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西南部红河州有一种“若独独色色舞”，也是一种交媾舞。人们以树叶、棕片遮身，展示男女嬉戏、追逐、性交的过程。黄昏后，夜幕渐渐降临，青年男女便公开搂抱在一起，三三两两地进入山林。在这里，跳舞是野合的前奏，而野合则是跳舞的归宿。
在广西灵山县一带，仍保留着一种名叫“跳岭头”的舞蹈。舞者为两男，一人持纸糊或竹制的男根，一人持纸糊或竹制的女阴。舞蹈中，持男根者一次次冲向持女阴者，另有人同时将水泼向后者所持女阴。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一些有性交崇拜含义的仪式往往和祭祀祖先、庆祝丰收、祈求人丁兴旺结合在一起。例如有些苗族地区，在鼓社（相当于宗族）的石窟里，供奉着“央公”、“央母”这一对祖妣神的木雕像和泥塑的生殖器；在“央公”、“央母”两旁还放了一对酒糟桶，桶内盛放酒糟，象征繁殖人类的精液。鼓社节的祭祖仪式是最隆重的典礼，性交崇拜则是整个典礼的最高潮，人们要把一根碗口般粗大、根须发达的杉树或枫树装饰成男性生殖器模样，由画着花脸的“告端”（代表男祖先）扶置于小腹处，象征性地向年轻妇女追逐，被追逐者必须含羞地表示接受。在有的地区，这种活动的形式则是一个人背着一个有明显的女性生殖器的“央母”木雕，在前面跳跃；另一个人手持有明显的男性生殖器的“央公”木雕，在后面跳跃，并随着鼓声将“央公”不断地迎向“央母”，作性交状。
云南奕车人，每逢重大节日就举行聚会，这时，孩子们可以用树枝戳姑娘们的大腿和屁股；成年男子则用木、竹等物做成假阳具悬挂腰间，并且戴上面具，跳舞狂欢，跳舞时扭动腰肢，摆动臀部，作性交状。在跳舞场地上还放着筐、篓、缸等物，口朝上，象征女阴，这些男子则将假阳具不断地迎凑上去，进一步地作性交状，而许多姑娘、老人、孩子则围住他们，笑吟吟地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些性交崇拜的动作。
南方还有些少数民族在过重大节日前要上山去找“母石头”，即一块天然的、中间有孔的石头，在过节时用一根木棒去捅这个孔，以模拟性交。
旧时，汉族地区也有类似的舞蹈。
河南东南部的淮阳，民间风俗爱好跳祭祖（伏羲、女娲）舞，名叫“担花篮”。舞者穿镶边的黑衣服，以黑纱包头，后垂于地，肩上担着龙凤小花篮。表演时，队形呈“剪子服”，一人在前，两人随后穿插而过时，要背靠背，使背后下垂的黑纱相互交合，象征伏羲、女娲的交尾状。有意思的是，这种舞蹈只能由妇女跳，传女不传男，这可能是母系社会的残余。
以舞蹈来象征性交，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例如，北美洲印第安人有一种“水牛舞”，男舞者腰间带有一个雄伟的假阳具，经过一番动作后，在场的女人就一拥而上，把它扯下来，扛着游行。巴西的印第安人通常裸体，只是在舞蹈时穿衣服，但是也还要把人造的性器模型挂在衣服上。美国的霍比人在新火典礼时，用钻木取火的原始方法，取出圣火，并拿着性器模型，表演性交动作。古代叙利亚人有子宫节，过这个节日时女子要裸体，男人尾随以木棍触她们的腿，吻她们的腿甚至阴部，男女混杂，狂舞不已。
有些现代人可能认为这种原始舞蹈“淫秽下流”，其实，这是一种最原始、朴素的感情的流露，对性交欢乐的享受，对繁衍后代的渴望，原始人和现代人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以上种种性交崇拜的风俗。“起初，性崇拜在意图上是纯洁的，完全不具有我们的宗教所具有的不纯洁或诲淫的观念。原始人实行的这些礼仪在我们现在看来无异于下流，但他们实行时却没有任何不纯洁和不虔诚的念头。”[10]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而是以现代的眼光苛求于古人，那就是我们自身的愚昧了。
第三部分：充满象征义的性器物
性在人类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中，有些器物有性内容或带有不少性的痕迹，现在研究这些器物对了解古人的性观念、性兴趣，破除性神秘感有很大启示。
充满象征义的性器物
性在人类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中，有些器物有性内容或带有不少性的痕迹，现在研究这些器物对了解古人的性观念、性兴趣，破除性神秘感有很大启示。
这些带有性内容的器物主要有以下四个功能：一是辟邪，古人认为性能辟邪，使全家吉祥平安；二是欣赏，从中获得某些乐趣；三是教育，利用它来对子女进行性的启蒙教育；四是使用，性器物也有某些特殊用途。
一、“外藏内露”
中国古人的性格比较含蓄、内向、蕴藉、不外露，性文化的特点也是如此。和西方相比，远不如西方那样直露、粗犷、狂放。在遗留至今的五六千年的性文物中，虽然也有赤裸裸的性交雕塑和图画，但多数性文物是象征性的、隐喻性的，即使是赤裸裸的性交图形，也是态度安详、体态优雅，和西方或日本的性器物相比，远不如它们直露、粗犷，甚至于有些野蛮、穷凶极恶。
在这方面，可以用“外藏内露”一词来概括许多中国古代性器物的特点。例如有些茶杯，表面图案一般，但是把杯子翻过来，在底部却赫然发现性爱图形。有的盖碗杯外部是一般图案，而在内壁却是性爱图形，这多数用于妓院内部，客人饮茶时发现杯内还有这玩意儿，于是出现一阵惊喜。妓院中还常使用一种暖酒杯，暖罐的图案多为一般的花鸟或山水，而盛酒的杯上却画着性爱图形。
有一种纸扇，充分展开时它是一幅普通的瓜果图或人物图，可是如果稍加折叠或反方向展开，它就变成一幅春宫图，观乎此，真不能不感叹古人的巧妙。有一尊弥陀佛的雕像，看来和性没有多大关系，可是把它翻过来，底部却是性爱雕刻，这是不是亵渎菩萨了？不是，因为古人认为生殖器和性都是神圣的，正如佛像和菩萨是神圣的一样，所以在云南石钟山石窟中把女阴的象征物“阿白”和许多佛像供奉在一起。
还有些器物极具巧思。例如有一种瓷塑叫“儿拉爹”，一个男人在被中压在一个女人身上，被子上面爬着一个孩子揪住爸爸的辫子，往外拉，好像在说；“你为什么压在妈妈身上？为什么要欺负妈妈？”可是翻开这个瓷塑的底部一看，却是男女裸露的下身在性交。人们看了就会莞尔而笑这个孩子的憨直无知了。还有一种银片的含义与此差不多，正面是一床被子，一个小孩从被子的一头朝妈妈爬过来，只在被外露着一个头的妈妈挥扇驱儿，为什么呢？把这银片翻过来就发现被窝里还躲着一个赤裸着身子的男人。我们称这个银片为“母赶子”，这个不知趣的孩子在干扰母亲的好事呢！
还有一种瓷帽挂，正面为一条鱼，鱼尾翘起，挂帽子，似乎没有什么性含义，但是翻过来一看，背面却是男女性交的浮雕。像这一类的器物在中国古代很多。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外藏内露”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古人虽然对性有浓厚兴趣，但是总认为这是一件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所以对之比较隐蔽。例如春宫画，它多数被裱成一个小画卷或内页，一般不赤裸裸地露在外面或是画得像中堂那么大。再说，藏而不露或半掩半露也更有意境，更有回味。的确，这也是中国古人高明之处。
钱币中的性象征
在中国古代，有些钱币和性也有密切关系。在这些钱币上，多镌有呈不同体位的男女性交图形，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用途。
真货币一种是真正的货币，可以通用，一面镌有铸造的年份，另一面镌有性爱图形，如“常平五铢”、“天启通宝”，都标明了这种铜钱所代表的价值。还有一些钱币只镌有年号（背面则是性爱浮雕），而不标明其价值，这只是纪念币，是在铸造某种钱币开始时铸造的，供收藏用。为什么要出现性爱图形呢？古人认为性交是吉利的，表示“开炉大吉”吧！
花钱还有一种货币则是“花钱”了。“花钱”并不是真正的货币，只是辟邪物和吉祥物。最典型的则是明代的一种铜钱，一面镌有“夫妻和谐”、“风花雪月”字样，还有性爱浮雕；另一面则有“松柏长青”、“福如东海”字样。这说明古人崇尚性交，性交是大吉大利的。“福如东海”表示快乐有福，“松柏长青”表示寿长，“夫妻和谐”、“风花雪月”则表示美满。
妓院用币古代的妓院中常用一些钱币，那就有特殊的用途了。从五代到民国初年，妓院常用一种铜钱作“筹码”用。一面有“风花雪月”几个字，具有性的含义；另一面则是四对男女不同体位的性交。它的用途是：嫖客进入妓院付钱后，妓院即付他一枚此币，凭此币可嫖一女，完事后即以此币付女，女可向妓院领取接过一个客人的报酬。这种“筹码”是由各个不同的妓院自行制作的，样式大致相同，但是大小和质地不完全一样，高级妓院制作此币还有镏金的。由于这种钱多在妓院使用，所以又称“堂子钱”或“春钱”。
妓院中还有一种钱币起了“代价券”的作用。古代妓女多为被迫而操淫业，不少人想跳出火坑，一有钱做路费就要逃走，所以妓院严格控制她们积累和使用现金。那么妓女的日常花销怎么办呢？就用这种“代价券”。“代价券”为铜制，呈花瓶或扇面等不同的形状，上面镌有妓女（使用者）的姓名和这枚货币代表多少钱，如“钱二百文”。妓女平时买零食，买花粉，或付车钱，就可用这种“代价券”，小贩、车夫收取后可持之向妓院兑换现款。当然，“代价券”本身还有个信誉问题，如果兑不了现怎么办？所以只有大的有名的妓院才用，人们才认可它。从这种“代价券”也可以了解古代妓院控制妓女的方法。
邓通半两古代有些钱币本身确是供市场流通使用，但是其中包含着和性爱有关的故事，例如“邓通半两”就是如此。邓通是汉文帝的男宠，文帝对他宠爱得无以复加。邓通二十二岁时就被授予“三公”之职，掌握国家行政、军事、财政大权，朝野无不为之侧目。有一次，有个命相大师入宫占卜，文帝叫他给邓通算命，此人叩首曰：“臣不敢言。”文帝说：“但言无妨。”命相大师说：“此君当冻饿而死。”文帝听了很不高兴，说；“天下归朕，邓通要什么朕给他什么，怎么会冻饿而死？”于是赐邓通一座铜矿，给他以铸币权，这等于是把国家银行送给了他，要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了。但是文帝死后，景帝即位，对邓通非常看不惯，抄了他的家，罢了他的官，把他关起来，最后冻饿而死。邓通铸造的钱是“汉半两”，但和一般的“汉半两”有不同之处，这种钱包含着古代的一个同性恋故事。
意蕴深藏的性启蒙（1）
中国古代很重视性教育，这是丝毫不保守落后的。这是因为，性有三大功能，即快乐的功能、健康的功能和生育功能，而古人是十分重视性的生育功能的，因为他们把繁衍后代看成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结婚的目的也是为了“广继嗣，事宗庙”，生孩子必须通过性交进行，所以必须对性交加以指导，这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在中国历史上，对性教育有正式记载的始于汉代。
东汉建初四年（79年），朝廷组织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会，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个会议的记录以后由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这是当时官方对经学的标准答案，对后世影响很大。可是，就是这么一部官方的极为“正统”的书，却对性问题予以很高的重视，甚至讨论了应该和未满五十岁的妾性交几次这样的细节。《白虎通》还有一节专门讨论“辟雍”。“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艺，如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骑马、驾车等，在课程中居然还有性教育。
贵族子弟从十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十五岁时进入郊外的“辟雍”，换言之，他们从十岁“出就外傅”至二十岁行冠礼表示成年，中间要有十年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那么，为什么性教育要在学校进行而不能在家中进行呢？从《白虎通》看来，这个问题在那次御前会议上也被提出来了。《白虎通》记录下来的解释是：你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亵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妻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
以上这段话里所说的“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妻变化之事”，这就是性教育，在东汉就把这个内容作为贵族子弟学校的必修课了，可见那时人们的性观念（包括统治阶级的观念）还是相当开明，对研究性问题相当重视，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性教育不能父子相授，则未必。
那时的贵族子弟，十五岁进“辟雍”，二十岁毕业，这中间有性教育，似乎可以和今日的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相媲美，不过前者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后者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如此而已。
“嫁妆画”和“压箱底”在中国古代，广大民众有没有性教育呢？当然有，不过没有那么系统、全面，而多用“形象化教具”，进行“暗示引导”的教育方式。“嫁妆画”和“压箱底”就是其中主要的两种。
“嫁妆画”实际上是一卷（约有八张至十二张）不同性交方式的春宫画，因为社会大量需要，所以多用木版印制，乡土味、民间色彩很浓。在女儿出嫁前，父母往往购买一两卷“嫁妆画”，放在嫁妆之内，随女儿带到夫家去。到了新婚之夜，小两口（他们往往对性是很无知的）就把“嫁妆画”铺在床上，“照猫画虎”地做。
关于“嫁妆画”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其实物在民国初年还有不少发现，可见此物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期。东汉有个文学家张衡曾写过《同声歌》，以女性第一人称描写男女在新婚之夜的心情，后世对此诗评价很高，认为它“丽而不淫”，“寄兴高远”，“以喻臣子之事君也”，等等。诗云：
邂逅承际会，得良充后房，
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
绸缪主中馈，奉礼助尝。
思为莞席，在下蔽遥床，
愿为罗食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芬以狄香，
重户结金肩，高下华灯光。
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帐，
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先，天老教轩皇。
乐真斯夜乐，液齿焉可忘！
这首长诗的前面大部分都是一些铺垫，而“衣解金粉御”句以下，则进入夫妻第一次的性生活正题了，它的意思是：把首饰都卸下来，把衣服脱了，把“嫁妆画”铺开在枕帐之间，这时，要拜素女（传说中精通房中术的女子）为师，欣赏这夺人心魄的人体姿态之美。现在，我们要做这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事，正像天老教轩皇一样（“轩皇”指黄帝，黄帝曾向一些有学问的老者学习如何性交）。人生的快乐莫过于今夜的快乐了，这种快乐即使到老得掉牙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呢！
可以看到，这首长诗不仅叙述了“嫁妆画”，而且把新婚的性生活写得多么蕴藉，多么深远！
除了“嫁妆画”以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性教育工具是“压箱底”。它是一种瓷器，有的比拳头还小一些，外表多作水果状，有盖，内藏一对呈交合状的男女。平时，人们把它放在箱底以辟邪，到了女儿出嫁前，母亲把“压箱底”取出来，揭开盖以示女，让她体会“夫妻之道”。
意蕴深藏的性启蒙（2）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性教育一般都在母女之间进行，这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使母子、父女之间不能谈这种事，而“严父”和儿子谈性问题又是亵渎，所以只有母女相传了。所以对结婚的小夫妻来说，妻子的性知识往往比丈夫多，而且女性比男性发育得早，妻子的年龄又往往比丈夫大几岁，所以过夫妻性生活往往是妻子教丈夫。
其他性教育方法类似“嫁妆画”、“压箱底”这样的“形象化教具”在宫中也有，这就是所供奉的密宗欢喜佛。密宗提倡“男女双身”、“男女双修”，欢喜佛也多作男女交合状。
在明代、清代，宫中多供奉欢喜佛，而且有时组织王子、王孙们去看，明代的《通俗编》记载：“欲以教太子，虑其长于深宫，不知人事也。”
当然，古代的性教育也绝不仅是“暗示引导”，也有一些性学古籍可供阅读，但不那么普及。少女出嫁时，奶娘、稳婆、小姊妹可能会教她；也可能小姊妹们会在新嫁娘窗前唱山歌，这些山歌都有性内容。唱山歌虽有调笑的成分，但也有性启蒙的作用。
四、性工具的流行
在中国古代，性工具尤其是人造阴茎相当流行。对于性工具，古人称之为“角光生”、“藤津伪器”等，它的功能主要有二：一是补充的功能，女子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性交的满足时，往往使用它；二是娱乐的功能，在男女过性生活时，以它嬉戏，以增加乐趣。
性工具在中国源远流长性工具在中国古代出现得很早，在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中展出了一个石阳具，有柄，说明它是实用物，据鉴定这石阳具已有三千五百年之久。这说明中国人至少在三千五百年前就会使用性工具了。在这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人造阴茎出现，青铜的、玉的、镏金的、瓷的、陶的、骨的、木的等等。2002年7月，在西安郊区发掘一个汉代古墓时，竟一次发现七个青铜的和骨剔的人造阴茎和阴茎护套，从这个墓的墓葬来看很一般，墓主人很可能是个平民，而平民墓葬却有这么多性工具，可见此物当时使用之广。
可是，到了明、清两代，性工具却被称为“淫具”，这是和当时的性禁锢分不开的，性即淫，追求性快乐即淫，那么性工具当然是“淫具”了。其实，性工具的补充和辅助的意义是很大的，例如摘树上的果子，手臂够不着就用棍子打，棍子就是手臂的补充；老年人腿没劲了，要用拐杖，拄拐杖就成为腿力的补充。那么，如果生殖器的功能有些退化了，为什么不能通过一些药具或工具来补充呢？至于夫妻之间嬉戏、快乐，双方自愿，又不影响他人，又为什么要否定它呢？
性工具在古代广泛使用的原因不论怎么说，中国的古代对性工具虽然不明着提倡，却也是默许的，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个。
第一，明、清两代极力提倡女子贞节，夫死不得改嫁，有不少女子，青春妙龄，要守空房几十年，长夜漫漫，是很难熬的。清代青城子《志异续编》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寡妇，为夫守节六十年，每到夜深难眠时，就把一袋铜钱撒在地上，然后再一一拣起，如此几遍，直到倦极才睡。在历史和笔记小说中没有提到守节妇夜间用人造阴茎自慰的事，可能这不便明言，但是从撒铜钱一事看来，寡妇使用性工具真是太可能了。在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中，展出了一个箱枕，在箱枕的夹层中就藏着一个木制性工具，这个箱枕很可能属于一个寡妇使用的，长夜难眠，就用这个性工具“解渴”了。
第二，古代官宦豪富之家往往广蓄姬妾，一个男主人要养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老婆，显然不可能满足她们的性要求，于是这些女人只能用性工具来“解渴”。古人对女人偷汉（现代时髦的说法叫“婚外情”）是严厉禁止、惩罚极严的，因为那样会影响子女的血统，影响到私有财产的继承，而使用性工具则不涉及这些问题，也不叫“失贞”了。有时，男主人还鼓励姬妾用性工具来自慰。例如西汉有个中山靖王刘胜，以姬妾众多而闻名于史，他亲自设计并制作了一种双头铜制阴茎，长短粗细的不同阴茎末端还有个小疙瘩以刺激女子阴蒂，十分科学。此物于20世纪60年代初挖掘满城汉墓时发现，现存河北省博物馆。
第三，有性功能障碍者使用。例如太监被阉割后，丧失了性功能，可是有些太监还要和宫女结为“菜户”（假夫妻），于是就只有使用性工具了。例如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中保存的一个瓷质性工具，就是从天津静海的一个太监墓里发现的。
第四，明、清时代，福建、广东一带海运发展，不少人出海谋生，漂洋过海几年才回来，长期守空房的妻子有时就用性工具来自慰。由于需求的女子多，所以店里也有卖的，但不是公开的。女子去这个店，把头戴的斗笠摘下，放在柜台上，斗笠下面压着钱，然后离店办事过一会儿回店，拿起头笠，钱已被店收去，只有一个性工具压在下面。这就是他们的交易方法。
总之，从性工具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到古时的许多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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