但并不包括在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内。据了解，这个少数民族的女子也有成群裸浴、长时间搓洗生殖器的习惯，只不过不下山来、不向人展示而已。有些人认为，这些男子向人露阴是“流氓行为”，其实这是生殖器崇拜、以此为荣的表现。
性交崇拜（1）
原始初民对性交是崇拜的，首先是因为性交能使人产生一种异乎寻常、难以形容、欲仙欲死的快乐，正如后来的《诗经·召南·草虫》所描写的“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认为其中一定有神力或魔力在。以后，又把性交与生育联系起来了，认识到只有性交才能使女子怀孕、分娩、产生一个新的生命，于是对性交更加崇拜了。
时至今日，许多人尽管在内心中对性十分感兴趣，可是在表面上对性还是采取了一种回避和掩盖的态度，认为性是污秽不洁之事，这种观念和远古、上古时期人们的性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原始社会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古人把性看得是十分神圣而自然的，对性交加以崇拜固然幼稚可笑，但把性看成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却是可取的。《战国策·秦策》载，楚围雍氏，韩令尚靳求救于秦，秦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时，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固不支焉。尽置其身于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这意思就是，过去她和丈夫性交，丈夫以大腿压在她的身上，她感到吃不消；而丈夫以全身压在她的身上，她就不感到重，这说明了一个物理学上“压强”的道理，并以此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这番话是在“庙堂”之上，一位堂堂的太后和外国使节讲的，后世有不少人对此难以理解。例如清代学者王士祯对此评论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何奇之有？古人把性交看成是神圣、庄严和自然的事，为什么不可以举例谈论？人们还应该感谢“国史之笔”记下了这一段精彩的事情，让后人了解古人的性观念。后代学者对此大为惊诧，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今度古、以己度人，缺乏历史观念而已。
恩格斯是十分反对这种对性的鄙视和掩盖态度的，他直言不讳地宣称：
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7]。
如果我们抛弃了认为性是“淫秽不洁”的观念，丢掉了恩格斯所说的“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就会对古代的许多性现象理解得多。
古书上记载了有些人在性交方面的“怪癖”，如《古今谭概》卷一载有汉人、唐人和明人的性事“怪癖”。
汉人陈伯敬每次要和妻子性交前，必先查看黄历，挑选吉日良辰，并再三地派遣丫环通报妻子，然后再到妻子房中去。
唐人薛昌绪每次打算和妻子相处，必先命女仆通知再三，而后才秉烛而至，谈谈天，吃吃茶点后告退。如果想和妻子性交，夜晚留宿妻子房中，也必先派女仆以书面请示：“薛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不知娘子可否慨允？”
明人陈献章每次要和妻子性交时，必先请示母亲：“献章求嗣，请示裁夺。”母亲说可，他才进房“行事”。这件事被他的朋友顾余庆知道后，大不以为然，斥责他说：“这是什么话？令堂是守寡的孀妇，怎么还用这种事来问她？”陈献章听了，默然而退。
袁枚《子不语》卷廿一载：清人李刚主研读正心诚意之学，并且把每天所做的事情全部忠实地记载在日记本上，不敢有丝毫隐瞒；如果这天和妻子性交了，必以楷书工整地在日记上写道：“某月某日与老妻敦伦一次。”
《笑林广记》中还有一则笑话说，有个儒生在洞房花烛夜要和新娘性交前，竟向新娘打躬作揖，说要行周公之礼，人皆笑其“迂阔”。
其实，这些事也并不怪，他们只是认为性交是神圣、庄严、求子嗣的大事，所以慎重对待，这可能是受了性交崇拜的影响，而被那些持性交“污秽不洁”观念的人所不容了。古人把夫妻性交称为“敦伦”，即敦合人之大伦；又称为“行周公之礼”，即认为夫妻性交是祖宗订下的老规矩，并不含什么“污秽不洁”之意。性交崇拜存在于人类对性交认识之始，后来盛行的性保守主义和性禁欲主义把它彻底否定了，现代社会应该予以“否定之否定”，抛弃性崇拜的迷信成分，而肯定其中对性交的尊重、自然的含义。
原始初民和古人的性交崇拜表现在岩画、文物、古书、宗教和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
岩画和“避火图”原始时代的岩画，有不少性交图形，它们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原始初民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种图形有时和其他生活图景结合在一起。这些岩画反映出古人对性交的重视和崇拜。
例如贺兰山岩画中，有一幅左边二人在性交，右边的一个人似有额手称庆的意思。另一幅，两人在性交，上下都有弧形图案，似有受神灵保佑之意，下方还有几个颗滴，似象征射精。
在阴山岩画上，有一幅性交和放牧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图案，这反映了原始初民在生产活动中，有时就在野外性交。
在精彩的新疆呼图壁岩画上，同样也有许多性交图形。如一幅是下方有两只虎，勃起的虎鞭和睾丸都很明显，三张满弓搭箭待发，表示狩猎的意义。上方则有两对男女的性交动作：左边的那一对，猴面人勃起的阴茎直插一个双腿曲分的女性的阴部，尤为生动；另一幅也具有同样的含义，图的中部有个四仰八叉的卧倒的女性，双腿大分，露出阴部，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阴茎勃起，直指这个女性的阴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男性腹中还有一个人面，说明通过性交，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是男子传递给女子的。
左江岩画上也有类似的性交图形。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一幅岩画则具有性交的象征意义。
以上这些有性交图形的原始岩画当然不叫“秘戏图”或“春宫画”。“秘戏图”和“春宫画”是后世出现的名称，而且要比原始岩画精致得多。可是，后世的有些“秘戏图”和“春宫画”也具有性交崇拜的含义。
一种是在古墓中发掘出来的，如乐浪出土的汉墓中玳瑁漆匣上的图案画、武梁石刻中的伏羲女娲交尾图、青州城北丰山下贝冢内的蛤壳春画等，都有镇邪的作用，古称“厌胜”，这是因为性交有巨大威力，鬼怪都要远而避之，这种观念和现代人相反，现代人认为性交图形为“邪”，而古人则以为是“正”，因为男女性交可以繁衍后代，生生不息，生能克死，正能压邪。近人邓之诚在《骨董琐记》中说：“汉时发冢凿砖，画壁皆作男女交状。”《绘苑》中还有一段话说：“关洛周齐之间，有人耘田，常掘出古瓷器、贝介之属，千形万变，并彩画男女秘戏。耆老相传，是五胡乱华之时，元魏、北齐惧其地有王气，埋之以为厌胜之具。”在嘉峪关的魏晋墓中，还发现有马交配的墓砖画，除了人畜繁衍兴旺之意外，可能也有镇魔压邪的含义。
性交崇拜（2）
压邪和祛灾，总是连在一起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避火图”是十分明显的。“避火图”一般的是一卷春宫画，有八幅至十二幅不等，里面是各式性交图形，有的图形还冠以戏文的名称，如“少华山”、“独占花魁”等。这些画或为绘制或为木刻，画风古朴，很有民间风味。人们把它卷起悬于房梁，认为可以“避火”。流行于清末民初的民间俗曲《剪靛花》中，有一首《母女顶嘴》，其中就有“绸缎被窝床上摆，床后暗藏避火图”的句子，不过这里所说的“避火图”是春宫画的代名词，不是供“避火”之用，而是供男女在床上助兴的。
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避火图”这一文化现象十分注意，菲力普劳森说过：“阴阳交媾象征着天地交泰、万物合和（而这也是《易经》中泰卦的解释），如此，自然不会出现类似火灾这种突变的异常灾害了。”[8]这样的解释似过于笼统，合理的解释应该还是鬼神惧避性交，所以房上悬“避火图”，火神就不敢来了。清朝末年，那位编纂整理《双景丛书》而对保存中国古代性文化立了功劳的叶德辉则有“火神害羞说”，他在珍藏的图书中，往往夹入一两张春宫图片（是在长江轮上兜售的那种粗俗不堪的春画）。其友陈子展问其原因，叶答以“避火”，并解释说：“火神原是个小姐，服侍她的丫环有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婢，因此她变得躁急易怒。她平时穿淡黄色，一发威时便穿红衣而引起火灾。但因出身闺阁，即在盛怒之时，看到这玩意儿（指春画），也不禁害羞起来，避了开去。”这也只能聊备一说了。
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护书”，是置于家中祛灾辟邪的，里面也都是春宫图，起着和“避火图”同样的作用。
性文物和象征物在古代保留至今的一些石刻、砖雕、青铜器、陶器上，也都可以看到初民的性交崇拜和对后世的影响。
在原始时代，人们以鸟象征男性生殖器，以鱼象征女性生殖器，于是“鸟衔鱼”的纹饰就成了性交的象征，这种纹饰常常出现在陶器上、砖雕上和岩画中。
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叫“玄武”的图案，常出现于瓦当或古建筑的其他部分。这种图案一直被认为是龟蛇合体的灵物，可是据考证，它其实是蛙蛇合体，象征性交和生殖。
文物中也有一些比较明显和裸露的，如四川彭山出土的石雕《对吻图》，就十分朴素、自然、生动地表现出男女的性爱动作。又如密宗的“大圣欢喜天”等男女合抱性交的塑像，表现出性交不仅有神力在，而且通过“双修”可以得道、成正果，这都是性交崇拜的遗迹。
风俗习惯古人许多有关性交的风俗习惯都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念有关。例如，提倡到田野去交合，认为这会使土地肥沃，同时，男女在性交时得天地之气，也有益于健康。这种“野合”之风影响十分久远。古人又认为，在风雨阴晦或雷电交加时不能性交，在野外的坟冢旁不能性交，因为“阴气”太重，将损害人的健康，如果致孕，则对后代十分不利。南朝梁武帝大同五年，因连年大旱，梁武帝问大臣是什么原因，大臣分析的原因之一是，国内旷男怨女太多，阴阳不调，所以感应于天了。于是皇帝以七事祷雨，其第六事就是“会男女，恤怨旷”，提倡男婚女嫁。古人深信性交可以辟邪。小说《封神榜》中描述，两军对阵，一方施用妖法，搞得天昏地暗；另一方则举起“万点梅花帐”以破这妖法。所谓“万点梅花帐”就是和许多处女性交时处女膜破裂所流的血染就的，于是威力无比了。这当然是神话，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性交时使用的“亵巾”或女子的月经带悬于房门上，认为有辟邪作用。
有些地区的苗族有一种蜡染床单，是供新婚夫妇用的，中央为一面铜鼓，周围有四组对鸟，在各组对鸟之间又各有一对蛇抱一个葫芦，在对鸟和蛇之间又各飞翔一只蝴蝶。据该族老人解释，蝴蝶是祖先，葫芦代表多产，而对鸟、对蛇则象征性交。
在我国沿海蚕农地区，每逢庙会时节，未婚男女要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以与异性相挤而感到荣光。不仅如此，“未婚的蚕农姑娘则非常希望有哪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小伙子去摸一摸乳房，俗称‘摸蚕花奶奶’。习俗认为未婚姑娘在轧蚕花时被随便哪一个小伙子摸了乳房，哪怕只是碰一碰，也就意味着她有资格当蚕娘了，而且，她家今年的蚕花也就一定兴旺。”[9] 这就是说，有了这种行为，表明“蚕花奶奶”已经成年，可以像哺育儿女一样去哺育蚕儿，促进蚕业丰收；而且，男子摸了她的乳房能刺激乳汁分泌，滋育蚕儿茁壮成长。摸乳房也是一种性行为，“摸蚕花奶奶”的风俗实际上是性交崇拜的延伸和变形。
古代的、原始的性风俗在少数民族地区保留较多，在中原地区也有存在，有些风俗一直保存到20世纪前期，到5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在电影《红高粱》里有这么一段情节：“俺奶奶”被迫嫁给一个麻风病患者，但她坚决不肯和他同房，三天后在回娘家的路上，在高粱地里被“俺爷爷”劫持了，她挣扎了几下也就同意了，这时，“俺爷爷”手脚麻利地除去一片高粱，留出一小块空地来，“俺奶奶”闭上眼睛，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等待性交，但“俺爷爷”却没有马上扑上去，而是在她的面前跪下来，朝她叩头，顶礼膜拜，然后再性交……这一段描述是当时（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西北某些地区民俗的真实反映，它表示性交的神圣和对性交的崇拜。
原始舞蹈
在性交崇拜的风俗习惯中，舞蹈是很突出的一种。舞蹈是用来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娱乐形式和宣泄途径。过去，人们认为舞蹈起源于劳动，这是对的，但是是不全面的。人有两大基本生活需要，一是物质生活、生产劳动，二是性的活动，这也是欢乐的两大源泉。许多舞蹈内容不仅表达了对劳动收获的欢乐，也明显地表现出对异性的追求，对两性感情的歌颂，对性交的欢愉，对子嗣生育和种族繁衍的强烈关心和祝愿。
近年来发现的大量岩画，为人们认识原始舞蹈，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资料。例如位于新疆天山深处的巨幅岩画，用各种舞蹈动作清晰地表现了性的主题：身材修长、形体秀美的女性，成排伫立，上身稳定，两臂上下扭翻，双脚轻轻蹬踏，动作轻松欢快，表现了妇女愉悦、欢畅的心情；男子的手部动作或如女性，两腿动作则相当激烈，身体作前仰后俯状。男子动作的特点，表现出向女性的求合；女性轻松、舒缓的动作节奏，则是一种愉快的应和。这是一曲优美的对男女性爱的颂歌。
内蒙古地区的史前岩画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内容。位于乌兰察布草原上的德里哈达小山顶上，有一幅男女对舞的岩画。画风淳朴，两人手臂相互搭肩，女性胸部画有两个圆点，象征乳房，臀有尾饰，尾下有一圆点；男性的尾饰更长，双腿劈开，阴茎向上勃起，两人正在兴奋地联臂共舞。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东地里哈日峰顶巨石上，雕刻了两个戴羽饰的人，他们相互手臂搭肩，男子臀下有尾饰和夸大了的生殖器，足尖相对而舞。
在四川凉山昭觉县博什瓦里岩画中，也发现一幅原始舞蹈的岩画。岩画上部刻有两个裸人，左为女，女阴突出，手舞足蹈；右为男，与女子对舞。这实际上是一种“交媾舞”。
到了现代，大量的民族学和民俗学资料表明，在许多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中，都仍残存着性舞蹈的成分。旧时，贵州省台江地区的舞蹈是一项保留节目，而许多舞蹈所表达的是以“性”为主题，逼真地模仿“兴奋—高潮—松弛”的全过程。
在贵州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形形色色的交媾舞。如麻江的习俗是人们在吃满月酒时，有一种迎外婆骑马仪式，用木棒、扫把、萝卜之类的东西夹于腿间，象征阴茎，并相互拥抱作性交状，狂欢跳舞，不避生人。如果有生人跑过，舞者即迎上去作手语：左手拇指和食指握成圆圈，右手食指反复插入，象征性交。
广西融水等地每年春节期间都要表演“芒蒿舞”。芒蒿，可以说是一种怪面人，表演者头戴一个用木板雕成怪样人的假面具，身穿用稻草编织的披衣，双脚用稻草灰涂黑，使人看了觉得狰狞可怖。这种舞规定要由单数即七个或九个男青年扮演，扮演者也只能演单次，不能演双次。一声鼓响，“芒蒿”们精神抖擞地冲出来，故意去撵那些穿节日盛装的男女青年，特别是追逐女青年，并对她们做性交的象征动作。
湘西有一种“摆手舞”，也有明显的性色彩。《永顺府志·岁时》记载说，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七日，男女齐集，鸣锣击鼓，唱歌跳舞，名曰“摆手”。跳舞者——毛古斯穿树叶衣、戴草帽，腰上捆一根草扎“粗鲁棒”，象征男性生殖器。跳舞时，双手捧着“粗鲁棒”，或左右摇摆，或前后跳跃，不断地高呼“嗬嗬嗬”、“嘿嘿嘿”，此外还有狩猎、农耕和采集动作，这种舞蹈的性色彩是很浓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